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形态，看起来画的是花花草草，但是深究起来，我们会从中感受到无穷魅力和博大精深，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传达着审美的文化智慧和自然的精神哲理。” ——刘玉泉
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种，以花、鸟、虫等为描绘对象的画。在中国画中，凡以花卉、花鸟、鱼虫等为描绘对象的画，称之为花鸟画。工笔花鸟画即用浓、淡墨勾勒对象，再深浅分层次着色；写意花鸟画即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绘写对象；介于工笔和写意之间的就称为兼工带写，形态逼真。早在工艺、雕刻与绘画尚无明确分工的原始社会，中国花鸟画已萌芽，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战国末期木板画《老虎被缚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
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也是较早的独幅花鸟画。
花鸟画发展到两汉六朝则初具规模，经唐、五代北宋，花鸟画完全发展成熟。五代出现的黄筌、徐熙两种风格流派，已能通过不同的选材和不同的手法，分别表达或富贵或野逸的志趣。北宋的《圣朝名画评》更列有花木翎毛门与走兽门，说明此前花鸟画已独立成科。北宋的《宣和画谱》在总结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第一篇花鸟画论文。
文章《花鸟叙论》，深入地论述了花鸟画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阐述了花鸟画创作“与诗人相表里”的思维特点。此后，画家辈出,流派纷呈，风格更趋多样。在风格精丽的工笔设色花鸟画继续发展的同时，风格简括奔放以水墨为主的写意花鸟画，水墨写意“四君子画”（梅、兰、菊、竹）相继出现于南宋及元代。以线描为主要手段的白描花卉亦兴起于同时。随着写意花鸟的深入发展，以明末徐渭为代表自觉实现了以草书入画并强烈抒写个性情感的变革。至清初朱耷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
徐渭作品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花鸟画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形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传统，终于在近现代产生了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朱宣咸、关山月、李苦禅等花鸟画大师。
吴昌硕作品
刘玉泉当代花鸟画创作当代花鸟画创作始终面临古与今、中与西的矛盾。一味泥古，则易陷入传统不可自拔；一味求新，亦易进入西方艺术之怪圈，失却中国画真义。在花鸟画探索的当代艺术家当中，刘玉泉所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他不断在古今与中西两端寻求新的路径，形成古雅朴厚、斑斓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一种既有古人雅趣又有当代审美情趣的面貌。
《芳骨多娇》68×136cm
刘玉泉的笔墨语言多样，既有简笔淡墨一路，也有浓墨重彩一路；用笔追求古朴苍莽，用色艳而不俗。其构图追求满，特别是其大幅作品，气魄雄浑，满幅繁茂，在精微慎重的勾染中，可见出清俊高雅的笔情墨趣；从繁复交错的花藤枝叶中，则可感受到音乐般的画面节奏和生机。
《春满乾坤》96×98cm
与其设色作品不同，刘玉泉的没骨花鸟一反明艳，以清雅取胜，格调俊逸温润，在水的晕染下，给画面带来如梦如幻的雅致气息。另外还有一类没骨设色花鸟殊为独特，在没骨的基础上，利用水渍、淡墨相互交融，再与色彩相互碰撞，建构出一个清雅醇和的视觉空间。
《寒菊带霜甘》68×136cm
刘玉泉以当代艺术家的视觉感受，凭情会通，融古入今，融西入中，探索花鸟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不仅具有典范价值，也具有启示性意义。刘玉泉不仅是一位实践的探索者，也是花鸟画教学的教育者。他从事美院教学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总结出很多真知灼见。他认为，中国花鸟画表现领域宽阔、题材广博、底蕴厚重、种类繁多，具有“一物一法”的特点，因此主张在传统画论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将“梅、兰、竹、菊、荷花、紫藤”的法度特性延伸到花卉植物上来，以此拓宽花鸟画学习和创作之路径。
《白露为霜》180x160cm
在创作方法上，刘玉泉主张东西兼容，他认为中国工笔花鸟画已经从传统的折枝图式，进入到现代的全景式创作形态。色彩的应用也从主观的程式要求，转向兼容西画式的调子色彩的运用。构图则趋向于更加饱满和充实。意境上也应更加亲近自然。
《翡翠遮天绿》60×95cm
基于此，当代花鸟画创作需在坚持笔墨精神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线性“骨法”和赋彩晕染的类化理念，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这些主张和要求贯彻在刘玉泉的教学中，在此次展览的创作中也体现了出来。
《绿野》68X68cm
画家简介
刘玉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六届山东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花鸟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山东画院特聘签约画家，中国人民大学花鸟画高研班刘玉泉工作室导师，山东艺术家（书画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国画院副院长，新时代书画院副院长，山东省文化促进协会书画院院长，雄安丹青书画院名誉院长，山东旅游书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