以史为鉴 立象尽意——著名画家肖培金谈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文思境界

一、创作主体精神的确立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文思境界的营造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心情蒙养。心即思想，情即情感，心情即为意，意即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也是创作的灵魂。有心情方能对党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情感，有内在原动力。古人云：意在笔先。艺术创作以意作为先导，统领整个创作过程，“意”是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任何形式技法都是作为手段为主体精神服务。有了主体精神，创作就了方向和目标。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特别强调“意”的表现和境界的营造，也就是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境界。王国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之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关于《晨钟》的创作，作者确实感受到了党的建立对中国革命的作用，从内心感悟到党的伟大胸怀，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党的顽强的意志与境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逐对党有了深厚的情感，进而蒙生创作的冲动和表现的欲望。新的时代，需要以史为鉴，振奋民族精神，再次敲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晨钟，唤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由此构成了党史美术创作的主体精神。

二、深化主题挖掘党史现实意义

深化创作主题思想，挖掘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使命与价值。这就须要深入党史内核，寻找有价值的史料，研究典型人和事件的精神本质并挖掘出对当代的现实意义。2001年，我为建党八十周年创作党史题材作品，首先精研党史，领会党史，疏理党领导革命成功的经验；寻找感人的、典型的人和事件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以及带给我们的思考。抓住党史闪光点，最主要是通过典型的人、事件发现背后深层的“意”。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24年大革命的到来，我挖掘出了三个主题。《晨钟》、《新血液》、《里程碑》。其中《晨钟》以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党的主要创始人为素材，表现党的建立对中国革命的意义。通过《晨钟》再次敲响中华民族振兴的晨钟。《新血液》通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表现，用事实证明共产党的胸怀，中国之富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为了祖国的统一，期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三、构思立意

上世纪二十年代，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是一个极其黑暗的社会。作品力求表现中国社会黑暗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照亮、指引中国革命前程的伟大形象及崇高境界。画面以满构图，借鉴宋人山水画全景的造境方式，气氛还原社会黑暗、压抑、沉重的特征，力求营造一种悲壮史诗般的画面，丰碑式的力量感，突出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即将危亡时刻的历史担当，使作品内涵丰富，有厚度，有深度。在视觉上营造浓重又明亮的笔墨境界，化实为虚，与混沌中放出光芒，给人心理上产生一种即沉重又悲壮的意味，唤醒人们对那个年代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的怀念与思考。苦难的中国社会，悲壮的画面，党的建立，如晨钟敲响人民反帝、反封、反官僚的革命意识，如火焰照亮了中国。

四、形成审美意象

审美意象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意境的基础，古人：立象以尽意。象是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意是主体精神，意象是充分体现了主体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境是由审美意象产生的象外之象，表达无穷无尽之意的象，刘禹锡曰：“境生象外”。意象是境界产生的基碰。美术作品中的境界是作者的感情结合外界的景象的统一体，情景统一是艺术家创造的艺术意境，意境是情与景的交融，是欣赏者通过对审美意象的联想产生一种境界进而体味到意境，也就是情思，是鉴赏者再创造之世界。化景物为情思，是中国艺术的“三昧”，意境是作品的灵魂。当创作主体具备了主体精神，就需要与之相应的客体，使主体有依托，情与景才能发生碰撞，交融，进而产生意境。也就是“立象尽意”。客体形象是立象的基础，更是尽意的载体。由党史中选取典型的人和事件，进而选取典型的客体形象作为审美意象的母体。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是在借形式技法，写客体形象，表现主体的思想情感。“象”是作品的导火索，意象是产生境界的基础，选择好创作客体和生活原型对境界的营造显得非常重要。首先特定的客体，只能表现特定的思想情感，即特定的“意”。《易传》：“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类”字说明景与情须各循其类，联系于同构范围之内。因此为表现对党的思想感情，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客体形象只能选取在我党发展历史中对党无比忠诚，充满正能量，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和高尚人生境界的革命党人的光辉形象，表达主体精神。如李大钊，赵世炎，萧楚女等革命党人。人物身份可大可小，主要是人物的精神境界对后人的灵魂影响。还有是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大事件，如党的建立、遵义会议、长征、西安事变、转战陕北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影响的事件背后蕴藏着深层的“意”。其次，真正能够表达人的感情的客体形象，具有该物象的精神本质的艺术形象。如李大钊之象，从影相资料看朴实大度，文质彬彬，生动感人，且雄浑有力量，是光明的形象，智慧的象征，具有坚强不屈之情志，面对敌人的多次酷刑，从不畏惧，是典型的共产党人形象代表。如果其形象塑造未能体现出精神本质中的铮铮铁骨来，只是维美秀丽的一般文人形象，便起不到立象以尽意的作用，传达不出主体的思想情感，达不到追求特定意境的目的。

创作主体须对客体形象进行提炼、概括、归纳、抽象出体现客体形象精神本质的艺术符号，形成主客体的“复合体”，也就是抓住客体的“神”。“神”即客体物象的精神本质，形是纯客观的，意是主体的思想情感，是纯主观的，神是主客观的复合，是由客体通向主体的桥梁。中国艺术尚“意”，艺术创作就看是否抓住了客体形象的“神”，形成“意象”，进而实现境界的营造。宋代邓春《画继》：“画之为用，大矣哉！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法者何？曰：传神而已矣！”。“神”是生成审美意境的桥梁。“传神”是获取审美意象的“不二法门”。对此，清代的沈宗骞曰：“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欲以笔墨肖之，当不惟其形，惟其神也。”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强调以形写神，把握典型人物和事件的精神本质，传神为上，获取审美意象。否则即使有一定的表现技巧，抓不住客体的本质，徒有其形，也不能表现出真正的“神”，只能是党史的图谱或图解说明书，缺乏思想内涵，难以构成艺术作品。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处理好形神关系非常重要。唐代张彦远：“古之画，或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与俗人道也。”亦是强调抓住客体的精神本质。

然如何在党史题材美术创作中以形写神，以神尽意呢，涉及到创作的形神关系的认知。形是神的基础，神必得形体现，古人因此强调以形写神。而“以形写神”又非以形似求之，是以有意味形式写其神。明李贽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要求作画形神兼备，既是不能只求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神似在绘画形象中表现为不似之似，这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矛盾点所在。创作中对形象的把握须相对写实一些，保持对党史的尊重与客观的真实，既要如荆浩所云：“度物象而取真”，同时又要如张彦远：“遗其形似得其神似”；“神似”则有气韵，有境界。这就是说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形神的掌控有一个尺度，既不拘于形似，为对象细节所束缚，掉进写实的泥潭而不能自拨，又不脱离对象，保持似与不似之间，既“离形得似”，这是审美意象的特征所在。齐白石说的深刻：“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不似求似，似之。”形象处理，不似有失其真实性，太似则伤神，主观的情感和本体语言难以注入，难于形成审美意象。这就要求形象既能反映物之“真”，但又能摆脱“俗”气，如形象刻画过于谨细、极尽逼真之能事往往会流于“俗”，一旦摆脱了“俗”，形象就会“清”，画面有气息，作品有境界。“不似之似”的形之所以能表现神，是因为它在不拘常形的同时，抓住了常理，不似的是客体的表面现象，似的是物象的常理和精神本质。即苏东坡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尤其是党史中的人物客观上说是均为我们未曾谋面的人和事，艺术造型也只能借助影相资料，遵循人和事的常理加以想象，而非写常形。如何造型，需要运用艺术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所不似者，形也；所极似者，神也；所遵循者，理也；所创造者，法也。其次以写神尽意为目标，形为神服务，只要紧紧抓住了这一点，即便是很重形似的写实方法塑造形象，照样超脱凡俗，有境界。同时注重绘画的本体追求，即绘画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强化审美性。（肖培金）

艺术家简介

肖培金，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山水系硕士学位 ，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美术学院“水墨为上”山水画高研班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天津美术家协会山水画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