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西边的“独好门”，雨下了两天。
今天（2023年5月4日）早晨，看到了作家戴荣里写的《始终有青春之气》文章，才知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昨天沂蒙山区下了一夜大雨，山上的水哗哗地朝下流，雨点敲打着地面，因为山里久旱的原因，这场雨显得特别及时。久久粘在树上的灰尘被冲干净了，地也被洗刷一遍，听着阳光房上滴滴答答的清脆声在敲击着玻璃，像是敲击心扉，我想起了“青春之气”。
戴荣里的文章，韩书蔚、高远图、王韵然一个个转载来。戴荣里是这么写的：
李锦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履行着一个文人的梦想。他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常常在凌晨发现他对最新国企改革政策的解读，老人不仅勤奋，而且睿智。胸中装着千万文字的甲兵，流淌出来，就成为滋润众生的智慧长河。共和国应该为这样的老人记功，文字工作者应该向这样的专家致敬！这位老人身上，始终充满青年人一般的创新精神，怀有对劳动人们最真实善良而又饱满的情感。青春之火好像始终在他心中熊熊燃烧。
平邑文人高远图说我是“不老男神”。这是夸奖我了，谢谢大家对我长期努力的鼓励。不过，我面对青春之气这个词，心终究是安静不下来。
我在沂蒙山区平邑县九间棚村的家里，面对着雨幕，我琢磨青春之气的意思。从表面上看，我一年仍然写168篇评论与理论文章，每年成稿100多万字，一直像年轻人一样干着，甚至以快速解读国企政策而闻名。我在1982年便是团中央委员了，是当年青年佼佼者。虽然后来前行的道路荆棘丛生、充满坎坷。然而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常常在人生的极低之谷腾跃而起至高处，这是我与许多人的区别，从而一直写到今天，总是显得年轻似的。然而，我常常若有所失地感受到青春之气离我远去，因为我写的东西周而复始的东西太多了，写的文章思想光芒越来越少。
青春之气，在于思想。我记得有一年五四青年节，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主题，认为现代化应该有一个目标体系，想呼吁中国实现市场经济。我很快从资料里找出来了，这是1988年写的，那年，我只有36岁，是青春的尾巴，仍是青年。这篇文章果然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有浩然之气，重要的有尖锐的思想光芒，有对中国未来美好的憧憬。
35年前，差不多是现在年龄的一半。那时我是多么豪迈，文字多么有棱角，有多强大的思想冲击力。我觉得，这些文章很有1919年五四运动《新青年》那一代人的风格。对比之下，我现在算什么呢？头脑中新思想是太少了，只是同龄人绝大多数已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只是一直在不停地重复干一件事情而已。
回过头来看一看，35年前我的语言思想有澎湃的力量。不了解我的人，甚至会怀疑这不是我写的。因此，我为自己的老迈和衰退生出几分悲哀来。
这篇文章打出的是中国现代化旗号，认为现代化是中国的主题。在相当长时间，我们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的，而不是现代化为主题，后来才是以中华民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主题的，这是在2021年明确而在党的二十大确定的事情。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已经高于一切、统领一切、渗透一切。而我是在35年前喊出中国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
这篇1988年的文章，我强调了当时四大难题，（1）从横向看，改革迟迟没有形成一个目标体系，以整体向前推进，单纯的物质层面现代化影响改革的实际进程。（2）从纵向看，经济改革的发展缺乏长期性的战略，短期行为导致了经济无序状态不断发生，不断被迫进行调整整顿。（3）从改革本身看，进入商品经济的实质较为迟缓，在新旧体制的消长中旧观念太深。旧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中国已经走不动了，需要提出比商品经济更为明确的目标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必然是体制性的。而且需要借助政论权威公开之，实行之。（4）这些年的改革，忽视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这时候，强调了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明确否定单纯经济增长作为现代化的观念。
在这时候，我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强调要建立现代化的目标体系。
在这时候，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是大逆不道的，但是我是举起双手欢迎市场经济到来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四年后邓小平到南方讲话后的主要成果，后来写进了党的报告和党章。我只是早了四年呼吁，说出时代先声。
在这时候，我还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回头看了以上这些文字，我想，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之气，有着势不可挡的思想力量在稿件中呈现。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勇气，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有披坚执锐、英勇无畏的锐气，有强悍巨大的先知先觉的思想力量。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是呼唤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尽管这时候我仍然是一名新闻记者，但是那时候的新闻记者是绝少有写出这样文字的，在理论家中也是罕见的。
历史的发展走势，一如我们的憧憬。
离开那时候，历史走过了35年。现在的很多话，是我们35年前说的；有些，还正在说；有些，是将来要说的。
突然间，我觉得我是老迈了。虽然仍然在勤勉地写着，甚至通宵达旦地写着，产值增加而价值量少了。尽管现在报纸能整版整版地发表，终究像这样的文字，可能是再也写不出来了。尽管我还能干一些年。但是这种表面的勤勉现象并不表明我生命的价值就有那么多，老成的东西，实在是重复的劳动，有些是无谓的浪费，猛然间觉得自己在衰老，似乎青春气已经远去。
谁知道我还会衰退到什么程度呢？窗外的雨噼噼啪啪地在响着，敲打着院子的石板，敲打着我头顶上的玻璃，那一条条雨线顺着屋檐流下来。我的心像雨一样朦朦，淡淡的惆怅漫上心田。
周围的树，青色葱茏，空气新鲜。西边的龙顶山若隐若现，在云雾之中看着我。独好斋、日月坊、望龙阁，在雨水中老看着我，好像为我叹惜。
到前面看，近处那些年轻的树长得不太高，但是养分都上来了，到树顶上也是绿的。树间的槐花一直长到树梢上，像张着一张张小手在摇摆着。
远处调研展览馆前面的老槐树，已经百余年了，我们都称为龙槐，可是树尖上的枝枝杈杈现在没有树叶，光光的。那天邻居庄立兰和我讲，说是养分上不去了，都被下面的树枝抢去了。我心里琢磨，怎么能让养分、水分树枝一直长到树顶，让这一棵百年龙槐仍然生存下去。没有了养分，没有活力，树便会老的。自胜者强，自强者胜，终究要靠自己，我想还是要勇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上下求索、开拓进取，并不容易。都做容易的事情，你便不是你了。我自己对自己说着。
回头看到家里迎面墙上，画家胡定南画的《根固风雄》，是一棵千年古柏，像龙爪一样的树根抓着岩石，树顶有点光秃，但是新芽还是朝上展开。真的，我觉得青春不是年龄的原因，年龄不会让人衰老，如果心里总有进取之心，总有磅礴的思想，人是不会老的。如果总有一种奋斗之心，总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新的观点，青春之气，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新闻是从来不缺少的，缺少的是思想，中国需要有思想的新闻，更需要有思想的人。
我常说，自己是靠调查研究立身、靠总结经验起家、靠提出新思想吃饭的。如果缺少思想，便吃不了这碗饭，便会加速老去的。人民日报内参部郭万盛前两天来山中看我，今天回微信说对我提出的“三力”（时代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有深的体会，感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想，如果不再调查，不再思想，何谈三力？
以上种种想法，是因为戴荣里文章引起的。想起青年的节日，想起曾经青年时写的文章。现在附上35年前我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写文章，但愿现在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年轻人能读一读这个文章，感受这篇文章所蕴含的思想。这些35年前提出的思想，对今天仍然是有用的。
我还想告诉人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思想的力量是无限的，身体是会老的，而思想是长青的。一个人，不管是年长还是年幼，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奋斗与勤奋气象，依靠的是丰富而旺盛的思想。思想的生命长青，便会活得生机勃勃，便不会老的。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思想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话是如此说，然而如此做到，的确不易。我们惟有努力，让思想走在时代前面，别无选择。
人不怕老，怕的是思想的老。年轻人，倘若没有思想，实与老人无异。我们这个民族，也只有永葆青春的思想才充满生机，而永远美好。我们要上下求索，在思考中前行，不让自己老去。更寄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勇于思考、勤于思想，用青春的能动力和思想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文/李锦）
九间石棚前的天然瀑布。
附一：
始终有青春之气
好像昨天还是青年，今天就成为老年了。青年充满了好奇，怀着欣喜和向往，蓬勃着清新的面容。青春，象征着朝气、阳光、直接、单纯；青春与花相伴，与山水为伍。青春像海绵，汲取着知识的力量。一个人躯体可以老，心理依然可以青春着。思考这个世界的新奇，靠近世界上的真善美。青春之心可以诞生青春之火，在需要力量的人生路上，青春之心，会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电机，激励人一路向前。
我赞佩有着青春之火般勤奋的人。故乡本家一位大爷，一辈子勤勤恳恳，与人为善。晨学路上，早见他行走在大街小巷捡粪大半筐了。大爷去世的前一天还在下地，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青春般单纯的笑脸，让人忽视了那满脸皱褶和一头白发。每每在罗中立先生那幅名曰《父亲》的油画前驻足，我就想起勤劳的大爷。这是乡村的符号，是生命繁衍不息的象征，是一个人心性的表达。我赞佩那些始终保持着火热青春之力的人。
有一位老者，退休前就是一位记录中国重大改革史的新闻人。退休后笔耕不辍，始终盯着国企改革，运动思考的大脑。他不仅报道了九间棚的过去，也始终注视着九间棚的发展。与九间棚村人一道，筹划着九间棚的未来，甚而，在九间棚买下一处农院，办了一个书院，传递文化的力量。这位媒体人，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履行着一个文人的梦想。他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常常在凌晨发现他对最新国企改革政策的解读，老人不仅勤奋，而且睿智。胸中装着千万文字的甲兵，流淌出来，就成为滋润众生的智慧长河。共和国应该为这样的老人记功，文字工作者应该向这样的专家致敬！这位老人身上，始终充满青年人一般的创新精神，怀有对劳动人们最真实善良而又饱满的情感。青春之火好像始终在他心中熊熊燃烧。我敬佩他，多次自问，如果我到了这位老人的年纪，是否还拥有这样火热的情感和实干精神？
北京，我见到很多早过耄耋之年的老人，奋斗精神不亚于青年人。他们身上喷发的活力，令我敬仰，让我自惭形秽。
青春是力量的显示，更是精神的蕴藏。老年人存在生理上的衰老，我在一篇《服老》的文章中写到人在老年时应恪守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青春意象不能在老年人心中有深深的蕴含。始终保持青春般的热望，向往世界上的美好；以青春般的热情，帮助周围的人；以青年人的好奇和创新，认识这个世界和改变着这个世界。把青春永驻的愿望施行到生活的细节之中，让自己具有清新之气的和蔼老者，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老者们的追求。青春是令人向往的，人需要以青春之精神作为精神的依归和努力的方向。哪怕是渐坠的夕阳，也要活出旭日的模样。这是一个人对美好世界的依恋，也是对美好世界的贡献。青春着，世界就会向好处发展；青春着，才会明白活着的意义！(文/戴荣里，2023年5月4日星期四写于游燕斋）
附二（1988年的中国现代化的文章，今天读来仍然有启发）：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改革困境与发展趋向
——写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150年了。五四运动正处在这个中间点。五四运动的主题是什么?它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当前改革的困难、重点与发展方向有着什么启示,
在我们面对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来临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总结先人走过的路，那些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都将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有重要的启示。
一、现代化是中国近150年历史的主线,“现代化的人”是五四运动的主旋律
所谓现代化，是指达到现代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程度。而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现代化主要内容是指中国从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的工业文明的转变。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后，中国现代化就蹒跚起步了。
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逼出来的。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进入存亡的关键时期。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下面一段话可见当时人之心情“俄虎、英豹、德法狴、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于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脱起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博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陡，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戾。呜呼！而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
150年过去了，中国从争取生存到致力复兴，至今仍挣扎、奋斗在这个艰难历程中。五四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个历史进程转折点上的重大时间。显然，认识五四运动并不止是1919年5月4日下午天安门前北大学生的游行示威。这是前后个追溯一段时期的历史阶段。我们把它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在物质器用、体制运行、政治制度和思想变化诸方面依次寻求现代化的轨迹。细辨一下，不难看出这一迈向着现代化不断深入的历史路线，也是中华民族了解现代化的认识路线。
以“物质器用”现代化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阶段。中国在实力较量中输给西方后悟出机器文明的力量，曾国藩、李鸿章乃至袁世凯，都积极仿效西方技术军事及学堂。洋务运动倾力于发展“实业”“坚兵利甲”以“富国强兵”。显然，这些执掌枢要与兵权的洋务派大员在器物层面的明智根本不足以影响到他们对封建立国之本的顽固守旧态度。1984年甲午战争，国弱器也弱的日本毁灭性的击垮帝国北洋水师时，也击碎了他们的迷梦。他们没有清醒，却唤起了整个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深入认识。
以体制运行为现代化目标的戊戌变法阶段。当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与老态龙钟的慈禧太后展开幕后竞争时，新派频繁出入皇宫，来自“西洋”与“东洋”的改革消息纷纷呈于年轻皇帝的面前。显然康梁使中国现代化的远征突破了技术器用的物质层面，开始了体制改革阶段的尝试。但这种改革仍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康有为意图把孔子改铸成变法维新的“教主”，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指导思想中。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然而菜市口六君子的鲜血又一次书写了行不通的结论。
以社会制度现代化为目标的辛亥革命阶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体制运行变为政体革命，一举推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民国成立，不禁推出共和国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秩序也一并搬到中国来了。然而，曹锟以5000银圆一票收买590名议员贿选总统的事实为革命者始料不及。
人们寄予巨大希望的辛亥革命除了剪掉一条辫子，中国依然为故，这不能不给中国人以沉重打击和巨大的刺激。于是以思想文化现代化为目标的五四运动阶段来到中国人的面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者而任人宰割的痛苦再次唤起现代化的出征。这一次突破先人的眼界，走到反省现代化精神力量的新里程，掀起批判旧传统，向现代化西方寻找真理的狂飙，这就是五四运动。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从日美留学回来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代精英把目光转移到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上来，从具体深入于抽象，从物质进入精神，由此提出改造国民灵魂、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以及国格人格的问题，也就是人的现代化问题。这是中国人对现代化问题深层次的挖掘，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他们极力强调要救国，必先“新民”、“首在立人”，要振兴中华，必先使国人“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当然五四运动是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和思想危机相互引发而形成的爱国反帝、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的三大运动。然而，从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主线来看，五四运动的实质意义在于思想觉醒。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从1915年“新青年”易名起，到1919年巴黎和谈失败前已形成抑制旧文化、旧礼教的声势。就是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乘虚而入，进入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视野，成为现代化思想体系的象征。
正是由于关系全民族生死存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自己获得开拓前进的契机与力量，也正是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相结合，从而是其从思想革命转化为实践革命，这是前后连续而难以分割的完整的运动过程。
因此说，由物质器面、体制运行、政体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不同领域探索，五四运动对过去的七十多年完成了一个大循环。而对于以后的七十年，则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阶段。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基础与方向,改革难以前行的症结正在于此
李大钊在1915年《甲寅》上指出“自新主义，即在改进中国之精神，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在五四运动中，所谓新青年、新社会、新中国。一个“新”字代表了数代人的追求。那么“新中国”是什么样子？其本质含义是什么呢？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从纵向比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民族自立，国势变强，还有卫星上天等等，尤其是十年改革的成果显而易见。而从横向比较，法国大革命也不过是200年前的事，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才100多年，香港在150年前也不过是个小渔村，人家前行的太快了。而我们至今人均产值在世界128个国家中却排在倒数20多位，还有上亿农民温饱问题没解决，我们还很落后。五四运动已经70年了，为什么人们仍然把自己追求的口号称为爱国民主，难道七十年的历史仅仅是画了一个大圆圈？难道还需要新的革命？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走的太艰难了，我们的经济体制应该是什么样，谁能说得清楚？显然，自然经济的土壤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科学，农业文明不能抹去宗教政治的阴影，在贫穷落后的国度里不能造就现代化的人！迟迟未到的商品经济发展拖住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觉醒的太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要从经济中去寻找。对于这点，我们深信不疑。
两千年根基的中国社会，深深地植根于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厚土积壤中。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在外敌侵入面前的被迫应变，并非向西方那样是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纵观人类现代化国家，莫不是象商品经济基础上获得成功的。如果不能动摇农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物质器面和市场经济的改革行之不远，体制运行也动之无效，改换旗号无济于事，文化改革也终究是纸上谈兵。我国人口众多，一穷二白，这不仅是现象，重要的是一个自然的，半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又怎能托起现代文明。本来建国后向工业化转变为现代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可惜在五十年代初，以传统的产品经济为基础，我们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使我国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不久，就象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进入经济缓慢发展阶段，同时使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与日益僵化的思想。文化革命的动乱后，又经过整个十年，我们民族才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向社会主义宏观控制下的商品经济社会进发。开始进入由僵化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商品经济转折的历史时期。今天，我们反思以往时，不仅要从文化革命开始，从反右斗争的1957年开始，其实应该再早点，从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反思，去发现我们的失误根源所在。我们的思想解放，就会更深远，更广阔些，也更接近我们追求与探索的核心问题。
我们今天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实质就是商品经济这个新怪物冲击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局势动荡。这不是一时的阵痛，而是一个阶段的痛苦，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每一根神经的痛苦，是全民族的不适应。岂止是体制性通货膨胀勒抑不住，如果在商品经济冲击前把传统公有制当成铁板一块，不实行调整，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可能整个地被动摇；岂止是“官倒猖獗”，如果在商品经济多元化冲击面前。腐败又怎能避免，党的政府又怎能保持活力？又岂止精神滑坡，如果将传统的儒家礼治与集权思想和50年代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商品经济中又怎能避免各种思潮的冲击，有怎能避免思想观念更严重的对立？这些前辈们没有经历过的新矛盾可以载改革之舟，也可以覆改革之舟。如果不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调整与改革，我们的调整与改革只能是权利推行下的暂时稳定形势的策略，改革也只能是在外围打圈圈。欲进无能，欲退更难。
以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为主的经济改革确实前所未有地暴露和引发了最深刻的社会问题。可喜的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毕竟已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向前走，我们党应该提出更明确的目标。目前中国经济矛盾集结，改革前行艰难。一方面我们已突破计划经济的限制，开始探索商品经济新路，一方面还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计划经济支持。而在实行商品经济时，思想领域的混乱又无法理清，合法与不合法的，适应与不适应的，胶着在一起，难以辨别。我们正站在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改革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向前走有风险，可退下去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历史的严峻选择是，如果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过不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一关，就会陷于失败与被动。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就可能出现动乱局面，那将不是关起门来自己说“开除球籍”，而是被迫的拱手开门，世界决不仅仅是和平与发展，也有着战争与掠夺。21世纪前十年全球性能源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以及后起的新兴工业国与老工业国的市场争夺，穷国与发达国家的矛盾都将进一步加剧。很难说，这些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又有谁担保经济战争的炮口不会轰开中国的大门。历史如果重演，是何等一幕！
三、中国改革,必须打破物质生活现代化的局限,构筑现代化的目标体系
中国在经过文化革命的浩劫后，再次吹响向现代化进军的号角。1975年四届人大，周恩来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社会主义强国，突出强调物质技术因素。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口号提出的内涵，实际上便是对政治动乱的抵制，正式利用中国人自古以来强烈的民族情绪闯破政治动乱的禁区，而使得这个口号传扬开来。因此我看不必苛求开放的现代化目标没有形成体系，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已是够有勇气的了。毕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权后又扬起现代化风帆前行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征口号提出不久，“出国热”与“进口潮”相伴而来，官员学者匆匆跨出国门，众口一词惊呼落后，大量进口外国设备、技术终至成“洋跃进”之势，终而被迫进行整顿。发现这种停留在物质器用层面的现代化功效有限，遂把群众自发的农村改革引向城市，当体制运行的改革步履艰难时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与任务；而整个体制改革陷于困境进退维谷而不得不整顿时，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又迅速形成热潮。这差不多又是一圈“物质器用---体制运行---文化思想”的轮换。诚然，可以把这理解为历史的螺旋发展。可是，当代改革的混乱与无序状态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指导思想的反思。当我们常讲的“中国特色”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释后，人们极易与“中体两用”相混淆，误以为中国已经建构起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整个文化背景，“体”不变，则是由外向内移植四种有用的因素，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可为“西学中用”。而“经济上发展，政治上稳定”则是这种思想在动态进行时的反映。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与一百年前相比，有质的不同，然而，如果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的部分内容，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冲突又怎么能避免？不深究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技体制，生产力发展又怎能不受阻碍？
指导思想与战略发展上，这些年的实践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几条教训（1）从横向看，改革迟迟没有形成一个目标体系，以整体向前推进，单纯的物质层面现代化影响改革的实际进程。（2）从纵向看，经济改革的发展缺乏长期性的战略，短期行为导致了经济无序状态不断发生，不断被迫进行调整整顿。（3）从改革本身看，进入商品经济的实质较为迟缓，在新旧体制的消长中旧观念太深。旧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中国已经走不动了，需要提出比商品经济更为明确的目标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必然是体制性的。而且需要借助政论权威公开之，实行之。（4）这些年的改革，忽视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最为关键的因素。
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觉醒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茫然走向清醒、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过程。在今天，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不满足，我们能够很快地清醒过来，这便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步伐，只有在经济、政治、思想和科技等各个领域同时行进，并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参照不同领域的改革实践来构筑现代化的整个体系目标，并根据体系前行的目的，不断推进某一领域的改革使之速度稍快点，以带动和实现整体的平衡和进步。一旦这种全方位的前进进入有序状态，我国的现代化就算建立了长久稳定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改革尽管困难重重，曲折不断，但仍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历史走向，许多问题业已在实践中分别提出。从整体上看，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改革与现代化目标体系呢？我以为，彻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加速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是我们经济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一切阻挡这种取向的说法，最终都会烟消灰灭。
以推进民主化进程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政治现代化的目标。
以向现代人转变的观念更新是我们思想文化改革的现代化目标。
加上科学和技术为主的物质的现代化目标。
这样一来，从整体上我们的现代化目标体系就可能形成飞鸟结构，以社会主义性质为领头，市场经济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观念为两翼，科技为助推器的腾飞状态将形成，这将载着我们民族150年来七、八代人的愿望与梦想，在现实中奋然起飞。
四、“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改革与现代化的关键，要举起“人的解放”这面大旗前行
作为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真实的主题在于呼唤中国人的现代化，在于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造，而“民主”与“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当时的思考与体现形式。那些有了商品经济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启蒙运动，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对人的内在精神、内在尊严的启迪，是对封建宗法观念的证伪，是对民族、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现代化意识的宣扬。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问题本质在于人的解放问题。我们注意到人类进步国家现代化历程，实际上是将人从中世纪那种封建依附制和等级身份制中解放出来。全社会每一个公民都能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从而使人的聪明才智和主动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不管是中国150年现代化奋斗史，还是近十多年的改革，为什么人们从物质层面追求现代化，最终却自发地走到文化思想领域里呢？对于历史过往共同的解释，仅仅从改革者的心态成熟与否的理解是不够的。事实上，人的现代化常常走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前面。试想，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能有西方现代化运动？没有五四运动，会有北伐战争和新中国的诞生？也许正因为缺乏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变，中国现代化之路往往大都崎岖，这也许是当代经济改革在1987年以后一阶段时间内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过去重视现代化的“物”，而忽视现代化的“人”，常把产值作为生产力的标准，把“小康”作现代化的标志，在改革中只知产值，殊不知扼杀群众智慧和创造力正是现代化所抛弃与憎恶的。在发展中，只会用金钱作为控制和刺激人的工具，又怎么能不造成精神的滑坡，思想的混乱？面对各种思潮与观念的兴起，那些简单的陈旧的理论实难概括当今盛行的“逆反心理”。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民族传统教育提供了增添活力的契机。正是在抛弃、改造和创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可能从传统儒家农业文明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框架里摆脱出来，去营构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民族文化与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在改革与现代化中获得新的活力。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便是新思想体系的立足点。从此以后，新的理论将一个一个地提出来，直至形成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点，我们确信不疑。不管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怎么反对，历史必将走到这一步。
那么怎样实现人的现代化呢？
一、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人的新观念体系。推行社会主义宏观控制下的商品经济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本质，那么我们所要建设的新观念必然是以商品经济新观念为主体的，科技与工业文明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新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的形成，必然伴随着对产品经济的、宗法的、集权的计划经济观念的冲击与批判，是一个渐进的思想启蒙过程，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也是对五四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的直接继承与超越，正在兴起的新文化热可能是当代改革思想启蒙运动的载体。可惜当今的文化讨论时冷时热，并歧义纷繁，导致形不成共同承认的走向。我以为，当今文化讨论要继承五四精神，首先树起一面大旗来，上书创新的大字，以形成同一走向；其次，要从狭义文化中走出来，向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观念行为、思维方法和整个意识形态全方位发展；再之，文化讨论要切中要害，围绕商品经济这根本性改革，寻找开拓的机遇与动力。再次，文化讨论要从破旧中锐意创新，不光揭露、揶逾、嘲讽和清算，更要创造；再次之，要形成多层次探讨，使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有参照的体系。如此，由中国“文化热”而引起的文化思想新启蒙运动就可担负再造现代人思想体系之大任。
二、现代化人的重要标志是个人主动创造精神的解放。这也是人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商品经济社会对当代人的要求必然是自主性、竞争性、进取性、开放性、科学性俱备的新人。它与小农经济以及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必然形成尖锐对立，与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要求的行为规范也形成对立。几千年来，“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宗法观念，上下尊卑垂直隶属的等级关系，“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究心于人际关系和帝王术的关系学，唯唯诺诺，恪守教条，甘于平庸的工具性人格，还有大一统观念和虚幻的无私无欲精神等等，这些来自封建主义思想的兵器和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已严重窒息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三、全民族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提高必有赖于思想理论的创新。在集权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浓厚的中国，相当长时期借助于领导者的观念更新来影响社会，而目前不少处在领导地位的人对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不适应要比群众严重的多。处在激烈动荡与改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思想家，没有理论做依据的冲动难免摆脱历史回归反复的厄运。现代化不可忽视思想先行者的启蒙作用，而中国新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影响现代化历史的进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以新的实践为依托，提出新的见解，这个见解应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在解决新的困难中孕育与壮大。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对错误理论的清理问题，旧的理论不清理，新的理论就难以生长起来。比较明确的一点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应该得到明确的批判，否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难以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很多人进入建设时代，仍然以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以此来判断是非与成败得失。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四、发展和改革教育，培养和造就现代人的队伍。人的现代化最终要落脚在教育上，这个教育自然是全民素质提高的大教育概念。当我们为中国新产生二亿多文盲吃惊时，不可忽视非现代化教育内容与方法正在培育非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不仅读的书没有作用，而且接受的是过时的观念。我们将现代化传授给正在成型的思想中也许比输入已定型的思想更为重要。
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平等竞争的新型人际关系。平等条件下自由竞争给人存在以全新的价值基础，必然使民主与科学真正得以实现。目前改革中个人行为无规则的混乱正是诞生新型社会关系的契机，并且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实现开辟了道路。
当我们站在整个人类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巨大的时空交接点上看改革，就会为改革真正进入商品经济阶段而无比兴奋，为更深入的发展而兴奋。面对必然到来的困难，我们的头脑就会清醒得多，冷静得多，也坚定得多。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新的事业，决没有平安大道。然而，现代化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所在，是11亿人精神源泉所在。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去闯市场经济的波峰浪谷，只要形成现代化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体系，只要造成现代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我们就一定能走出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走向光明的前途。(文/李锦，1988年5月4日写于济南）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