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中全会的建议：
“发展改革”第一，“治理改革”第二
——对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孰先孰后问题的建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根据《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媒体发出的消息与评论来看，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会议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会议的原则包括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以人民幸福为中心等“六个必须”。《决定》内容，将在会议上得到通过。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古语强调，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总书记认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我今天想说的是，中国的改革必须往前走，不能开倒车。在认识上、理论上需要解决“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的区别及其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确定，是牵涉到中国式现代化前进动力与历史进程的问题。 目前改革的驱动力，有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的倾向，我支持以发展为主、发展与治理协同的观念。每一轮改革总是伴随着新的治理，更深层次的治理总是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因为目前确实存在“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两种形态矛盾绞着的状态。我担心治理改革超过发展改革内容。
故此提出发展改革更加有效、治理改革更加有利的建议。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引起会议的重视。
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与概念的推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开启中国改革进程与历史命运的重要时刻。
我是从1978年一开始便投身中国改革并且长期在基层搞调查研究的人。我对改革研究的追求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素来以破解难题为己任。也研究三中全会几十年了。我认为历来三中全会标志性的主题都是围绕着改革来展开的，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有三次三中全会有开创性的意义。
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的历史时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叫新时期；一次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的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新体制；第三次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次三中全会将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也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我提出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的问题，是心有所忧的。
查了一下百度，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词条，于是我编了一段：发展型改革，是指以生产力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社会改革。治理型改革，是指以经济社会治理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改革，常常表现为改革的两个方面与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发展型改革为治理型改革创造条件，提出任务与要求，治理型改革为发展型改革提供保障、开辟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性的历史征程，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梦想，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就必须有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有更具活力的、更具创造力的发展，同时要有高水平的治理。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有更具活力的、更具创造力的发展改革，这个是摆在前面的东西，高水平的治理是伴随性、从属性的，也是必然的阶段。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治理改革有时候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怎么出来“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这两个新词？我已经思考一段时间了。在前些日子的文章中，我已经对这次三中全会提出“一个主题、两条主线”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是考虑发展的问题，当然也要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更多的是治理问题，可以把它说成“发展改革”和“治理改革”两条线。这里，我提出几个思考题：
第一、对这两项改革定义认可不认可，对这两条主线承认不承认？
第二，目前的改革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是发展，还是治理？
第三，治理改革和发展改革的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存在一个谁在先谁在后的问题，发展在前，治理跟随，这一点要明确；
第四，两类改革要紧密结合，不要相互脱离，更不能想到抵触。发展改革要做到破解现实难题有效，治理改革做到对发展改革有利。
这些问题缠绕在我的头脑里很久。实在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现在提出来，希望引起高层与整个社会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意识形态导向的政策，转向了发展导向的政策，再向治理导向的政策转变。顺应现代化阶段的演进升级，中国实现了从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转型。
然而我从国企改革实践中觉得，存在治理重于改革，监管重于改革现象。我对国企改革研究了几十年，这十多年主要精力与时间也用在这件事上。后来发现改革来改革去，存在越管越死的倾向，我似乎也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在2015年9月后的两三年，各部门出了国企改革的文件40多个，改来改去，相当部分变成“管理改革”的文件。有一年，细数一下国企改革的文件，发现标题里出现14个“管”字，明明是讲的改革，而重心落在监管改革上。有些文件对改革内容讲得很宽泛，很难检查，对监管的内容讲得很具体，很好检查。甚至有些文件一发出来，就让改革改不动了。有这种感觉的人，显然是不少的。如果改革改不动了，那么还改什么？我陷入了这种痛苦思考之中而不能自我解释。我自己说服不了自己，就更不能误人子弟了。所以后来一些改革的文件出来，我索性就当“徐庶”，一言不发了。后来出现“十大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的说法，再后来有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实际上在过去改革中，改革思想与理念是在碰撞的，开始是讲改革推动发展，包括岗位责任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组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改革，主要目的是发展，增强活力。但是后来出现两种改革样式：一种样式是，改革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批准的、评价的，企业是执行主体，重大事项基本没有决定权；还有一种样式，是监管是越改越严，改革越改越难。这些年的主要矛盾是“一管就死”，管得多，管得死，管得改不起来，成为主要矛盾。管住了企业自主权，而企业高管的腐败却管不住。对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很多话平时也不便说出来，只是放在心里面琢磨。我的感觉是，中央意图是明确的，而在执行时走了样，被“取我所需、为我所用”，把自己权力搞得大大的，而责任推得远远的。
从大的背景看，国家治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治理，是完全有必要的。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30多年间，中国先后进行了7次政府改革。这一时段的政府改革主要是为了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聚焦于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立的政府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改革的聚焦点转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更多地扮演全能主义“家长”角色，其管理具有管制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模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符，存在诸多弊端。因此，要转变政府行为模式，由过去的“政府办社会”“重审批轻服务”转变为提供法治秩序、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推进政府职能不断转型。从国资国企改革来说，就是国资委管资本，不要管企业的经营管理，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地位。
然而，很多好的意图常常被歪嘴和尚偏歪了。很多部门是有选择的改革。譬如，目前的国资国企改革，政府部门管经营的权力越来越大了，层层审批，链条拉长，影响效率不说，权力过度集中造就高管腐败，腐败的数目呈几何级增长。原因出在哪里？出在企业与工人阶级没有成为改革的主人。管制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形式主义横行，甚至高管腐败猖獗。这虽然是少数人现象，其教训明显，其深层规律更值得探讨。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相关的书，我已经写了八本了，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供给侧结构改革、十九大、二十大，我都总结归纳提出解读的“国企话语体系”，都是出了书的。在国内，可能是出国企改革书籍最多的了。作为改革的“马前卒”，我对国企改革的发展变化是有深切感受的。国企改革整体向前走的大趋势，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管理体制上的某些倒退，也是有话可说的。国企监管改革的突出问题，在于公共权力缺位（例如高管腐败）、经营越位（例如企业活力不足）的现象并存，不能不重视。
有些具体问题想不明白，就跳出来从大的范围看。确实存在着“发展改革学”还是“治理改革学”的问题。我们不能允许少数人利用治理名义影响改革发展的现象继续下去了。所以，要提出“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的关系问题。坚持改革不动摇，也坚持治理不动摇，从承认与“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两者关系与矛盾入手，理理思路，找出办法，从而对改革有更加清晰的概念，使得改革与治理得以深入。
我们知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基本上是围绕生产力发展、以“放开”和“搞活”为主调的。中国后来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包括世界的地位提升，显然与“发展是硬道理”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连想也不敢想。
我们应当承认，事物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转化，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解决问题。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一乱一治，一前一后，一快一慢，一张一弛，一静一动，一起一伏，一松一紧，螺旋式发展，向来如此。改革的问题需要治理来完善，不要让改革的火烧得过旺了，要保持节奏，保持秩序，保持空间，目的是让改革稳健地持久地发展下去。
于是，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并且作为改革的目标，这无疑有历史意义。开始人们不是太明白，后来操作时觉得“治理”和“改革”好像是有很大区别。当然治理，本身也是一场改革，也有改革治理或者治理改革的意思。很多人做简单庸俗的理解，就把治理改革变成治理发展改革，让改革改不起来。国企改革很多方面搁浅的原因，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理解改革与监管的关系，没有理解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在一些地方，治理治大了，改革就搁浅了。弄得什么是改革，也说不清了。
显然，党中央的决策是明确的。一场改革总有缺点，总有问题，总有片面的一面，把它变得全面了，深化了，升华了，确实需要治理。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件事情的两面性，甚至就像中午早上吃得好一点。中午吃得多一点，晚上吃得少一些，早上喝干饭，晚上喝稀饭。既要吃肉还要喝汤，这个道理一样，一硬一软，一刚一柔，是相互补充的。
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理解了这个规律，认识就顺当了，不理解这个规律，就容易互相混淆，就变成了一锅饭，到底煮的是干饭还是稀饭，变成不干不稀的饭了。因此，到了“发展改革”与“治理改革”分类的时候了。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治理”两大改革的关系，事关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改革阶段的分类来理解发展—治理”两大改革的区别与特点。
1.发展型改革为主的时期（1978-2013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贫困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治理难题。因此，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是中国政府的长期任务。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分权化改革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一条主线。这种发展导向的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地方、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和要素的活力，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和潜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为了解放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包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房地产制度，实施城镇化战略，发展高等教育，实施三年国企纾困计划、推动国企混改。实施分税制、建立社保和医保等，核心目的就一个：发展。
2.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时期（2013年-至今）
如果说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主要改革任务和标准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赶超，建设小康社会，那么，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新阶段，即发展导向的改革转向了治理驱动的改革。201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军队、党建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后来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都是这个基调。
这里有个重要细节需要回顾，2019年11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通过的决定，全文约18500字，决定稿由15部分构成，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第一部分，是总论，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二板块为分论，13个部分，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第三板块为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主要就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提出要求。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一是建议在概括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增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容。显然，这个治理型改革被推到高峰。很多人注意到十九届三中全会没有研究经济改革，实际上四中全会拐了一个弯，进入更宽广的河道。
2013年以后，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体现了如下特点：第一，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制度化视为改革的中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第三，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推进依法治国。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治理”主题之下，“从严治党”“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腐败治理”“平台治理”等专项治理的概念得到彰显，社会自治、政府管制、协同治理等原则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中得到应用，过去追求经济发展之下的放任主义式的治理缺位情况得到矫正，建章立制，规范行为——让官员和民众对“什么事情可为，什么事情不可为”有清晰的认知——成为改革的主要任务。
如果说发展导向的改革以利益驱动为主，主要关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层面，那么，治理驱动的改革则以规则驱动为主，聚焦于制度软实力层面。在此意义上，治理驱动的改革应属于制度现代化的范畴。从发展导向的改革转向治理导向的改革既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内涵，也提升了中国现代化的品质。
3.改革新阶段：发展型改革再加力，治理型改革不停步（2024年-）
发展型改革要加大力度：我们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要解放和发展技术含量高和配置效率高的生产力，在加快推进经济领域各项改革的同时，特别注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等领域的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我们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计划，还改革了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选拔机制等一系列方面，就是要持续做大经济蛋糕，属于发展型改革。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加速，更加严格的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等属于治理型改革。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规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行为，明确各自权责，最大限度发挥协同效应。
事实上，发展型改革推进三十多年后，解决发展中积累下来的突出问题，规范社会各方行为，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高速发展还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从2013开始推行“治理”，直白点就是普及红利、解决矛盾，比如贫富差距、生态破坏、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搞好分配等问题，而且发展的目标也不单单是经济增长，而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良好、国防强大等多方面的目标。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有些差距很大，仍然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考虑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15个领域336项具体改革举措，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财税体制、行政体制、行政执法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文化体制、司法体制、科技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会提出多方面的治理的目标，我们要用心理解。治理改革不停步，这点不能动摇。
现在我觉得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考虑一下。因为从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发的这些评论来看，既有改革的方向、原则、价值取向等问题，更多的有治理的特征。所以我倒觉得这要把这个问题分清，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我的观点是，发展在前，治理在后；发展第一，治理第二
当前改革的走向，我的观点是，发展在前，治理在后；发展第一，治理第二。在一定阶段内，也可以，发展在后，治理在前。总体上看，发展需要治理，治理围绕发展而深化，治理维护与推动发展，这是治理的目的。发展是硬道理，这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地位。
我们要认识，发展改革核心实际上是两个解放的问题，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如何让新的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效应，构建与新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治理形态；第二就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关系到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民生保障。这两个解放，都牵涉到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问题。前面是说发展，后面是说治理。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阶段，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
“两力”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持续不断的改革，来源于通过改革的制度创新释放，使“两力”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被消解、被消除。治理在一般情况 下是处于保障地位。
总体上，我认为发展是摆在首位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还是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治理是正确的，目的是推动这条道路，而不是削减发展改革的力量。
发展的内容有哪一些？治理的内容有哪一些？我大体上可以从微观上考虑，还可以列出几条。
领导同志提出的思路是正确的，关键看怎么理解，怎么落实。比如说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加上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就包括治理的意思，高质量发展从性质上看，还是属于发展问题，但是要减少低质量发展，对低质量发展要治理。要知道低质量发展和高质量的发展怎么结合的问题，就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发展问题，我们现在的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经济新常态，这些“新”都是发展的问题，也同时是治理问题。所以发展的改革不动摇，发展的分量更多一点，而治理力度要加强、加大力度。
发展是硬道理，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学与治理改革学的关系，把发展和治理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把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解。如果是管样，我们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容易理解得透一些、快一些。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提出来好。提出来是为了探讨问题，认识问题，认识问题首先是发现问题，能够提出来是基础，是前提。
第一还是发展。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落后就要挨打，国强才能国安。在改革中建立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强机制保障。
也要重视治理。制度稳则国家稳，治理强则国家安。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着力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自我完善中不断走向成熟。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还有几天就公布了，我觉得对发展改革和治理改革两者关系问题，应该有些讨论才能正确理解会议精神。
我们经过探索，也付出代价，终于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自觉的背后，一个最大的自觉就是，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须在不断变革中谋求新的动力，拓展出新的空间，创造新的体制机制，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所以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非常重要的密码。发展改革和治理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密码。
二十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四大问题：
首先是创新。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创新能力的问题，创新能力没有，改革就不能把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科教兴国战略落不到实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是重中之重。
第二是市场。市场要有活力，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功能得以释放，道理也很清楚。有创新的动力，有市场的活力，国家不可能不兴盛。市场要一体化，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就要联动起来。
第三是治理。如何使整个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以治理促发展，以治理要效率、要质量。这就是改革要去进一步规范的，比如说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就业问题等。
第四是民生幸福。改革为了什么？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什么？民生问题涉及到衣食住行，医疗保障，养老健康，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教育就业等一些相关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关键的任务。这也是治理问题。
在这四个方面，前两个大体上是发展改革，后两个方面是治理改革。我的思想观点是。一是发展改革和治理改革的矛盾是存在的。二是认识发展改革和治理改革的对立统一性。三是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说，发展在前，治理在后，也就是说发展优先于治理。四是发展力度应该再大一点，改革解决难题更有效些，治理对改革更有利些。
因此，三中全会似应有两条主线：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创新各类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各方面权责益关系。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并重。
发展型改革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展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然是新一轮深化改革重中之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比改革开放45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更为深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阻挠，因此区域一体化、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继续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打破行政壁垒，让土地、人口、原材料、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在地区间充分流通。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无歧视地平等对待，让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机制。推进市场在配置跨境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不对外资采取排斥、歧视性政策，让市场自主做出选择。这些是道理，重要的是问题能不能解决。
譬如，1.核心技术不行，受西方牵制太大；2.内循环不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形不成；3.产能过剩，看上去全球市占率高，实质上是亏本竞争，用国内资源补贴全球；4.信心不足，投资、发展各种阻碍困惑，压抑的社会氛围；5.税收重新分配，地方政府债务化解；6.外资投资撤退，.国内资金外逃；7. 出口面临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围剿和抵制；8、国企改革要解决谁是改革主体，解决活力不足问题。这些难题的解决，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标准。
治理型改革，要围绕完善各项制度与机制展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包括科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按照合理的规矩制定好财税分配比例、事权大小和责任归属，以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主要目的。包括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推进税制改革。从流转税为主导逐步转向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混合型框架，强调公平，避免贫富差距加大和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深。包括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从法律、财税、政策、信息披露、市场交易等手段多方面形成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方式，而非单独依靠行政指令。包括以社区作为基本支撑点加强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给群众充分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从企业方面看，国有企业改革，仍然要科学合理界定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权力边界，解决管资本问题，解决放权问题，从制度、体制、机制上保证国企增活力、强效率，调动基层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民营企业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混改企业产权不平等现象有普遍性，如何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将其在法律制度上、在制度安排上、在现实的政策规定上充分体现出来，自然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问题。
治理型改革，也要解决难点 。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性改革策略，为地方主义、行业主义、部门主义等分解国家利益提供了机会。种种案例表明，国家利益部门化、地方化，与国家权力运行和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有密切关系。因此，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立场上看，如何打造一套协调一致的权力运行体系，就成为国家治理改革的重要议题。如何解决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内循环局面的形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重大进展。如果能够实现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就形成了。这里面，包括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能够冲破利益的藩篱，打破各种利益关系，使得多数人从中受益。我们必须回答改革为了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如果极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绝大多数人占有少数财富，贫富对立，这样的改革就失败了。这说明治理型改革不能不搞，不能不深化。而且一定要搞好，搞成功。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发展问题，发展的问题不动摇，发展的分量更多一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这一条不能忘。一定要把发展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理解了这个规律，那可能就顺当了。如果不理解这个规律，连什么是发展什么是治理也弄不明白。互相混淆，就变成了一锅饭，到底煮的是干饭还是稀饭，也弄不明白，就容易乱了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正所谓‘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我的建议，便是为了“立治有体，施治有序”，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让改革更有效、治理更有利用，此其是也。
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11年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做出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将向全党全国发出中国式现代化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动员令。我们充满期待。
期待三中全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的强大动力，期待破解发展难题的方案，期待“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更紧密地结合，使得改革更系统更深刻，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更有效、更有利。
以上建议，久郁于心，用三天写成11000言。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命运思考后提出的建议，并向同道请教。
（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