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骨文心 大家气质——论著名艺术家王明明的书法美学品格

——论王明明书法艺术

　　当代画家在通往大师的路上，有一道很高的“坎”：书法。在书法的背后是文化，在文化的背后是哲学，只有打通了这三者之间的关节，形成彪炳独异的风格，进而影响到一个时代，泽披后来者，这才是成为“大师级”人物的基础，也是真正名家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代画家善写书法者众，但将书法写到专业书家的水准，极为鲜见。著名画家王明明先生的书法，葆有帖血碑心，以拙藏巧，文质昂扬，业已形成画家当中独特的“文人书法”，实乃罕见并值得深研。

“唐诗宋词三百首”小楷长卷（局部）

王明明先生在当代美术界，早已成声名遐迩的大家。他以中国画为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类皆精、齐头并进。自五岁开始画画、临习书法，书法与国画共同构建成他的艺术生命。从艺六十余年来，王明明的书法犹似“保留节目”，观者得以赏鉴的机会较少，这符合王明明一以贯之的低调稳实、清雅儒静的性格。直到2013年，为感恩令尊王念堂先生一生的悉心培养，王明明和弟弟王卫明协同96岁高龄的尊甫，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墨缘书韵——王念堂、王明明、王卫明书法展”，王明明的书法终让艺术界一饱眼福。父子三人共展出真、行、草、隶等各体精品七十余幅，书写形式包括中堂、对联、扇面、手卷等，展览序言由王明明之子、著名青年学者王加撰写。王加自述道，在他的印象中，打幼小开始，他在这个艺术世家里耳濡目染最多的词汇就是“传统”与“传承”。从家庭到北京画院，再到王明明的艺术实践，承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成为了核心使命，这也是王明明在书法艺术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所在。

书法、绘画、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携手而行，它们共同穿越历史的烟尘，感受人间世道，最后又形成各自的审美体系和品格追求。中国画自近代遭受“西风东渐”的改良与变革以来，书法传统正在逐渐消弭，尤其进入当代，更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艺术现象——书法水平的降低，导致写意精神的丧失。因此王明明认为书法不但可以写心、写情，还可以写意，他以独立的书法人格，塑造了个性率真的审美世界。“以书入画”这是广为人知的传统，但当下一些画家以为只要将自己的书法写在中国画上一大段，或者来个标新立异的题款，就达到了“以书入画”的境界，这是一个误区，“以书入画”的书法水平与国画作品需要般配和合拍才行，即是说，只有达到或高于国画水平的书法，才可以为国画作品锦上添花，否则，可能是相反效果。故而，写好书法是当代画家不可或缺的技术活和系统工程。

王安石《晚楼闲坐》（行书）

作为“文本”的书法相对于“非书法”概念。只有进入“文本”、形成“文本”的书法，它才能彰显规范的要领、示范的意义。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曾以“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国画三原则：深厚的文化学养、高尚的品格风范、卓越的艺术技巧，这三原则是“文人画”的三件套。画家的画以“文人画”作为高标风致，画家的书法是否也有“文人书法”的定义，笔者以为，王明明的书法正是当代画家“文人书法”的代表，清雅、劲逸、趣真，饱含了正大恢宏的时代气息。他深悟古人用笔之妙，“全以疏密、疾徐处见意”（清•陈玠《书法偶集》）。篆、隶、行、楷的基本特点：工夫深，结体稳；资性好，落笔超。书卷气行乎其间，绝无俗态，章法浑成，神明贯注。“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这是西汉扬雄两千年前的惊天一叹，也开启了中国书画理论史上著名的“心画说”。言能达心，书能达言，王明明的书法正是这种情志的彰显、“心”的展现。“情”与“志”皆由心生，它们不但可以诗的形式，也可由书法的形式来实现。

高骈《山居夏日》（行书）

王明明的书法诚然乃“心之迹也”。他与朱长文一样，深切地从颜真卿的书法中体悟到 “心画”的意涵。清人周星莲曾经从训诂角度阐述过“画字”与“写字”的区别，认为只有两义兼备，方可写好书法，尤以“写心”为贵。王明明的书法并非建立在“置物之形”的“形学”之上，而是“输我之心”，与文学中“诗言志”的观念相同，书法应当“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清刘熙载《书概》）总之，书法要具备“写志”的功能，将自己的内心、情志、才识、志趣，通过笔墨表现出来，在书法的审美上超越形的限制，进入“意”与“象”的层面，与人的内心情志相融合，最后达到“书言志”的神妙境界——从这一角度来说，王明明的书法就是一部“心”的传记，写满心灵的故事。

“书卷气”是当代书坛的热门话题，也是“文人书法”的标配，然并不是将书法写得外有整齐观感，内有古法可循，看上来很美，就代表在书法上获得了成功。王明明书法体现出的“书卷气”，是蕴含于作品的精神与气质，彰显我心以明志，激扬众心以醒时，这是千年书法难觅的精神之魂。

王明明书法的“书卷气”，就是古人常说的“士气”，士之精神，士之精华。在古人眼中，“学问文章之气”即为“士气”，也就是常人理解的“书卷气”，但在王明明心中，这“书卷气”要体现“士文化”的果敢与坚定意志，在困难面前永不言败的精神，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这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书法发展历程中最为闪耀的气质，却是当代书法或缺或残的时代因子。因此，从精神气质上改变当代书法的结构，只有饱含学识之士的真正大家才有这样的深沉思考。

王明明在六十余年的书法实践中，一边思考，一边前行。他在书法作品中追求的是大文化背景下的“书卷气”，而非古人所讲狭义的“书卷气”，这一点在他的楷书中最为分明。《古意毫端——王明明书法集》收录的王明明小楷作品有：苏轼《石钟山记》《喜雨亭记》、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曹操《短歌行》、陆游《夜登白帝城怀少陵先生》《临安春雨初霁》等，其小楷笔法天然清新，雅秀质朴，有法可循。在这里，我们可以拟出王明明小楷风格承传的时间轴：钟繇、王羲之、欧阳询、米芾（黄庭坚）、赵孟頫（文征明）、邓石如（何绍基）。收录于《古意毫端——王明明书法集》中的20余幅小楷，师法王羲之、欧阳询较为明显，魏碑的书风渗透其中，质妍共存。尤其魏碑的“质”，正是北派书法所形成的古朴、豪迈的风格体现，王明明在小楷中融入北朝碑刻的用笔形态，锻造出刚劲有力的身骨，使小楷具有“立定”的精神。同时又继承了欧阳询温婉秀庄的楷书风格，使作品透出南方的那种秀美温婉、潇洒轻松的艺术特质。

“唐诗宋词三百首”小楷长卷（局部）

收录于《古意毫端——王明明书法集》的小楷作品，和2022年“王明明古诗意画百开册页展”上的长卷小楷“唐诗宋词三百首”相比，前者古意十足，后者韵味更浓。《古意毫端——王明明书法集》中的小楷作品，线条排布利落，起笔多中锋侧入，收笔则是轻提、略按、速收，画面古朴简净。转折、勾挑时，不作过分处理，许多撇折似断笔之后重又提笔，折笔成方，撇捺结束时有着类似于魏碑的切尖效果，收放自若，清劲古雅，整幅布局如“千里阵雨”。“唐诗宋词三百首”长卷小楷，适量吸纳了行书用笔、隶书笔意，使整个作品珠圆玉润。很多横笔画暗含了隶书收笔的微小波磔，平中寓奇，在工稳中见跌宕之姿。如何将小楷写得字法端劲，是历代书家所难。小楷水平的高低，重点在于偏旁的处理上，王明明对小楷的偏旁处理有着独到的经验，即分有主客，自相映带，趣向与心志统一，表达出楷书难得的意境之美，真正做到“其楷字盖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宣和画谱》）。

书法自古以来讲求“血、骨、筋、肉”四者俱全，有间架，有结构，有形势，才能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壁坼路。由于王明明在童少时代，已做足“童子功”，后又拜启功等书法大家为师，拾得书法三昧，乃情理之中事。历代书法传承主要有两条路子：临帖与摹碑。“书卷气”的概念就是伴随清代碑学运动而兴起。王明明自幼临帖，帖血融贯，深入骨髓，使书法在形制上法规谨严，流美谐和。随着他在中国画创作上迈向更高层面，愈发感觉到书法取碑的重要性，因为碑性不但可以改变书法，也可改变中国画。后期的王明明书法，无论篆、隶、行、楷，碑味的渗入和融通更为明显，这是他进一步体会到“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的原理。至此，他书法中的“书卷气”又增加了“金石味”，呈现“帖血碑心”的双重之妙，其大文化视野下的“书卷气”更为丰盈沉实。

徐渭《青藤书屋》（行书）

在笔画的使转中，王明明并不完全恪守“行书之道”，用中锋与侧锋相结合，实现偏锋、侧锋向中锋的过渡之后，他又轻提笔管，铺毫、裹毫转为聚毫状态，又可以继续中锋用笔，这种转换的奥妙正是篆籀用笔的特点，所谓“笔断而后起”，由此可见，王明明书法用锋的灵活性。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就是正偏锋兼用的绝代高手，他的《兰亭序》就是“取妍处时带侧笔”的经典。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也是此种笔法的高手，清人杨守敬总结这种“中侧兼用”时，曾感叹：“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王明明的笔锋是霸气侧露的，在貌似平稳的运笔中，让人感到字外有笔，笔短意长，而这也是他的行书含有魏碑意味的见证。收笔果断，犹如以斧刻石，在笔画到位后，笔意仍在绵延之际，突然收斧入怀，气势在空中回荡。

王明明行书用笔的最大特点，在于徐疾火候的掌握。曾有书家认为书法“贵速而贱迟”，“书者虽速而法备”，这是对书法的过激理解。古人谈论用笔，不外“疾”、“涩”二字。涩非迟也，疾非速也。王明明曾专研国画大师黄宾虹、李可染的书法用笔特点，李可染的书法用笔一开始总有“疾”的特点，用笔过快肯定会留下浮滑之弊。李可染跟随齐白石学画以后，终于悟到书法用笔最为关键的机玄——“慢”。在“慢”中可以使尽笔势，收纵有度，得其真态。王明明从李可染向齐白石学到的“慢”中，有了自己更深的切身体会。但王明明并不是所有运笔都较慢，转笔时也有较快的节奏，做到提笔无迹。撇捺时的空中抽锋，先快后涩，实锋与虚锋隔空取势，缓以仿古，急以出奇，气如奔马，亦如朵钩，轻重出于心，而妙用应乎手。

范仲淹《岳阳楼记》（行楷）

　　书法是中国绘画的底线，只有坚守好书法，才会为中国画增加无限魅力。王明明作为当代国画大家，在此方面是以身为范，他在自己的学术著作《我心观道》中主张，画家不但需要精于书法的深造与磨炼，还需要更为精深的微观层面的笔墨及宏观境界的提升。因此，在绘画创作中他尽力拓展书法的空间，使书法与绘画相互映衬，相互激发审美的力量，臻至化境。

　　以古人之拙，写现代文心，这是王明明从书法到绘画的第一层意义。王明明在书法中对于“拙”的追求，超越了古人境界，但这种“拙”并不是完全因袭古人的创作方法、思路和技法，而是让这种“拙”内含有当代文人的书卷气。这种“拙”很厚，很重，也很满，当这种“拙”在书法中与当代文人的心灵相遇，就会发挥这种“拙”对现代画境中“俗”的干涉和影响，造就对当代中国画一种潜在的冲击。古人云：“能用拙，乃得巧；能用柔，乃得刚。”王明明用书法的“拙”来改变中国画的“俗”，才是他精心钻研书法的基本用意。

　　让书法对中国画形成一种穿透性，这是王明明从书法到绘画的第二层意义。书法与绘画无疑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主题之一，它们与文学都是密不可分。仅仅凭借绘画吸纳文学的营养是不够的，书法的背后是书法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支撑与成因。临习、创作书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吐纳书法文化的过程，将其精华融贯到中国画中，而不是简单地停留于书法形式美的借鉴和吸纳，更为重要的，是将书法文化以及背后包括文学性相关的思想、哲学等，统统都化为中国画的文化因素，使中国画的内容更为饱满坚实。这在王明明历经十三载创作的百幅古诗意画中，更为昭明与真切。每幅画取材于历史上的名诗词，同时王明明以书法将作为题材的古诗词完整地书写于画面，画风与书法结构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他从深度上拓展了“以书入画”的新内涵，不但以书法的形式美入画，在中国画创作中糅合进书法的笔墨技巧和用笔特点，而是将书法背后的文化思想与思考，哲学性地融贯到中国画创作中，从而在中国画里构建传统文化的“大文化观”。后者也是王明明从书法到绘画的第三层意义，书法是他观察文化、思考文化、推广文化的一条精神通道，这条通道的终点就是中国画。

　　为了使自己的书法能向中国画推进，王明明采取了“以书法作为文本”的方式，在书法里融贯文气、书卷气和超越性。中国书法是形而上道的学问，自古以来，它就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担负着“由艺进道”的历史责任。在书法的身上寄托了古人太多的思考，“道”已成为人们触手不可及的最高境界，代表着一种书法的高度。因此，王明明有意从深度上来思考，来开拓，他始终保持了与古代先贤圣哲交流对话的姿态，而不仅仅是聆听。他将自己的书法集取名《古意毫端》，将“古诗意画百开册页展”命名“意飘诗外”，将花鸟作品集名之“心迹自然”，将手卷作品集取名“情寄古怀”，从这些画册、展览的名称上就可看到王明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入与切入，古意蹁跹是他毕生心之所向，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艺术语言都沉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深处。

　　王明明祖籍山东蓬莱。在山东这片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以天下为己任，以圣人君子为理想，这是儒家思想的至高点。置身于书法文化之中，我们从书法里看到了王明明光明磊落、至大至刚的道德人格理想，以及与天地往来的心性修为，这是他的书法拥有雅正力量的背景原因。欧阳修评颜真卿“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书法与绘画有着天然的结构性关联，这为古往今来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王明明刚劲爽朗的笔墨，不但有其“实”，更有其“文”，体现出儒家“正心诚意”的思想，诚实而无一丝虚伪，因而他的书法必定自然刚劲，如山川水脉奔涌，洋溢着久以难觅的“士”之精神。

《秋趣》花鸟画

《秋实》花鸟画

《双栖图》（花鸟画）

《秋塘野趣》（花鸟画）

　　王明明运用在古诗意画中的书法，用笔率真，突出了结构的趣味，与画面有机地呼应。他的手卷《桃花源寻幽图》、《醉翁亭同乐图》、《西园雅集图》、《琵琶行》上，原诗词的书写基本占到三分之一位置，但书画之间紧密缠结，同气相和，异体律动，书法与画面互构呈现出谐和之美，使尺幅之内，含情万里，黼藻情灵，披封睹迹。特别是王明明一些花鸟作品，画中题款与落款都体现着极大的想象力，释放着书法的绘画功能。《秋趣》中的题款“秋趣”二字行书，两笔右捺笔画含有隶变的意味，右翘如燕尾，两笔左撇则呈现黄庭坚的力道，与浓淡墨画成的鹭鸶，枯笔扫拖出的芦杆，极为和谐生趣。再如《秋实》，“秋实”二字的笔势与画面中石榴倒挂绽开的姿势，有彼此唤醒之妙。《双栖图》因画面上的浓墨点较多，朱砂泼洒在画面上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时的书法落款只需要雅俊清秀的字迹，实现与浓墨的浓淡互衬效果。《秋塘野趣》题款，既不是常规的上下左右，或者画面的靠边部位，而是在靠近左上角但很不靠边的植物根部，印章也是，这没有大胆且理性的想象，没有良好的书法功底，谁也不敢这么做的。但王明明就是这样做了，在中国画作品上打破常规题款，实质是打通书法与绘画、文化与哲学上的关键节点，达到思想境界上深融互通的结果。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上曾写道：“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王明明的书法运用于绘画，是充分掌握了毛笔运行时蹁跹的姿彩，在用笔、结字、章法上大胆赋予行书以俊美，赋予楷书以雅劲，赋予“书卷气”以时代气质，使他的书法内含古质，继而又将这种古质移植或嫁接到中国画作品中，呈现“烟霏露结”的动人景观，在俊美与古质之间实现了微妙平衡，散发出继古开新的魅力。（金肽频，艺术评论家、当代诗人、作家）

画家简介

　　王明明，1952年5月出生于北京，山东省蓬莱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无党派代表人士。

　　自幼酷爱绘画，儿童时代的作品曾到三十几个国家展出，曾获世界儿童画比赛特等奖、一等奖。长期刻苦学习和创作，求教于吴作人、李苦禅、蒋兆和、刘凌沧、启功、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诸名家，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1977年考取中央工艺美院未入学，1978年10月调入北京画院从事专业创作。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大型画展，曾在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等国，和北京、香港、台湾等地举办个展及讲学，出版多种个人画集。

　　1990年3月-2000年5月任北京画院副院长，2000年6月-2002年2月任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2002年2月-2017年11月任北京画院院长。2000年8月-2009年12月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2010年1月-2015年4月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曾任：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第六、第七、第八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第四届、第五届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统战部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北京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北京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