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8日，“蔓延——高茜、许静作品展”亮相MEBOSPACE美博空间。艺术家就此作品展进行了“美历夜话|蔓延——由高茜、许静的作品，到植物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现场讨论。
2019年12月28日，“蔓延——高茜、许静作品展”亮相MEBOSPACE美博空间。她们的表现方式，指向的维度，均不相同，但却气质相合，甚至给人一种个展的错觉。
高茜:1973年生于江苏南京。1995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并获硕士学位;现为上海美术馆教育部主任。
许静，1975年10月出生于江苏淮安。1997年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艺术系平面设计专业。200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获硕士学位。师从黄惇教授。现为南京书画院专职画家。
高茜和许静识于微时，早在学生时代就曾合作过，这一次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草”为主题，通过工笔和书法两种方式展开各自独立又遥相呼应的演绎。
艺术家如何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为什么选择植物?它们与我们的精神世界有何关联？
展览开幕之后，艺术家高茜、许静，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古典文化学者董梅，作家、艺术评论家周文翰，美的历程美学生活学院创始人徐娟，展览策展人唐泽慧，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美历夜话|蔓延——由高茜、许静的作品，到植物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现场讨论。
Q1：同样是以植物入“画”，高茜和许静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
唐泽慧：此次展览中，有人可能会说高茜似乎向传统回归了一些，但我认为是当代性的表现方式不同了，之前的是情绪化、私人化的表达，而这批绘画更明显具有超然的气象。在高茜展出的作品中，重复最多的题材是蒲公英，共有三张。这可能是画史上画家第一次用工笔的形式去表现这一物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花鸟是一个非常大的门类，但其实我们对植物花鸟的选择，是一个文化编码的过程。一草一木，往往有深层的文化含义，哪些可以入画的，是经过文化选择的。像蒲公英这类的杂草，之前可能根本没有进入过画家的目光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一个当代性的思考和表现，其中有一些她对传统的反思在里面。
在许静的作品中，她跟植物的关系又不太一样了，植物更像是以现成品的形式进入到她的作品中。机缘巧合之下，她收藏了南大生物系早年的一些用作科学研究的标本，她将这些标本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它们成为一个预设的前提，使她在下笔的时候需要考虑草、叶的形态是什么样的，通过选择书体、书写的内容，与之呼应。或者可以说，这是艺术家在特定的情境之下进行的创作，也是对于书法在当代的边界的拓展。
高茜：对杂草的关注起源于工作室的花园。我工作室花园里一共铺过三次草皮，但每次铺好没多久杂草就开始滋生了，刚开始不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把长出来的杂草除掉，但是后来越清理它们越是生长地繁茂，我就逐渐放纵不管了。夏天的一段时间花园里的野草茂盛得就像《聊斋》的后院一样，各种不知名的小草倒也格外妖娆。那段时间正在看到英国人理查德·梅比写的《杂草的故事》，“倘若有什么植物妨碍了我们的计划，或是扰乱了我们干净整齐的世界，人们就会给它们冠上杂草之名。可如果你根本没什么宏伟大计或长远蓝图，它们就只是清新简单的绿影，一点也不面目可憎。”看到这里我也释怀了，并且，当你换一个角度审视它们的时候，你又能从它们蓬勃的生机中得到很多正面的启示。于是我就在思考植物中所谓杂草的界限和我们该如何宽容地对待它们。
在杂草的定义中，最熟悉最简单应该是“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的植物”，就像我花园里最不希望长杂草的地方它们疯狂地繁衍。这些烦人的小草，类似蒲公英、田旋花、节节草、马齿苋、藜、荠菜……慢慢地侵占了整个花园。它们不按常理出牌，恣意地生长，也不管各自的姿态，也不管是否适宜于在此处安家，是否协调。它们不入眼、不入流，和我们驯养的兰花、牡丹相比就好像“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别一样。
但“杂草”的定义都是从人类的角度赋予的，它们在人们的眼里的妨碍人类的植物，扰乱了世界，打破了规则，它们变成具有侵略性倍受指责的一方。“各种各样的事物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这让双方都不知所措，但有时也会带来新的契机”。
许静：这次的展览，我和高茜选择以植物为主题进行创作。我选择了植物标本。下笔之前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书法形式来对应植物的主题？要表达什么呢?我用的这批植物标本是南京大学生物系在四五十年前制作的，它们有着不同的种类和形质，比如有些是线性的，有些是块面的。植物给了我最直观最新鲜的感觉。而我要做的是如何与文字结合，如何用书法来表现。比如有一些标本很静态，我会用小楷来书写，而有些标本比较自由，动态十足。我会用行草来对应。加上线条的虚实变化以及墨色的浓淡调度可以增加作品的丰富性以及与标本的契合度。当然内容也很重要，我选择了画论。首先标本是自然界存留的画，画论是艺术家眼中的自然。二者的关系很有意思。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凡画气韵本乎游心》，因为我特别喜欢“游心”这两个字，所以就把这种创作感受与植物标本进行呼应。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玩，非常的感性。
高茜《不再荒芜之一》103x30.5cm纸本设色 2019
许静《植物标本之二凡画气韵本乎游心》38.5x27cm书法、综合材料 2019
Q2：我们一直在谈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但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发生的。高茜、许静如何做到入古出新？
许静：我从四五岁开始写字，传统的功夫下了不少。后来我发现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把传统的书法以一种更当代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而言，这其实是一个命题，也是必须要面对的。
一直以来，我把自己设定在临摹和创作之间。两个都不敢荒废。临摹的持续性很重要，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对古法会有不同深度的理解。所能看到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临摹是直面古人，是对话。碑帖是镜子，映照出自己。古人的书论里早就有大量的论述，所谓的＂入古出新＂。
然而我们生活在当代。当代所有的艺术都有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哪怕是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所以，我喜欢绘画，音乐，电影，当代艺术。与不同艺术门类的朋友交往都有可能产生灵感。
书法于我很多时候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它需要时间。当然也会有质的飞跃，那就是契机了。比如我的＂酒书”。它源于一次聚会。那天红酒与墨之间产生了惊人的关系。两者结合后，呈现出一种更新颖或更视觉化的变化。彼此清晰也彼此叠加。这次我把酒书运用到传统书写中。比如《咏竹》。的确效果不同以往，很仙气。类似这样的尝试会对我的创作产生特别大的引发。我觉得是老天给的。也让我触摸到了所谓的创作＂临界点”，多次的探寻与反复的触摸使我更加笃定于自己的这条路。所以，创作的乐趣就在于过程。
我希望未来我的书法作品具有传统特质，同时它是自由的轻盈的。正如苏东坡所说：＂灿烂之后当复归平淡＂。淡字何其之难，慢慢修行吧！
高茜：我和许静最早合作是在1996、97年，是在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时。2017年，我和张见在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双个展，展出了我的代表作《花笺记》。我以《花笺记》为作品名，绘制了香奈儿JERSEY系列香水的成份，它由各种美妙花香和草木香组成，包括鸢尾、茶花、檀木、苔藓、藿香、黄葵、薰衣草、荑兰、格拉斯玫瑰和茉莉等，穿插香水瓶和蜗牛、交尾昆虫，并用宋人的百花图卷的方式呈现出来。我请许静在前面题了一个很长的跋。许静的字是很传统的，我的画也是很传统的，但是绘画的题材却不能说是传统的，因为香水瓶肯定是一个比较当代的物象。
这次的杂草，它的典型形象是一种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们又占据了驯养植物的空间和资源。它们很底层，往往被忽视或嫌弃，挑战我们忍耐它们的限度。除了我花园里生长的杂草，还有遍布四海的蕨菜、萹蓄、喜马拉雅凤仙花、小蓬草、贯叶泽兰、醉鱼草,它们生动地展现着自然界的生命，不停地演化，抗拒着人类文化的束缚。我也是逐渐地尝试用内心去接受它们，发现它们的内在。我搜寻了很多关于“杂草”的图片和资料，它们的名称和种类之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在绘画中却很少以此为主题，它们最多是配角，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标本式的图样用来被人们作为教科书来认识它们的面目。以前我画牡丹画蝴蝶，我脑海中会浮现《百花图卷》，但面对的这些杂草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完全是用自己的各种经验去画一种新的东西，我心里十分的兴奋。
那天我看到许静在生物标本上面写字，她的这种组合，感受也特别新鲜，和概念中书法感受不一样，它跨了另外一个学科，是自然的造物和法书的结合。
许静《咏竹》22.5×84cm纸本书法 2019
高茜《丛生记之二、之三、之四》46x26cmx3纸本设色 2019
高茜《丛生记之五》62×46.5cm纸本设色 2019
高茜《杂草的故事》50x150cm工笔装置（绢本设色、生丝、蚕茧、植物标本）2019
Q3：不约而同？植物与文化、艺术之关系
周文翰：许静刚才说她的植物标本是从南京大学收来的，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因为南京大学是原来的中央大学，是近代科学，尤其是植物学，被引进、传播、研究的中心。这些老的标本都很早，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从民国，收集而来。这些野草、杂草之所以能出现在绘画或艺术之中，其实是跟现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有关。
这个源头可以追溯至康熙乾隆皇帝的时期。当时伴随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科技被介绍到了中国，其中就包括铜版画。这些铜版画中就包含图谱化的植物，它们都是欧洲画家或科学家用科学的态度进行的客观表现。受到他们的启发，乾隆皇帝让中国的画家，包括传教士画家，画了《海西集卉图》，即从西方传入的植物，还用类似图谱的画法，画成《十骏犬图》、《十骏马图》，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表现动物的结构、造型。
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我们还引入了另外一种现代文化——我们以前喜欢的是具有重大文化价值的植物，比如欧洲的百合、鸢尾等，但在18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一种文化思潮，歌颂这些在当时不被表现的人物、植物、动物，如雨果的《悲惨世界》，表现的就是下层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这种文化传到了中国，最有名的是谁？是鲁迅。他写了《野草集》，歌颂的是低微的、具有反叛精神的，但是蔓延着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在现代化中国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在科学上研究所有的植物，在文学文化上关注以前不太被重视的植物、动物，赋予它们以文化的意义。所以，野草、杂草变成了一个被歌颂、被不断书写的文化形象。
发展到现在，高茜和许静这两位艺术家又把它们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采用了一种艺术的方式，好像是抽离了文化、社会的背景，变成一个视觉上的欣赏对象，但是它们隐隐约约关涉到了现代文化，与之形成了一个对话。这可能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魅力，即从一个视觉上的东西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深的、更重要的文化想象之中。
董梅：我对植物的关注，首先是自然性的关注，因为我个人喜欢花花草草；然后是文化性的关注，我喜欢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草木。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维度来讲，我们这个族群的自然观其实有一个属性，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观。中国的诗人或画家，他们所表现的自然往往都是含情的，是带有人格化特征的。如李白的“草木依依,皆若有言”，草木表现出的依依情态，就像是要跟我们对话一样。我们从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就能看到这种含情的特点。
我从这个展览中感受到了植物和女性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老一辈艺术家潘絜兹先生有过一个绘画的主题就是“花与女”，这个主题很有隐喻性，因为女性和花之间有着非常近的关联。正因此，展出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含情的人文气质，一种东方的女性气质。
刚才两位艺术家还聊到了与传统的关系。其实，她们说的可以合为一个命题：艺术个体和传统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源头来讲，可以说是文化的族群共性和艺术家的表达个性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的族群共性是什么？两位艺术家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植物的关注，以此作为创作题材，如果我们回到原点去考虑的话，也许与我们每个人和农耕文明的来处有关。按照中国考古学界奠基人苏秉琦先生的说法“我们有着一万年的农耕传统”，所以，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我们和植物的关系。我们这个族群和植物有着这么长久的关系，所以一定是立体化、多层次的构成关系。
比如我们说人吃五谷杂粮，其实就是我们和植物之间的物质性的关系。杜甫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我们和植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比如，“四君子”、“岁寒三友”，其实都是我们把文化之中的最高的人格理想寄托于植物表达出来，这是精神上的关系。再比如我面对的这幅《离离原上草》，如果从植物在文化之中的表征来讲，它所隐喻的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周易》的文化源头期就开始了。
正因如此，我会关注到《红楼梦》里的植物。红楼梦其实是一个植物王国，尤其是大观园，里面将近有300种植物。作家调动了植物这种语言来介入到他的艺术作品构成之中。以贾宝玉住的怡红院为例，这个空间里有两种植物：芭蕉和海棠。其中，海棠从品种上来讲，属于女儿棠。作者用女儿来象征心目中的理想之人格。这种人格是清洁的、去社会性的、去功利性的，是趋于自然性、灵性与天性的。这和红楼的主题是匹配的，红楼的主题之一就是“证情”，要论证人生的生命之中真实情感之可贵。芭蕉则是为了“证空”，是作者从佛学借用的完整符号中的一个。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中说：“诸法如芭蕉，一切由心造，若知法无实，知心亦是空”。芭蕉喻空，是有自然依据的：叶叶剥取，中无所求。进而言之，海棠和芭蕉，分别作为“证情”和“证空”的植物符号，含蓄隐晦地揭示了小说的二元主旨，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红楼梦》的入口之一。
许静《离离原上草》60×180cm纸本书法 2019
许静《暮春咏斋中瓶花》24.4x62.4cm纸本书法2019
许静《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31 x20cm纸本书法 2019
高茜《丛生记之七》53.5x25cm纸本设色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