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领悟习近平讲话
想起我为“太子奶”企业家维权写的万字呼吁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引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引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引自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我半夜读到，于是拿起笔来，把13年前这一段历史写出来。
看到13年前“太子奶”专案组凌娅自首的消息
3月3日，看到报道13年前轰动全国的“太子奶”专案组浮出水面，株洲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凌娅主动投案自首的消息，我知道这件整治民营经济的案件是水落石出了。
凌娅是株洲市当年“太子奶”的专案组组长。她11次签字，逮捕“太子奶”的董事长李途纯及其骨干与亲属。由政府托管实际是凌娅丈夫参与管理，这是一起严重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案件。李途纯在押期间，我写了一篇9560字的文章《株洲政府“托管”民营企业的警示》，2010年10月11日在中国企业报上发表了一个整版。接着，《中华工商时报》《每日经济新闻》《经济导报》都发表了我的文章与观点。但是，舆论没有挡得住株洲市的做法。
后来，听说李途纯被无罪释放了，这家中国乳酸行业龙头企业太子奶公司也破产了。我为中国市场经济脆弱与民营经济的命运而扼腕叹息。不知道整李途纯的人与被整的李途纯过得怎样，也心存悬念。
三天前听说，当年的“太子奶”专案组成员几乎相继被一锅端了。有副市长，有公安局长，有市委宣传部长。原公安局副局长凌娅主动投案的最新消息是官方三天前公布的。
想写文章，为民营企业说句话。写政策解读是需要的，更需要参与实际。可是事情未结，又怕笔下错伤了人。犹豫了三天，自已日日不能自安。
读习近平的话，想起我为民营企业家维权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听取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指出：
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我看到这一段话，夜不能寐。从二十大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为民营企业维权的声音就像惊蛰的春雷一样，轰隆隆地鸣响。想起13年前为市场经济的一次呼吁，心实难平。
13年前的株洲市托管“太子奶”的事件中，我为企业家讲话，多家报纸发表我的文章，可能是那次舆论浪潮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我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的，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做出努力的，与总书记今天要求的，是一个意思。我是在民营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民请命”的。
“饭前饭后太子奶，天天补充乳酸菌。”上世纪90年代，太子奶曾是一代人的记忆。在乳酸菌领域，其全国市场占比曾高达70%以上，销售资产规模高达200亿以上。当我接触这件事情时，太子奶经过疯狂扩张，已经进入最困难的时候。李途纯已经被关起来了，我不认识他。是熟人找到了我，推荐这个反面典型。我只是看到他们律师写的材料，很厚的一本，后来打了几次电话，核对情况。
我没有见到太子奶集团的人，没有吃过他们一次饭，更没有收过一分钱辛苦费，一下子写了9500字。当时媒体上对李途纯，半是同情，半是讨伐。
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他身上毛病也不少，高速扩张、资金链断裂、一言堂作风、狂妄自大，企业没有先进的技术，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现代管理。踩在短缺时代的风口，借助底层人包括地方政府对国家权力媒体央视的近乎崇拜式的信奉，还有地方金融系统对权力与风口的迷信。李途纯，明显具有有中国高速度发展时期企业家的标志性特征。
我考虑的，不是这个人命运，而是市场经济与法制规律在中国的命运，是属于本质的、决定性的一面。我的文章讨伐的对象是株洲市政府工作组的做法，就是前几日主动投案的凌娅及其同事们。
我写作有个定位，写的是经济评论，不是新闻报道，事实在媒体上多有暴露，自己不写没有依据的东西；针对社会现象，皈依市场规律，不针对哪一个人；引领社会舆论，而不陷于纠纷。
我认为，有人极易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
2010年10月11日发表的《株洲政府“托管”民营企业的警示》，一开头就写“民营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的确立，尤其为人们关注”。
因为我当时还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一个是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当时便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角度，文章的主题当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现代化在中国的两大基石，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法治。这样的立意，当然比一般新闻报道意境要高，说话要有力道。
前面有一个观点提要。提出“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政府管理创新的目标：一是有利于确立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的新战略，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要使民营经济获得良好战略环境。二是有利于明确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定位。找准政府正确定位的关键是要从计划经济思维中转变出来，解决政府越位和错位的问题，在政府不该介入也管不好的领域，大幅度地削减和放松政府干预，政府的重要在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上下功夫。三是有利于引入创新理念，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我直接批评湖南株洲市政府上演了一幕荒诞的改革“倒退戏”。明确指出“企业和股东的经营权、所有权被剥夺。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政府的“托管方”与企业发生严重对立”。
株洲市政府在“太子奶”事件的托管作为，所导致的绝不仅仅是作为太子奶集团的悲剧，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年后，地方政府仍然插手市场、插手企业，按照计划经济思路来执政，建树了一个恶劣的例证。这种做法与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政府可以救太子奶，但绝不是自己代替企业去干”
“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特别民营企业的关系上，理应有自己的边界，扶持可以是政策上的，也可以是环境上的，公共服务上的，而过度的外部干预，甚至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可能与善良愿望背道而驰。株洲市政府介入的效果证明，他们在强行托管“太子奶”的决定是大大地越过雷池了”。
政府可以帮企业，但绝不是与企业“斗争”标题下，我写到：一个民营企业竟引得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宣传部都出面，而且“配合”得很好，令人瞠目，也令人疑惑。显然这是政府动用公权来全力对付企业家了。李途纯当然在劫难逃。
在“你是替人看牛的，哪有把人家牛卖掉的道理”标题下，我写到：提出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很危险的事”。
“高科奶业不肯移交经营管理权，又坚持要让太子奶破产，把李途纯羁押起来，就是为破产扫清障碍。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改变，这太子奶属于李途纯的。即使把他抓起来了，但财产不属于政府的”。我站出来为民营企业立权讲话了。
“太子奶集团的遭遇，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很有代表性。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也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
“实际上，像株洲市这样对民企无异饮鸩止渴，因为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地方政府以托管名义，如此直接和深入地干预和掌控民营企业，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
“中国是转轨国家，落入这种市场化倒退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极易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
“我们应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崛起，这里说得有点高。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评价。
其实，我写的是破产重组前的一段。后来了解到李途纯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有很多教训的。太子奶良好的发展势头使李途纯膨胀了，与英联、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三大投行7300万美元的融资，同时签了一份风险极大的对赌协议，业绩连续三年出现断崖式下滑，丧失了太子奶的控制权。为挽救太子奶，株洲市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从“用钱解决”（输血太子奶），到“找人解决”（政府派官员文迪波托管），再到“用法律解决”（破产重整）三个阶段。在太子奶事件中，株洲市政府本意是好的，也是负责的。可是一度混淆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甚至“越俎代庖”，站错了位置，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使太子奶摆脱困境，最终导致太子奶破产重组。中间围绕产权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斗争，工作组以李途纯集资为突破口，将李途纯送进了监狱。2010年6月21日，李途纯在北京抓捕，抓捕理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两日后，李途纯被关入株洲市看守所。而太子奶也进入了司法重整程序。
从人性的丰富性而言，李途纯的经历堪称传奇；从企业的运营发展来看，他的一切乏善可陈。
回头再看这篇文章，仍然觉得江河横溢般痛快。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也过于自信了，确实没有守住底线。
我自己也已经很久没有写这样的文章了。现在重读，仍然有回肠荡气之感。
整人必有报，终于到水落石出时候了
在2010年10月，我就“太子奶”冤案发万字长文，在中国企业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华工商时报、经济导报等媒体发表。然而舆论终未奏效。从那以后，就不知道太子奶消息了。
直到前三天，得知当年负责湖南太子奶案的凌娅出事。
这个李途纯可算是一条汉子。他这13年一直在告状。从网上得知，当年负责湖南太子奶案的5人相继被查被抓。而凌娅从16岁进入公安系统工作。45岁成为副局长，至今在公安系统工作43年。现年已经59岁的她，本来到了平安退休的年龄，却突然赶在两会召开前投案自首了。
当时，以凌娅为专案组组长的5人(凌娅的副手文迪波、阳卫国是原株洲宣传部长、何剑波是原株洲常务副市长)小组采取对李途纯和他身边人的审查。李途纯却因“非法吸收公款被逮捕。后羁押15个月以后，无罪释放。李途纯案13人全部由凌娅亲自签字逮捕。后全部无罪释放。在这次案件中，李途纯一方造成二人死亡，三人或瘫或病，一孕妇流产。仅仅从这点说，这个凌娅也够呛的，你整李途纯，整人家家里那么多人做什么？心肠也太狠了。
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在被捕4个月后，我写出近万字长文为其呼吁。在文章发表后几个月，被宣布无罪释放。期间过程与以后情况，我一概不知，至今也没有联系过。
事情过去13年，我知道了一些情况。文迪波，是凌娅副手，已判刑九年；阳卫国，原株洲市宣传部长，现三兄弟和儿子一起被抓；何剑波，原株洲市常务副市长，已被捕；凌娅，3月3日投案自首。
凌娅一群人原本是人民的靠山，为株洲市服务的人民公仆为什么要做成冤假错案?正如多人怀疑的，就是为了利益，表面上的利益和背后不为人知的利益。13年前，我没有根据不敢多做分析。
据李途纯说:他们在破产重组时逼迫他将太子奶100%股权转给三家外资，然后让亲近的身边人再接收。凌娅调公安软禁李途纯七天七晚，不转让即抓捕。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
凌娅和她的丈夫，通过各种违规违法操作，毁掉了一个当时很不错的民营企业，通过资本操作和权利施压，逼迫太子奶公司签下屈辱协议，最终导致这家公司被凌娅老公所在的公司高科集团接手，凌娅老公是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这样一联系，问题就大了。
此次凌娅投案也是因为她身边人被抓的差不多了，她老公也在她投案前的两个月被抓走，所以凌娅才主动投案。
拔出萝卜带出泥，凌娅一自首，不知道会显现多大的坑。13年前的冤案，马上要沉冤得雪，虽然来的迟了点，好在正义没有缺席，真相终将显露。
事情已经过去13年了，这件事情，是一种陵谷交替历史场景。
今天重新发表13年前的文章，有助于人们了解，怎样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也许能有点启发。这件事情情节极其复杂，拍成像《狂飚》那样的电视剧，也可能是很好看的。
我的这篇文章是想告诉大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大会讲，小会讲，重要有会议会会讲，这么重视。我们不能总是只喊口号吧，也该拿出点行动吧。对不好的典型也该分析批评，做反面教材。这也算推动历史进步吧。当然，一切以事实为准。
下面转发13年前，在中国企业报发表的长篇文章《株洲政府“托管”民营企业的警示》，文章长达9500多字。这是我为市场经济的呼吁，也是为中国法制的呼吁，也算一次“为生民请命”的实践。
因为我当时担任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我侧重于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角度来为民营企业讲话的。也不是说得都对，有些地方有言重之处。只是想表达一个角度，一个思想者、改革者与新闻记者的良心。（文/李锦）
株洲政府“托管”民营企业的警示
民营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的确立，尤其为人们关注。
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政府管理创新的目标：
一是有利于确立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的新战略，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要使民营经济获得良好战略环境。
二是有利于明确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定位。找准政府正确定位的关键是要从计划经济思维中转变出来，解决政府越位和错位的问题，在政府不该介入也管不好的领域，大幅度地削减和放松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不要直接插手企业的活动，对企业的调控要采取间接的方法，通过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来实现。政府要在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上下功夫。
三是有利于引入“创新理念”，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最近，湖南株洲市政府上演了一幕荒诞的改革“倒退戏”。
看过报端关于湖南株洲中国最大的乳酸菌奶饮料企业———湖南太子奶集团（下称“太子奶”）事件报道的人们，或许会为这个事件感到几分苦涩的好笑，民营企业“被托管-被清算-被贱卖”的发展链条，让你不得不佩服湖南株洲官员“推进改革倒退”的“创造力”。
2008年，由于金融海啸和“三聚氰胺”风波的巨大冲击，英联、高盛、摩根三大国际投行背信弃义，联手花旗银行提前收贷，使湖南太子奶集团资金链条断裂，经营陷入危机。株洲市政府出于解决就业与社会稳定的考虑，决定实行保护性租赁经营，租赁期为一年。然而，在租赁期满后，拒不归还经营权。太子奶集团的核心资产由株洲市政府设置的高科公司租赁经营变成政府强占，企业和股东的经营权、所有权被剥夺。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政府的“托管方”与企业发生严重对立。
什么是市场经济，是市场作为配置资源基础手段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与“契约”、“独立”相对应的“产权”、“平等”、“自由”等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特性的行为规范性质的制度，是建立一种通向文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主张和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以公共服务为目标，这是政府改革的方向。
株洲市政府在“太子奶”事件的托管作为，所导致的绝不仅仅是作为太子奶集团的悲剧，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年后，地方政府仍然插手市场、插手企业，按照计划经济思路来执政，建树了一个恶劣的例证。这种做法与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
政府可以救太子奶，但绝不是自己代替企业去干
2008年底，在株洲政府的极力主导下，李途纯被迫将近70%的股份转给英联，后因英联未如约投入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导致太子奶全面停产，数以万计的债权人、员工及其家属以堵路、堵桥、堵政府大门手段向株洲市政府方面“讨说法”。
事情发生后，一场由株洲市政府主导的“拯救太子奶”行动由此开始。
“一旦太子奶倒下，将意味着上万个人失去工作，1万多个家庭生活会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要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在株洲市政府多次召开的专题会议中，这是最多的一种担忧。
有观点坚持，太子奶是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理当接受市场检验和淘汰，当它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在符合国家破产法确认的各种条件时，在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下，可以进入破产程序。政府不能插手办企业。
但有人坚持认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维护稳定、保就业。当一家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企业的问题就不再只是这个企业本身或某个家族的问题，它是社会的问题，也是政府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08年12月17日，株洲市政府委派一个从市财政局、审计局、经委等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调研小组，了解太子奶状况。一个星期后，调研组向市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得出结论：政府应该伸出手来拉太子奶一把。
在市政府的决策会上，市长讲了四句话，最终确定了经营原则：“政府有限介入，租赁经营，招商引资，做强做大。”转化成的具体操作方式是，政府通过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与株洲高科集团组建株洲高科奶业，独家租赁太子奶集团核心资产，组织封闭式独立生产经营。高科奶业将陆续投入生产流动性资金1亿元左右，实现恢复性生产目标。
2009年1月起，株洲市高新区副主任文迪波为高科奶业的董事长，并由其租赁太子奶集团所有核心资产进行经营。按照高科公司与太子奶集团签订的租赁协议，拟定每年完成销售收入不低于12—14亿元，并将所产生的利润以交租金的形式来为太子奶偿还老款。
当然，我们会关心一个曾经辉煌的企业，一个全国关注的民族品牌，是怎样面临消失的命运？众多报道记录了李途纯的人生转折：李途纯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株洲饮食公司职工，后任饭店经理。在深圳偶遇握有日本乳酸菌技术的专家后，1996年带领一班人马在湖南株洲建起了太子奶厂。1998年太子奶投下巨资拿到央视日用消费品“标王”———他们不停地举手要价。李途纯到央视竞标都是借钱去的，当时坐在旁边的公司其他高层，腿不停地颤抖，有人在结束时都无法站立出门。
然而，这一把李途纯赌赢了。广告投放后，当年即收获8亿元订单。2001年到2007年，太子奶的销售额从5000万元跃升到了30亿元，连续6年业绩翻番。太子奶在中国乳酸菌饮料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76.2%，成为行业老大。太子奶拥有3000多个销售终端，产品铺满中国的二三线市场，直至偏远乡村。
2007年，达到事业巅峰李途纯不会料到危机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花旗不断向太子奶追加贷款条款，最终要求其提前还贷。
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子奶的财务问题演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急，最终多个生产基地不能正常营运。
显然，李途纯这个人身上有民营企业家的性格弱点，过于自信甚至有点狂。大量被囤积资金用于扩张。几年间，李途纯斥巨资在湖南株洲、北京密云、湖北黄冈、江苏昆山、四川成都同时启动五大乳酸菌生产研发基地，形成“东西南北中”的全国性战略布局。如此过速的膨胀，用大量的经营性资金圈地，再放到银行贷款，争取另外一块地，如此反复。
这时候，株洲市政府拯救太子奶的意愿是无可非议的。作为政府委托的托管方代表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发表激情演说：太子奶“必须救，可以救，能够救”！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问题是，政府不应该自己来办企业。一年过后，租赁太子奶的高科奶业不断传来负面消息，据报道：年销量严重下滑，从20多亿元下降不到5亿元，营销网络近80%遭到完全破坏，账号及生产车间被多地法院查封。；欠员工工资、税款、经销商、原材料商、银行借款等上亿元，员工7次拦堵鄂黄长江大桥；太子奶生产设备被拆卸、变卖，被迫停产停业，高科奶业自身亏损多达2亿多元，资金链全面崩盘……最终在4月，太子奶被花旗宣布海外“被破产”。“除此之外，太子奶创业元老全部下岗，80%以上技术骨干和销售精英被其他企业挖走，营销核心团队从1000多人减少到150余人，员工总数也从1万多人减少到约2000人。”
“而且，公司流动资金全年缺乏，高科奶业又未按规定支付租金，也未按月发送租赁资产经营状况的财务报告，违反合同规定的基本义务。”
分歧在于“自救”与“他救”，后来政府的“他救”不成，又变为政府出面的“破产”。李途纯认为应该自救太子奶的债务“完全属于良性负债范围。”他有资产50.9亿元（其中商标无形资产20亿元，房产土地30.9亿元），而且一年来太子奶已得到境内外银行的支持，近期正在协商拟定还款合同。
开始为什么李途纯答应高科奶业的一系列条件？为什么签订一系列看起来显失公平的协议？显然，他希望政府能投资，帮他一把，他存有这种心理。何况到这时候在政府、国外投行、高科奶业高层等各方面编织的复杂关系中，李途纯是身不由己，不是想要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不得不怎么样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株洲市政府扶持民企是害民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特别民营企业的关系上，理应有自己的边界，扶持可以是政策上的，也可以是环境上的，公共服务上的，而过度的外部干预，甚至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可能与善良愿望背道而驰。株洲市政府介入的效果证明，他们在强行托管“太子奶”的决定是大大地越过雷池了。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企，经营活动不受政府干涉。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一些民企创立、壮大，一些民企衰败、垮掉，都是正常不过的事。热衷于权力参与或行政命令方式进入企业，说明了传统的计划或者命令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在中国还很有市场。有些人用起命令经济手段来更加的顺手，这种行为方式在中国大地上还很根深蒂固；而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方法似乎在很多人看来不那么直接和好用。很多人习惯于使用“看得见的手”，不客气地说有时就是喜欢乱伸手，乱插手，而不习惯于使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株洲市出现政府租贷民营企业现象，是中国这个决心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不应该出现的现象。
政府可以帮企业，但绝不是与企业“斗争”
一年半时间过去了，今年的7月23日，此事以“太子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企业创始人李途纯被拘而暂告一段。然而此事一出，便在媒界引起强烈反响，沸沸扬扬，也已经两个月了。
对于李途纯被警方带走的原因，一种说法称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有人透露，“非法募资”是欲加之罪的说辞，关键原因是李途纯最近的做法已经直接与托管太子奶核心资产的株洲当地政府相对立。
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文迪波又反复强调要搞破产重组，这成为李途纯要求收回太子奶经营管理权的主要理由。事实上，太子奶破产重整自一开始就遭到了李途纯的强烈反对。李途纯竭力要求“自主重组”，即由他自己筹措资金（或投资者）、自主清理债务。而政府最终没理睬他的主张。
李途纯终于“另起炉灶”。2010年1月12日，太子奶原创业团队挥师北上，在北京海淀区注册成立了仙山奶业公司，搭建太子奶新王国。同时李途纯向媒体公开发表声明：终身对太子奶债务负责。
“地下较量”转为公开“分庭抗礼”，矛盾便激化了。李途纯在被刑拘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分别在北京、山东、河南、天津等地召开了原太子奶经销商会议，众多老经销商看好仙山奶，纷纷与其签约。
5月31日，太子奶发布《太子奶集团收回核心资产和经营管理权的重要声明》，称高科奶业4月15日在一份声明中已公布变更为民营控股公司并已办好手续，且租赁合同早已到期，经确认的租赁费仅2000万元，租赁期间五大核心条款已全部违约，等等。因此，李途纯要求收回核心资产和经营管理权，并声称对21亿元债务终身负责。
不久，“李途纯被网上通缉”的消息在公安机关内部不胫而走。7月23日，株洲市委宣传部发布消息，从6月上旬开始，株洲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开始立案侦查太子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专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目前已控制犯罪嫌疑人9人，其中李途纯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目前警方已初步查明，截至2009年12月，太子奶在全国范围内面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亿余元，其中绝大部分没有兑付。据了解，这1.3亿余元主要来源于2008年的内部员工集资。至李途纯案发前，其中绝大部分未归还给员工。此外，太子奶还以高额返利方式向全国经销商吸引资金。
与此同时，7月23日，株洲市法院依法裁定：太子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一个民营企业竟引得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宣传部都出面，而且“配合”得很好，令人瞠目，也令人疑惑。显然这是政府动用公权来全力对付与政府托管企业对抗的李途纯了。李途纯在劫难逃。
湖南省委决策服务咨询专家、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翟玉华公开站出来，说李途纯是个冤案。他认为李途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能成立。他介绍太子奶实行货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共到账准备金4800万元，案发前太子奶集团已通过各种方式返还3300万元。在剩余的1500万元中，李途纯的亲属有1200万元，其他人员仅300万元。
他认为，准备金的用途由缴款人决定，有别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犯罪行为人吸收后存款的特点；准备金的性质为预付货款，不涉及金融业务。他的看法，得到两位大名鼎鼎的刑法专家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教授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的签字赞同。
至于集资问题，现在银行贷款这么难。诈骗是犯罪，但是借贷是合法的。应该取消非法集资这个说法。民间融资要合法化，国家应大力支持。
笔者亦认为我国宣布市场经济已经18年，现在各种经济形态可谓花样繁多，也参差不齐，多样化的经济模式就需要多样化的金融力量的支撑。金融创新仍在摸索中，只不过金融创新的步伐太慢了。
显然，株洲市政府的做法是，把自己掌管的权力都用上了。太子奶事件不再是谁来管企业的问题，已经升格为公权问题，即利用政治公权来解决企业管理的问题。本来政府的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然而，株洲市政府走得越来越远了。
“你是替人看牛的，哪有把人家牛卖掉的道理？”
政府是搞服务的，不能自己搞企业，更不能把人家民营企业抢过来。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然而，株洲市政府却走上不明不白的道路。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社会，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无限权力。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所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
株洲市政府一年多“托管”太子奶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在太子奶的重整过程中，株洲市政府的辗转腾挪仍然没逃过被迫破产重组的结局。太子奶这个包含“国内第一起跨境破产重整案”、“政府救企模式创新”等多项吸引眼球概念的民营企业从资金链危机爆发到政府托管，再到进入破产程序，终致太子奶深陷危机难以自拔。事实再次证明，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很危险的事。
翟玉华认为文迪波现阶段采取的恰恰是“破坏性经营”方式。他的例证之一来自河南许昌。当地一家奶业公司原为太子奶的OEM供应商，太子奶陷入财务危机后，这家公司开始私自冒牌生产太子奶。高科奶业接手太子奶之后，这家公司就不断忽悠文迪波，因文不熟悉业务和相关情况，又不听李途纯一个多星期的苦言规劝，贸然拨付400万元给这家公司。有了这笔钱，这家公司开始到处招兵买马，将原太子奶大批销售人员收归自己门下，轻而易举地掌控了太子奶销售渠道。结果，这家公司利用太子奶的销售渠道来销售冒牌太子奶产品，导致太子奶在河南市场的销售额从2008年的4亿元下滑到几千万元。
平心而论，政府主导企业不是什么好事情，毕竟企业和官员的思路有很大差异的。政府的托管人代表文迪波承认自己“不懂工艺，实际上对市场也不清楚，我无法取代专家，也无法取代职业经理人”。
现在看来，株洲市政府在对太子奶问题上，经历了从“用钱解决”，到“找人解决”，再到“用法律解决”三个阶段。先是注资为“太子奶”输血，随后搬来政府官员文迪波主政，施救无果只得走上破产重整这条路。显然，政府托管的做法，是走错了的一盘棋，走错了，又倒回来重走。
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的常识，让企业的归企业，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是规则的守护者，企业是自主经营的主体，两者角色分际不容模糊。民企因为自主经营，而给社会带来风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政府不能守护在应有边界，过度涉入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市场经济活力，现在却带有必然性。
“你是个替人看牛的，哪有私自把人家牛卖掉的道理？”这句话一语中的。高科奶业不肯移交经营管理权，又坚持要让太子奶破产，把李途纯羁押起来，就是为破产扫清障碍。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改变，这太子奶属于李途纯的。即使把他抓起来了，但财产不属于政府的。
株洲市政府“卖牛”的导向，事实上折射出了权力政治与计划经济的遗风———以自身的虚幻精英意识和盲目自负取代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比狂妄自大的李途纯也强不到哪里去。
在当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推动政府管理的创新。民营经济与政府管理的关系的确立，尤其为人们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政府管理创新的目标：一是有利于确立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的新战略，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要使民营经济获得良好战略环境。二是有利于明确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定位。找准政府正确定位的关键是要从计划经济思维中转变出来，解决政府越位和错位的问题，在政府不该介入也管不好的领域，大幅度地削减和放松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不要直接插手企业的活动，对企业的调控要采取间接的方法，通过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来实现。政府着重要在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上下功夫。三是有利于引入“创新理念”，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以上便是改革的方向。有鉴于此，大力推进政府的转型、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尤其是负责官员思维的转型，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当务之急。政府要从彻底清除官员思维中“政府全能”的意识，向着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迈进。
对照一下株洲市政府的差距是何其远矣！
期待株洲从“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里爬出来
株洲市政府的“逆市场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多数经济领域中企业所有权的转换和资本效率、经营绩效的降低，关键是这种计划经济复辟将会把中国经济带入到一场深重的灾难之中。
株洲市的做法似乎让我们看到，一个基本命题经过30年的螺旋式上升后又回到了原点：政府和市场、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众所周知，我国市场化改革最基础的思路是：经济事务由市场来完成。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就不该作为经营者，也不该以直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进行经济活动。
在经济出现大问题时，也许民间和市场力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出面，利用政府权力解决。从理念上说，就出现了“市场监管”这样的名词。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市场监管”层面，而是渗透到更加微观的市场管理上，如株洲市政府对民企的监管。太子奶集团的遭遇，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很有代表性。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也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相当糟糕。
也有人说，这两年，一些民企的经营出了问题，最终却要由政府来承担后果，让社会公众的利益受损，所以必须对民企进行监管或托管。实际上，金融危机下的民企发展困境不仅是由危机本身造成的，除了受垄断国企的挤压以及国家政策中的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外，地方的政企生态环境对民企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约束作用。例如，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后遗症”对民企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后遗症”包括，民企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渠道贷到款。
现在，株洲市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政府托管极易与企业主权拥有者出现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极易激化。
原太子奶集团一位高管表示，其实如果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让太子奶度过危机，政府和高科也不要在其中帮倒忙，太子奶还是有希望的。包括美国AFH集团、香港水务集团、方正集团在内的多家投资方均有意对太子奶投资，但最终迫于种种压力放弃。而该知情人士表示“压力”主要来在文迪波和其高科奶业。这种说法真实性如何，我们无法得知，但是这种分析不能不引起人思考。显然，在太子奶事件中有两种权力，一种是政府公权，一种是企业主权；两种经营思路，一个是破产重组，一个是自救图强。当矛盾不可调和时，便出现公权压制主权的现象了，甚至出现利用公权对民权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种种做法。李途纯的被逮捕可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实际上，像株洲市这样对民企无异饮鸩止渴，因为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地方政府以托管名义，如此直接和深入地干预和掌控民营企业，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
不仅可能使民企进一步削弱，而且还会因显而易见的原因造成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中国是转轨国家，落入这种市场化倒退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极易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城市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这篇文章尚未脱稿，又读到报端新闻：太子奶千万元广告合同利益链曝光，说的是两份价值共计1200多万元的广告合同，把“高科奶业”董事长文迪波推上风口浪尖。记者爆料称，文迪波曾与其中学同学的公司签订上千万元的广告合同，这些合同报价虚高，且大部分合同条款没有执行到位。爆料者认为，在这些合同背后，隐藏着一条“见不得光的”利益链。当然我们不能就此便认定政府派驻的董事长文迪波有以权谋私的嫌疑。然而，这确实使人感觉出政府部门和官员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这也许是很多政府官员热衷于插手企业微观的根深理由。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湖南株洲太子奶事件出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渴望市场经济地位。按照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一般可区分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已经有97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等地区均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也将对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起到风向标和指示牌的作用。株洲太子奶事件的久拖不决，也许将对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投下浓重的阴影。
目前的中国，需要我们思考什么。即便抛开政治因素不谈，扪心自问，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否是（相对）成熟和合格的市场经济？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经过30余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依然存在广泛且严厉的政府管制、政府退出市场往往因经济波动而有所反复、体制化的腐败愈演愈烈……株洲“太子奶事件”，再次警示我们，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在一些地方正在被改变，类似这种“托管”、“租赁”民营企业的恶劣一页仍在发生中。
我们应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改革的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力支配的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曾经对于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区分作了分析，他指出，许多国家仍然在无规范的、由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中挣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这种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
因此，株洲市政府在处理太子奶事件中“逆市场化”行为，已经不是大家批评批评、议论议论而已，而是到了非要制止不可的地步。（文/李锦）
（文中有关事实及数字，引自《中国企业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