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有云：“五色令人目盲。”沉溺于缤纷的色彩，容易迷失自我，此种思想似乎是在暗示：色彩有迷乱的性质，与内在精神存在着矛盾、甚至对立的关系。而在众多中国画论著作中，相较于线条的阐释，对色彩的论述要少许多。
《远色隐秋山》178cm*96cm 纸本水墨 2000年
事实上，中国画的色彩体系始终是一条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线索，不容忽视。若论及发端，则可远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随后这条线索一路绵延：西汉马王堆帛画、敦煌壁画、隋唐以来的青绿山水、解放了文人画色彩观的“朱竹”等，当然，也包括那些倾向于表现固有色、“随类赋彩”的作品。
《桃李笑春晖》137cm*69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在众多设色作品当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除青绿山水外，多数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于高饱和度色彩的运用，这使得中国画色彩体系的基调倾向于内在的和谐与平衡，这种自为的审美形态参与塑造了传统文化精神的面相。
《风催万木春》137cm*69cm纸本水墨1999年
再看西方对色彩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色彩的重要性被哲学家黑格尔一再强调，并认为“绘画毕竟要通过颜色的运用，才能使丰富的心灵内容获得它的真正的生动表现”；诗人波德莱尔也同样肯定色彩的价值，提出“在色彩中有和声、旋律和对位”；在艺术家康定斯基那里，色彩则直接影响精神。
《早春远山翠如烟》360cm*145cm 纸本水墨 2000年
明清以来，西方艺术开始影响中国画的理念、色彩、造型等诸多方面，伴随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中西方艺术的交流碰撞势不可挡，为中国画的变革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又喜涛声送夕阳》239cm*70cm 纸本水墨 2001年
林风眠以充满光感、空气感的墨色交融构建出“西体中用”的诗性空间，为近现代中国画的色彩体系推出新气象、新境界，张大千、刘海粟则以其泼墨、泼彩的语言方式将西方现代艺术特性融入中国传统笔墨体系，生发出具有时代气息和个人面目的审美形态。诗人艾略特曾言：“每一件新作品诞生，便无意识地加入到历史秩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它与其前辈或同辈的作品息息相关。”
《霜林暮秋夕阳红》96cm*89cm 纸本水墨 2001年
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孙博文先生，一生不求闻达，孜孜矻矻，笔耕不辍，致力于追求中国画精神表达的多种可能。其造语新奇、拔新领异的彩墨实践即是基于中国画色彩体系的一次具有意义的探索，暗合了中国画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脉搏。虽然我本人未曾见过他，对于作品也疏于了解，但借助“淋漓华章”展，可以想见在他身上所具有的自觉、自信、自由的精神，进而领会到些许他的艺术主张。
《松风弹琴白练舞》238cm*61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孙先生的彩墨花鸟，力求在简括率意的笔墨结构中创造出生意弥满的多彩世界；其彩墨山水，恣意而不失法度，绚烂而兼顾奇崛，体现了中国画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语境下蓬勃的生命力和生长性，从中不难发现他的齐鲁文化基因，以及对于传统精神的深入理解、对于自然强烈的表达欲望。
《东篱把酒写黄菊》71cm*140cm 纸本水墨 2003年
孙先生对于宇宙的本质怀有极大的探索热情，不断地将浓烈的生命情感灌注到传统笔墨之中，笔墨形态不囿成法，借助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辩证张力映现宇宙浑然的韵律与天趣。
《霜降山水清》136cm*68cm 纸本水墨 1998年
在数十载的实践过程中，他的画风几经蜕变，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直觉力、丰沛的情感，这一点难能可贵。同样可贵的是，创作于不同阶段的作品呈示出他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情境中秉持自觉、自信、自由的精神，独立、张扬的自我表达意识。可以说，“以生赋彩”是孙先生艺术创作的核心命题，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使他区别于同时期的诸多创作者。
《春烟含翠报芳菲》137cm*69cm 纸本水墨 1996年
回看他的艺术历程，彩墨大写意的创作方式自有其源。20世纪六十年代，他问学于山东艺术学院，悉心鉴取关友声、黑伯龙等齐鲁名家的创作经验、精神养分，青年时期系统、专业的技术训练为其后来转向泼墨、泼彩的大写意创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孙先生拜崔子范为师，中年的持续求索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他的精神谱系和学术方向，催发并确立了个人的创作风格。此后，他精研张大千泼墨、泼彩的语言方式，继而大刀阔斧地将齐鲁文化的阳刚、厚朴与民间美术的生机、多彩充分融合，将西方现代艺术的光影与构成化入传统笔墨结构之中，经过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反思和变革性质的视觉力量——雄浑、放旷的孙博文式彩墨大写意风格。
《楚江引归帆》178cm*95cm 纸本水墨 2001年
如“淋漓华章”展中所见，《山色云容泼墨深》《山河云天外》《求禅天地间》等作品，画中丰富多元的文化基因彰显出孙先生对于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后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和民间美术强大的借鉴和内化能力。其中，创作于1998年的《山色云容泼墨深》似乎是孙先生阶段性创作的起点，山水形象被进一步打散，语言愈加丰富且具有流动性，戏剧性的视觉张力出乎意表，充满稚拙、野生的气息。
《山色云容泼墨深》414cm*144cm 纸本水墨 1998年
《山河云天外》359cm*143cm 纸本水墨 2001年
《求禅天地间》405cm*95cm 纸本水墨 2002年
若说创作于2001年的《彩墨画出心中禅》《又见彩云归》更多的是对于传统精神意象性的传达，那么，2002年的《诚敬天地》《群芳满园》则延续了《山色云容泼墨深》的创作思路，转向抽象性、表现性的形式探索，摒弃传统笔墨的图式、书法用笔的线条，以无所畏惧的彩墨，放笔大写心象，纯粹的非理性之力借助动态化的意识和行动展开——有别于传统中国画对于山水、树石、虚实、阴阳之间关系的经营，亦有别于文人画对于线条品质的尊崇。
《彩墨画出心中禅》358cm*144cm 纸本水墨 2001年
《又见彩云归》359cm*144cm 纸本水墨 2001年
《诚敬天地》474cm*95cm 纸本水墨 2002年
《群芳满园》411cm*143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创作于2001年的《涅槃》则仿佛带有神谕的意味，如火般绚烂的天色、水色、光色经彩墨层层堆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鸟金乌从中腾空跃起，铺展出大气磅礴、天地一气的超现实景象，充盈着出离于人间色彩的神性气息。孙先生自由地穿梭于意象与抽象、真实与虚幻、瞬息与永恒之间，感知和想象着酒神般的审美体验，为心灵找到安顿的力量：不是囿于自然而是自由观看，不是静止不前而是流动、游观，不是再现物象而是超越、表现。
《涅槃》358cm*143cm 纸本水墨 2001年
在被科技、信息主宰的当下，孙先生的作品或将引领我们触及人类生命深处的非理性根源，重新检视并发现自己身上蛰伏的激情、迷醉、虚幻、贯通，来对抗平庸的现实生活，找到救赎精神的能量。此时孙先生的内心已经是自由的中心，无需外寻，只需倾吐；此时的彩墨包含了众多内容：光影、肌理、结构、律动、不可复制的生命感、直抒性灵的瞬间……
《霞光万道入水中》212cm*96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先生极具视觉张力的彩墨交响中，蕴有诗意文心：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抒情范式。诗、书、画，作为中国抒情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共同指向中国美学的核心价值。而他的作品保存了这一抒情范式，将诗境、书境、画境互为补充、融为一炉，构建出文人化的“抒情共同体”，以孤寂、涅槃、禅定等灵魂最强音融入自然的虚处，将心向古意、超然物外的品格映现于前。
《春归清江》99cm*50cm 纸本水墨 2000年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孙先生虽已仙游远去，但雪泥鸿爪，必有余响，经由隔空知音于学松先生的诚挚推举、精心筹划，十七年后，我们方得以借展览窥得吉光片羽，并对他更多作品的系统化梳理、研究和呈现充满期待。孙先生的晚年作品在艺术观念和语言方式上强化了“以生赋彩”的真意，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毫无疑问，这将为20世纪中国画的风格谱系添补饱蘸生命元气的篇章。（孙欣，美术评论家，《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副秘书长）
《游春渐入春深处》39cm*98cm 纸本水墨 2002年
孙欣在“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谢谢主持人，作为同样也是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也是祖籍烟台的晚辈后学，我其实很遗憾，认识到这位艺术家确实是比较晚，就在前几天于先生才把作品的图片给到我。我今天来到现场，在现场的场域中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给我一个直观的感受：生猛中有奇崛，灿烂中有真朴。这样的感受，带给我强烈的情感张力，而在这个情感张力中其实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山东人他的一种内在的性情。孙先生他跟艺术传统、跟齐鲁文化、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情感的精神的关联。
如果我们把他放回到他所在的20世纪，这是一个在启蒙与革命两大范式之下的文化底色。他生命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个是他60年代前后求学于关友声、黑伯龙前辈，在山东艺术学院完成了他专业的艺术训练，培养了他对笔墨的系统化的认知，我想这对他后来形成的泼彩、泼墨的大写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而这让我想到大写意的基础和学院专业的技术语言修炼之间的关系，让我想到了明人张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天下坚固者，空灵之祖”，他强调空灵是要有基础的，他的基础是以坚实、坚固为基础。在回看大写意语言形态的时候，深厚的笔墨修养，包括对艺术规律充分的体认恰恰是大写意由来的基础。孙先生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他拜崔子范先生为师，这强化了他自身的精神谱系，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一种创作风格。他的花鸟画是从齐白石、崔子范等前辈的风格特征中去达成一种借鉴和吸收，力求在一种简括的语言结构中去求一种真力弥满的境界，去寻找一种生命的真意。尤其打动我的是他晚期的山水作品，大家看到尺幅非常巨大，但同时我看到的是一腔孤勇，这样的一种大写的心象。尤其是设色也是出人意表，这种情感张力与我们的文人画的笔墨精神很恰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介于无序与有序之间的辩证的张力，这样使得他与同时代人拉开了一个距离。
在我看来他从观念到语言，还是从建立自身体系的一种自觉到朝向心灵的一种书写，其实这当中蕴藏着他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对于西方印象派表现主义的一种融合，这个方式其实暗合了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轨迹。时代的波澜壮阔在一个高度敏感的艺术家的笔下是有着非常明确的显现的，即使孙先生当时生活在一个相对艺术变革的边缘地带，并不是中心地带，但中西方的文化的碰撞交流依然影响着他，产生一种蜕故孳新的一种强烈愿望。另外一点，前面几位专家学者都有提到的齐鲁文化对他的精神滋养，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因为他画面中的生猛豪放的气象完全不同于南派的冲和淡薄，他提供了一种齐鲁人的文化品格。另外，他的源于心性的意象性的表达，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倾向于理性主义的抽象画的形态，他是将家学、师承、齐鲁精神充分内化产生出了自己的结果，创作的成果。
所以我在想，在我们当下21世纪所处的经济飞速发展，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反观这样一个艺术个案，他对我们当下的艺术生态对我们的审美特性都带来了怎样的价值呢？
21世纪以来我们持续地被图像和信息冲击，地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进入了上世纪60年代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他讲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巨大的景观堆积，在这样一个泛景观时代当中，科技革命也给我们提供了虚拟世界的多种方式，改变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观看的角度，我们现代的人很难与前辈人具有同样的精神追求。但景观时代的世俗化恰恰需要反向的力量，提示我们重新认知人与自然、与时代、与传统、与自身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探讨孙先生的艺术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孙先生一生淡薄名利，对于固定成法勇于突破创新的精神的感动。今天我特别荣幸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感谢大家！
《野坡绿柳春绕絮》90cm*90cm 纸本水墨 1998年
画家简介
孙博文（1938——2003），名九学，字博文，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辛亥革命老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墨佛（曾任大元帅府参军）玄孙，北派山水画大师孙天牧曾孙，师从关友声、黑伯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1958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1963年毕业，毕业后主动奔赴莒南县文化馆从事基层艺术文化的组织和教育工作。1978年，孙博文离开莒南回到故里莱阳，最终定居青岛。1979年，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将崔子范简笔大写意花鸟画技法移用到山水画上，从而开始自创山水新貌。后又研习张大千先生泼彩泼墨画法，融合创新，独成一家。
孙博文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作品无论是巨幅大构，还是斗方小品，均笔墨雄健，气势磅礴；画面率真自由，流光溢彩；特别是晚年创作了大量宏篇巨制，尺幅之大，数量之多，完全突破了正常的观看路径和思维模式；题材之丰富，用色之绚烂，又完全颠覆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概念。孙博文先生的艺术成果是很特殊的，他对中国画大写意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2年5月，孙博文先生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受到了新闻界、美术界的关注。
2020年11月12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批孙博文大尺幅的作品展现。让观众进一步认识这位生前不求闻达，画坛了解不多的画家。
2021年6月6日——17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山东美术馆再次呈现，集中展出孙博文生命晚期的中国画作近60幅，并围绕此次展览连续召开三次学术研讨会，先后有近百位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赴山东美术馆参加此次研讨，这在山东美术馆乃至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