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从深圳飞回济南，下飞机就接到一家编辑部的电话，要我写一写新中国成立75年来国企改革的历史阶段和基本经验。
一周前，媒体上还没有75年的动静，这几天热起来了，我差一点忘记了这件事情。想来，这毕竟是大事，我不能缺这个“场”。今天一早起来，提笔写下标题。觉得有一点意思的。因为过去讲的总是两个阶段，我现在提出第三阶段，人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也可能有，我没有看到。
过去的国企改革总是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来划分的，是几十年的习惯了。这几年的改革，有人说是回归计划经济，三中全会说的是市场经济的事，实际上有计划经济的因素。这里有一个扣子卡在那里解不开。就是目前存在一个双主题论：一个主题是单纯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从英美批发过来的。还有一个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式市场经济。孰轻孰重，孰是孰非，需要做一个思想上的断论了。
写完这段话，我到泉城公园来走一走。大概有一个月没有回济南了，辜负了我家窗外的这片绿色天地，在树林里走一走，手机上说一篇稿子，也不耽误时间。现在，没有什么比时间更重要的了。
我总是在奔波的路上，更加激烈的是思想的奔跑与拼搏。每天，都觉得有好几篇文章在等着写。前几天，看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讲话了。不到一个月内领导4次发表文章或者讲话。每次讲话如果都要写解读的文章。我是有点跟不上趟了。因为没有想出新角度的文章，自己是不想写的，写出来也耽误别人时间。突然想出了一个创新之道。用总书记的一句话与张主任的四篇文章连到一起来讲，这是一个新的格局。果然，新意又出来了。文章发出一天便有1万多人点击，而且很多媒体转载，我的心才安分下来，自然有种收获的欣慰。
前天在深圳上飞机的时候，魏忠富打电话告诉我政治局开会了。把会议消息传给我，我赶快打开电脑，想把它转载下来，把飞机上这三个小时用好用足。谁知道飞机上规矩太大了。飞机进入跑道之前，空姐就不断的催促要把电脑关掉，你不关，她就站在旁边等着。我没有办法，只好服从管理。我想，如果新华社的消息早发出来20分钟，那我就能赶时间把这个消息转到电脑上来，我在飞机上这三个小时就把文章拿出来了。于是，下了飞机赶快写稿，到家饭也顾不得吃了。把三中全会与企业有关的几个内容写了一下。
我看到了房地产要稳定，觉得这是一句新话。多少人关心房地产呀，买房子的，卖房子的，牵涉到企业与家家户户，这是一条大政策。我赶快把他提到前面来说。什么新型的房地产的形式，那只是一个意愿，不能把它放在最前面，这次是调到后面的。我觉得军情如火，口号性的、目标性的东西，朝后放一放，先干眼前最急的事情。果然，这个1200字的消息，篇幅比平常少了一半，说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事情不急，大概不至于如此。而且7月30日刚刚开的政治局会议，才50天又开会研究经济问题。看来，事情有点急。
我庆幸抓到了最重要的东西。发完稿，再吃饭。我再看一遍政治局会议的消息，发现有一句是银行资本可以进入股市的意思。这可是一个大动作。因为房地产一下子起不来，那么股市要起来，资金要出来，这是一个思路。这两天股市大涨，估计还要涨一段。可是我怎么没有注意这一点呢？不由得有一种自责涌上心来。事情常常是这样，太急了就容易疏忽。幸好在该注意的重要方面没有疏忽，也算是对自己一点安慰。
吃完晚饭，又坐下来构思建国75周年的国企改革。我是搞国企改革研究的，以国企改革为主线、75年为标准来划分。我翻开了一些稿子，原来在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我都写过文章的。我觉得抄自己的不算抄。文章内容多数是砖头瓦块，自己搬自己的，有点心安理得似的。重要的思路新、观点新，这是我在意的事情。
我看了自己的稿子一遍，想出一个角度，75年来应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计划经济阶段，前29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市场经济阶段，这34年又分成四个阶段。第三阶段是新时代功能与竞争力的阶段，可以分成两个阶段。2012年至21年是一个阶段，2022年后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我有我的证据，我先说服自己，才行。
国企的分类从来是按照市场和计划两个阶段划分的。现在，我以三个阶段划分，自然有我的思考。觉得仅仅市场阶段是不能回答当前中国的问题。重要的是国情变了，世情变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国企生存的环境变了。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从贸易到经济对立会上升为主要矛盾。2010年，我就写了一本书《危机的演变》，讲了中国四大矛盾，中美矛盾将上升为第一矛盾，这是2010年出版的。可是我们思考问题的立足点总是停留在国内去考虑，现在世情变化，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按照市场经济那个路走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看法就会有个新思维。这是从竖线思维转向横线思维。
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应该是政府与市场都起作用，比如说，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就有计划的因素，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变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式按照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这对矛盾去讲。把两者对立得那么严重，也是不符合规律的。
中国的国情要搞社会主义，要以人民幸福为中心，要共同富裕，完全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我的思想转变，是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开始的，后来是二十大，再后来是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新时代国企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为重点的改革阶段，有些，是市场经济回答不了的。当然，也是计划经济回答不了的。回答不了，就跳出来，找一条新的适用的新路子，也就是新的规律。
2011年7月，在中央提出不要走老路、邪路，要走新路之前的一年多。就国企改革我就发表过文章《要走新路，不要走老路、邪路》。到了十八大，写在党的报告上了。过了十多年了，我们才理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既不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模式与道路。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规律，一正一反再合起来，实际上进入螺旋发展的新阶段了。所以，就这些问题的思考，我认为国企改革进入第三时期。从2013年到2021年是一个新的时期。我的这种思考，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起来了。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第二阶段了。这是在过渡过程中逐步清醒、逐步觉悟、逐步明确的。我今天想到了，便立此存照，供天下智者参考。
提出中国国企改革进入第三时期，也是一种觉悟的过程。我自己过去也是做得不够的，很多观点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这次，我要说一番新话了。不是过去说得不对，还有待历史检验。
一天来，写了三篇大文章，一篇是二十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的主题与国资委主任的讲话，一篇是政治局会议关于房地产和企业问题，最新的是75年来国企改革的阶段的划分。按说这都是不小的事情，甚至是国家最大的事情。
为什么总围绕最重大主题发表看法。我素来写东西有三把尺子，一是天下第一等重大的主题，二是第一时间发表看法，三是第一次提出了新观点。在1984年，我就提出了“第一个浪头新闻观”，在最为重大的问题上，最早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是真知灼见，在现实中能行得通，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我把它认为人才的六条标准，大概就是现在说的“0-1”的人才标准。尽管我常常做不到，而且常常为自己实现不了这个标准而苦恼。然而，毕竟是有一个标准存在着的，我为实现这个标准，把自己逼得很苦，当然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标准，总是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累，不停地快乐。总是在一种奋斗状态下活着。
昨天在深圳为一家央企讲课，和年轻人在一起交流。别人问为什么我还年轻。我说，因为我是坐在“复兴号”上，坐在飞机上，在最快的地方，而不是坐在“牛车”与“拖拉机”上，所以我能随着时代前进。所以，心态年轻。
有个领导说，从根本上说还是有一种家国情怀。其实说得太高了，我也做不到。不过我是有文人那种“愚”‘与“倔”的，自己总觉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看得重些。有时想过，权位非所愿，只求文章新，思想有光芒，引领万物生。
我定位的六条标准，实际上是理论与智库研究的“0—1”的创新。当官要求求同，当惯官的，也总是说同样的话；做学问的习惯求异，说相同的话，自己也嫌弃自己。这种规律，还是有的。
写到这里，发现手机的电快用完了，还有30秒就要停机。赶快大步回家，写我的国企改革的第三时期。等到我回到家时，助理可能就把这篇路上口述的文章打出来了。
今天这篇小文，是路上说的话，一天写三篇文章的体会。实际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记录，对青年人也许是有启发的。录以备考。
（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