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集锦】（158）丨从党的十大到二十大，50年我只做一件事

前天晚上两点，入睡前看了一下手机。我的微信文章《我们应当怎样学习邓小平 纪念邓小平》是3780人点击，到了早晨五点，便是4008人点击。在深夜酣睡时仍有200多人在看我的文章。这是一篇理论文章，19000字，半夜里人们躺在床上看，而且这200人大多是50岁至70岁的人，多局级干部，有央企董事长，也有更大的领导。

近些年来，元旦总要写一篇文章，回顾上一年做的事情，展望下一年，也算总结。昨天，我的2022年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统计出来了。从元旦到12月31日，我发表148篇原创文章，约60万字，这是我工作中的一项。算起来，我在2022年，写出来150万字，与2021年差不多。我不想重复昨天的模式。今天这篇文章想就学者的核心竞争力，做点思考。 

50天里，我拿出了30万字的二十大报告国企解读文章。

我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60万字，多是新鲜活跃的东西，新发生的事情，半是时政经济评论，小半是理论，小半是调研。前几天写过一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突然想起学者个人也是有核心竞争力的。

我写文章已经50多年了。前天回忆邓小平接见的事情，一晃40年了。想到经历了毛泽东以后领导人的多次更替，开始搞新闻，后来搞理论，现在叫智库，但是有一条线串着，叫调查研究。按过去的老话，叫做八朝元老了。九大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从党的十大到二十大，整整50年，都在为党的代表大会而奔走呼号，为学习、研究与传播党中央全会而工作，都是有故事可以说的。党的历史只有100年，我有50年的“说道”，也算是一种资历了。

党的二十大闭幕，10月22号到12月12号，50天里，我拿出了30万字的解读文章。有我写的，有我编辑的。每天睡了一觉，到凌晨两点多便按时醒了，摸着黑伸手打开电脑，然后迷糊着解手。坐下来，电脑亮了，屋子也亮了，自己头脑也清醒了，便开始写了。从凌晨两点写到10点，吃早饭时已经写了8个小时。一天两顿饭，写得最多的一天是18个小时。有一次想过，东晋人祖逖闻鸡起舞，我是写了三个小时文章，鸡才叫。也为自己奋发向上、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几分自豪。就这样，与二十大报告相伴了两个月。

在我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一部“百科全书”，是全党思想与智慧的精华。读懂3万字的报告，思想垫了底，就像在心里装了一个思想的雷达。以后五年的路，哪些是发展的，哪些是新的困难，一旦出现，我的目光便发现了，马上做出判断，发出我的声音。结果还可以，我写的和修改的文章，在< 企业家日报 >登了22个专题，18个整版，出版社要编写的一本书。也有< 经济日报 >、< 经济参考报 >发表的。我的微信发了十多篇，多数是万人以上点击的。在我国的国资微信号中，属于领先的。

政治性、理论性强的长文章，让人看得下去，并不容易。因为人民日报发理论水平高的文章，我们只需要拾遗补缺就行了。国资国企的理论文章很需要，因为中国有3000万国企队伍，连同相关的，有5000万人。这是一种强大的内需舆论市场。我的文章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智慧，多是对难题的破解。这是我对《李锦解读国资政策与新闻》的定位。

为了党中央会议的精神研究落实与传播，我做到“奋不顾身”了。天天 夜里两点起床，连续两个月。在被“阳”的十天，正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每天写一篇文章，仍然是半夜两点起来写。我提出市场化运营重点、核心竞争力为中心等分析文章。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原发的第一声，一般是从我这个民间信息中心发出来的。中国有两个舆论场，一个官方，一个民间，当官方舆论场不发声时，民间舆论场便要顶上去。因为舆论内需是刚性的。我的声音影响力有多大，有待研究。起码，多家报纸以我的发声为口径，这是一个事实。做一个“观点发射塔”，一个人办“国企观点通讯社”，我是这么说过的。这是10年前说的话，现在似乎仍然这样。

不要一分钱收入，不要一个人表扬的，唯愿国家好，能解决现实难题，这正是我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也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入则深山悟道，出笔引领乾坤”，与长期修炼是有关系的。从我19岁时干这个活，已经50来年了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改革长达50年的人，我 经历了毛泽东以后许多大的事变，觉得中国一直处在突围的状态，心里一直揣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的思考一直围绕着所有变化的中心，而所有变化的中心往往凝聚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提出克服困难的对策，去推动那些改革拐点的到来，为党的重大决策出台而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回想起来，常是孤身探险之境，不乏惊心动魄之时，也有百般压力之时。这就使得自己能够成为一根线，把国家几十年的曲折缀连起来了。

党的十大召开是1973年8月。当时在部队大院里找了几个年轻人，拿着收音机收听党的十大报告。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报纸来得也晚。新闻报道是动态反映。那时口号是“迎接十大，学习十大，贯彻十大”。

党的十一大是1977年8月召开，也是夏天。我在沂蒙山区一个叫岱崮的地方，听完晚上7点的“戏匣子”（挂着的喇叭），乡民们点着篝火，在当年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仗的山路上，游行的群众高呼口号，我拍的照片，新华社发稿了，这时候我是新华社记者了。  

到了1982年9月，这时我已经开始自觉思考党和国家大事了。从1979年到1982年，一直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调查研究，我被批过，调查过，但是我们坚持探索的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几乎那几年就为家庭联产这一件事 而呼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到了1987年8月，我的心就大了，当时< 人民日报 >发表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我就考虑要承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在大别山调研，我在< 人民日报 >（包括海外版）发表了我的24篇文章和照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报道我们的贫穷落后。这时候，党的十三大还有两个月才开，我已经熟练运用新闻工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个人打响一个战役，可以说达到了一个业务顶峰。然而，我为此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确信改革的根本动力在群众，大智慧须从群众中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过去50年的探索、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各种风险与考验，毋庸赘言，也有挫折与困顿之时。大的风浪，一般是领导人上任前后围绕会议的报告而出现的。我坚信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人民，因此，每当历史拐点出现的时候，便进行蹲点式的调查研究，潜水到最底层，为突围提出主见。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这四次会议是我最活跃的时候。这时候，我一个人在村庄或者企业50天以上做艰苦的调研，实际上是带着党代会主题到生活中研究，这是特有的“李锦现象”。后来，调研过程中的一本本日记，都改编成一本本自传体的书出版了。

党的十四大是1992年10月，为了证明社会主义能搞市场经济，我住在青岛双星集团，住了42天，没有动身，双星是中国第一个正面打出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模型。这个理论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的调查因为前瞻与归纳正确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使得我在理论界声名大起，从此我踏上了理论研究道路。  

党的十五大前，我到了滨州博兴县的兴福镇，在那里蹲点48天，提出了私营经济的兴福现象，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接着，第二年，我到胜利油田，提出“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改写了马克思100多年的定义。到了1997年，资本这个词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出现，而私营经济写进了宪法。我的探索直接为党的报告提供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如果说十四大我提供的是实践基础，到了十六大时我已经作为理论主将登上了舞台。

给我带来巨大声誉与巨大风险的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我在兴福镇提出了新阶层入党主张与典型案例，而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早就不是无产阶级了，党章第一句话要修改。为了这个稿子发出来，我写给副总编辑何平一封长达18000字的汇报，陈述看法。

三位政治局常委批示，中央调查组调查，以我的事实调查结论修改了党章。当时的胡锦涛批示，“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做结论了”，中央凭借的事实，是我与董学清写的调查报告。当时的新华社副总编辑何平起草了学习我们的文件，这是改革开放后第十四个学习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文件。这在新华社历史上，在中国党共产党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纪录。

然而，十六大前，我经历了大的灾难，北京有人批判我的“时代特征转变论”“新阶层入党论”“思想建党论”“剩余价值过时论”，会开得很有层次。实际上他们批的是邓小平。他们引用我的一段错误的话，原文如下：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历史已经走过了 150多年，我们所处的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已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有三点，即：无产者已经掌权变为有产者，工业社会已经迈向信息社会，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三个不同就是我们认识 时代的坐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坐标。……回过头去看，我们党和国家在建国后所遇到的挫折与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没有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主题有关”。

就是这样的话，竟然被抓住不放。天津一位教授，专门写了一封《给中央领导的信》，上疏党中央，要求严肃处理李锦。信中写道：“这是需要在十六大前后组织全党首先是党建研究会系统和党校系统认真研讨辩论的一个特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要求把我“从领导岗位上调开，清除出党。”还有一位学者则要求“对李锦全党共批之，全国共讨之”。党的十六大召开，证明我说的都是正确的，我成了这一次思想解放的主要开路者、殉道者。“时代特征转变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们批我实质是“意在沛公”。大的痛苦带来了大的探索，为着我们这个党，我算是有了赴汤蹈火、奋不顾身、粉身碎骨经历了。

2007年的十七大，为和谐社会治理问题，我调查发表了东营的经验，后来新泰平安协会的建议，为社会治理而尽了力。

2012年7 月，我提出了社会主义国企改革不能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个问题我是在《中国企业报》上呼吁的，几个月后，变成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内容。后来这个提法，写入十九大、二十大报告。  

到了2017年，我是站出来少数人竭力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讲话的人。有人写文章批判我，呼吁十九大前停止混合所有制改革。我的声音经过人民日报内部渠道，送到政治局常委面前。最后十九大的报告，还是把混合所有制写进去了。

党的二十大前几天突然冒出一个什么经济。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搞下去的。这个，以后再说。

回顾起来，从1973年到2022年，我似乎就干了一件事，围绕党的代表大会主题而探索、呼吁、解读。久而久之，总是在道路、理论与制度上打转转，新东西提得多了，便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体系。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会看到我的思想是独立成体系的。确实研究了中国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我自己的思想探索也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长河中一条微小的细流，能够为人们提供有助于他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事实依据。

慢慢地，形成一个习惯，最高领导关于国企的讲话出来，我的解读是“不过夜”的。

“领导讲话了，你不能再睡觉了”。这是讲课时说的，大家笑了。有人问，你还想做什么呀。我说，其它我不会，只能写写文章了。这已经是一个条件反应，也算是一个文化现象，因为领袖是领袖石，就像泰山顶上最高的一块石头，它代表着各种力量的主流，代表着时代的声音。我们需要认识它，理解它，解读它，让人们有主心骨，有灵魂。

对国企精神的解读，重要的是回答“树根”问题，是灵魂问题，不是枝枝叶叶。年轻人回答树叶问题是可以的，回答树根问题，谈何容易。是不是解读得正确，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对党有利，重要的是不是有人听，要有自己的语言。对于我来说，不存在和党中央是否保持一致的问题，天生的，我是为党讲话的，我已无我。天人合一，是自然生成的一种境界。

当然，你干了活，干多了，显得别人没有干似的，这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情。然而，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年纪大了，以后的机会少了。我是拽住时间的尾巴，能做就做，已经顾不得那些了。我已无我，还有什么能挡得住我哩。如果转型，做其它学问，也许更好。

我是属于持大丈夫当报效国家想法的人，思想来源是孟子“仁”的思想，后来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孔子“礼”的思想一直理解不够。我相信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确认自己是靠深入群众立身，靠调查研究起家，靠提出新观点吃饭的。就这样，50年下来了。在群众中不断转换调研主题，不断发现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围绕两个体系：一个是我所调查研究的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个是我自己的调研体系，“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座右铭，是1995年提出来的。“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破解力、社会进步引领力”的知识分子核心价值体系是2008年提出来的。我有自己的路，叫李锦式的调查研究之路。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我在沂蒙山的九间棚村，后来到了海南的毛纳村，再后来到了浙江的泗溪村，在“农家乐”住了25天，每一顿饭咀嚼着竹笋的同时，天天咀嚼和理解二十大报告的每一句话。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国写文章最多的国企学者，肯定是我。报纸的18个版面，出版的书籍一个字一个字在我眼前过去的。还有十多篇随手出来的评论，都是几万人点击的。

50年，为党的十次代表大会，我的全部心血都在这里了。党是一座高山，我是山上的一块小石子；党是一片大海，我是其中的一盆水；党是一条长江，我是其中的一条溪流。党的思想由无数条溪流组成的，党的高山是由无数土壤堆积起来的。

50年来，我遇到了很多的痛苦困惑，然而，我都习惯了。实际上我是在一个人的孤苦奋斗，是永远面向正前方的奋斗。屈原的苦闷，司马迁的痛苦，李白的愤怒，苏东坡的无奈，曹雪芹的凄凉，鲁迅的仇恨，我都遇到了。我从来没有苦闷、愤怒、无奈、痛苦、仇恨，我只顾埋头，只顾思索，只顾前行，我的追求是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我对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从开始的传播和反应报道，到后来的调查研究，到后来的解读和诠释。

其实，还有若干个三中全会，我也是费了大力气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苗头是谁发现的，是我1982年发现的、报道的，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写上商品经济的字样。

一个学者，是有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几十年不间断的异常勤奋、独立思想体系、奋不顾身的努力

一个人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在中国不大讲这个，一般的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与领导的关系、与周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与上司的关系。其实，核心竞争力本来是有的。当你没有权力、没有关系了，脱离体制了，你还能蹦跶，还有影响力，那才叫本事。

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企业独具的，支撑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竞争优势，并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能够长时间取得主动的核心能力。核心竞争力，是与众不同的特有能力，有时是天下一绝的能力。官员一般不具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强了，一般也是上不去的。而学者是需要强调核心竞争力的。强调了，这个民族才有前途与希望。

我的核心竞争力，是50年来从不间断围绕国家主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理论水平与智慧能力（张良陈平式的），在独自破解国家难题过程中形成的学习力、创新力、影响力，能够在特定领域在最为重大主题上以最快速度、最佳时间、最准确表述而且能够传播出去，从而形成独立的舆论场，为社会接受，且结果是证明是有利、有用、有效的。这里有几个条件，是50年不间断、有自己独立思想体系、有异常于人的勤奋、有奋不顾身的状态，还要人们接受，有人愿意看。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人提过，我这里算是一个尝试。

到了这个程度，还需要依靠衙门的关注与支持么？我心为，当个人追求与国家需求融为一体时，目标崇高，就会有强大的动力，就会有坚 忍的精神，就会有着超人的胆识，就会有源源不绝的聪明智慧和轰轰烈烈的结果。这不是道理，这是规律。这就容易理解我为什么能够在一个村庄一个企业蹲点50天了。没有官员陪同，就是一个人住在老百姓中间，搞调查，写报告，先后有45位政治局委员对我的调查报告做出批示，实现了古时士大夫“致君尧舜上”的夙愿。因为我不知躲避，不会沉默，从来是面对正前方做拼死的苦战，因此便有了人生波澜起伏，甚至是惊心动魄的记叙。  

我多次想过，孔子68岁后就不出国了，那时没有高速，木轮车，辛辛苦苦，他也不想实现自己的治国梦了。老老实实回家教书。后来，饭也吃不上，很凄凉。可是他编了六本教材，语文叫《诗经》，政治叫《尚书》，道德叫《礼记》，哲学叫《周易》，历史叫《春秋》，还有一本体育音乐，叫《乐经》，被烧掉了，只有《五经》。出了一本论文集，叫《论语》。他的学生们出了《大学》《中庸》《孟子》。于是中国有了四书五经，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新的开始。孔子毕生是艰难的、痛苦的、伟大的。我们这把年纪了，还成天赶新闻，把70岁当成17岁过，是不是现实太诱人了。我常常想起先贤，觉出自己的肤浅来。但是，总是解脱不了。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思想者的历史，思想者的跋涉过程，是这个民族艰难前行的佐证。我在前年出版了150万字的《家国70年》，记述了我对党的50年理论与难题的探索。我把这一辈子的调研经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历如实写下来，也会留取丹青照汗青的。是不是该老老实实做点流传于世的学问了，我常想。

 现在，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把我这一摊子接下去，多好，可是找不到。我的许多做法只得撑下去了。是不是还有什么诱惑，我没有走出来。有时候，或许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

我现在仍然觉得每天太阳是新鲜的，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也是新鲜的。按照目前这个状况，党的二十一大报告的研究探索和解读，我还是能出一把力的。

我在变老，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事业依然年轻，国家有新的难题出现。我仍然枕戈待旦，当然，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我想，不管多久，只要能够做到，我会继续学习下去、写下去的。

起码2023年，是照此走下去的。不过文章不必写那么多，100万字，就可以了。（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