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时间的脚步未曾停歇；
你我同行，年轮的印记难以磨灭。
感谢朋友们在寅年关注并阅读我的文章，
能为你们带来思考而并不浪费时光，是我的窃喜；
你们的关注与鼓励，
是我写好文章的动力。
拜癸卯，庆春节
祝朋友们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阖家幸福
好运连连。——李锦于济南
从1978年起，我一直在农村春节。石油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书《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现在，已经是45个春节了。再过五年，我要出《50个春节的中国》。一个人的照片，能记下半个世纪的春节，也算是一个纪录。今天 ，发表书籍的概论。
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
——我记录中国40个春节
1984年，李锦在山东昌邑县枊疃镇采访农民的过年生活。从1978年开始，李锦采访23个春节。
这是一本以农民过春节的镜头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书。我是1971年4月在部队拿起照相机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专门跑农村，很多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后来拍得少些，但对中国农村的变化一直是关心的。每到过年的时候，便往农村跑。今年春节，我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专门下去看农民过春节。于是，便有了这本《中国农民的40个春节》。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中国农民的40个春节看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显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角度。
从1978年到2008年，40个春节过去了。过去的40年，在中国历史上将被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留下来。改革开放，改掉什么？革掉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形态出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从春节里能看到什么？这是我这些天思索的问题。
2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大转折的瞬间》。开头一句话是“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农民被认为是“历史的弃儿”。然而，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后来则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蒋介石集团欺压和剥削农民而使农民吃不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把千千万万农民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将西方人认为的“弃儿”视为革命主力军，领导他们夺取政权。邓小平则依靠和组织农民的力量，掀开改革开放的大幕。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最基层过春节，使得我对改革开放有着异常清晰的感受。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民过春节的悲惨状况一直笼罩着我的心境。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拍的《饿昏的妇救会长》、《年关》、《等待救济粮》、《养儿不如养鸡》、《搬块石头当凳使》等，我自己亦感到眼眶发热。也使我再次感受到那种严寒中的酷冷。在过去的40年里我带着照相机，在黄河流域的乡村过了二十多个春节，在长江流域的的乡村过了七八个春节，在珠江流域的的乡村过了三四个春节，又在西藏高原过了几个春节，拍摄的大部分是从古历二十三到正月初二发生的事，也有拍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因为要反映农村改革的过程，在《转折》部分，把时间延伸至秋后的政策兑现和第二年的春耕生产，跨度稍长些。比如说，中国第一个用图片报道万元户的过程，《万元户的发现》在这里便有具体的记录。
1978年沂源的农民家里挂的画象。已经开始祭祖了。李锦摄
1978年的茌平城关大集，衣服式样似乎是统一的。李锦摄
1978年的莒南王家坊前的农村集体婚礼。每人发《毛泽东选集》
人畜共居的一家。 李锦摄
1979年的茌平，仍然在破“四旧”。李锦摄
这本书中，最精彩的照片拍自1976年到1982年。不是说我的摄影技巧有多高，而是这五六年是中国农村变化最大的时期。在改革前，我们面对的是在整体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家庭是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国家种种调整与生产力实际状况严重不适应。政治上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对“左”的一套，农民深恶痛绝。他们反抗的办法是消极怠工，“干部打破钟，社员不出工”。这种全国性的怠工，使得集体化的优越性很难发挥，人民公社体制演变为僵死的形式，丧失了活力，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
于是，在毛泽东去世不久，中国又一次农民革命爆发了，爆发的核心地带便是陈胜、吴广、刘邦、张角、李密、黄巢、宋江、朱元璋等发动起义的黄淮海大平原的结合部。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场冲击，方法近似历史上的“秘密结社”，开始也遇到强烈的反对与抵制。然而，开明而睿智的邓小平支持和引导了这场农民革命。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从农民吃饭问题入手，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使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以冲天的热情把力量投入到土地上，最终创造出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解决了20多年争来吵去，党内为此发生过多次严重斗争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这场改革的核心地带奔走，耳闻目睹这场变革。在黄河岸边看到土改时曾舞过龙灯的一帮老汉在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再次舞起长龙，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心潮难平，深知邓小平已经赢得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丰收的农民在队场上。（茌平1979年）李锦摄
1984年，山东昌邑县枊疃镇农民过年。李锦摄
可以说，农村改革不仅挽救了农业，而且挽救了中国。作为一个年轻而没有任何顾忌的新华社记者，我有幸生活在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且奔行的正是爆发“包产到户”首创之地，我把自己24岁至32岁的最好年华全部献给了这块土地与这场变革。我关心农村改革每一块风云的变幻，随大潮漂流而一次次感到惊心动魄，目睹那大喜大悲而一次次经受泪水洗面。
从历史的景深去测量，这场大转折发生在1977年至1984年。如果把焦点对得更实些，1977年至1978年当属酝酿与准备阶段，1979年至于1981年为爆发与高潮形成阶段，1982年至1984年则是改革的展开与普及阶段。而中间3年，是斗争最为激烈也是决定局势的3年，金镂石镌的日子使人刻骨铭心。中国变化最大的是这一区域。在这期间，我每年都约310天的时间在农村，先后去过鲁西北的800多个村庄，常骑自行车走村串户，在农家土炕上写的报道亦为党中央总书记的批示，拍摄的大批照片亦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原始记录。我的镜头始终对准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是那些扛着锄头、赶着牛车、手上结着厚厚死茧的庄户人。他们爱什么，恨什么，怕什么，盼求什么，我心中有底。不管是“大包干”发端于凤阳，还是乡镇企业起于苏南、胶东，亦或商品流通出现于鲁北、私营经济兴于温州，农业产业化盛于潍坊，凡农村改革之首创，莫不先出于农民，后为高层认可，再通达于域中。也正因为此，这本书中显赫形象全部是普通农民，展示的是他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在农村改革中，每一个人生活的信息含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将这些人最震撼人心灵的瞬间集中展示出来，使之内在的意蕴得以挥发，也许能显出伟大和深刻。
1982年，李锦发现市场经济最早的萌芽，在商河张坊农家炕上写的调查为党中央主席批示。老百姓建纪念馆，为李锦塑上铜象。
1984年，牟平宁海镇农民大游行。标语上打出自己的梦想。李锦摄
春节是汉族的第一大节，也是中国39个民族共同的节日，我调查于农村改革最为集中、农民情绪最为活跃、农村变化最为充分的时刻。开始领导总是鼓励年轻人下基层过年，人们下去一次要下很大决心。我一到过年便下农村，后来我竟然连续搞了23年春节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现象，当然这在新华社是创历史的纪录。
我发现，春节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直到宋元明清多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才达到成熟和完善，构成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完整结构体系。
然而，历史向前走了，到了公元1978年后春节便发生了变化。1985年春节，我在乡镇企业的发源地胶东牟平看见身着西装的农民方队在大街上游行，“农民万岁”的列车模型驶进县城……西装、汽车、军号、机器，都是西方传进来的，而游行也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已融入中国农民的春节生活中来了。
在2018年春节，我特意去了鲁、浙、奥、冀四省，发现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与共享单车，迅猛扩展农村，不光高铁的现代设备运用，无人机也进入农民家庭，这些新时代的“四大发明”，为中国农民掌握，表明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农村那浓浓的年味总使人怀念，如同酒味，那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而是在酿造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从镜头里可见过去40年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精神享受。从这些照片中，既有祭神拜祖、舞龙灯、发压岁钱、写春联、拜年、看大戏、赶庙会等千年不变的民俗，又可以看到电视中春节晚会、手机拜年、上网拜年、旅游过年，这些完全是近40年间出现的新风俗，这些是前无古人的。
1994年，兴福镇的老太太们进城。李锦摄
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应是新潮流的最早发现者。然而应景式的歌颂早已成为昨日昙花，从自然山野和河边活水呼吸那些新鲜的民间气息，却使我们受益终生。40年过去了，我没有白到世上走一趟，现在我可以说，改革为什么发生，怎么发生，改革到底带来什么，我手中的照片能够证明。
文化是春节的“魂”。我想把这本书定位为春节文化,照片也是这么选出来的。春节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庆祝宇宙和万物生命诞生、追求人类共同的目标，就是共享美好新生活。
春节，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个节日，一种文化。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生活的文化，后来赋予社会生活的内容。我一向认为中国有两种学问。一种是经过统治者认可的官府学问，例如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包括从欧洲来的种种主义；一种是老百姓创造并为老百姓所享有的民众学问，我们则称之为民间的学问，亦是民俗。而后一种学问，与官府认可的学问也常常是相通的。
春节完全是来自百姓并为百姓享用的文化。中国官方一直是尊重这种文化的，只有短暂文化革命的移风易俗，破坏了这种文化。以至1979年春节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责问“为什么春节不放假”，才使很多省陆续发出春节放假的文件，使得春节文化“死灰复燃”起来。这篇文章恰恰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应当这样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是中国最大的春节，这本书中有十多幅照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月拍摄的，茌平、莱州、费县、临朐的照片多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反映。而以后四十年发生的种种变化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亦有着天然的联系，庆祝宇宙万物生命诞生、追求人类幸福生活的目标，这便是春节之魂，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魂。
1990年春节，天很冷。安徽打工的姐妹一起回家与父母团圆。李锦摄
春节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这本书里，有母亲与儿子在一起过年的照片，《妈妈，儿子回来过年了》、《回到母亲的炕头》等。这使我想起母亲，心中淤积的感情便想倾泻。我的母亲已经作古18年了，她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自己走了。父母给我血肉之躯，那是人类数千年繁衍生息的遗传，而人类数千年繁衍遗传的文化则是我们精神生命的来源，春节便是这种精神遗传的重要象征。我们从小便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里，在这种氛围里生存与接受洗礼。
春节本身来自于农耕社会，来自于对自然规律的认可与尊崇，从夏历纪年的开端，出自阴阳和谐的哲学概念运用，祭神、拜祖、拜年是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重新确证，即对于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确证。春节也是一切开端的象征，春节的日常行为都具有象征性、仪式性。这本书的400张照片里，是我们经历的400个场面，里面大概有400多个故事，既可看到中国古老民俗在继承、发展，又可以看出新生命的诞生。
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命运沉浮，看得见悲欢离合，看得出旧的历史是怎样退出舞台，新的历史是怎样走上舞台。春节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是反映民众心理的文化。深入进去，可能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机密”。精神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看这些照片，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有相当的认识意义。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春节文化中除旧布新精神、感恩精神、追求富贵吉祥的精神、和谐协同精神、人伦礼治精神以及休闲精神。这六种精神都贯串着人的主体思想本质，表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2006年，广西北部一个乡村的老人们穿着过去员外的服装出来过年。李锦摄
2008年，山东广饶贾杨李村农家，年轻人在谈着自己的梦想。 李锦
一个民族的民俗，不仅仅是样式，她有着更深刻的生存意识积淀。春节意识的积淀有着4000年过程，春节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于当代社会人性价值观、情感价值观、伦理道德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还在起着很重要的框架作用。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春节文化实际上与中国人有着一种更深层的联系。
现在，中国年轻人喜欢过圣诞节、情人节等等，其实，更多的是表现追新求异的一种心态罢了，等他们稍长便都懂得要皈依春节文化。我在西藏生活过四年，觉得藏历新年与春节是相通的，我也在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侗族、壮族、哈尼、基诺、回族人生活的地方过了春节。春节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熔炼出来的传统。例如，高跷、舞狮等百戏形式主要便是满清入关带给春节的。中国不是一元化宗教的民族，春节文化的根源，出自自然文化，与道家文化有更深的联系，后来儒家把家族政治、社会政治的东西掺和进来了，佛家再掺和进来。春节民俗像一条流动的河，正因为流动着，正因为有许多支流，它才具有了生命的活力。春节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大的河流，它像中国老百姓心上的长江黄河，是任何其他民俗不可替代的。因此，读者可以从这些照片里感受到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感受到汉族与各民族的文化。
当然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更有时代性，更有历史沧桑感。这就使得我们更愿意把这本书当作史书来结构，因为这40年是要留给历史的。包括非典、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亦有记录。当然我们生活中有些消极、保守的东西，例如迷信、吸毒与贩卖妇女等等，是无法回避的，我们把碰到镜头里的种种影象也留在这本书里。把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呈现在历史面前，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2018年，河北乐亭县一户农民边看电视边吃饭。李锦摄
回顾过去的40年，过年的程序就像—炉炉红通通的铁水在记忆深处不断的流淌。然而，叙述出来便变成黯淡无光的生铁了。语言总是肤浅无力，而摄影的功能也是有限的。现在把来自生活的图片集中起来，尽可能发现并展示出一种文化。这本书属于春节文化，也属于改革文化。
作为历史的参照物，此书不仅是农村改革40年历史的观照，同时也应是这一时期社会风貌原汁原味的扫视。愿人们记着这场历史大转折，记着推动这场转折的中国农民。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和家人在过去40年的影子。（李锦）
江苏射阳黄沙港，家家挂上红旗。中国人喜欢红色，喜庆、吉祥，生命如火，日子过得兴旺。 李锦 摄
（视频由山东水发 李现文制作）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