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渐向好，人们从隔离状态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中国经济开始走向复苏。然而全球疫情的蔓延，给中国及世界经济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能否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元气”？
-人们为什么对经济复苏感受较弱？
-下半年宏观政策有哪些重要着眼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给出了他的判断与展望。
对经济形势存在的两大误解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我有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中国已经从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状态中完全走出来，步入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回正轨的道路上。
第二个判断，当前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地方是既有一季度经济停摆的后续影响存在，也有中国经济中长期结构变化的影响交织。
第三个判断，中国虽然已经从一季度经济停摆状态中走出来，但世界范围的疫情及疫情的长期走向，给中国及世界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基于这三个基本判断，我认为，推动当今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已经不只是提出复工复产，让大家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上就能带来经济恢复这样简单化的判断与解读。如果我们对经济的动态观察不清晰，就会使我们过于简单化地理解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造成“诊断偏差甚至错误”。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对中国经济的两个“天真”的理解。一个是由于对经济动态观察不清楚，认为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非常悲观的状态。其实，中国经济应对疫情冲击已经取到很好的成绩。从投资需求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84145亿元，同比下降16.1%。1—4月份，该数据同比下降10.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5.8个百分点；1—5月份，该数据同比下降6.3%，降幅比1—4月份收窄4.0个百分点。很多人只看到了数据中的“同比下降”，就认为经济悲观。实际上，如果我们动态地观察经济数据，就会发现累计数据降幅的逐月收窄，意味着单月的大幅增长。只有单月大幅增长才能抵消降幅，才能形成降幅逐月收窄的情况。
另一个对中国经济“天真”的理解是认为政府能做更多的事，不断出台新政策，救我们于“水火”中。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世纪性的重大冲击，这种冲击造成了一季度巨大的社会经济活动下滑。上半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帮助经济恢复。我们也看到，4-5月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和有效恢复。很多政策，比如增加特别国债和赤字，这些政策的实现都需要时间，很多人对一些刺激政策的见效过于心急。当下，我们更需要将已颁布的各项政策更快更好地落实，在执行深入方面下功夫，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期待出台更多的新政策上。
人们为什么对经济复苏感受较弱
如果说中国经济存在隐忧，我认为隐忧主要不在中国经济内部，而在中国经济的外部，在于整个国际形势动荡和国际对疫情控制的程度不足。IMF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4.9%，此前预期为-3%；预计2020年美国GDP增速为-8.0%，此前预期为-5.9%；预计2020年欧元区GDP增速为-10.2%，此前预期为-7.5%。IMF调低各主要经济体和世界增长预期，主要考虑到疫情的持续影响和社会疏离政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局势是更加恶化的，受疫情影响，外部世界总体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会更弱，全球产业链成本增加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IMF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预计在2020年能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个“正增长”，对世界经济非常重要。虽然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并未对全年经济增长设置指导性目标，但其实大部分人对此还是有预期的，他们认为会高于IMF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1%的预测。如果要抵消一季度经济负增长，中国要经过二季度的努力恢复期，三、四季度的发力期，这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可能需要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速度，甚至更高。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感受不到经济强烈的复苏感，还存在很多忧虑？我认为，这些忧虑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投资消费决策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虽然中国国内疫情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对疫情的防控仍没有松懈。并且，纵观世界，全球疫情走向尚未明朗。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比较典型的是延期消费和延期投资。我们看到，虽然很多人感到收入降低了，但是银行存款增加了，老百姓的储蓄率提高了，说明大家减少了一些奢侈性的、不必要的支出。一家企业是否要投资一条新的生产线，在疫情的不确定性下，很可能会选择再等一等。这是中国的需求显得不那么旺盛的原因。因此，我认为，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量的最大变量。
上半年陆陆续续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保证整个金融系统流动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针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的纾困政策，都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但是力度是否足够还需要观察。因此，我认为下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仍将随着观察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经济成绩的表现来进行调整。
如果投资的热情不够，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不能够迅速弥补因为不确定性而下降的民间投资的话，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力度则仍需加强。不确定性是经济繁荣活力的最大杀手，所以我们应当对其保持足够的关注。
第二个方面，这种忧虑感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中国的经济人均收入增长很快，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当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那么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则必须随之调整，能够适应变化后的需求结构。
经过疫情的冲击，需求结构的变化将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需要区分哪些产业将出现萎缩，哪些产业将会兴盛。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并不应该盲目扩大需求，反之，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有所取舍。我们在现阶段仍应强调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让企业家们去探索，让消费者们去选择。让市场保持活力并不仅仅依赖于刺激政策，更要让市场去发现哪些产业更有前途。这种结构调整是有挑战性的，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宏观政策并不能为其“续命”。
第三个方面，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社会疏离政策会增加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交易成本。为抗击疫情，人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种社会距离或者社会梳理的政策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毋庸置疑，这些为防范疫情所采取的的措施政策是必要的，但疏离措施所给企业增加的成本是没有被预估的，这会导致经济活动建设看起来“没那么好”。这也是造成忧虑感的原因之一。
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
我认为，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重点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应继续落实“六保”任务，也就是保底线的政策。疫情不同于金融危机，也不同于货币危机，它是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从一定程度上摧毁或打乱了经济活动的节奏。疫情对于不同行业及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同，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很好，但却受到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落实“六保”任务仍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应当迅速且及时地为有困难的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合理的支持与帮助。其中，保民生、保就业是“六保”政策中的关键点。
第二方面，充分落实提振经济需求的政策。提振经济有两个着力点。一是财政上要创新工具，让积极的财政政策迅速落实。中国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很大。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财政收支情况处在最有优势的状态。因此要加快创新工具，如果落实到位，就会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加快。同时，政府或政策性银行支持的一些农业、农林水以及社会投资也会得到提振。二是做好预期管理。面对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应当在如何管理预期影响投资者和民众的信心方面多做工作，以减小由疫情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延期消费、延期投资的影响。政府宏观政策及各种投资项目的实施应变得更加透明。财政进行了大量的支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也对于很多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就应当更透明更准确地公示这些刺激政策落实情况。公共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增加会在无形当中带动民间的信心，若企业家、投资者及消费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政策后续推进的情况，那么将会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减轻疫情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三是提升民间信心。越是危机的时刻，我们越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强法制、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能够让民众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从而更快地渡过难关，创造更好的未来。
第三方面，应当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能够更自主地进行资源的再配置。若没有发生危机，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一定会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然而，产业结构如何去变，如何去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并非简单地只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刺激政策，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家们的探索精神、更好地实施中国的破产法。没有企业会永远活着，企业的生生死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活力在稳定的法制框架下、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让中国的参与企业、市场活动的人都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十分关键。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去增加未来有前途的领域内的投资，去探索更新、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形式以及服务品类，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过剩产业则会自动得到收缩。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有利于促进中国的资源再配置。并不是所有产业都能在疫情过后会重新获得活力，疫情将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因此，在疫情造成的综合性危机期间，结构调整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
建立这种机制应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出台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政策。第二，研究传统企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第三，明确这种激励机制在税收上的变化。第四，探索如何把该改革推向深入。建立激励制度对于提振全民的信心、提振企业家投资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陈玉宇）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