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发展之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一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照此观点,就可以将中国画走向现代视为对西方相关思想进行各种回应而实现的。然而,尽管中国画的现代面貌与西方的影响的确有莫大的关系,但全盘套用此模式,必然会导致以偏概全,枉顾事实而造成真正具有原发性的创新受到忽视,继而对中国画自身文脉的生发维度形成误判。
《结庐锦水畔》 39cm*99cm 纸本水墨 2002年
《相逢酒罢且吟诗》 90cm*90cm 纸本水墨 1998年
《数家茅屋闲临水》70cm*69cm 纸本水墨 1996年
在我看来,孙博文先生的中国画,恰恰就属于费氏模式之外的一种存在。孙先生早年的绘画遵循传统,无论构图、笔墨、设色、造型,基本都恪守了自古以来的审美标准。这既为他扎根传统文脉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他晚年的革新进行了大量积淀。
《昆仑秋水长》 137cm*69cm 纸本水墨 2002年
事实上,即使在孙博文先生的晚期创作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具有传统面貌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孙先生的创作生涯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中国画的文脉。那些尺幅令人惊骇的巨制,尽管新意迭出、声势夺人,却依然在中国画发展的自身逻辑之内,并不属于回应西方艺术而催生出的结果。
《秋色连波寒烟翠》409cm*143cm 纸本水墨 2000年
纵观孙博文先生一生的创作,变法之路大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从彼时起,他开始大量尝试重彩和泼彩技法,逐渐跳脱传统图式而呈现出一种奇崛的视觉效果。
《江光山色相辉映》179cm*96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孙博文先生的重彩与泼彩最初基本上架构于传统山水图式和审美趣韵,笔墨抒写亦未脱离再现性的理性认知,故而其泼写行为更多地从属于形式本身,情感思绪没有得到彻底释放。这一时期的作品,墨与色交合自然,浓淡层次过渡分明,画面具有一定的抽象意蕴。
《暮色初上正黄昏》137cm*69cm 纸本水墨 1996年
众所周知,用“泼”的方式进行创作虽然画学史上早有记载,但从未进入主流画家的视野,其表演性似乎多于表现性。事实上,泼写创作往往要超出中国画传统面貌的承载窠臼,尤其在中西对比的观照视野下,它会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之间产生认知界限的模糊。
《山月初生照暮晚》138cm*69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就技法而言,孙博文先生这一阶段的泼彩作品与张大千、刘海粟、谢稚柳等前辈画家的同类作品并没有本质差异。与后期的一些作品相比,孙先生似乎没有下决心放弃对形的塑造,只在泼彩部分色、墨交混所形成的抽象中任由情感思绪外化,而整体则归附于山水形质的再现和中国绘画原理的表达。
《秋山红入画》 137cm*69cm 纸本水墨 2002年
毋宁说,此时孙博文先生所追求的目标,其实还是传统中国画大写意的解衣磅礴、淋漓满幅的庄学精神。而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孙先生变法虽然能够保持逍遥自在,却穿透力、震撼力不足。显然,这种相对温和的变法并不真正属于孙博文,他的艺术生命还在等待绚烂绽放的时刻。
《明月初照野人家》136cm*68cm 纸本水墨 1998年
经历过一段有意识地平衡理智与情感、控制与自由、现实指向和幻想意象共舞的时期之后,孙博文先生必然发现自己灵魂深处有一种摆脱温和性或妥协性的迫切需要,于是再次启动了寻找本心的发现之旅。
《秋来青山秀晚妆》247cm*124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在这段旅程中,画家笔下的图像有力地表达了内心极其强烈的迫切感,所呈现的山水开始逐渐变得抽象,氛围营造则愈发沉郁,最终在色彩的变幻和点、线、面的流动中,汹涌磅礴、神秘旷奥的画风瓜熟蒂落,喷薄而出。尤其是有一部分已经全然走入抽象之境的作品,彻底解构了传统山水画图式,甚至抛弃了视觉中心,层层叠叠,无始无终,一股升腾之势内蕴其间。
《雨洒清秋江水流》239cm*61cm 纸本水墨 2002年
立于画前,观者瞬间就会被一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逼出内心的崇高与激越。时间一久,又仿佛进入一个无垠的空间或灵界,一切都是那样不定和虚幻,犹如开始冥思而感受到来自灵魂和宇宙深处的生命伟力。
《人向高处行》 210cm*96cm 纸本水墨 2002年
表面上,这部分作品很接近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但它们绝非对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模仿,而是画家真正识得自家本来面貌之后的自然流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画家对中国禅宗智慧有了深刻领悟。不妨来看画家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几首题画诗:
平生野然无物束,万里长空自在天。试看拖泥带水笔,正是禅定即悟时。(《山色云容泼墨深》 1998年)
《山色云容泼墨深》414cm*144cm 纸本水墨 1998年
乱云深处有高师,糊涂切相任天机。试看拖泥带水笔,正是禅意即情时。(《禅意自在云深处》 2001年)
《禅意自在云深处》248cm*124cm 纸本水墨 2001年
天作匡庐地为案,老翁写画难得闲。题首孬诗学李杜,不要工整只求闲。(《求禅天地间》 2002年)
《求禅天地间》 405cm*95cm 纸本水墨 2002年
上引诗文明确告诉我们,孙博文极具个性的风格正是对中国禅宗精神进行领悟之后展开的生命实践。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曾说:“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透入人生的底蕴,就必须放弃我们习惯的推理形式,树立一个新的观物角度,从逻辑的专制与日常语法的片面中解脱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体验的积累,孙博文反观自照,通过领悟禅宗精神而觅得本心,进而遵从本心,用直觉打破逻辑的制约,抛弃理性的意图,从传统艺术的笔墨、造型、明暗、光影、内容、题材等规则束缚中解脱出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的艺术体验。
《秋山红叶时》 178cm*96cm 纸本水墨 1998年
他跟随生命脉搏跳动,跟随内心任性挥洒,跟随感觉释放身体,创作过程既有经验导引,也自由恣肆。可以想象,由于尺幅巨大,孙博文在创作时将时间与空间以相互错置的书写性方式融入作品,随着身体的运转舞动,使挥写的运动感和中国艺术特有的气韵最大程度地彰显。
《山水尽披红霞衣》 296cm*117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在这里,速度、节奏、激情的即时感压倒了一切,观众从中仿佛可以窥见不亚于“颠张醉素”狂草书写时的现场状态。在这里,画面中的每一种元素之间发生了最原始的碰撞,它们相互呼应,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构松散却又无限深邃,无不反映了理念、形式和心灵的纯粹性。在这里,画家“明心见性”时的灵之舞,让所有的观照此刻都聚焦于本心、自性、大我的当下呈现,见证了混沌中放出的光明!
《满园春色》 408cm*144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可见,孙博文先生最终发掘到了深埋于艺术创作中最本质的内核和秘密。他进一步强化了传统大写意画的体验意识,更加突出了创作的当下性和自由度,创造出的前所未见的中国画风格。
《依山傍水享天然 》179cm*96cm 纸本水墨 2002年
于此,作画过程成为一种内心朝圣的仪式,并成就了中国画视觉表现的突破与变革。虽然画面中几乎没有可以辨识的形象,却赋予点、线、面全然且必要的表达,并从中透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华夏民族之魂!
《清风柳絮白鸟飞》138cm*70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必须看到,孙博文先生的创作乃是中华文化精神在现代语境中自然生发的结果。换言之,孙博文先生经过升华自我心性为中国画注入一种现代文化精神,证明中国传统艺术经过创造性转化之后也可以具有现代性——迥异于西方艺术的中国画,今天同样能够按照自己的逻辑走进现代并发展出现代性品格!
《松下独钓》 99cm*49cm 纸本水墨 2000年
其实,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百年的话题,徐悲鸿、刘海粟、黄宾虹、潘天寿等前辈大师,都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在东西方文化愈加交融互补共生的当下,这个问题依然不乏时效性,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先贤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上,我辈同侪必须以空前宽广的视野深入思考如何接续中国画的文脉,并据此构建中国画现代性的价值谱系。而孙博文先生所走的路,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朱剑,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副教授)
画家简介
孙博文(1938——2003),名九学,字博文,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辛亥革命老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墨佛(曾任大元帅府参军)玄孙,北派山水画大师孙天牧曾孙,师从关友声、黑伯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1958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1963年毕业,毕业后主动奔赴莒南县文化馆从事基层艺术文化的组织和教育工作。1978年,孙博文离开莒南回到故里莱阳,最终定居青岛。1979年,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将崔子范简笔大写意花鸟画技法移用到山水画上,从而开始自创山水新貌。后又研习张大千先生泼彩泼墨画法,融合创新,独成一家。
孙博文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作品无论是巨幅大构,还是斗方小品,均笔墨雄健,气势磅礴;画面率真自由,流光溢彩;特别是晚年创作了大量宏篇巨制,尺幅之大,数量之多,完全突破了正常的观看路径和思维模式;题材之丰富,用色之绚烂,又完全颠覆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概念。孙博文先生的艺术成果是很特殊的,他对中国画大写意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2年5月,孙博文先生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受到了新闻界、美术界的关注。
2020年11月12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批孙博文大尺幅的作品展现。让观众进一步认识这位生前不求闻达,画坛了解不多的画家。
2021年6月6日——17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山东美术馆再次呈现,集中展出孙博文生命晚期的中国画作近60幅,并围绕此次展览连续召开三次学术研讨会,先后有近百位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赴山东美术馆参加此次研讨,这在山东美术馆乃至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