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张扬的生命意识
——观孙博文晚年巨幅绘画
“中国”与“世界”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关键词。从“救亡图存”到“改革开放”再到“文化自信”，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国文化艺术亦沿此线索展开，并诞生了一批艺术大家。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吴冠中等“学院派”受西方绘画影响，在中西合璧之路上开花结果，成为时代的强音。回顾历史，观照当下，新近被发现的孙博文也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中结出的硕果。其晚年作品在三个方面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一是突破人体尺度的大幅创作，二是画面色彩淋漓澎湃，三是从传统形态成功转向现代风格。孙博文晚年突破传统艺术的羁绊，成为少有的具有明确现代性指向的中国画家，是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为二十世纪晚期中国画坛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直上青云端》 69cm*170cm 2001年作
▲《袖卷红云水上生》 143cm*360cm 2001年作
▲《丽景早春时》 96cm*89cm 2001年作
一、从传统到现代：大器晚成的孙博文
孙博文（1938-2003），山东莱阳人；名九学，字博闻，号汝阳山人。1963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就职于莒南县文化馆，1978年回故乡莱阳，后定居青岛，先后师从关友声、黑伯龙、崔子范等名师。
孙博文早年在专业艺术学院接受教育，系统的造型训练使其基本功扎实，能力全面。受名师教诲，在海派、京派，明清传统艺术，革命现实主义，苏俄巡回画派等多种绘画观念的冲撞中成长，视野开阔。毕业后在基层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1978年离开体制，1979年拜著名大写意画家崔子范为师，尝试将花鸟大写意的方法移植到山水画创作中，同时写生、创作坚持不辍。
▲《莲叶擎天》 138cm*70cm 1997年作
孙博文绘画是以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在其转益多师的过程中，鼎承着包容开放的时代精神，试图融合古、今、中、外的艺术，向一切优秀文化学习。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到处散发着昂扬乐观的改革开放精神。八九十年代的85美术新潮，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现代艺术运动或多或少地对孙博文的艺术观念产生影响，特别是李小山“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论断，宛若一颗惊雷平地起，狠狠地刺激了中国画家。李小山在文章中认为“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不是那种仅仅能够继承文化传统的艺术家，而是能够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艺术家。”观念一旦入心，便会生根发芽，改革开放后美术界求新求异的时代风尚也在不断地激励着孙博文，促使他不断尝试与探索。
▲《万古长空》 361cm*143.5cm 2001年作
孙博文前期师承对象主要是传统改良一路，后期受后印象派影响，由笔墨山水转向彩墨绘画；精神气象也由清雅隐逸走向奔放乐观；画面形式逐渐舍弃地域性的山水表达，行走在抽象与意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化特征。由表现自然美转向形式美是孙博文从传统绘画迈向现代绘画的关键一步。其作品赋予山水画以全新的境界和形式，赋予作品以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和美学特征。这正是是其多年实验、求索，化古求新、兼收并蓄的结果，可谓大器晚成。
▲《春归千山》 450cm*143.5cm 2002年作
艺术是突破人类智识的一种努力。判断一位故去的艺术家是否重要，很多时候不是依赖于其身前累计的名声，而是艺术的高度，尤其是创新度，即对艺术本体的贡献。评价孙博文晚年艺术成就也应遵循此原则，可从新材料、新形式和新境界三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是新材料。孙博文晚年在色彩上做了不小的突破，这与水粉颜料的使用有很大关系。水粉是水性颜料中加入了粉质，颜色更为厚重、明亮，画面效果介于透明水彩和油画之间。水粉既可薄染又能厚涂，能与国画墨色很好地融合协调，但由于含有“粉质”，颜色容易灰、脏，故国画家极少使用水粉在宣纸上作画。孙博文借鉴了泼彩画法，厚薄兼施，局部使用厚画法，多用原色，少调和，色彩纯度高，调子响亮、厚重，拓展了宣纸的承载力和表现力。
其次是新形式。立幅巨幛，五彩流光，澎湃淋漓，是孙博文晚年绘画的独特艺术形式，令人过目难忘。他在巨幅作品中主要表现“动美”，将澎湃激昂的运动之美与蓬勃张扬的生命气象注入画中。构图上多用“S”形，“C”形等弧形增强动感；在块面组合上常将几种大小块面倾斜聚合碰撞，既强调大的动势又注意局部的动感，用笔以泼、洒、溅等方式制造微观的动势。画面从整体造型到微观笔触均区别于传统形态，其绘画形式让人成为一望即知的“孙氏风格”。
▲《山水入禅心》 414cm*96cm 2002年作
再次是新意境。宇宙浩瀚，无穷无尽，孙博文巨幅条屏中空间连绵不绝，有天外有天之感，将意象造型与抽象元素结合，实境与幻境交错呈现，形成亦真亦幻的独特视觉效果。他以多层幻化空间表现太空气象、宇宙之美，将庄子逍遥游做了现代版的阐述，画面有“乘云气，驭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宏大气象。孙博文在作品中以心象的方式呈现出一个流光溢彩式的新宇宙，拓宽了中国画表现的新境界。
▲《性灵之光》 795cm*144cm 2000年作
支撑新形式和新意境的是新观念。相较而言孙博文的艺术新观念相对不是那么的清晰，在题画上常以含混的禅语出现，以“糊涂切相任天机”“平生野然无拘束”“不要工整只要禅”等句来为自己的革新打掩护。但其行动无疑是果决的，坚持立轴巨幛的创作，舍弃传统山水的笔墨语言和空间造型，以色彩饱和度和纯度更高的水粉颜料取代传统国画颜料，以忘我的方式进行中国画现代性的尝试。作为生活在现实中的艺术家，他又能适应周边人群的审美需求，在2000年及以后新风格已经明确确立的情况下，也常会画一些风格相对传统的作品以应对大众需求。在画面上追寻“现代性”的孙博文先生，对诗词却有着“执拗”的情感，每画必题诗，“中”“西”的冲撞赫然出现在画面上，恰似其所处的时代，一步三回头，但改革一旦迈开了脚步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心即道》 122cm*123cm 2001年作
二、突破身体尺度：孙博文的大幅绘画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是以身体为尺度来丈量世界。绘画尺幅多数不大，画家不需要太多移动就能完成绘制，观赏者也是近距离观看、品评。文人的长卷、扇面、册页等形式更是方便拿在手上近距离品赏、把玩，绘画与身体之间形成互动。所以文人书画多追求文气、雅致，在笔墨上讲究笔精墨妙。进入现代社会，随着钢筋混凝土技术成形，建筑室内空间越来越高大，画家们为了更好的观赏体验，扩大画面，强化体量感和视觉冲击力。尤其是1940年代以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尝试将画幅扩大到能够将人的身体包裹进去，画面大到“一面墙”，像壁画一样。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说他采大尺幅是“（让自己）真正存在于绘画之中”。
▲《烟云生万象》 496cm*143cm 2001年作
在中国画的现代进程中，大画幅既是建筑空间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画需要着力突破的方向之一。虽然绘画的艺术价值不能用大小作为评价标准，但画大画是一种能力。画面大了需要较复杂的框架、更多的内容，造型、色彩的协调难度增大。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大画难画还有意境问题，文人笔墨小情趣需转化为框架上的大气象，前人积累的艺术成果需进一步的转化与创造。虽然明代中晚期大幅作品曾出现以王铎、张瑞图、黄道周、傅山等草书巨匠为代表的一段短暂而辉煌的草书高峰。但从明代中晚期直至近代，中国水墨画一直没有出现与晚明巨幅书法条屏相配的大作品，主要原因还是材料、工具、技术及审美等方面的累积不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能画大画，画好大画就是突破。潘天寿先生是中国唯一以大画见长的大师，在大幅作品中他将“指画”发挥到极致，用手掌、拳头，甚至胳膊作画，拓展了中国画的技术表现，将其高风峻骨，一味霸悍的特点发挥淋漓尽致。而孙博文则以大量三米、五米乃至十米有余的长条幅弥补了中国画坛的缺憾。在人生最后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大作品的创作中，诞生了千余幅质量精湛的大幅作品，令人瞩目。孙博文的大画探索体现了艺术家的敏锐和历史担当，大画创作也促使他完成了个人的华丽转型：从传统型画家向现代画家的转变。
▲《碧山别有天》 421cm*96cm 2002年作
孙博文大幅绘画主要形制是长条幅，区别于常见的方形及纵横比接近的矩形画幅。在3-5米，甚至10米有余的纵向空间中，若采用从上至下贯穿整个画面的方式，绘画难度将大大增加。孙博文巧妙地采取了层叠构图和S形构图，将长条幅横向分割为面积大小不一的空间，彼此呼应，分层后的空间更便于绘画操作，所以他的作品轻松自由，局部绘制在人体控制的范围之内，而整幅则突破了人体正常尺度，给人强烈震撼。这比那些耍蛮力，拉大拖把写字的作品高出不止几个层面。
▲《禅悟一径深》 806cm*144cm 2002年作
孙博文大幅立轴作品将层叠式构图演化为多种表现形式，有多层水平层叠展开的水平式，如《丹山霁色明》《烟云生万象》等；多层斜向垒叠的倾斜式，如：《碧山别有天》《禅悟一径深》等；水平与倾斜、弧线、直线等混杂变幻的混合式，如：《春林环翠》《雪落孤村》《雪浮云端》等。S形构图中也幻化为有Ｓ形旋转的螺旋式，如（《万古长空》《性灵之光》等；S形的摇摆式，如《山水入禅心》《春归千山》等多种方式。这些灵活多变的构图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孙氏长条幅骨架，为营造形态丰富的画面提供扎实的基础，助力其以轻松的方式突破身体尺度。
孙博文的大画以长条幅为基本形制，将传统“笔墨”转换成了现代绘画的“结构”，将传统“写意”转变成现代绘画的“表现”，在细细长长的纵向空间中营造出了高山仰止的崇高意象，配以艳丽的色彩，形成灿烂爽朗、生机勃勃的画面。
▲《丹山霁色明》 361cm*143cm 2001年作
三、淋漓华章：孙博文的色彩革新
相较于油画和水彩，色彩不是中国画的擅长，尤其是文人写意一路的传统绘画更是如此。在中国画现代转型的一百余年中，色彩一直是画家们关注的重点。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是中西艺术融合的先驱，首先尝试将西方色彩与中国画结合起来。1920年代林风眠法国留学归来，一直致力于将现代主义艺术理念与中国艺术传统结合，在中国画中融入西式色彩观，被称为“彩墨画”，成为中国画的新类型。张大千在旅居欧美多年之后，自1959年始尝试泼彩山水，在墨色背景上泼洒石绿、石青等矿物质色彩，形成色彩瑰丽，云烟变幻的新面貌，启发了众多中国画家，加入中国画色彩尝试的时代风潮。刘海粟是油画、中国画兼擅的绘画大家，1970年代开启泼彩画风，其泼彩作品色彩凝重，对比强烈，颇似油画质感。张大千的泼彩是先打湿画面，再泼洒颜料，靠着水的浮力使得色彩产生流动，所以颜色明亮，敷色较薄；刘海粟则是直接泼洒颜料，堆积叠加，厚重响亮，敷色较厚。中国画上的色彩厚薄看似是作画技法的差异，实则是风格取向不同。敷色薄，墨色容易结合，靠近中国传统绘画；敷色厚，色彩对比强烈，更近油画。
▲《乘月天水合》 144cm*361cm 2001年作
孙博文的色彩尝试主要集中于1996年之后。受张大千影响，他多用墨色勾勒与石色泼染结合的方式绘制山水，同时研习梵高、高更等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从1998年开始，其艺术面貌为之大变，用水粉取代中国画颜料，逐渐增加敷色厚度，色彩更加艳丽丰富，成为晚年绘画的典型风格。纵观孙博文绘画中的色彩，厚、薄之法兼而有之，由薄转厚，愈晚愈浓郁。孙博文是大器晚成的画家，最后五六年是孙博文激情燃烧的灿烂时光，精彩之作频出。从生命长度来看，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他必须争分夺秒。因此其作品风格跨度大，几种风格交叉常同时出现在同一年度。虽然实验的密度和强度很大，但成功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霞光万道入水中》 212cm*96cm 2002年作
孙博文晚年绘画色彩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色墨融合、线色结合、纯色挥洒。前两种从中国画写意作品中衍化而来，后一种主要受到后印象派色彩观的影响生发衍化而成。
第一种：色墨融合。敷彩厚度较薄，追求色不碍墨，墨不碍色，色墨互衬，相得益彰。与常见色墨融合类作品不同的是，孙博文在作品中更多强调“面”而不是“线”，弱化线条，凸显色彩的主导作用。此类作品有偏向传统山水意象的作品，如《丽景早春时》《直上青云端》《春和景明》等。也有介于意象与抽象之间的作品，如《烟云生万象》，画面水平层层推高，右下角从中景山水开始逐渐透过水面推远，再接以意象化的横向图像，下半部蓝调与中部黄色，上部的红色形成强烈对比，色彩整体瑰丽，意境悠远奇崛。
▲《春和景明》 361cm*144cm 2001年作
第二种：线色结合。此法广泛运用中国画和油画中，线条与色彩结合，既强化了块面感又丰富了画面层次。线色结合在孙博文的画面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既有大块面强调色彩对比的作品，如《袖卷红云水上生》《乘月天水合》等；也有与印象派细碎造型相类似的勾线填色，如《但愿人间意珠圆》《驱山走海挥彩笔》等；还有大块面中夹杂细碎造型的方式，如：《我心即道》《万古长空》等。
▲《但愿人间意珠圆》 244.5cm*123cm 2001年作
第三种：纯色挥洒。孙博文借鉴印象派结合中国画特点形成的主观色彩处理。传统山水意境是孙博文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积点成面，点面结合，强化色彩，赋予画面新的表现方式，如《禅悟一径深》《东风一笑春无边》等。在表现具有抽象形式的图像时，纯色挥洒能够充分地显示出激情和表现力，短线勾勒、涂抹、滴甩，能够很好地表现情绪，渲染气氛，如《性灵之光》《霁后霞光》《春归千山》等。
▲《东风一笑春无边》 178cm*96cm 2000年作
画面诸要素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色彩变了，线条、造型、空间以及画面风格都会随之变化。孙博文灵活地运用多种色彩处理方式，建构了一个层次丰富的色彩王国，用瑰丽激昂的色彩，将大时代的脉动表达了出来。
▲《霁后霞光》 787.5cm*143.5cm 2002年作
结语
二十世纪中国画主要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而展开，无论在宽度还是广度上都属于“三千年未有之变革”。但大部分艺术家都困在传统的框架中难以解脱，只有极少数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地走出了自己的路。那些二十世纪艺术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都是突破传统、勇于尝试，闯出一条生路的英雄，现在这个群体又多了一位成员：孙博文。
《驱山走海挥彩笔》 123cm*244cm 2001年作
▲《春烟含翠自芳菲》 222cm*96cm 2002年作
艺术上的求新求异常常意味着生活上的巨大风险。孙博文却以传统的姿态完成了他的现代性转型，执拗地进行竖式大幅绘画创作。他用高饱和、高纯度的水粉颜料取代传统国画颜料中的淡雅含蓄，在最后五年以燃烧自我的方式，高强度地进行中国画的现代作品创作。始终不断地尝试新形式和新境界，创造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面貌，以奔放不羁的笔触将人间大爱融入作品，展现激昂澎湃的生命力，讴歌奋进开放的时代精神。（刘德龙 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在“淋漓华章 孙博文艺术展”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画家简介
孙博文（1938——2003），名九学，字博文，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辛亥革命老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墨佛（曾任大元帅府参军）玄孙，北派山水画大师孙天牧曾孙，师从关友声、黑伯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1958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1963年毕业，毕业后主动奔赴莒南县文化馆从事基层艺术文化的组织和教育工作。1978年，孙博文离开莒南回到故里莱阳，最终定居青岛。1979年，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将崔子范简笔大写意花鸟画技法移用到山水画上，从而开始自创山水新貌。后又研习张大千先生泼彩泼墨画法，融合创新，独成一家。
孙博文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作品无论是巨幅大构，还是斗方小品，均笔墨雄健，气势磅礴；画面率真自由，流光溢彩；特别是晚年创作了大量宏篇巨制，尺幅之大，数量之多，完全突破了正常的观看路径和思维模式；题材之丰富，用色之绚烂，又完全颠覆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概念。孙博文先生的艺术成果是很特殊的，他对中国画大写意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2年5月，孙博文先生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受到了新闻界、美术界的关注。
2020年11月12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批孙博文大尺幅的作品展现。让观众进一步认识这位生前不求闻达，画坛了解不多的画家。
2021年6月6日——17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山东美术馆再次呈现，集中展出孙博文生命晚期的中国画作近60幅，并围绕此次展览连续召开三次学术研讨会，先后有近百位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赴山东美术馆参加此次研讨，这在山东美术馆乃至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