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国企有“四个空间”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授课（部分）
按 语
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因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现在围绕这个问题，与大家交换意见。
因为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突如其来，是平地里刮起来的一股风，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对提出新质生产力的背景没有看清楚。从企业本身来看，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国企有“四个空间”。在认识清楚的基础上，再研究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中的实现途径与运行机制，也就是新质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结果落在高质量发展上。找准原因，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就会有针对性了。
前不久，李锦在清华大学、中国远洋海运、中国海洋石油等单位讲课时陈述自己观点。现在，将演讲的内容整理，分多次发表。今天，发表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以一些基本数字对比论述高质量发展的“五大难”、国企的“四个空间”。
李锦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授课
为什么要提出新质生产力，因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现在围绕这个问题，与大家交换意见。因为有人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突如其来，是平地里刮起来的一股风，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对提出新质生产力的背景是没有看清楚。
其实，我们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讨论多年，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大家应该是清楚的。现在，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是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起点，也是重点。国有企业认识与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这里开始。我们提出新质生产力，是解决问题的。问题不解决，提出新质生产力有什么意义？
第一个问题：
深刻理解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讲话的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许多讲话中，最有分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文献，也是理论总纲。
大家看文章标题，《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与 “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为了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主题，也是目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手段，也是动力。
大家看，新华社消息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
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这段话，陈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现代化经济体系”“科技自立自强”“新发展格局”“改革开放”的关系。最后落脚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这就告诉我们高质量发展是主题，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是在这个主题下的主线。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日益显现；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平衡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展动力活力竞相迸发；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加快，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高度重视，切实解决。联系上面一段结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国家层面与国企层面两个方面认识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
正确看待中国企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问题
四十多年来，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1978—2023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不到1500亿美元增长至13.6万亿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占美国GDP比重从6.3%上升到66.3%，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从1.8%增长到16.1%，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从2%增长至约30%。最说明问题的比较莫过于《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37.8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五分之二，接近中国和美国GDP之和。从1995年公布世界500强榜单，到2022年，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由3家猛增到145家，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连续四年居于世界第一位。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陶醉于企业数量的世界第一，从发展质量上看，离世界一流企业差距还是不小的，尤其从利润指标这一角度考虑，差距非常明显。与美国500强企业比较，质量差距仍然明显，增强创新能力尤为急迫。通过纵向不同年份和横向不同行业的比较，人们既可以了解企业的兴衰，也可以了解公司的销售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全员生产效率等经营质量的变化。利润增长是质量的重要标志，或者说是主要标志。
这几年，高质量发展的导向鲜明树立。国务院国资委发挥经营业绩考核指挥棒作用，构建起以“两利四率”“一利五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润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些指标，非常清楚，利润是一个高质量的导向。
围绕利润指标来分析中国的500强企业，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中国500强企业与世界一流的差距。这里主要以美国为比较对象，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1%，总资产收益率为1.15%，净资产收益率则为9.5%，三个指标都落后于《财富》世界500强平均水平。与美国公司相比，上榜124家美国公司的三个指标分别为11%、3.21%和21.9%，经营状况明显优于上榜中国企业。我们从利润这一最重要指标比较，中国公司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公司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中国145家公司上榜公司平均利润约41亿美元，虽然与自身相比有所提升，然而世界500强平均利润同期上升至62亿美元。以部分国家作为比较对象：例如，上榜的德国企业平均利润44亿美元，英国企业69.6亿美元，加拿大企业47.5亿美元，法国企业48.5亿美元，巴西企业84.8亿美元等，均高于中国公司。与上榜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利润差距更加明显。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上的美国124家企业平均利润高达100.5亿美元，几乎接近中国上榜企业的2.5倍。中国上榜企业利润及其增速远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三个问题：
中国高质量发展有“五大难”
事实上，当前我国企业与产业体系存在不容忽视的梗阻与短板，规模优势下的质量优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可以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与国有企业两个维度厘清并剖析当前存在的制约因素，认识我们要摆脱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从国家层面看，有五个方面值得重视。
表现一：长期依靠资本投资刺激的路子，全要素生产率低。
高质量发展要重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我们劳动的生产率低。劳动的生产率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资本劳动，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1978年到1994年，对于整个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基本上是五五开。因为人的效率是有限的，就得靠投资，买新的设备，建新的生产线，使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到了“十一五”期间，资本的投入在加大而效率在降低，资本劳动比对经济的贡献被放大到了60%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30%多。投再多的资本，也创造不出来效益。整个产业的资本效率是不高的，而且已经不是一个行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规律，是资本的经济报酬在降低。到了“十二五”，问题更加严峻，资本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降低，降低到三分之一以下，我们不得不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增长上来，这时候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的概念被写到党的报告当中。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改革资本配置的效率，这么多年高速的增长，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另外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就是微观主体的效率。我们必须找新路，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供给侧改革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微观企业主体活力的提升，也就是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具体看，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四个难题，一是库存高，二是产品开发周期长，三是同质化问题，四是利润低。传统企业发展的模式就是大规模的投入、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广告、大规模的分销。这些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套路，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表现二：科技不足，存在自主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风险。
我国在技术迭代升级上有一定优势，但在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转化应用程度相对落后。当前，全球分工体系重塑，“逆全球化”趋势凸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一方面，实现科学技术的基础原始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连续投入和研究探索。另一方面，我国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撑体系逐步建立但仍不够坚实，存在三个不协调问题。一是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当前我国部分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难，转化渠道不通畅，不能完全满足产业发展质量要求；而一些产业部门对技术的需求也不能引起科技创新部门的注意，阻碍了从“研发”到“生产应用”再到“大规模使用”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难以实现对核心技术问题的及时反馈。二是人才与创新的不协调。我国虽然人才总量庞大，2022年研发人员总量达600余万人，并多年保持世界首位，但顶尖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以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数量为例，我国目前只达到美国的20%。究其原因，人才培育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与创新发展出现脱节与不协调。我国教育体系在“综合素质”和“创造性学习能力”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考试制度有利于平均水平人才的成长，而不利于顶尖人才的培育，造成顶尖人才流通和供给不足的困境。三是政府研发投入强度与产出效率的不协调。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扶持偏向于产业链末端的大规模企业，而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中小微企业研发支持力度不足。另外，在政绩考核导向下，部分地区的经费支出盲目性较大，导致成果产出效率和质量不足。
表现三：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价值链难以向上攀升。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处于一定程度的“低端锁定”状态。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体系还有较大优化提升空间。从行业分布结构来看，产业发展内部结构亟待优化，以制造业为例，内部结构中传统资源加工和高能耗制造业占比较高，而中高端制造业占比较低。从发展区域结构来看，产业发展的区域协调度不高，上海、北京、天津已经步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工业化后期，而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中期。各地竞相布局新兴产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同时也意味着部分行业存在低端供给、产能过剩的风险。另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结构体系高端化特征还不够突出。从传统产业重塑来看，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最高，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步伐远快于其他行业。但相较而言，制造业更亟须数字赋能。当前我国数字底座和数字底层技术自有率低，高性能先进传感器和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90%以上依赖进口。因此，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高端化能力亟待提升，价值链向上攀升受阻。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来看，仍然面临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要素市场建设不完善和产业布局优势错位等问题，还未成为主导产业。从产业融合发展来看，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的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水平不够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乏力。
表现四：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加值偏低。
我国服务贸易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左右；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仅12%。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2.85万亿元，但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因此，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使我国服务贸易从目前12%的比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
表现五：产业的绿色化发展难，现代化进程也相对较慢。
我国倡导走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绿色低碳方面成就巨大。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客观上给资源环境的承载提出巨大挑战。从转型目标来看，2020年中国制造业单位总产值碳排放强度约为5.6吨/万美元，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要实现“双碳”目标，预计中国2035年碳排放强度有必要下降至2.0吨/万美元以下的水平。目前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从产业特征来看，中国能源禀赋偏煤，工业的生产过程需要用到不少高碳能源，是碳排放强度最大的行业。制造业面临转型压力较大，是未来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从绿色低碳技术来看，由于高端要素资源在产业的绿色化领域的布局较晚，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及相关服务业等绿色核心产业的投入和发展相对不足，一批关键绿色低碳技术亟须重大突破。我国产业的绿色化因为各种原因发展最难，现代化进程也相对较慢。
显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并决定企业发展的质量。
第四个问题：
国有企业有待提升的四个空间
从国有企业角度看，有四个空间有待提升：
一是国有经济效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资产收益率偏低，国有经济运行效率有待提高。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出现持续回落；2012年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为2.8%，2020年下降到1.6%。现阶段，国有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水平低于我国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大幅低于我国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整体总资产收益率水平在3.0%左右，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收益率整体偏低，一方面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企业在提高资产收益率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国有经济可能需要在更好担负社会责任和提高资产收益率方面取得更好平衡，以便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地发展。
二是国有经济在聚焦产业引领上有加强的空间。
我国国有经济布局与中央要求的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还有明显差距。工业国有资本仍主要集中在煤炭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电力工业五个传统重化工行业，其中，煤炭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电力工业三个行业的国有资本占比超过一半。国有经济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布局的优势并不明显，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集中的电子工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国有经济的占比甚至是下降的。国有资本在战略性、创新性、开拓性方面的“引领”作用并不突出。
三是国有经济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
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国有企业数量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分布稳中有降，变动幅度不大，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占比从2010年的22.72%上升至2019年的26.57%，西部地区的国有资本占比上升幅度不大，仅增加不到1%。在当前我国强调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国有经济需要进一步关注经济后发地区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扩大投资规模，提高产业投入，服务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
四是国有经济创新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有企业利用举国体制攻关重大科研创新课题，在许多核心科技方面都取得了突破，然而在应对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经济领域，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整合再创造方面，对比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还有不少短板。如果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结合国家战略型的创新模式和市场需求型的创新模式，将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国有经济的创新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客观上要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努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从国家层面与国企层面认识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就可以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这是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起点，也是重点。国有企业认识与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这里开始。在找到目标以后，下一步新质生产力就会有的放矢了。
2023年4月10日，李锦在中海油发展安全环保公司讲授两会精神与新质生产力。这是我国唯一的海上石油安全环保公司。这家企业现拥有检测评级、工程设计、技能培训等各类资质80项，基本具备安全环保业务发展所需的多项国际国内服务资质。连续两年荣获国资委“双百企业”标杆荣誉，综合改革经验入选国资委改革样本，为推动国企改革做出有益探索。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的刊物 《企业改革与发展》在2024年第四期发表李锦的文章《国有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
（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