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角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企改革精神
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件大事。去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有一个说法，2023年争取进入。其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较多，比如国企、电子数据、政府采购等。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企改革的部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窗口。
加入CPTPP，是一件重要的事，本身是中国以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战略，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同时倒带逼我们更深层次的改革，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我们读了这一段话，将其与加入CPTPP联系起来看，便知道是相通的。当然。中国搞国企改革，并不是西方压力或者加入CPTPP的要求，而是国企自身经营发展以及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因为我们本身便是这么做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
加入CPTPP，决定国家命运的事情。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是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后，参与全球多边经贸治理进程迈出的更重要一步，这意味中国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坚定的决心，以规则变革为切入口，构建更为系统性、战略性的制度性开放体系。习近平主席在APEC视频峰会演讲时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对加入CPTPP“持积极态度”的表述。
据美国彼得森研究所测算，CPTPP每年可为全球带来约1470亿美元的收益。若中国加入，不仅中国将获得2980亿美元收益，CPTPP的收益将翻两番，达到6320亿美元。加入CPTPP将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就深度和广度而言，CPTPP的协定内容相较RCEP更为丰富、全面，是高标准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定，被称为“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代表了全球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典型特征，并已开始重塑亚太乃至全球贸易格局。其协定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传统议题，还涵盖了大量的新议题，如服务贸易、TRIPS（知识产权协定）、竞争中性、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透明度，以及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等。
去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CPTPP的国企规则是中国加入CPTPP的难点之一。近年来涉及“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竞争中立问题”“产业补贴问题”“市场制度壁垒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规则冲突的焦点，也是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并“融入”的重点。
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美国加紧构筑同盟体系，形成对华施压的“议题联盟”。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推动这些焦点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被排除在规则体系之外，甚至陷入“规则合围”被动局面。原来TPP成立，剑指中国，中国处于被动状态。但现在，中国主动加入CPTPP等于反将一军，一举化被动为主动。
CPTPP对国有企业的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外延，将政府拥有多数任命权的非国家所有企业纳入到了国有企业范围内。CPTPP对缔约方的国有企业提出了专门的透明度要求，规定了缔约方定期披露本国国有企业垄断情况和其他相关信息的义务。CPTPP规定了缔约方确保其国有企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要遵循非歧视和商业考虑原则。CPTPP用了“非商业援助”这一术语规制国有企业补贴，从主体、范围和损害三方面对非商业援助进行了规定。
CPTPP在国有企业规则方面为中国的加入带来不小的障碍和挑战。与CAI相比，CPTPP的国有企业规则确实更为苛刻，具体表现为：透明度要求更为严格且包含主动通报的义务、商业考虑要求需符合私营企业商业决策前的考虑标准、另起炉灶的非商业援助规则。严格的透明度要求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负担且与我国现阶段的企业信息披露水平不相适应，以私营企业作为商业考虑的标准不利于发挥国有企业的独特性作用，非商业援助规则增加了我国国有企业被反倾销调查的概率。
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这是我们特色的体制决定的。很多是长期习惯形成的。这并非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而是CPTPP的国企规则与WTO在技术层面有一些不同而带来的，从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旨精神和方向来看，与CPTPP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目前，中国现实国情仍与CPTPP的高标准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国企改革、政府补贴、产业政策、透明度原则等部分领域，甚至存在制度性障碍。此外，在环境保护、竞争中立、服务业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其他方面的诉求，与CPTPP也有一定差距，有些领域也存在制度性障碍。但长期看，CPTPP的一些高标准规则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规划好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把其与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贯穿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加速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力求取得重大的制度性突破。
从国企改革角度着眼，有几个方面是必须继续强调的。有些，这两件年是强调得少了。
第一条，落实竞争中立规则。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精心呵护之下成长，依托政府的援助和补贴得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存活和发展，一旦严格高标准的国有企业规则开始实施，国有企业将会受到极大影响和遭遇各类问题。因此，将竞争中立原则及早确立下来不容忽视。竞争中立原则强调竞争的公平性，避免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不公正的优势，其核心精神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是相通的。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范围内借鉴其他经济实体的竞争中立规则，并将其国内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实际上是强调竞争中立规则。
第二条，完善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分类改革方向，处理好国企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关系。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要将国有企业区分为商业国有企业和公益国有企业。对不同类别的国有企业实施不同的要求，给予不同的待遇和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实质是三类：商业国有企业、公益国有企业和国家安全类国有企业，将国家安全类企业作为单独的一类，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保障。下一步，还是要讲分类改革的。应该垄断的则垄断，应该补贴的则补贴，这个明确起来。我们自己答应了，也会这么做的。其实，很多已经这么做了，只是没有规范起来，给人感觉是没有做似的。
第三条，完善国有企业监管体系，强化信息披露。CPTPP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十分严格的透明度纪律，要求缔约方定期披露国有企业的信息以及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等信息。为此，我国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应该注重和强化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审查机制，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商业行为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进行，将其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对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的约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无疑是重要的一方面。
第四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规则模式。CPTPP确立的国有企业规则是美式国有企业规则的集中体现。作为国有企业大国的中国应该积极地对美式国有企业规则予以回应，寻求与中方利益相似的盟友并与其一道构建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的国有企业规则。已经加入CPTPP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有企业较多且不发达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实践中与中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在加入CPTPP之后，必然会遭遇CPTPP严格的国有企业规则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潜在不利影响。这些国家是改革CPTPP下美式国有企业规则最具动力的群体，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争取该类盟友，努力改变现状。同时，该类国家为CPTPP的成员国，与其共同探寻解决方案有利于增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
第五条，推进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产权结构多元化，更好的使国企和非国企能够在共存的同时共赢、共融、共同发展。而且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应该形成一个整个的、全套的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通盘机制，国企的这里面的行政性的垄断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当然这仍然是啃硬骨头的事情。
第六条，逐步扩大中国在制定和改革国有企业规则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订立经贸协定时加入相关的国有企业规则条款，逐步，扩大中国在制定和改革国有企业规则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申请加入CPTPP凸显出中国更大力度倒逼国内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意志和决心。加入CPTPP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也意味着要应对更为复杂的内外部挑战。中国入世谈了十多年，加入CPTPP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很多障碍也是可以解决的。
美国的退出，正是中国加入CPTPP的一个有利时机，少了美国这根“搅屎棍”，该组织对中国的态度就由过去的针对，转而变为主动接纳中国。而最近日本突然态度大变，希望中国加入CPTPP。日本关键决策人表示，促成RCEP签署的任务已提前完成，明年的目标是肯定CPTPP成员国，可能将中国和英国纳入，以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形成。争取2023年能够实现。（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