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画伴终身友——著名艺术家鲁虹、王小宝的深情厚谊

　　少时画伴终身友

　　在因绘画（艺术）而结缘的朋友当中，王小宝是我认识最早，也相交时间最长的，以致双方的家人相互熟悉了起来。应该说，除有共同爱好或十分投缘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一是我们都住在汉口车站路一带，便于相互串门；其二是我们都在1966年8月进入了武汉八中，并成为同学。了解武汉的人都知道，原来属于法国租界的汉口车站路，不仅遗有较多优秀历史建筑，而且形成了各类商铺和文化设施水乳交融的局面，加上老居户多为工商业者、文化人、医生、教师、职员等等，所以由这里成长起来的学生成绩大多很优秀。而我们当年进了压根儿也没想到过的武汉八中，主要原因是那年“文革”兴起，上面发了文件，强调一律要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结果也粉碎了我们想上武汉一中和二中等优秀中学的美好理想……后来，无论是八中的领导，还是老师都普遍认为，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历届中最优秀的一届，我想，这或许与当年有关方面制定的政策，即以居住点为单位，按片就近分配入学的做法有关吧？

1969年，于武汉。左为鲁虹，右为王小宝

　　随着“文革”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其实均陷于停顿状态，按那时时髦的说法，这叫“停课闹革命”。只是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和同学才结束长期在家随意玩耍与没人管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我们班上虽然有50多位同学，起初却只有10多个人上课，——最少时仅只有四个人，而我和王小宝就占了其中的两个名额。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经过巷子口时，一些小朋友一边指着我大笑，一边“夫子”“夫子”的喊个不停。那是个“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期，不但大多数小孩的理想是长大要当工农兵，就连我远房一个毕业于武医的小姨看到我在家里看书学习时，也总是说我想不开、没搞明白，还不如学点实际或有用的技术将来好养家糊口。

　　复课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拉二胡，王小宝突然不期而至，说是要向我传达学校里的一个通知。因为他也特别喜欢拉二胡与画画，我们之间的接触就越来越频繁了，再往后，我们还约好每早去滨江公园打拳练身——这活动一直坚持到了1972年我们一同下放农村为止。王小宝是个目标感及意志力极强的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时间多么紧张，他总是要挤时间画画、读书。而且总是充满火一样的激情，从来也没有变化过。这也正是他对我影晌最深的地方。我这个人从小做事喜欢凭兴趣与小聪明。但与他在一起，我稍稍想偷懒，就会感受到来自他那方面的巨大压力。久而久之，我终于体会到了做学问必须刻苦的道理，自然也从中获益匪浅。好久以来，我总在想，如果不认识王小宝，我肯定一事无成。这也是我十分珍视与他之间友谊的原因。当然，在那个特定时段里，我们彼此更多是交流画画方面的心得体会，比如在我们分别临摹了画家何孔德的水粉宣传画《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就会认真仔细分析其中一些灰色的调法，还有某处的用笔方法等等。那时并不像现在，小孩学画可以很方便的上相关训练班与补习班，此外还有大量的绘画教材可买回家，我们的自学方法是：一边选择若干喜欢的作品加以临摹体会；一边经常到“路边美术学校”去“上课”。说起来好笑，这“路边美术学校”之名是我们自起的，其中“路边”意指中山大道最繁华的地带，即从车站路出发，途经南京路、江汉路、民生路，再到六渡桥；而“美术学校”意指沿途商店中的橱窗设计、大字报专栏中的宣传画与漫画等等。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无言的“老师”。现在想来，我们经常驻足、仔细揣摩的地方有武汉荣宝斋画店、省交通厅与水塔前面的大宣传墙，以及地处民生路口一家画照相馆背景的店铺，特别是后者，因为可以让我们看到画家作画的全过程，故使我们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一位正在画画的老师还把我们叫了进去，让我们坐着看……后来，我们终于有幸认识本校美术老师胡海涛与从浙江美院附中分到武汉卫生防疫站工作的徐芒耀老师，才知道学习绘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就是后话了，这里暂且放下不表。

2005年，于武汉。左为王小宝，中为徐芒耀，右为鲁虹，

　　1969年，特别是在中共“九大”召开以后，我们学校和全国各地的许多学校一样，逐渐恢复了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只是处于大变化的背景之下，校方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显得仓促而混乱。事实上，在当时，“革命”比“复课”占据了我们更多时间，前者包括每天要进行的“天天读”与军训、上街参加各类政治性游行、出席不同名目的大批判会与听取一系列政治报告等等。我和王小宝由于有绘画的“特长”，时常要为不同类型的大批判专栏画报头画和插图，是以，直至初中毕业，我们二人都算得上是学校比较“风光”的“公众人物”，先是办班级的，接下来是办年级与学校的大批判专栏。在此过程中，胡老师与我们朝夕相处，也给了我们以指导，或许是我们经常在他的带领下出现在宣传栏前，于是有同学戏称我们是胡老师的“哼哈”二将。不过，我们因此也得到了回报——按上级指示，从1970年起，武汉各中学要恢复办高中，我和王小宝因不是“红五类”出生，本来并不具备上高中的资格。但校方考虑到我们的特长，特意留下了我们。

　　进入高中阶段之后，我和王小宝在学校更加忙了，除开要上好相对于先前更加“正规”的文化课、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与画多期大批判专栏之外，我们还同时加入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占去了我们在校和不在校的更多时间，尽管如此，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却令我们乐在其中。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当中无疑有一个少年想出风头的心理在作崇——因为作为宣传队的二胡演奏员，我们经常会出现在许多舞台上合奏《北京有个金太阳》，并且，我们也特别享受同学们的羡慕眼光。

2006年，于蒲坼百花岭。右为鲁虹，左为王小宝

　　1970年8月，出于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需要，江岸区教育局根据上级指示做了一个决定，要利用暑假时间，在辖区内从所有学校宣传队成员中选拔若干优秀人员成立一个演出革命样板戏的专门机构。在我的印象中，乐队二胡演奏者的挑选是在武汉16中的大礼堂进行。当场，大约一百多人围成了一个圈，站在中间的是来自武汉歌舞剧院的舒宜恒老师，他让每个人轮流拉一首自选的乐曲，以作选择。所幸的是，我与王小宝被选为了四把二胡中的二把。首席二胡演奏者是来自武汉四十中的郑晓边，他乐感极好，弓法与指法都十分了得，明显在大家之上；居次席的是我邻居、武汉十六中的董建国，我本人拉二胡就是向他学的；第三把二胡演奏者是王小宝，我则是第四把。整个暑假，我们都朝夕相处，除了排练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一、六、七场外，更多是交流拉二胡的体会或畅谈未来的音乐理想。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很遗憾，江岸区教育局的上述决定后来发生了变异，即改由年龄更小的同学成立江岸区“红小兵宣传队”，而我们这批人只是在武汉人民剧院对外演出了几场后就分手了。1971年，我和王小宝曾经为舒宜恒老师推荐，参加过武汉歌舞剧院的一场考试，终因不是“红五类”出身而落选，这也使我们对拉二胡从此有了逆反心理。加上在高中毕业前，我们的美术作品同时参加了“武汉市庆祝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美展”。故在后来的业余时间里，虽然我们偶尔还会拉拉二胡，但转而把更多时间调整在了学习绘画上。

　　正是因为做着未来想当画家的美梦，我与王小宝在高中毕业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留校当老师或到财贸系统当营业员的机会，坚决向校方要求下农村，我们当时既执着又天真的想法是，希望过些年后能有机会抽调到更加理想的的美术专业单位。我们二人的这一想法曾经为很多人不解，近年与老同学相聚时，一些人还不约而同的说，你们二人太有先见之明了，并指出，他们所干的工作都是由社会选择的，而我们所干的工作却是自己选择的。这当然过奖了，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会有改革开放，还会有让我们一展宏图的机会。老天爷知道，我们的选择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而已！

王小宝《山里的农屋》素描，1973年8月13日

　　1972年4月1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和王小宝于汉口老火车站乘铁皮火车下放到了湖北蒲坼羊楼洞茶场百花岭五连，因为他分在茶山二排，我则分在了茶山三排，故而我们分别住在由芭茅草搭成的不同统铺里。好多个晚上，每当我因白天劳动太累想上床入睡时，看到他那个窗口的油灯还亮着，我便鼓起劲来或者看书或者画画……此外，只要有机会，我们总会相约去附近的地方写生。2008年，河北美术出版社为我出版了《蜕变-鲁虹艺术批评文集》。书后的《跋》是王小宝撰写的，其中有一段内容是：“一次难得的休假日，我与鲁虹跑到离连队聚地两里路的公路旁，画《山里的农屋》素描，过往车辆，掀起阵阵风沙，空中烈日，喷洒滚滚热浪，一天下来，我们全身布满尘土，肩、背晒红了，晒破了皮，这幅小素描我保留至今，成为难忘的纪念。”其画作亦登在了文后，并注明了作画时间是1973年8月13日。岁月留痕，而这也常常会激发我对当年下放的诸多回忆，就像放电影似的，比如我们同在连队或场部画革命大批判专栏或办展览的情境；又如我们同在连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演出的场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王小宝画鲁虹，2010年作

　　1974年10月，我先行抽调到了武汉一师美术班学习，而王小宝由于被场部宣传科留了下来，所以晚我一年才到武汉一师美术班学习。整整有近十年的时间，我们交往的密度非常之高——或者在一起画画、或者交流绘画与看书的体会、或者相约到绘画老师徐芒耀，以及文学老师唐翼明、俞汝捷那里去请教……现在回想起来，总有如沐春风、美不胜收的感觉。

　　1984年后，我因住到了武昌湖北文联，继而于1994年调入深圳，彼此面对面交往的时间明显减少，但隔段时间，就会和他，还有其他朋友相聚。这一传统源于中学时期，那时，我们一帮朋友常相聚于汉口车站路辅堂里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里，每人带上一份来自各家的菜肴，挤坐在一起，畅谈甚欢，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各自编织着对于未来的畅想。好在老天有眼，竟然使我们俩能终身干上了自己热爱的工作，这是令我们深感欣慰，并引以为自豪的！

王小宝 油画《生死牌（红土情）》200x155cm 1999年

　　如今，王小宝已是著名的美术家与教育家，作为二级教授，不仅有美术创作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获奖，还曾被评为江汉大学最受欢迎的10位教师之一。而这肯定与他执着敬业、终生勤奋、用心十分有关。故得此事功，亦是自然。

　　2003年夏天，我从深圳回汉时曾经到王小宝在汉口的画室去了一趟，那热如火炉的温度，令我汗如雨下、坐立不安。想想王小宝总是能克服任何艰苦条件而完成他的作品，心里免不了一阵感动，并自叹不如。在这里，我特别想对他说的是，事业固然重要，但身体决不可忽视，否则人生一些更加美好的想法最终难以实现。另外，由于我们已是往七十岁奔的人了，因此对于那些“学雷锋”之类的事情，还是要适当地控制一下，以便能把更多的时间与经历投入到艺术创作中。说这些无非出于一个老朋友的关切之情，却不知他以为然否？

　　2022年10月9日于武汉东湖（鲁虹）

王小宝 油画《静静的故园》185x155cm 2009年

王小宝，江汉大学教授，中国美协会员，海外华人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静静的故园》、《生死牌（红土情）》等作品获得：日中友好会馆大奖;首届中国美术奖；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大展油画铜奖；湖北省第七届屈原文艺奖；湖北省美展银奖、铜奖、优秀奖;全国博雅油画大赛优秀奖等。 

同时还探索“对应画”的创新之路。其“对应画”曾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纽约、东京、温哥华等地展出……获得《2021从塞维利亚到中国——“委拉斯凯兹绘画&雕塑大赛”三等奖》、《2021第九届国际当代艺术风景绘画大奖赛（美国当代艺术画廊举办）优胜者奖》、《2022日本东京都美术馆“第十五届纪念国际书画大赏展”唯一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