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念般若生》 122.5cm×122.5cm 2001年作
《远山的呼唤》 144cm×361cm 2001年作
辩证的反思——谈孙博文先生绘画
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蔡元培的“美育”理念和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表达的介入下，中国画的发展有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通过“对美的沉思体验”获得情感、信念、理想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写实精神的倡导，引入对当下现实的关怀。也就是说，对现代美的建构是在现实表达的基础上发端的。孙博文正是在这样一种延续的现代文化情结中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不言而喻的是，这种情结从来不是单纯的，而一直都是复杂多元变化的，伴随着对传统的对抗、对现实的呼应、对文化记忆的重构、对生活及精神的复活等等不断形成的。无疑，孙博文先生的绘画也就显现出多样不同的现代性探索与思考，同时正是这种多样性造就了他绘画自身的矛盾辩证的反思结构，也就是说，他的绘画是在一种矛盾结构的反思中不断推进的。也许我们能够从他的个案审视中获得另一种中国画发展的隐性脉搏——辩证反思的道路。
《万象生辉》 145cm×716cm 2001年作
辩证反思不是中国画原有的复古逻辑，也不是对传统结构的解构与重建，而是如何在一种内在因素的自证中找到线索，一种自我挣扎、自我对抗的现代性线索，也许它隐含着我们对整个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另一种理解与认识，一种他者眼光的思考。
《灵山多秀水》 37cm×69cm 2002年作
首先，孙博文先生的绘画中有一条对传统文人精神的辩证矛盾性道路，一方面，传统文人画结构的“天人合一”理念是他情感依托的自然基础，是一种血缘化的自觉；另一方面，这种传统又极端束缚着他的生命意识和生存活力，他必须寻找一条具有现实感的文人出路。这是一种辩证矛盾的结构，既影响了他的绘画，也变相地反映在他对人生的选择上，最终在家庭意愿和自我诉求的对立统一中获得自我的处所。那么，从他的绘画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些例证，他对笔墨的追求，对山水情景的建构，对诗书画印的修养等等，都是在传承一个旧式文人精神的理想，而泼墨泼彩的意气，大开大合的境界却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强调现实介入，注重生命感知的新文人精神的体验。 也就是说，在孙博文先生那里，有着与时代相应和的自我见证的矛盾，特别是在他成长于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年代，也正处于新国画运动的过程中。
《 天净水明霞》 453.5cm×144cm 2002年作
他求学于山东艺专（山东艺术学院前身），受教于关友声、黑白龙等先生，传统的文脉和社会化大变革运动在他身上形成两股相互辉映的气旋，以至于他后来的创作基本都是在这样一种辩证矛盾文人结构中向前发展。例如，在《寒山白云飞》、《百花报春归》等作品中，明显带有饱满的古典文人气息，而像《春烟含翠踏青来》、《野桥枫叶翻红锦》就显得极为奔放和洒脱，满带着激昂的情绪和生命的律动。尤其越到晚期，他的作品就越充满生命的活力，同时他这种活力不是纯粹野蛮的，而仍饱蘸文人精神的气息，由此看来，孙博文先生的绘画提示出一种对文人精神的反思：没有生命底色和活力的文人画是不能呼应他的时代的，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文人精神的新温度。
《寒山白云飞》142cm×333cm 1998年作
《百花报春归》138cm×69cm 2002年作
《春烟含翠踏青来》476cm×121cm 2000年作
《野桥枫叶翻红锦》69cm×136cm 1998年作
其次，孙博文先生的绘画在语言表达上，也表现出一种辩证矛盾的结构。一方面，传统笔墨语言的运用对他而言已经非常娴熟了，特别是在大写意语言的表述上，他的笔墨遒劲干练，气韵沉雄豁达，形式开阔深远，应该说，这是对传统语言的深刻理解造就的。
《万古长空》 361cm×143.5cm 2001年作
另一方面，他也明显受到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在笔墨中营造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气息，让笔墨的生动在表现主义的介入下成为另一种别样的力量，所以，我们总能从他的画中体验到一种异质的蛮力，有时候甚至觉得与中国画的审美有些格格不入。
《舟行秋色中》137cm×69cm 2002年作
从本质上说，传统笔墨指向一种语言的文化和精神意味，是形而上的；而表现主义语言是紧贴着表达者的情感和感受的，是一种有触及感或者及物性极高的一种表达。两者有时候是非常矛盾的，孙博文先生勇于辩证地看待这种矛盾，既保持强悍的笔墨精神，又积极引入表现主义的精神触及感受，笔墨与笔触交相辉映，使得他的绘画既有一种宏阔的气韵，也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遭遇感。
《求禅山水间》358cm×96cm 2002年作
当然，在笔墨上，崔子范先生的影响也极为重要，因此，他对传统笔墨的要求是洗练的，而在表现主义的语言表达上，却强调多重的晕染、积墨和泼洒，特别是晚期的一些作品，在语言上已经不再有太明确的笔墨意味了，更强调动感十足的抽象表现力。像《群芳满园》、《秋色无边》这样的作品，已经打破了原有中国画的审美趣味，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力很强的精神气息。事实上，新国画运动对现实的触及也影响了他，而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博文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的时代里不断校对语言的节奏与脉搏，形成了自己在语言上辩证统一的风格和审美逻辑。那么，我们也能从中理解他对中国画传统语言的反思：语言是需要文化的异质力量不断介入并不断改进的，语言即是思想。
《群芳满园》 411cm×143cm 2002年作
《秋色无边》415cm×96cm 2002年作
最后，我们来谈谈孙博文先生在色彩表达上的雄心和反思。西方20世纪以前，色彩的分类还不够细腻和丰富，所以基本还在强调素描化阴影建构的空间感受。印象派的发展实际上是与色彩分类技术的发展有关，正是色彩分类技术和色彩材质技术的发展造就了新的绘画格局，形成了在绘画语言及其风格上的不断变化和推进。而在中国，直到今天对色彩的认识也并不是完备的，它一直受到“墨分五彩”传统语言气质的局限和制约，所以，中国画领域对色彩语言的探索，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这既是一种语言上的革新，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化。比如林风眠等先生在色彩语言上的自由度探索，显然是借鉴了西方色彩语言表达的理念与方法，形成了新的中国画的样貌。
《春和景明》 361cm×144cm 2001年作
孙博文先生也基本追随着这样的一条探索之路继续往前，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试图将中国画的色彩拓展得更宽泛更自由，同时又强调西方色彩语言的表现性与中国传统色彩表达的结合与呼应，因此这是一条辩证的反思之路。在色彩的运用上注重色彩的明度与纯度，所以画面的色彩显得绚丽热烈；而在附色上仍以传统水墨打底着色的方法，特别是传统石色的着色方法，又让色彩显得厚重稳定。这样来看，孙博文实际上在色彩语言的表述上有其特殊的构想和雄心，他似乎在努力建构一种强烈的东方性色彩系统，通过色彩表述往中国画语言里注入一种精神表现的强力，他的很多作品明显呈现出对中国画原有“墨分五色”理念的反驳与颠覆，实际上，这种反驳与颠覆除了形式和语言上的呈现，更为我们了提供一种辩证的反思：如何强化中国画色彩语言的含蓄文弱的表达结构。这是孙博文先生一大批现代中国画家的学术向度，也是中国画表达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许，他再次用作品提出来就是希望强调这样一种辩证的反思在中国画发展道路上作用和意义。
《烟云万象大泼彩》247cm×123cm 2001年作
无论怎样，孙博文先生绘画所呈现出来的辩证反思的道路，一直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中国画发展的道路，在个体的意义上总是呈现出自我搏斗与挣扎的迹象，特别是在精神上，而精神的观照又的确是中国画表达的内核，需要后来人不断地添柴加热，不断地追求探索。（孙磊，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霞光映水浮鲜绮》 119cm×119cm 1998年作
画家简介
孙博文（1938——2003），名九学，字博文，号汝阳山人，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阳穴坊镇西富山村，辛亥革命老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墨佛（曾任大元帅府参军）玄孙，北派山水画大师孙天牧曾孙，师从关友声、黑伯龙、王企华、陈凤玉诸先生。1958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1963年毕业，毕业后主动奔赴莒南县文化馆从事基层艺术文化的组织和教育工作。1978年，孙博文离开莒南回到故里莱阳，最终定居青岛。1979年，孙博文拜莱阳籍著名画家崔子范为师，将崔子范简笔大写意花鸟画技法移用到山水画上，从而开始自创山水新貌。后又研习张大千先生泼彩泼墨画法，融合创新，独成一家。
孙博文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作品无论是巨幅大构，还是斗方小品，均笔墨雄健，气势磅礴；画面率真自由，流光溢彩；特别是晚年创作了大量宏篇巨制，尺幅之大，数量之多，完全突破了正常的观看路径和思维模式；题材之丰富，用色之绚烂，又完全颠覆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概念。孙博文先生的艺术成果是很特殊的，他对中国画大写意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2年5月，孙博文先生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受到了新闻界、美术界的关注。
2020年11月12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一批孙博文大尺幅的作品展现。让观众进一步认识这位生前不求闻达，画坛了解不多的画家。
2021年6月6日——17日，“淋漓华章孙博文艺术展”在山东美术馆再次呈现，集中展出孙博文生命晚期的中国画作近60幅，并围绕此次展览连续召开三次学术研讨会，先后有近百位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赴山东美术馆参加此次研讨，这在山东美术馆乃至全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