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自天机 出于灵府——著名画家肖培金论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心灵境界的营造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题材创作，又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要强调思想性，突出主题性，符合时代主旋律，这无疑对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才能保证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境界提升，体现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价值意义。中国艺术精神崇尚“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只有具有较高思想境界的创作主体方能融入党史，对党史有感应，与党史产生共鸣，产生创作的灵感。因为共产党人是以崇高的理想信念领导中国革命，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生境界，所以创作主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要与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相合拍，才能使创作主体与党史接轨，从内心走进党史，亦为“心师”党史。只有从内心感受党史中共产党可歌可泣的、生动的人和事，有真感情，才能挖掘出党史中典型的人和事件的精神价值，既能形成主体精神，又为境界的营造提供鲜活的素材和生活原形。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艺术创作遵循的规律。“心”实际上与意境之“意”同一内涵。艺术创作是造化于外，心源于内，内外结合为一体，发之于心，行之于笔，立之于象，现之于画的过程。这里的“造化”，于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来说，即是党史中鲜活的生动感人的人和事件。创作主体的心与党史题材相融合，才能化景物为情思，形成画面形象，产生审美意境。因为美术形象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物的外表形象，而是融合了主体的思想意识、情感、体现主体精神的形象。因此，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对主体精神即作为胸襟学养的“心源”特别的关照。以高雅的胸襟学养去感受党史，可以发现常人无法得到的党史中精灵的陶冶和享受，从而获得意境美的创造能源，即是宗炳所说的“澄怀味像”，也就是以“澄怀”观党史，发现党史中高境界的精神与大美。当我们面对李大钊同志受尽酷刑，以钢铁般的意志，宁死不屈，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从容就义，表现出李大钊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为我们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怎不为之感动。此时我们已被共产党人的精神所震撼，忘记了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心中唯有对共产党人高尚情怀的敬仰。以这样的情感来表现李大钊同志的精神，又怎么能不出意境呢？相反，如果创作主体不是从内心感受到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即便有再好的绘画技巧，或者刻画再精细，也只能徒有其形，而无其神，即得到李大钊的外形，而决不能得李大钊之神，更谈不上境界可言。也就是如石涛所言：“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党史中生动感人的人和事件与创作主体“神遇”而生灵感与意境。可见，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境界的高下，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与灵感。宋郭若虚：“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所谓神之又神……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郭若虚认为绘画是“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即是得自灵感，法心源，气韵的“生知”与“天机”相关。“天机”是美术创作的灵感，是主体与客观互感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审美主体感物与物合拍那种际遇和际会。由此，“天机”与画家的资质，也就是思想境界相关，黄休复曰：“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即是画家的思想境界迥高，故其思与神“合”，画面呈现出来的“意”和“体”也能与宇宙的神化权变应“合”，进而传达绘画的主体精神。创作主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其思想境界与灵感的产生。创作主体站在什么立场，如何对待党史，亦影响着作品传递的精神价值取向和作品的意境与境界。可以说，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是创作主体心灵的留影。

二、创作主体的文化素养与品格

意以心为源，故谓心源，它包括学识、修养，也包括人格、品德。鲁迅先生论现代美术：“创作，看似是一幅画，一个雕像，其实是作者的思想和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观赏，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性的影响。”强调画品与人品的关系。以高层次的“心源”去领略党史，必然获取高层次的感受，从而获得对党史高境界的认识。因此，创作主体的文化素养对党史题材创作境界的营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品关乎画品，宋郭若虚曰：“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也就是说人品既高，画品不得不高。而人品的高下，又取决于人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德，党史题材美术创作本身须创作高品格的作品，才能达到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以高雅的艺术陶冶情操的功效。清王昱：“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之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党史题材创作强调思想性，主题性，不同于文人画“聊写心中逸气”的自娱性的闲情逸趣创作。党史题材美术创作须有严肃、严谨的心态，表现正大气象，中国气派，中国神韵，才能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是作品的灵魂，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征。

三、创作主体的爱国主义情怀

党史题材美术创作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党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主旋律，时代呼唤家国情怀的作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因此需要创作主体以满腔的爱国主义情感投入创作。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创作主体具有爱国情怀，才能欣赏、敬仰、崇拜爱国主义精神，发现党史中哪些爱国的，体现中华民族魂魄的，体现中国精神的典型的人和事件，并从典型的人和事件中，抓住其精神本质，中国神韵，和对当下有现实意义的素材，强化作品的思想内涵。党从建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充分体现党的爱中华民族，爱中国的情怀，因此党史中涌现的生动感人的人和事正是对祖国深深的爱。如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就是爱国的行为；飞夺炉定桥的勇士们；渣子洞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为了保家卫国，长眠于长津湖的冰雕连勇士们；钱学森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决意回国致力于国家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华为”为中国科技领先世界，倾全力研发“芯片”等等，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放和建设事业涌现的可歌可泣的壮美事迹，都是爱国精神的体现。创作主体带着爱国的情怀，感受党史中爱国的人和事，才能发现体现爱国精神的，鲜活的素材，激发创作的激情和冲动，作品才有感染力。

肖培金 《晨鐘》局部

新时期，和平年代，应赋予爱国主义新的内容与形式。因此，如何树立创作主体的爱国思想，培养爱国情怀是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心灵境界营造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快节奏，信息发达，追求物质财富的时代。人的价值取向容易重物质轻精神，从而使人生驰入追求财富发达的轨道，这就使得创作主体面临人生价值意义的定位，是以物质财富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还是以追求艺术精神境界为目标，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涉及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思考。人毕竟生活在现实的世俗社会中，都有物质生存的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人的生存又是具有社会属性，尤其是文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张彦远：“成教化，助人伦。”强调绘画产生的社会功能，绘画不只是一种用来养性怡性的艺术，要为社会发展、文化精神服务。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处理好名利与艺术的关系，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天平上，人生的法码倾斜于国家利益，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生，以张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人生的目标，创作主体以民族大业为重，淡泊名利，远离庸俗，不以金钱、市场所诱导，追求高品位的人生境界。庄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创作主体心无旁骛，制心一处，以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精神，达“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境界。用毕生精力潜心研究中国绘画，才能得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以弘扬、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真、善、美的作品陶冶情操，启迪心智；画说党史，以中国绘画语言讲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传递中国精神，这就是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创作主体养得一颗真诚、朴素的爱国之心，党史题材美术创作心灵境界的营造关键所在。（肖培金 壬寅孟夏培金于见山堂）

肖培金 《晨鐘》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