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249）丨我的45年经济学研究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12月18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的日子。谨以此自述，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思想独白，可以折射这个时代前进的步履与节奏。45年来，我研究过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党建学与新闻学，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调查研究学。然而，历史让我不由自主地走到经济学领域，实在是因为时代的殴使与现实的需要。

我走上经济研究之路，已经45年了，集中精力研究国企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我是从1976年研究农村开始投入经济研究的，先农村后城市，由新闻到理论,到1995年主要精力转向理论研究了。在这45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际工作，解决国家经济难题，是我的兴趣所在，这构成了我45年的生命底色。我已经习惯于从实践中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通过撰写调查与政策建议报告，影响国家决策。研究一个国家难题时，常能出版一本书，如果也算经济学研究，属于实践经济学，比较于“理”，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术”的范围。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的经济学研究经历主要分四个阶段，分别以农村改革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理论(90年代)、社会发展改革论(21世纪初)，以及国企改革经济学(21世纪20年代)为研究重点。但在时间上每个阶段是交叉的，所以也应该说它们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能够形成一个逻辑上一贯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个逻辑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按照这个逻辑划分，中国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阶段，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第四阶段是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我的研究从国家现实难题和经济理论两个方面努力，始终伴随上述转变艰难曲折的过程，做出的理论和政策贡献微薄，但从中折射出中国理论界探索的艰辛和我国经济体制变迁的曲折轨迹。从大的方面说，是时代引导了我的经济调查与研究之路。我总觉得做得不够，然而把这些石头连起来，能看出一条路来。

一、1978年至1981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突破。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山东西部等一些地区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来自基层，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我年轻时一直活跃在这些事变的核心地带。

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是一个极其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农民生活极为贫穷，我对此耳闻目睹，忧戚于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转变，才可能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进而迎来农村改革。我从1978年开始投入包产到户问题调查，在全国很早发现“万元户”现象，调查和报道30多个不同类型“承包到户”的典型。鲁西北农村六个县来信表扬，胡耀邦批示要求作为全国宣传战线的典型进行宣传，成为建国后唯一被党中央总书记提议树为典型的新闻记者。1980年1月曾对包产到户“不好表态”的邓小平，在1982年12月30日听取我的当面汇报后说"你有发言权"。这阶段，这是我成就最大的时期之一。我的理论思考集中在《农村改革何以成功》《新六十条是前进还是倒退》《两个层面 两种声音》《四个阶段走了四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民主性质》与新闻学论文《第一个浪头新闻》等文章中，更多的是理论指导下的调查与新闻报道。(参见《大转折的瞬间》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1982年至1987年的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极为不易，是改革开放曾经走过的最艰难的历程，也是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在老百姓炕头写的白集村农民走进流通领域调查，报告改革从农村转向国企，最早提出冲破市场经济体制，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我写的调查报告上批示“极有说服力”，还认为“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的贡献，是把理论见解通过案例来体现，引起党中央主要领导思考。农村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观点很快出现在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上了。这个市场经济调查比中央确立市场经济早了整整10年。

这个典型可以回答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一、农民已经成为农村发展市场的微观基础，有着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二、农民致富的方式，不仅局限在土地上，而是着眼于市场，已经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三、农民已经以农工贸一体化的新型经营体制代替人民公社垂直领导生产的体制，已经抛弃生产队建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农民在合作组织中已形成平等竞争的运行新机制。从白集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农民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只是没有打出旗帜，挂出牌子而已。

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第一个向中央报告的市场经济典型，发现时间是1982年12月。从调查情况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的四大作用表现得清清楚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 白集调查中都有了。

从1982年后，我的调查侧重农业商品化。内容包括：1.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2.出现了专业村。3.建设了新的农产品商品基地。4.促进了经济联合体。还包括昌邑的商品生产与胶东的乡镇企业。对于胶东特别是牟平的乡镇企业调查持续两年，包括春节也在农民中过了。以后，邓小平指出：“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农业商品化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我的这些调查，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我的万字理论文章《乡镇企业的成功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参见《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的写农村改革的图书被评为中南地区人民出版社系统一等奖。

三、1987年至1991年的党的建设与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提倡。

1985年后，物价飞涨，通胀明显，中国经济出现“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在经历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胡耀邦去世和上系列事变后，党群关系在问题，这与5年前因为农村改革带来高涨的民意支持形成对比。不仅外国人，很多国人也开始议论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怎样带领农民共同富裕，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具有必然性。首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的竞争和优胜劣汰则会带来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是有矛盾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竞争的起点也是不公平的。我在沂蒙山区九间棚村调研52天，写出长篇调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8年与包心鉴等合作写出沂蒙山区整体脱贫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文章，人民日报采用，被评为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这次调研主要是党建学、政治学范围，也涉及经济学范畴。

一、1992年至1993年的的转变，提出市场经济模式。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一时间，解放思想，舆论兴起。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具体措施并不明确，建立的方向也是不很明确，当时并无先例，没有现成的典型,需要探索着前进。当绝大多数人还在围绕“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来到了青岛双星集团蹲点，在双星集团一下子住了42天，总结出市场经济的模型。在江泽民试探式的“6·29”讲话在社会上层引起关注之时，我的调研文章发表了。1992年7月31日、8月1日，新华社上送的4期内部报道，分别以《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一切围绕市场转》《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机制》《创新管理是一场革命》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价值规律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微观单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发展热情。中央领导认为，这个总结是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及时说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好的典型。在领导建议下，范敬宜到山东听取我的意见。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与《工人日报》均刊登了调查报告。《开拓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我国经济发展构建了最为重要的制度基础。

《开拓市场经济的道路》，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与卢希悦、徐显明、陈炎等同获一等奖。也是山东省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新闻记者获得一等奖。

二、1994年至1997年，提出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与“新阶层入党论”。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国经济所有制问题，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在中国，“私有”或“私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名词。1989年至1991年，私有制经济出现较大的回落和滑坡。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使私有制经济再度兴起。十四大也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然而“补充”一词仍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私有制合法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前行的核心问题。我到博兴县兴福镇，住了48天。通过兴福镇的调查，我回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疑惑：一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落后地区可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私营经济是很有生命力的。二是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三是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可以找到与市场结合的实现形式，不同所有制可以采取同样的实现形式，同一种所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四是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模式。最后得出结论：要承认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在党的报告和宪法上要写出来。召开的理论层次很高的兴福现象研讨会，当时北京的玉珏、刘伟、贾春峰、魏杰、范恒山、马建堂、艾云航、范照兵、马传栋等学者到滨州研讨。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传统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同时，十五大报告还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把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理论上回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结合的难题。我总结出“兴福现象”，早于十五大三年，回答了所有制问题的困惑。随着十五大对姓“公”姓“私”争论的终结，兴福镇再一次成为北方私营经济的朝拜之所。

1997年，十五大报告发表后，全国企业中还没有成熟的典型推出。新华社内部报道发表我的两篇调查，通过拉萨啤酒厂股份制的调查，反映西藏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姓社姓资”、“姓川姓藏”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对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这个典型，跟踪调查了10年。2002年7月，在博兴继续反映新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的情况，为了向中央提供证据确凿的材料，我制作了一张百户农民调查表，到村中亲自发放、收集。通过调查，据此写成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引起高层关注，为数位政治局委员批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做结论了”。最终，新阶层入党的观点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参见《兴福之路》《马克思主义新发现》山东人民出版社）

三、1995年至1997年，解放“资本”一词，提出资本经营理论。

到了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户已达40%，经济效益全局性下降，700万人停工，200万人下岗，3000万人成为“富余”职工。从宏观上看，中国需要继续回答什么怎样搞市场经济，从微观上看，需要回答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而资本能不能流动，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实践难题。此时，计划经济思想与社会思潮纠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暗流，改革难以推进。

1995年住在胜利油田调查58天，记录调查笔记8本。我现在记录了600多本约2000万字的原始记录。我的一些书是原始记录整理出来的。

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这是我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调查首先是以理论新发现引起全国关注的。这样总结，遇到一个巨大的思想障碍，这就是“资本”的定义。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资本”的经典定义。在1995年前党的代表大会文件中，都找不出“资本”这个词。当时，权威的《我的经济观》收录了中国最著名的100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论文，这套长达120万字的丛书竟找不出一篇与资本相关的论文。所有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资本”这个词。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于再生产和总生产进行分析的《资本论》的第二、三卷，马克思不仅承认了资本的社会属性，也承认其自然属性。而我们习惯用其社会属性取代其自然属性，这就使得资本在我国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本的社会属性是资本归谁所有的问题，而资本的自然属性则是资本一定要实现价值增值的问题。资本不管归谁所有，在谁手中，就其本质而言，它都要实现其价值的增值，否则它就不成为资本。基于以上思考，我重新定义了“资本”一词：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

通过大明集团资本流动的情况，告诉人们：一、资本有自然属性；二、资本是一种价值形态，不仅是资金；三、资本能增值；四、资本需要流动，产权也可以流动。“狭义的资本经营是指独立于商品经营而存在的，通过流动、收购、兼并、战略联盟、股份回购、企业分立、资产剥离、资产重组、破产重组、债转股、租赁经营、托管经营、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等各种途径优化配置，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效益，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值目标的一种经营方式。”接着，我以马克思“资本是一种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的思想为起点，对资本经营的特征、内涵、内容、运行特点、基本原则、意义、理论价值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建构起系统的理论体系。调查研究第56天，我拿出了19000字的理论文章《资本经营试论》，在文中写道：“资本经营是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继产品经营、商品经营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催生的新理论。资本经营也是当代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首要的实践课题。”开始，新华社、经济日报文章与我的见解有分歧。我的调查报告先从南方各报发表，16家报刊以24个头版头条转载。其中，《经济参考报》《社会科学报》《中国经营报》等8家报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形成了一定气候。资本经营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报道规模，也由此掀起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资本经营研究热潮。两年后，十五大第一次把“资本”一词写入党的政治报告。

依据调查笔记整理出版的《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

在中国，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新见解，解放“资本”这一重要词汇，且成果为理论界逐步接受，引发中国的资本经营理论热潮，是一种冒险行为，有学者著文说“是中国理论界的奇观”。后来，我出版《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著作记叙这个理论提出的过程。（参见《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湖南人民出版社）

《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封底的推荐语。

到了2002年，我的研究进入科学社会主义领域，在提出新阶层入党理论后，我研究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论，提出生产力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写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因为第三阶段条件暂不具备而被搁置。

2005年后，我着重研究“供销合作经济论”，以一组四篇为新华社内参向中央提供，这个研究意图接续农村改革深入研究，但是影响有限。接着研究《“社会稳定善治论”与未来研究——以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社会稳定治理为例》将西方的公司“善治”引入社会稳定领域，是一种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稳定的合作管理的理论。2008年，我以内参形式对新泰平安协会进行解剖，写出《执政党领导农村基层政法工作的思路创新》《找到抓社会稳定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查。与包心鉴一起组织三次大型研讨活动，包括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的规模甚大的研讨活动。

2008年，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世界金融危机到来，这也是我的学者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件事。2009年春天，中国出现天量货款，我在新华社渠道发不出去，而是写信从邮局用平信寄出，直接上书中央《关于当前信贷风险的形势与建议》，认为天量货款将留下巨大后遗症，是重复美国式的祸害，反对投资刺激思路，建议停止天量货款，对前四个月回头看，建议书近万言，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央领导在信上作出批示，中央四部门就其提出的问题开会研究，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优化信贷投向，我的建议内容引发一系列文件出台，对遏制信贷风险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力挽狂澜之作”。

此前，我专注于经济发展战略与企业管理研究，抨击投资刺激与银行暴利现象，对中国经济发展指导理论的错误，提出批评。我提出《消费供给主导型社会论》，这是我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准确判断的理论根源。

我出版《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危机的演变》两本书记述这个过程。

一、推动一次转型：消费主导型经济论（2008——2012）

2008年8月，2010年5月，2012年5月，我连续三次在会议上呼吁，当下中国需要进行一次关于消费和生产目的大讨论，我坚信，这将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我认为历史已经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这便是由投资刺激为主导转移到消费-供给为主导的时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我的判断是对一系列数字分析而得出结论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来自于投资的贡献。作为现代西方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学理论之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中似乎已转变成一种公式：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政府刺激。这个公式是我反复考量后做出的判断。依据这个公式，“三驾马车”并非“并驾齐驱”，而是投资“一马当先”。2008年8月，在吴炳新《消费论》与消费理论研讨会上，我提出应该以消费主导代替投资刺激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久后，金融危机猝然而至，我的“消费主导型经济论”如投石入海，未起波澜。投资刺激的思潮再一次泛滥，甚至达到空前强化的地步。我一再发表文章，揭露投资刺激带来的经济泡沫现象。

2009年，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顽强转身，交出一份靓丽的成绩单——全年经济增长达8.7%。然而中国长期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毛病暴露无遗，留下了隐患重重的投资后遗症。2010年5月23日，由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主办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消费主导论高峰论坛暨吴炳新《消费通论》研讨会”召开。我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继续为“消费主导型经济论”鼓与呼，并尝试着为“消费主导型社会”下了一个定义：消费主导型社会是以社会成员消费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消费为主导的实质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显然，我的消费主导论是作为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的GDP增长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我认为：“GDP增长主义是以政府投资刺激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法。带来的五个弊处是：资源迅速耗尽、环境遭到破坏、公共产品短缺、贫富两极分化、党群矛盾激化乃至社会局势动荡。而消费型社会是以消费为主导，以人的自身发展为核心目标，以社会成员的需求与幸福为标准，以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以技术创新为优势的消费主导的社会发展方式。”

我出版《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封底的重要观点提醒。现在看来，我在多年前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有效的。

2012年5月20日，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在京举办“消费主导经济与领导管理科学创新高峰论坛”。在那次论坛上，凯恩斯主义再次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认为，目前我们国家出现触目惊心的信贷狂热，疯狂而来的虚拟经济，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的土地财政，走不出的投资依赖。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投资主导这个理论指挥棒。患上“投资依赖症”，难以走过这个历史拐点，其症结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篇演讲后来相继为《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刊载。

在这几场讨论中，我坚持认为：长期以来，指导中国经济的这些理论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正和调整，否则未来中国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提出中国应当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这剂药方，进入消费主导经济时代。应立即结束投资依赖症的影响，坚定地走向根据消费需求保增长的道路上来。尽管在三五年内经济建设可能会慢下来，可能会降到5%。一旦完成向消费--供给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增长。为此，我以焦虑急切又满怀忧患的心情指出：“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在未来5——10年基本实现消费--供给为主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关于进入消费主导社会的路径，我指出其关键在于领导管理思想的转型，前提是认清时代转型特征，实施放权退税让利，从消费入手改变供给是基本路径。我认为，中国欲走出投资泥潭，必须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以消费供给主导论取代凯恩斯主义。我写出的文章有《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抉择》《走不出投资依赖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根子在于指导理论错误》《必须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这剂药方》《消费是生产的根本动力、源泉和目的》《中国已经到了进入消费主导经济时代的新时代》。其中最为有影响的是《中国应当进行一场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批评高速度增长现象，文章明确指出， 凯恩斯主义药方不能再用 ，要从GDP主义走向包容性增长、政府主体走向市场主体，确认把消费主导论作为主导经济思想。这些文章收在《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与《危机的演变》两本书中，思路与很多观点与以后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五位一体观念”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是相通的。我和其它学者的探索，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与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起了探路作用。而直接上书中央《关于当前信贷风险的形势与建议》是我研究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参见《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中国图书出版社）

二、确立一个灵魂：大脑国家理论（2010）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我在2010年提出的“大脑国家理论”，正立足于回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这一年2月3日，胡锦涛到中央党校讲话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讲话连用了17次“加快”，口吻迫切。如何顺时开展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最先是富士康集团进入了我的视野。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3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我以博客为阵地，连续发出多篇评论，一篇博文甚至为30余万人点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此时该往何处去？我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破解难题样板，这便是杭州汽轮动力集团。2010年8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杭汽轮依靠技术创新踏上创造之路》的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杭州汽轮动力集团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实现了后来居上，从卖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系统解决服务方案，实现了新的飞跃。其经验宝贵，值得工业系统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学习借鉴。”之后，一个学习杭汽轮自主创新经验的热潮从机械行业蔓延开来，并影响了整个企业界。

在杭汽轮的调研与富士康事件的思考基础上，我将调研上升至理论层面，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大脑国家理论”。借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大脑国家”、“躯干国家”、“手脚国家”来比喻国家发展与创新程度的高低。我国仍然处在“躯干国家”的地位。而杭汽轮公司正是“大脑企业”的代表，是民族企业走科技自主创新之路的典范。杭汽轮自主创新的成功展示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大脑国家”的正确方向。

三、打好一个基础：实体经济基础论（2011——2013）

2011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风险与虚拟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副面孔。自从这一年9月底温州高利贷事件爆发后，产业“空心化”问题便迅速暴露出来。我提出“实体经济基础论”，对虚拟经济特别是对银行业的暴利现象展开猛烈的批判，“银行暴利论”在2012年新流行的经济名词。“银行暴利”话题的广泛传播，与我在《中国企业报》组织的“系列评论专题：九十九评发展实体经济”有直接的关系。我先写出《企业衰退，银行还会幸存吗？》《银行业榨取利润的“风景线”》、《银行暴利的三大推手》、《终结银行暴利七策》等4篇文章。其后在2012年两会前又先后推出《银行正在成为垄断资本阶层》《银行与企业不能变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润的最大受害者》等十几篇关于银行的评论。不久后，媒体上出现了一篇《学者李锦PK银行家杨凯生》的文章。这一年的“两会”上，围绕着银行暴利，专家、学者、官员们展开了激烈论战。很多银行从业者站出来替银行业“辩护”。这一年4月，温总理就企业融资问题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自此之后，为银行辩护的声音，便少了。

2012年9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中国实体经济99评》。

2012年9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中国实体经济99评》，编辑推荐语指出：这是一部为实体经济立说之作，这是当代规模宏大的财经系列评论。经过半年多的舆论战后，十八大报告中最终出现了关于实体经济的两段话：“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对社会公众殷切期盼的回应，也是对实体经济回归的新的动员。（《中国实体经济99评》清华大学出版社）

一、明确改革性质：国企市场方向论（2012——）

我国国企改革与其它改革一样，始终面临着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矛盾。处理方法是要调节矛盾，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又要坚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因为这样，出现偏左偏右的两种倾向，我提倡并引导社会舆论把改革方向不要放在所有制上，而是经营上，因此我被左的同志批判为“右”，被右的同志批判为“左”。作为一位改革开放的坚定推动者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学者，在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私利，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是最高责任。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目标，重点是解决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一开始，我就对光明日报的访问提出《改革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提出市场化的方向，明确反对私有化。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这一目标讲改革，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在中国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导致改革失败。但是不能借反对私有化，而反对混合所有制，使改革进行不下去。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情况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所决定的。在评判与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如果采用单一的生产关系标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标准，就走上反对与阻止改革的方向。在中国，“走老路”的势力非常强大，“走邪路”的势力也非常固执，“走新路”常常走得太慢，需要有智慧的理论支持。我认为对国企的分歧缘于经济体制的二元结构，是处在转型国家所面对的一个特殊“两元化”结构性问题。在《坚持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一文中，指出：“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呈现的所有矛盾，本质上都是国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产生的矛盾，问题总是出在‘国家’与‘企业’在临界点‘度’的把握上。国企一方面要承担国家的社会职能，一方面要追求企业的效率；一方面代表国家的利益，一方面也有企业自己的利益；一方面要积累自己的利润，一方面要履行社会的责任……说到底，仍然是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是目前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市场问题。”

当下中国有两大主题，一是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许多人甚至一些理论家把本来属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硬是扯到“谁所有”问题上去，对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常常借题发挥，屡屡发难，这是“走老路”的重要反映。我对此进行婉转的劝说，认为市场化属于体制改革问题，私有化问题属于所有制改革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焦点、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从理论视野上弄清真相，明辨是非。我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阶段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国有大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方式，而不是围绕姓公姓私争论不休。此时，宋志平和他执掌的中国建材集团进入了我的视野。在5月22日的报纸上，我以《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创举》等6篇评论员文章一次性见报，分别从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发展史、混合经济所有制、央企的功能定位、企业文化、市场竞争等角度，对中国建材“央企市营”的实践进行了一次有深度的理论总结。指出，“一边要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公有制，一边要在体制上实现市场经济，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央企市营”模式是对这一难题的实践突破，“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我写的第一本国企改革著作，是针对方向与焦点写的。我现在认为，国企改革的焦点仍然没有选准。

我的6篇评论写的不只是宋志平，或者说宋志平只是一个符号。我是针对公有制与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组概念而写的。“两个坚持”讲来讲去，很多人总是偏执一端，不是迈向计划经济的老路，便是迈向私有化的邪路，实际上搞的是一个坚持，在思想上造成更深层次的混乱。宋志平与“央企市营”的意义不仅在企业界，也在思想理论界，只有把什么是“走正路”、“走新路”搞清楚，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得更加深入、贯彻得更加自觉。目的是想通过“央企市营”的典型，来引领一场思想解放的潮流。

后来，当“联通混改冲击波”到来时，我力挺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回答40多家媒体采访，提出联通混改的三大突破点，其与别人相异的观点一齐被摆到中央高层领导面前，中央主要领导批示，对局势发展发挥智囊的重要作用。十九大前，我发出重磅文章《维护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正确抉择》，这篇理论文章，站位更高，发挥正常“压舵石”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作出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的理论观点，在十九大前摆到中央主要负责人面前，得到批示。（参见《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对准国企改革焦点：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国企两权分离论”。

从2012年起，我对媒体提出：国企改革焦点是经营权，必须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改革的办法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切两刀。一刀从组织体制上切开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一刀从运行机制上切开出资人代表与职业经理人的联系，使得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满活力才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我的“两权分离论---两把刀论”。

我在2014年到2016年间，对《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40多个文件解读，我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我的改革观是“切两刀论””。我出版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解析》，充分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我认为，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关键是理顺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目前，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也会助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

政企分开，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事实上，由政企结合到政企分开也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如果不实行政企分开，即使建成了市场经济，那将会是官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裙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由于我们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政企分开要政府主动实行，加上这个问题又是和党政分开、政资分开等问题结合着的，解决起来就更为困难。（参见《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解读》言实出版社）

我解读了十八大来的全部国企改革文件。这是我国第一本解读顶层设计的著作。

三、强调国企改革目标：大企业时代论（2012——2018）

“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兼并重组是重要特征”，这是2012年9月1日在长春举行的中国500强发表会上，我答新华社记者访问后为数百家网站传播的观点。我对国企的研究，更重于世界范围的考量。在跟踪调研中国500强与世界500强的发展后研究发现，大企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

自1994年以来，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要公布世界500强经济指标。在2012年后9次500强研究中，我连续发表500强分析报告。我对于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局限于企业界，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来的，为时代特征判断提供了新的观点。作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习近平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起了理论与舆论的准备作用。（参见《国企改革的方向与焦点》光明日报出版社）

近10年来，我围绕国企改革，还提出《分类基础论》、《供给侧改革主体论》《政府企业隔离带论》《混改突破论》《国资改革引领论》《目标引领型改革论》。这些理论文章多在《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经济观察报》《中国证券报》等主要经济报纸发表。（参见《十八大报告国企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与对策》研究出版社、《国企改革策》中国经济出版社）我对于国企改革的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近五年出版五本研究国企改革的专著，并且对媒体与社会舆论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以传播我的思想观点。

我从一开始，就对习近平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论述进行解读。这是目前仅有的国企供给侧改革著作。

四、国企改革主题转变论（2022——2023）

二十大来的这一年，我为国资国企舆论引领写了160万字的东西。大体上，二十大精神的研究解读占70万字，国企改革发展占40万字。这些文字是报纸刊物、网络、出版物与自媒体上能见到的。二十大召开当天，我在第一个小时发表《从五个“什么”读懂二十大报告主题词》，多家转载，有100多万人点击，这可能是二十大报告第一篇学者解读文章。党的二十大召开后半个月我发表15篇解读报告的文章。在《国企改革主题在发生重大转变》中，提出从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分析，国企改革的“魂”发生变化，是党的二十大主题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主题要在现代化国家这一主题框架下推进。由此提出下一步以功能使命为主题的国企改革的难点破解任务，对社会关切进行舆论引导。其实，从2011年后，我的理论研究重点转向舆论传播。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企党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在新闻联播后动笔，当夜写出8000字的解读文章，在隔日6点30分，为人民网、新浪网在头条全文转发，成为这一重要文献的第一个也是主要解读者。我常常从高层刚刚出现的片言只语中抓住一点火星，便很快地点起一团大火，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转而形成新的舆论。其实，我这种舆论上第一个表态，常常在孤独中振臂一呼的做法，已经穿透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做这件事情已经12年多了。

经过45年的改革发展，特别是世界百年之巨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尤需改革的深化与提升。从国家现代化入手，落脚于现实难题，时时弥漫着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学者严肃思考、独省如灯的生存态度。有人说我是“实践的理论者”“有新闻习惯的学者”“舆论的引领者”“智囊型学者”。这话有鼓励，然而不全对，因为我认为自己始终是运用智慧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人。我注重经验积累与资源的自我配置，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就是注重调查，更注重理论研究。我是在认识和推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归纳、判断、总结、推理，形成学术对话、批评、积累和传承。我是在解决难题中走向规律，走向真理。我还认为，学者与当官员不同，是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体系的，独立主见是学者最可宝贵的品质，围绕中心问题探索，建设性是基本要求，我的理论是打上自己印记的，是长江大河的一条小小的支流。新闻是我初期的平台与手段，我是“用新闻思维的学者”“学者思维的智囊”“智囊思维的传播者”。在1995年，我就提出我的座右铭“发现思想，引领社会”。从根本上说，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指导。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就是为经济现实号脉，及时诊断，对症下药，为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思路与方法。不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不属于我研究的范围。现在，所有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央精神与政策文件，从理论上、智慧上进行阐述，说对社会有用的话，这是我不可忽视的事情。（参见《深度》言实出版社）

到了70岁，我一年仍然发表39个版的理论文章。

党的二十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迈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追随这个时代，探索不能停止。我的年岁日增，但只要我的人生之路还在延续，我的经济探索之路就不会停止。在过去的45年，我两次集中时间研究党建、两次研究政治学，一次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也曾研究哲学，其余多围绕经济问题思考。我的基础理论功力不足，我不敢说自己是经济学家。然而我知道经济学首先是致用之学，对国家有用有利有效就行，我将立足实际，解决国家的难题，边学边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破解国家难题能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我的最大优势是长期生活在老百姓中，一年在村庄住七八个月，了解实际情况。这是我有主见的重要原因。

我在2009年，给总理那封建议信后 ，我已经58岁了，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年龄，此时我重新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定位，是“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思想追求明确而具体,是对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继承与弘扬。现在，我一年仍然发表几十个版面的理论文章。倘能够再写10年，仍当如此。

（文/李锦 2023年12月18日写于九间棚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