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资源枯竭、产业转型以及环保压力增大，淄博这座工业老城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
航拍淄博市城区
2018年以来，淄博的城市人口由净流入变成了净流出，城市的吸引力和发展活力在下降。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达到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也达到70%，这“两个70%”的局面始终没有大的改观，传统动能减弱、新动能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今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暴跌，对淄博经济冲击更是非同一般——淄博市以-9.4%的GDP增速位列山东省16地市末位。
曾经作为山东省乃至我国重要工业基地的淄博，怎么了？
1.老牌重镇，几经沉浮
辉煌的过往，是淄博的骄傲。
公元前1044年，周朝建国功臣姜子牙被封在齐地营丘（今淄博临淄区），到任后，太公移风换俗、简礼修政、劝女红、极技巧、倡桑麻、利纺织，齐国逐渐繁盛。
到了齐桓公时期，凭借丰富矿藏，齐国掌握了先进的冶铁和冷兵器制造技术，跻身军事强国。与此同时，丞相管仲推行一系列优渥的“招商政策”带动了齐国工商业、鱼盐业、丝织业的发展。
临淄，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和全国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等手工业发展中心之一，由此奠定了齐国春秋霸主地位。
到了明代，由于官道南移，距离临淄不远的周村逐渐成为重要交通枢纽，人流物流汇集促进了周村商业发展。
但好景不长，富起来的周村被土匪和地痞盯上，再加上苛捐杂税，经商环境恶化，周村逐渐没落。
周村再次兴盛，源于一个清朝“退休干部”。
山东淄博周村老街
1653年（顺治十年），官居刑部尚书的李化熙，辞官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家乡周村。离京前，由于劳苦功高，顺治特准其所请，批准周村“免除一天的税款”。
李化熙在周村设立了“今日无税碑”，并负责代缴市税工作。同时，他向商人们承诺，在离周村二百里的范围内遇上路劫，由李府负责免费找回财物。
这一传统被李化熙的后代所承袭，周村商业再次活跃起来。
稳定的营商环境促进了周村商业发展。许多商号从周村走向全省乃至全国。除瑞蚨祥外，北京的谦祥益绸缎庄等“八大祥”字号都起源于周村。
然而，孔孟之道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淄博丰富的资源被入侵者所垂涎。
1904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全线及张博、黉山支线竣工通车；二是济南、潍县及周村三地开埠。
开埠与铁路再次将周村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踏上了历史发展的滚滚巨浪。
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周村年产绸缎300万匹，产值近420万元，占山东省总产量的2/3；商号1700余家，占山东省的13％；年交易额3500万元，更是占山东省的1/4；票号、钱庄、银号业的资本总额占全省一半还多。
《现代本国地图》称其：“商贾之盛，实超过济南，而为全省之冠。”
同时，对周村而言，交通方式的重大变革是一把“双刃剑”。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旗袍爱好者在古城丝绸文化街走秀
首先，济南有了更便捷的运输方式，再加上政府政策倾斜，周村的商业影响力慢慢让位于济南。这时期，人口产生了流动，很多企业家开始走下马车和木船、登上火车，从淄博前往北京、青岛、济南。
其次，周村衰落的关键原因在于产业基础单一，过度依赖丝绸业。由于国外人造丝价格更具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周村传统的丝绸行业败下阵来。
不过，当一列列火车载着淄川和博山的煤炭、鸣着长笛、从乌河上方呼啸而过时，一个新的名字渐渐在人们口口相传中形成了
这，就是“淄博”。
繁华转瞬即逝，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发。淄博也不例外，许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者外迁，热闹的淄博一下子进入了“停摆”状态。
1943年，日军在鲁西南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一时间，形势严峻。
抗战区医药匮乏，常规的渠道已无法获取药物。
在这种状况下，“新华制药厂”前身、胶东军区制药小组成立了，开始生产药棉、绷带、脱脂纱布等简单医用产品。
1948年，淄博解放，新华制药厂建址张店，经过70多年发展，如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医药集团。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作为国内最大的解热镇痛类原料及制剂生产基地，新华制药满负荷生产，满足市场需要和国家调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2.全线发展，版图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淄博凭借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被国家所青睐。
“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对煤炭、建材、冶金、机械、纺织等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和开发，一大批企业相继落户淄博。
1950年，作为“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氧化铝厂恢复建设，后来成为新中国铝工业的摇篮。同期，还有南定热电厂、淄博瓷窑厂等一批国有企业上马。
与工业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电力需求大增，鲁中电网成为山东最大的电网，有力地支持了淄博工业发展。
这时，除了资源型的重工业企业，淄博还有高科技企业。
淄博汽车制造厂、山东省半导体研究所（研发用于火箭发射的晶体管）、淄博真空设备厂等，一系列在当时极具科技含量的企业先后成立。
1966年，在远离东营100公里外的临淄西南部的大虎山脚下，胜利炼油厂破土动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新华制药生产的斯锑黑克产品、咖啡因重大工艺改进技术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一年，孙启玉高票当选为岜山村书记。“缺水、缺粮、缺钱”岜山村村民渴望这位能干的年轻人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他上任后第一个工作就是找水，带领乡亲们打出第一口651.3米的深井，意外发现井水含碱量低，正适宜腈纶膨体纱的印染。头脑灵活的孙启玉依托周边染料化工厂、腈纶膨体纱生产企业等，搞起了染线厂。
1986年，张建宏带着村建筑队在济南一家化工企业干活，听说这家化工厂要处理2台旧转炉，看到机会的他带着乡亲们将设备运回桓台老家干起了化工厂。
这一时期，淄博全线开足马力：工业上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所用电机、第一台多功能呼吸机、第一家真丝带生产厂、水泵行业第一枚金牌、第一个铝工业基地……
传统产业陶瓷也成绩斐然，与唐山建陶、沈阳建陶、温州建陶、石湾建陶、景德镇建陶并称为“全国六大建陶厂”。
农业也不甘落后，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的桓台县从“吨粮村”“吨粮镇”到“吨粮县”，再到“双千县”和“小麦千斤县”，桓台县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跨越。
1989年12月2日之前，淄博市只有五区一县，分别是张店、淄川、博山、周村、临淄五个市辖区和桓台一个县。
1988年，淄博工业总产值达到109亿元，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淄博政府将区域规划调整提上工作日程，向省里申请将黄河边的高青、邹平、博兴划归淄博。
区域调整难免涉及到博弈和平衡，最终，省里给出的方案是：淄博要高青必须也要临沂的沂源。
这次版图变迁，对于淄博来说，不但解决了水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拉开了淄博未来发展新格局——组群式的城市版图日渐清晰，各县区“赛马”式竞争格局为淄博这段时期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沂源现象，临淄速度
沂源县地处沂蒙山尾，由于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当地种植的苹果、桃等水果清甜爽口。然而，长久以来，受交通条件制约和缺乏有效储存技术，时间长了，水果就会烂掉。
山东省沂源县张家坡镇西瓜峪村村民采摘苹果
1992年，朱新礼辞掉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县办罐头厂。为了帮乡亲们解决水果积压问题，朱新礼想到了将水果榨成果汁来卖的方法。同年6月，汇源集团的前身“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朱新礼带领30人的队伍来到北京顺义。当时的汇源负债累累，根本贷不到款，无力购买设备，最后，朱新礼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了生产设备。
然而，由于当时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喝果汁的习惯，生产出来的果汁无人问津。为了拉订单，朱新礼只身前往德国慕尼黑参加食品展销会。
鲜为人知的是，朱新礼刚接手罐头厂不久，就以承担负债的方式，引进港资完成了对罐头厂的产权改革，从而规避了今后许多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产权不清的负面影响，为汇源后来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2年淄博被评为全国综合实力50强城市之一，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较大的市”，是全国第三批获批“较大的市”名称之一，同省的青岛是第一批。
这一时期，淄博除了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外，其金融、医疗、教育等方面也走在前列：国内第一家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经人民银行批准在淄博设立，国内最早的柜台市场——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在淄博成立；全国三家民营试点医院之一的淄博万杰医院，被孙启玉争取到了岜山，国家推行中外合资医院试点，外经贸委和卫生部联合批准了3家中外合资医院，这是其中一家……
1994年，带着群众将化工设备拉回老家的张建宏将济南化工厂桓台分厂更名为“淄博东岳氟化学有限公司”。进军北京不到三年的朱新礼站稳了脚跟。
除了顺义的基地外，还先后在北京怀柔等地建立了纯净水厂、康乐纸箱厂，并且斥巨资引进了15条国际领先的果汁饮料灌装线。
1996年，汇源集团以7000万元的价格，中标1997年央视《新闻联播》5秒标版广告权，跻身“黄金播段”，让全中国消费者记住了一句话：“喝汇源果汁，走健康之路。”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在高歌猛进，刚成立不久的淄博石油化工厂和淄博化学纤维总厂，由于高额负债，经营陷入困境。最终经过多轮协商，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齐鲁石化通过承担债务完成并购，成为1997年度国内十大经济新闻之一，被称赞为“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途径”。
这起兼并案实现了三方共赢，齐鲁石化以兼并为条件获得资本扩张和上市机会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被兼并方获得新的投资和管理方式，获得新生；淄博政府则获得了员工稳定的社会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的经济效益。
1996年到1997年，新华制药更是成功在香港发行H股，在深圳发行A股，一举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医药企业。
2007年初汇源在港交所上市，成为港交所当年规模最大的IPO，朱新礼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刻。
沂源在资本市场上大放异彩。2002年山东药玻上市后，沂源先后有6家企业成功上市，除了山东药玻外，先后有鲁阳节能、瑞丰高材、华联矿业、联合化工以及从新加坡退市归来的瑞阳制药，成为全省上市公司最多的县域之一，被称为“沂源现象”。
与之并驾齐驱是“临淄速度”，2010年的4月、5月、9月和12月，蓝帆医疗、齐翔腾达、三维工程和齐峰新材等临淄4家企业先后登陆深交所中小板。
此时，淄博有一大批在全国、全省占有重要位置的工业产品，是我国著名的五大瓷都之一；原油加工量居全国第二位；氧化铝、解热药产量均占全国三分之一，电机行业是全国四大生产基地之一，中小型电机产量居全国第二位。
淄博农业也不甘落后，桓台县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吨粮县，高青县为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之一，沂源县被列为全国水果“百强县”之一，临淄区是全省主要蔬菜生产基地之一。
荣耀属于此时努力和敢闯敢试的淄博人。
然而，高光与黑暗往往在转瞬之间就完成转换，不久各种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4.淄博模式，一日坍塌？
2018年8月31日下午，汇源集团与可口可乐签署股份出售协议，交易完成后，朱新礼将所持有的汇源集团38.45%股份转让给可口可乐，这是我国最大的一笔外资收购内资企业控股权的交易。
一时间，舆论四起。
没有预料到这种结局的朱新礼仓促开始了下一个“十年”，从此退市、失信、冻结资产等一系列负面新闻伴随着汇源。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淄博未来十年也始终徘徊在熟悉的街头……
十年起步、十年高速发展、十年调整，淄博仿佛一下子变成了“暮光之城”。
淄博，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许数字更能够折射出淄博焦虑的现实。
2008年，淄博GDP 2290.97亿元，同期与潍坊差距是175亿元，排名全省第五位。到2018年，淄博GDP达到5068亿元，与潍坊差距扩大到108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从10年前与潍坊17亿元的差距拉大到近200亿元。
目前，淄博市有26家上市企业、28只股票，总市值只有1500多亿元，而烟台万华一家上市公司市值就达到1300多亿元。
更尴尬的是，2019年淄博全市实现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据为3642.4亿元，被临沂与济宁反超，跌至全省第七；2020年一季度GDP公布，淄博增速在全省16个地市敬陪末座。
“河冰结合，非一日之寒；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
淄博为何从曾经的高速发展转变成漫长的结构调整，淄博拥有这么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何失去了竞争力？
或许，从过往被人们忽视的细节和零碎事件中，我们能够找到淄博经济发展的规律、发现今日困局的症结所在，2008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间节点。
某媒体在对淄博2008年的经济盘点中写道：“受齐鲁石化、山铝效益大幅滑坡的影响，全市整体工业经济效益不尽理想。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49.50亿元，比上年增长23.7%；利税、利润分别实现450.65亿元和237.48亿元，分别下降1.8%和12.3%。若扣除齐鲁石化、山铝两大影响因素，全市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利润分别增长28.7%、27.7%和25.7%。”
齐鲁石化
此时，人们更愿意相信，2008年是一次受外部环境影响的偶然事件。
没有人想到，这会是淄博前后两个十年的分水岭，更是许多企业的转折点。
2008年6月17日，万杰集团所持万杰高科全部股权在淄博被司法拍卖。
五年前，万杰集团还处于鼎盛时期；孙启玉以增资扩股的手法出资6000万元，控股博山齐鲁新冶实业有限公司，将淄博钢铁收入囊中，雄心勃勃的他决定砸下36亿元上马新的钢铁项目。
然而，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国家开始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调控，孙启玉的钢铁项目也被叫停，尽管两年后，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万杰的钢铁项目恢复建设，但钢铁行业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又恰逢山东钢铁业的重组，万杰已经无力筹集资金继续投入而陷入了瘫痪状态。
最终，沉重的债务包袱压得万杰喘不过气来，破产清算在所难免。
始建于1968年的淄博铝厂虽然进行了改制，但始终未彻底走出困境，近两年只能依靠厂房设备对外租赁度日。
此时，山东其他地方的氧化铝产业却蒸蒸日上，魏桥集团、信发集团、南山铝业等，凭借良好的港口资源，发展成为了从氧化铝、自备电厂、电解铝到铝材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作为全国铝工业摇篮的淄博，却陷入了僵局。
2015年，淄博铝厂被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正式宣告破产。至此，淄博曾经建立起的市属企业大多已经完成改制或者被兼并。
淄博的传统优势产业陶瓷业，为了追赶佛山陶瓷，开始不断上马新产线，扩大产能，前所未有地关注产能规模和生产效率。而此时，经历了“腾笼换鸟”和“双转移”阵痛的佛山陶瓷，却开始聚焦产品差异化和渠道拓展的品牌战略。
产能越来越大的淄博陶瓷企业，由于缺乏品牌影响力和完善的销售渠道，无法消纳既有产能，不得已成了佛山陶瓷的贴牌生产厂家，甚至许多建材商在佛山注册品牌，到淄博生产加工，许多淄博工厂干脆直接取消销售部门。
走向衰落的还有淄川服装城。它曾是北方地区面积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2002年以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服装专业市场十强之一，并连续5年位居全省最大的服装专业批发市场。但由于产业链不完善、经营理念落后等原因，其地位被济南和即墨取代。
2010年，曾经盛极一时的淄博海信的电视机生产线全部停产，更是有许多企业因为种种原因选择搬离淄博，甚至许多本土企业将发展重心放到了其他地区。
实体经济状况反映到资本市场上，自2012年联创节能成功IPO之后，淄博便再无企业登陆A股主板市场。相反，多家淄博A股上市公司被外地企业重组，这其中即包括联合化工、万昌科技、华联矿业及宏达矿业等企业。
5.拥抱济南，借鉴佛山
当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我国区域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时，曾经被专家称之为“淄博模式”的组团式城市格局，却由于城区分散，集聚效应不明显，城区之间联动效应差，对人口的吸引力愈发下降。
位于胶济铁路中部的淄博，向西看去，济南正在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谋求突破，向东望去，临近的潍坊依托优势产业以及强大的县域经济大动作频频，而胶济铁路起点城市青岛更是在“青岛都市圈”的建设中发挥了龙头作用。
没有济南的省会政策优势，又无青岛濒临海洋的地理位置，甚至比不上潍坊雄厚的县域经济，曾经辉煌的淄博，明天在哪里？
事实上，早在2007年年末，山东省就发布了《济南都市圈规划》。
根据规划，该都市圈的城市中心体系结构为“双核、多心、网状支撑”。其中，“双核”指济南和淄博；“多心”即5个次区域中心城市。
根据定位，淄博为济南都市圈的经济副中心，以石油化工及其制品、陶瓷及新材料、生物医药、机电、纺织服装等五大产业链为内核的服务业相对发达的现代化制造业城市。
2020年3月25日，工人在山东省淄博市一家节能材料企业车间忙碌
十多年的发展证明，想要树立核心的济南“有心无力”，而“被规划”的淄博似乎也热情不足。
对于山东来说，解决当前困局的重要途径之一无疑是做强济南，提升省会的“首位度”。对于淄博来说，发展机遇就在于此——主动融入济南都市圈战略，立足自身优势，错位发展。
淄博的优势在于产业基础。要充分发挥石油化工、新材料，医药、装备制造、电子等产业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增强品牌意识，在练好企业内功同时，淄博政府应该以更加广阔的胸怀勇于鼓励本土更多企业在济南、青岛设立研发中心、对外窗口等机构，而不应拘泥于把企业所有一切都留在淄博，要有“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的格局，弥补淄博区位、政策、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形成借势发展的联动局面。
许多人抱怨淄博产业耗能多、环保压力大，但这恰恰是淄博的优势所在，传统产业是淄博经济发展的“基石”和优势，正如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所讲的，淄博靠金融等服务产业吃饭不现实，而盲目地对外招商引资也会有水土不服、资源浪费等现象发生，政府应该做的是优化升级淄博经济基本盘，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升级改造力度，革新管理理念，重视品牌建立和重塑。
没有落后产业，只有传统产业。通过产业升级，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生机，老树也能开新花、结新果。
曾经，佛山与淄博处境类似，传统优势产业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的附加值还不高；服务业发展落后，可能还受临近广州的虹吸效应影响。此外，佛山也和中国很多其他城市一样面临着土地财政与政府债务、工业污染、城市建设、高端人才吸引等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今天，佛山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涌现出美的、碧桂园、格兰仕、东鹏、海天、万和、志高等一批骨干企业。佛山先后获评中国品牌经济城市、中国品牌之都、全国陶瓷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城市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方面，佛山政府在引导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盲目淘汰优势传统产业，而是推动对传统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不合适的转型政策可能使城市完全丧失原来的产业优势，同时新兴产业又难以培育起来，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
正如前面提到，淄博政府需要战略定力，利用5-10年时间，将淄博传统优势产业全部改造一遍，而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也不是简单的扶持头部企业，而是做好产业规划和引导，做强主链，丰富周边。
另一方面，佛山政府根据企业的需要积极提供良好的环境、机会和服务。佛山创新创业引导基金、企业融资专项资金、债券融资风险缓释基金、政策性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真金白银”，能够迅速解决部分企业的实际困难。
淄博不是经济特区，也不是省会城市，没有海陆空大港口，也许淄博人对未来感觉不到希望。但对于淄博来说，要敢于脱胎换骨，营造出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而营商环境的营造关键在人，也就是各级干部的勠力同心。
一座城市干部队伍的理念、水平和精神状态，决定着城市的未来。除了“一把手”大声疾呼外，更需要淄博中基层干部转变观念。历史上，淄博从来就不缺“敢闯敢干”的干部。
这些年的发展慢了些，方向感缺失，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士气，如今市委书记江敦涛对淄博的问诊把脉和开出的药方都切中要害，但关键在于落地，在于行动，在于坚持。
路正不怕道远。淄博已经在发生改变，曾经的“暮光之城”仿佛正在慢慢放出明日之光。（白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