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家难题在 我的心火便在燃烧——我的2023年写作总结并述怀
新年感怀 生活需要仪式感，也需要以规矩约束自己。按照惯例，一年一总结，这是开设微信公众号后的第七个年度总结了。学会总结归纳，先从自己开始。在辞旧迎新的时光中，思绪像敞开的翅膀，自然要多一点热情，略有一点文采。 打仗要靠武艺，文章须凭实力。2023年，我写了150万字。这150万字。是指现在和将来都可以出版的。生活似乎进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境界。 前天回到济南，几个老朋友见面，有的是20多年没有见了。朋友说“你没有变化，还是那样。”我说，“怎么没有变化呢？我都72岁了。”毕竟是老了，朋友夸赞中有安慰的成分。他们说，你还是一头黑发，刚刚有几丝白发。没有皱纹，红光满面，很精神。我知道，人变老是规律，走路怕摔倒，吃饭怕嚥着，喝水怕呛着。然而，一直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确实没有老的感觉。自己一年写150万字，也并不觉得，这是统计出来的。 一年下来了，好好爱自己，多肯定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好，特别值得。在岗时由领导夸奖，退休了，就自己为自己鼓掌了。
为什么不老，因为心火总在燃烧
“你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写？”面对询问，我说“国家难题多，我有想法不写出来，就像火在心里出不来，烧着难受”。
朋友说，“对了，你就是生活在工作状态，总是走在前面，用新闻的方法搞理论，在山野为国家操心，一身本事赶上互联网时代。干别人不能干、不想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事，天天有想法，眼睛总盯着前面。”
我说，我只是交界处找到机遇，能够发挥罢了。很多比我水平高的人只是没有找到空间，显然我是幸运的。
人终究是老的，只是事业不老。我总觉得该干的事太多，就不停地写，不停地想。常常是睡了一觉，三点醒了，便起床了，一直写到太阳喷薄而出，看着太阳从东边山上升起来，自己也有了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
我主要精力用在研究国家经济走势、企业政策与新闻上。其实，我的局限性是不小的，企业研究者对操作研究的细致，教授们说理的深湛，我只能望其项背。说白了，我是用国家眼光之“箭”射企业之“靶”，用时代需要之“箭”射现实之“靶”，角度不一样，自然容易形成一家之言。在内容上，我算是五指不发达，但是胳膊有力，在大方向上、在立场上总是一马当先，一眼看穿，一语中的。在解读政策时总有发现趋势、引领舆论的追求。譬如说从2011年以来的13年，国企改革有五次论争或者说是五次观点的碰撞。我总是第一时间发现苗头，曲折委婉地表达看法。似乎井越掏，水越清；事越摆，理越明，我是挺身而出，穷尽真理，而不看眼色行事的，在国企几次思想论争中，我是正确的而且是最早表达看法的。
第一次观点碰撞，是改革中要不要国企？是走私有化道路还是走市场化道路，发生在2011年至2013年。
第二次观点碰撞，是国企还要不要做强做优做大，发生在2013年至2015年。
第三次观点碰撞，是国企要不要加强党的领导。是以党的领导还是以老板治企，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
第四次观点碰撞，是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不要一起做强做优做大，发生在2018年至2020年。
第五次观点碰撞，是国企功能在先还是能力在先，发生在2022年至2023年。
我是连续13年在第一时间发表看法的。国企改革从来不是风平浪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只是在表面没有呈现罢了。两三年换一个主题，一个接着一个。暗流汹涌，正确与错误的同在，前进的与后退的并行。往往正确的东西在开始时总是处于劣势、弱势、守势，发现的人很少。经过了一年两年的碰撞，才慢慢清楚起来。不能忽视的是，最终往往是大领导出面讲话才扭转局面。连续五次，里面有大规律可以总结。
思想碰撞或者交锋的内容，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有的是君子之争，小人之态甚少。多数是前行路上的探索，哪怕观点错误，也值得钦佩。也有缺少格局的，当然也有“自己不干，一定也不让别人干成”的现象。其实，从国运角度视事，想的是国家。而从单位角度视事，为上一级领导看门。各有担责，无可厚非。从本质上、方向上，是一致的。现实中，有不同观点差距存在是正常的，观点不能千篇一律，声音未必一致。有格局的，是能够兼容的，相互补充，取长补短，可以寻找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在和谐中共进。对于我而言，自然是国家为大，百姓为大，自己无私利，就更放得开些。因此有风有雨是常态，暴风骤雨不失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在逆风逆雨中呐喊着前行，更能激发呼风唤雨的英雄气概。
总体感觉，在我们国家，始终存在着东方式还是西方式的道路问题，是传统落后还是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利益问题，这里也包括对上面负责与下面负责的一致性问题。这四对矛盾贯穿改革全过程，第一对矛盾是处于决定性地位。扣住第一对矛盾，就会在立场方向上站住脚。在党的十八大前半年，我就写文章认为“国企改革不能走老路、歪路，要走新路”。后来，党的十八大报告上出现这样的语句。当然，报告比我说得好、范围更大、内涵更深。在许多时刻，我在惊心动魄中拼搏，而世界似乎一无所知；我在黑暗中翻山越岭，而大地寂静无声。“直待凌云始道高”时，人们才知道曾经有过“时人不识凌云木”。
五次观点与思潮的碰撞，多数是隐藏的，有时出现公开争论，我往往是最早发现这种趋势的苗头的。我的解读表面上也似乎是那种传声筒式解读，实际上里面有一个思想者的撕杀、战斗者的勇气，包括以牺牲精神来做这件事的。历史愈久，人们会愈清楚地看到我曾经的努力。我知道，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我也常常把自己当做写作领域一只思想的蝴蝶。
我知道自己只有单枪匹马，但有时能看到舆论带来的千军万马之势。每一次何去何从的困惑，在写作研究中都可能通向一场毅然决然的醒悟。即使不知道答案，即使不清楚前路，自己应该去迎接、去探求，去䠀地雷阵。仿佛每一团在冬夜升起的篝火，都在为迎接春日而燃烧。
孤单而没有交流的思考，孤苦而没有经费的研究，然而我身后站着是时代潮流、国家命运、社会需要、人民期待。虽然常常是经济一无所获，只是追求在历史大波澜中有我跳跃的浪花，心自安慰。将来，如果谁写中国国企改革思想史，我能提供具体的材料。写中国国企改革史，不写思想，肯定是肤浅而枯燥无味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一本国企改革史，不是缺少资料，而是缺少思想。试图写的人，肯定是有这种感觉的。这些，不单纯是业务探讨，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老了，走路慢了，不能与青年人比。可是我们一旦坐上时代的动车，思想就风驰电掣，一日千里。前几天坐上复兴号，从济南到福州、从北京到扬州，五六个小时就到了。我们不老，因为我们坐上时代的列车；我们有心火，所以思想的机器一直有动力。
关于国企功能问题，我过去一年发表过10多篇长文章，都是5000字以上的长文。譬如《2023年，中央企业干什么？怎么干？》《全面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2023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解读》《解读新发表的习近平关于国资国企改革讲话精神》《三年行动后，新一轮国企改革究竟要改啥？》《新一轮国企改革站位更高、格局更大、任务更急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国企改革大趋势》《读懂国资委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新话语体系》《新一轮国企改革背景、内涵、特征与前景分析》 《新质生产力与国企改革发展》，仅仅看这些标题，就知道这些列车，都是复兴号，是中心枢纽线上最快的时代列车，尽是大题目，自然是最快的列车。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于动车之上，才知大地辽阔；于大战中的冲锋䧟阵，才收获胜利的喜悦。当然，上班的人有想写而不能写不会写的，也值得同情。学者与官员，责任不同，自然有相同又有相异的天性与天职。
好的时代，一定会小心呵护那些生生不息的力量，就像呵护一盏照亮行路者的烛火。当然不管如何，对写文章的人当以自由与独立为最高标准。写的是家国事，与自己利益无关，稿子这里不发那里发，东方不亮西方亮，所得皆所期，所失皆无碍，所求皆所愿，所行皆坦途，已到这个境地，自然觉出学者是幸福的。
一年写360万字，因为每天能够写作16个小时
第一件事情，是学习解读二十大精神，这方面的文章大概有40万字。一份报告，只有2万多字，因为这是治国方略，过去咋样，现在这样，将来怎么样？一字之别，常有玄机。
这个习惯最早从1973年党的十大就开始了，那时候谈不上研究，只是跟着宣传。党的十三大时，年龄稍长，我便长期生活在研究国策国运的生活之中。我知道党的报告是在上一次报告基础上增加和减少的，是改出来的。我跟踪了十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每一处的变化，每一个字，甚至是标点符号的变化，都是我研究时用心之处。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现，总是在兴奋之中。
九间棚的深山里，常常一有发现心情便欢欣鼓舞起来。发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定位在“国家”上，我断定国企改革主题将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转变为为“国家所需”,改革重点将会调整，我在大山深处疾走一个小时，围着龙顶山翻过一道道山梁，转过一道道弯，向几家媒体宣告我的发现。后来，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发声主动而正确，因为我在“根”与“魂”上站住了脚，枝枝叶叶也就不由自主地正确了。
我平时住在沂蒙山区平邑县地方镇九间棚村的山半腰，从3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9个月时间，北京有事回北京，外地讲课与调研则出去再回来。平时在大山里住着，最大的好处是时间集中。当然最好的是夏天，早晨4点45分太阳天就从东北方向出山梁了。天亮了，我便搬着一个凳子与桌子，对着门前的树林呼吸带着草腥味的空气写文章。一般写到九点吃饭时，4个小时，一般4000字就拿出来了。有人戏说是“山中宰相”生活。其实，我在山中这个地方能安静来研究天下大事，平心静气从而格物致知。尤其是二十大开幕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做完二十大报告是11:43，我是12:38分便把3000字写出来了。在中国的学者，我可能是第一个发表看法。
这些日子，一天一篇。《二十大报告主题词回答五个重大问题》《二十大报告的逻辑框架分析》《二十大后国企改革九大趋势》《国企改革主题在发生重大转变》《二十大报告对国资国企改革提法的10处变化》《二十大报告对国企改革的新部署、新提法、新特点》《弘扬企业家精神将成为20大后国企改革的亮点》《二十大报告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刻意蕴》《二十大后国企党建10大趋势》。这些文章，几无参考处，都是我写出来让别人参考。在最初的50天里，我写出并编辑出二十大报告的理论文章，50天拿出了37万字，报纸发表22个版面。
第二件事情，是解读20个会议文件和会议讲话，并且提出建议，大概是15万字。新闻联播一结束，便开始写作，不吃不喝不睡，开始写3000到5000字，过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把它整理成长篇6000到8000字。年轻的时候，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对最重大的主题发表看法，与众不同，恰恰是真知灼见，能够传播，经过以后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我确立的七条人才标准。这是28岁那一年制定的标准，这中间有着与自己顽强地过不去。那一年结婚，我下乡调研出发了315天。可能创造了整个新华社的记录。因为当时单位有规定下乡出发100天才能评先进。当时，自己提出人才的七个标准，把自己弄得很苦，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然而，正是确立了这个标准，后来又确立了“第一个浪头新闻观”，要抢在前面，赶在前面。宋文阁常夸奖我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这是年轻时候形成的习惯，也是功夫。
去年中央的20个会议，比如说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中央深改委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很多会议都是在一个多小时，最多三个小时要拿出解读文章来。我的任务是把老百姓的话翻译给领导听，把领导的话翻译给老百姓听。一年来解读政策与会议精神的文字，多达15万字。
第三件事情，是微信文章写了152篇，平均每篇5000字，是70万字。70万字都是原创，有时候一天一篇，平均每周两到三篇。有五天不写，我自己就着急了。小店要常开门，我不能辜负我的读者，我的粉丝有10万多人，参加的微信群大概也有10万人。这20万人是我的上帝，是我的服务对象。偶尔有事情，发得迟些，有人半夜12点打电话问我，怎么文章还没有出来呀。不少人，看我文章成了习惯。
2016年写了360篇原创文章，一天一篇，后来慢慢下降，下降到150篇。原来计划是120篇，有话总要说，不由自主写到150篇，每一篇文章，点击量平均是7000多人，传播的点击量5万人以上。这便是我每天乐此不疲的事情。
写文章这件事情，是不论身份贵贱的，更不可能倚老卖老的。在岗的时候是体制让你干的，写稿的目的是做好工作，维护“官位”。不在这个岗位了，也就是退休了，仍然写，再写文章仍然有人看，这才真叫本事，叫做学问。不当官、没有钱仍然用心费力去写，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人。
第四件事情是总结经验。去年我总结了约六七家改革发展的经验。有政法方面的，有农村方面的，还有沂蒙精神方面的，更多的是国企改革内容。
第五件事是拿出来三本书。《二十大报告国企的解读》《调查研究50年》《调查研究36法》。这里面有的出版了，有的是在编辑之中，今年没有出版，明天能拿出来。读书、用书、写书是人生的三部曲。可是因为对现实的参与感太强了，所以，我仍在用书而耽误了写书。
前面几项加起来是150万字，还担任了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写出来的，他们都用。因为我写的是别人没有写的，或者说别人不肯写的，也有别人写不出的，大概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文章，在时间的维度上印刻的是2023年实践的烙印。文章，就是流淌过每个人生命的那条河，是漫天风雪里支持我们始终向前的那口真气。从道理上说，当然更是智慧的推想、思想的凝聚，是理性的光芒，是信仰的力量。文字只是承载强大内容的巨大框架，而绝不可能替代内容本身。
没有对当下实践的艰苦总结与努力，没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没有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心怀天下，奢望以炫耀的文字打造内容为王的形式，是不可能有突破的。要始终把住时代主流价值导向，坚持内容为王，以思想为王，以破解难题的思路为王，用真正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思路，与公众建立有效链接，在导向和流量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真正提高自己的实力，占领舆论制高点，牢牢形成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引导力。
只有破解国家难题，我们的文章才有生命力，在你我坚持的时候，家国向前。
我为什么不累，因为我写文章时心里快乐着
朋友问，说一年写150万字，累吧？我说，我不知道自己累不累。也可能累吧。有时候出发几天，回来就想睡觉，睡了就不想醒，就索性让自己一睡一整天，竟然都能睡着。看来这便是累了，只是我自己不觉得罢了。其实，我最累的时候，是没有文章写的时候，心就觉得累了。我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实践的呼唤，一是媒体与理论市场的逼迫，还有三分之一是自己和自己死磕。 我觉得人生要干的事情具备三条，便不觉得累了。
第一条是自己想干的事，喜欢的事情，叫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不需要监督不需要教导，自己就想干。我不爱钓鱼，不爱画画，就是热爱思考问题。我就是爱思考，思考的东西要说出来。从改革开放1978年起到1984年，《人民日报》采用的稿件，包括照片，我是99篇，是全国第一名。被人称为“天下第一条好汉”。“天下第一”，是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是数字统计出来的，现在也是人人可以查到的。我在30岁前就获得过三次“全国好新闻”，五次获新华社社级好稿。能调查，肯思考，是我的天性。思考的种子深埋在我的心中，只要遇到合适的天气与土壤，它就会破土，就会生根发芽，就会枝繁叶茂。
第二是发挥，把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发挥出来，叫逞能。我以智囊为定位，新闻和理论是两个翅膀。重要的是，一直寻找着本事的发挥。司马迁说“士为知己者用”，我是自己用自己。我少时就喜欢苏洵的风格。18岁离开家乡时，我带着一本古代文选，最喜欢的是苏洵《六国论》，他考究古今治乱得失，《衡论》、《权书》、《几策》等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具有说服力。论点精深，说理透彻。他所发的议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另一方面，他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把精深的道理用简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实是我之所爱。所以李强总理上任当天，我发出“李强为什么强调高手在民间？”一夜间有27万人点击，亦有洛阳纸贵之状。“读懂张玉卓国企改革的大重组观”，当日便有7 万人点击，“张国清首次公开在国资委露面 透露重大改革信息”，则有17万人点击，“习近平看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背景”，亦有9 万人点击。这些文章合时而著。苏洵教育儿子苏东坡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有人说是有政治敏感，实是高抬我了。我只是照着少年时形成的“苏洵智囊风格”而已。
第三个是对社会有用，这是衡量的重要标准，叫有用。有水平的人很多，能力强的人也很多，关键你说的话对社会有没有用，这是你的价值。苏洵博览群书，见识深广，对各家著作都很有研究。因此，他的讲述往往简练、准确、精当，能抓住要害。他反复告诫两个儿子说：“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切不可因袭他人；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像五谷能充饥、良药可治病一样，能解决实际问题。”我亦奉行对国家“有用、有利、有效”的三有原则，故能为人喜欢。有一位部级干部告诉我，在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当天下午要搞学习宣讲。可是没有材料，报纸上没有，整个网上都没有，只有你的解读文章。我让人打印出来，按照你的口径进行辅导。我听了知道这叫“有用”。当然，这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想说重要的话，能吸引人，但是是不能犯错误的。到了这时候，别人不支持我也无须支持，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
有这三条，就是累，也不觉得了。一天正常要写作16个小时，就是坐在那里不动。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坏处，总是不动，几天不出汗，肚子就大了，肥胖了。时间充足了，我仍然觉得时间太少，常常感到吃饭是个累赘，人如果不吃饭多好。我最喜欢的菜就是用酱油泡一瓶胡萝卜、蒜苔、香菜根、大蒜瓣，我一天吃这一个菜就够了。三天吃这一个菜也行，吃不够的。胡萝卜咀嚼在嘴里很清脆，很有咀嚼感。生活上太讲究了，干事的人就为生活所累了。
在余杭郊外的一个村庄，窗外是大雪覆盖，而我心就像火一样，任凭大雪封山，鸟兽藏迹，只要我心里有火种，就能驱赶严寒，带来光明和温暖；只要我们想写，就能驱赶寂寞，带来思想和智慧。想到天亮后人们看见我的新鲜的观点，我的动力便又起来了。
几日前，看《宗师列传》，看到电视上的苏洵，按说也是我的祖宗，我母亲是苏东坡的后代。看苏洵《六国论》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苏洵是考虑对国家有用，破解国家难题，他的站位高，对苏轼、苏辙是起作用的。老人家是很有眼光的。程夫人对苏轼兄弟精心抚养教育，鼓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程夫人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我看起来就想哭。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解放前最后一代私塾教师。我的外祖父和我母亲的外祖父，连续三代都是私塾教师。外祖父病重的时候，母亲只有15岁，就像花木兰替父从军当私塾教师了。一直到老，母亲仍然背着唐宋八大家的诗文，背着《论语》《大学》《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小时母亲就教育我们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又想起苏轼一生于散文创作用力甚勤,存世各体散文作品四千二百余篇。其中议论文章地位尤为突出。他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他的一生是不断失去又不断得到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不断与挫折磨难相包容的一生。他的一生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他的一生一直在写作，在写评论文章。他说人间有味是清欢。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在九间棚深山写作，写的是时论，也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了。当然，我的写作风格受苏洵影响更大，在于在破解国家难题。
文字的力量，来自思想，而思想来自时代，只有真正深入时代，扎根时代，不断求索，不断思考，才能以荡漾的文字让人读懂时代，启迪心灵。
文字的力量，来自实践，而实践在于行动。只有面对国家难题，敢于面对，敢于突破，不怕困难，才能为文字注入鲜活的力量，引发共鸣。
文字的力量，来自人民，只有为之奋斗、为之呐喊、为之挥汗如雨、为之泪流满面，这样的汗和泪才能凝结为文字的骨骼，威武有力，血肉饱满，永不磨灭。为人民的，必然为人民欢迎。
文字的力量，来自效用。初期搞新闻时，曾经把获奖当一回事情。后来明白，所谓获奖，不就是一帮人围成小圈子按业务爱好评选么？重要的是看，对国家有什么用，对历史趋势起什么作用。不负流年，不负自己，三分爱人，七分爱己。爱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说到底，我还是为自己的。因为我写文章的小己与大己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写的内容终究是为家国的。
以智慧立身，以新闻为习惯，以理论为武器，以破解国家难题为追求，以评论引领舆论，便不知苦累为何物了。老年人的生活，身体走下坡路，机器零件不可更换，万般皆苦，唯有奋斗，活着就要遇山开山，见水架桥，其实一直陪着你的永远都是那个了不起的自己。
我的第五次转型
2023年，我有一个重要的突破，找到了人生归宿，也就是我学问研究的方向。这就是“以调查研究立身，以总结经验立业，以提出思路立功”。30岁前便以调查研究在业内打了基础，受到了三代领导人的赞扬。那是历史。现在调查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文化，融合在我的灵魂之中，血液之中，生命之中。现在，也不需要表扬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了。研究调查研究，此事安心是吾生了。
我的第一次转型是在1981年。当我以新闻摄影在全国名声大振的时候，我转向通讯特写的文字写作。到了1990年通讯特写的写作进入高潮的时候，我转向了调查报告的写作。1995年，我转向理论的写作，到2001年进入高峰，研究资本经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到2014年再次进入新闻界，我便不安心了，开始走入智囊，也就是智库工作，一下子又干了10年。
前面是五次转型，一直在转行，然而不转的是为破解国家难题调查研究，我把以前的本事都装配起来，首先是配置自己的优势。春天的时候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成了主题教育的重点。我觉得我的春天到来了，可是什么叫调查研究？怎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什么样才算好？这些问题人们不甚了解。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出发地，也是归宿地。巴尔扎克说：“人生的大风浪中，我们应该学船长的样子，在狂风暴雨之下把笨重的货物扔掉，以减轻船的重量。”我应该这样。
我觉得搞调查研究，这是毕生的归宿。我是敢于想，而且不断地立目标的人，在文人中我最佩服的还是孔夫子。他老人家太会调查研究了，其实他也是进行一次文化大转型。他后来编《春秋》，是“有心栽花化不开，无意栽柳柳成荫”。
孔子30岁的时候，当上了养马的官，他觉得是三十而立。那时候养马的官很重要，就相当于现在的汽车运输部部长。到了54岁时，当上大司寇，可是他动得太快，得罪了王公贵族，被人家赶下来了。在自己国家当不了官，他就到国外去当。在国外当不了，他发出“道不行，乃桴于海”。要像微子、萁子到海外去建立一个国家。他从54岁跑到68岁，这14年是太辛苦了，最后是饭也吃不上，终至陈蔡绝粮，被别人认为是累累若丧家之犬。老人家很不容易。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车轮子是木头的。一天下来呵气连连，再让上班他都坐不住了，于是他就回来编了六本教书，可是没有教材。他就编了一本语文《诗经》，编了一本历史书，叫《春秋》，政治课是《尚书》，道德课是《礼记》，哲学课是《周易》，还有一本体育、音乐、舞蹈课叫《乐经》，有了几本教材，学校就开张了。后来焚书坑儒，《乐经》烧掉了，剩下五经。后来他的学生曾子，比他小他26岁，编了《大学》2800字，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了一本《中庸》，子思的学生写了《孟子》，孟子太会思辨了，写得长，写了35000字。四代人的薪火相传，于是中国有了四书五经，于是中国的文明史建立起来了。
孔夫子的四书五经都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比如说《礼记》，孔子到泰山去。他的调查研究特点是“每事问”。到泰山见到一个老太太哭得很伤心，就问了她为什么。老太太说，儿子被老虎吃了，丈夫被老虎吃了，他的公公也被老虎吃了。孔子问，那你为什么不到泰安城去住？到山下去住。老太太讲现在的税费太多了。于是，孔子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这篇文章被收在《礼记》里面，这完全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从生活实践中总结的学问。
孔子用最后六年时间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一门学科《儒学》。我们的世世代代，包括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是从那里得到学问。孔夫子是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孔夫子的足迹对我们很有启发。范仲淹到了58岁，写《岳阳楼记》，到64岁，还有六年时间，他依靠朝廷，也没有做出什么。我们的先祖苏东坡也没有做出什么，而孔夫子他是靠自己创立学问。我常常想，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时代，如果苏东坡、范仲淹、李白、杜甫他们如果有互联网，他们就不会那样悲天悯人，情绪很大，还是能够发挥的。毕竟我们要比他们要幸福得多了。
过去，我曾经说我的人生有两个青春期，一个是25岁至30岁，我处在一个爆发的期间，攀上一个新闻的高峰。到了65岁至70岁，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高峰。过去当新华社记者时，一年最多的发表15万字是了不得的，一般的就是15000字到30000字之间。我现在一年能赶上100个新华社记者的工作量。
在58岁那一年，我的定位是“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那一年我给中央领导以平信寄出的调查与建议，使得天量信贷停止，使得我发现自己的价值，确立新的价值观。
过了60岁以后，也不是说没有矛盾。你干多了，干好了，干得突出了，就显得人家没有干似的，伤害了人家的利益。人家就想方法不让你文章出版，不让你参加会议，不让发表你的文章。我知道人活着都不容易。不过，谁不让我写，肯定做不到。我该干的还是要干，不能停下手中的笔，因为国家是要前进的，人民要幸福的，需要前行。我们国家要破解的难题很多，作为一个文人，当尽力而为。一个人向太阳使劲踮起脚尖靠近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谁能让你不再干活？谁能让天下报纸不登你的文章，不可能的。
小的时候母亲讲过精忠报国，我们现在仍然是精忠报国。人生苦短，我得拽住时间的尾巴，好好地再拼搏一把，搞调查研究。前几天，成立九间棚文化研究会，这里是我立定脚跟的地方。我山上有一个石磨子，我每天在石磨子上写字。写了8 本书，现在成了文物，很多人去观看。
我是一辈子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于是，我搞了两个调查研究展览，一个是在我的故乡盐城市，一个是在临沂大学。8月在九间棚举办了李锦精神研讨会。9月份交了一本书《调查研究50年》。11月份基本交了《调查研究36法》。展览现场，人们都不约而同用一个词：震撼。抚今追昔，一瞬浓缩半个世纪，家国记忆，涓滴汇成改革巨澜。我亦如大舸中流下，改革的青山两岸移。每一代人，都从历史中走来，又向历史中走去。我的经历，能缀连成45年改革史，我觉得这些年，苦也值得，累也值得。我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写过的文章，就是我的格局。年迈时容易沉浸于回忆，而我不能。现在，保持向前、向上、向善，勇于变革又脚踏实地、满怀热情又勇往直前。前不久，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路过我的家，看到我写33本书，有研究国企的，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便是我的格局。
我的还有一片事业，叫九间棚，就是我生活的村庄。我生活的这个沂蒙山村太贫瘠了，尽是石头，拉一车土上山要800元。然而这里的乡亲与我朝夕相处，还要写作，为的是周围的人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这是我前进的力量。年前成立九间棚文化研究会，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追随这个村庄发展35年了。我相信，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人民更坚实；没有一种力量，比源自群众更伟大。我在这个村庄已经住了第10个年头了，已经到了相濡以沫，水乳交融地步。只是他们搬的是石块，我搬的是字块。我为他们歌唱，为他们呐喊。我自己不要分文回报。我来自人民，回到人民中，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顶天立地，气势如虹。
我在屋前栽起了一片竹林，竹子的生命很顽强。看起来九间棚就是一个大石头，九间棚村就建在石头上，我整个的家也建在石头上，我家的树都是在石头缝里生长的。都是很雄伟的，很艰难的那种，艰难才显得雄伟，才显得奇崛。我家的这片竹子都起来了。现在其他的树叶都落了，而竹根在岩石中，不管东南西北风，茁壮生长，绿的一片。扎根基层的意志，心系天下的情怀和担当，追求新鲜的思维，孤直前行的勇气，百折不挠的气概，是我必须恪守的东西。就像我家这片竹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星奔川骛，岁聿云暮。韶华如驶，我心如故。信马由缰地写来，归纳一下，无非是说了我在2023年写了什么，碰到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写，我的写作风格是什么，我的写作道路怎么走。面对满屏待填的空白，2024年在调查研究要搞得更好些，做得更多些，把我的调查研究思想体系建立起来，这才是我内心的想法。到了这时候，国企这门课可能就慢慢地淡出了。
我将无我，实在是因为国家需要。国家有难题在，我的心火便燃烧，便有前行的动力。有青山矗立，我的凌云之志不堕。我常在门前看谷底，每次回山，总是从低落的起点上行。到山顶，停看望龙阁上题写“顶天立地，胸纳乾坤气；高岸深谷，笔吐惊雷声”，再上百级台阶。回到家中，先打开电脑，开始写作。
2024年仍然这样。我同时劝告青年学者请不要同情孤独的可怜，请不要怀疑思考的价值，请不要误解智慧的力量，请不要低估吃苦的回报。对同龄人则建议，延缓衰老的烦恼，只有不停的干活才能解决，国家的难题，我们调研仍能突破，并不比年轻人差在哪里。
日复一日，若从恒常来看，世间没有新鲜事；但从变化来看，每一天都是新的。我家的西门上写着日升月恒，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像明月长在天庭，像太阳正东升。
前日报纸发表我的文章，主要是为金融类中央企业写的。 （文/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