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武与中钢集团实施重组，上海证券报与北京商报采访了我。我说这不是一般的扩大规模式重组，而是强化钢铁供应链体系。这当然是表面上的话。
眼见得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还有一周就完工，该敲响收场锣鼓了。从重组角度看，中钢的体量并不大，从改革的难度与操心程度看，可算是“央企第一难”了。我们要看那些光鲜而有说服力的数字，也要看典型案例，由此探求改革深度、难度。
中钢作为高速度时期快速膨胀的一个案例，相当的代表性。中钢的改革，曲折得很，一度是国资委手中的大包袱、大难题，甚至是“大炸弹”。我是了解2003年来20年过程的。中钢的崛起，源于重组；中钢的败落，肇于重组；中钢的债转股，难于重组；中钢的被托管，瞩意重组；中钢的收盘，成于重组。中间，国资委可算是历经艰难。
中钢的崛起，源于重组。中钢的“黄天文时代”始于2003年12月，曾在中国五矿集团工作25年之久的黄天文从五矿副总裁任上调到中钢，出任总经理。其时的中钢，还只是一家以铁矿石进出口、钢铁及相关的设备贸易为主的公司，2003年的营业收入只有120多亿元。
中钢与五矿的业务多有重合之处，黄天文对中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为中钢提出了向矿业开发、炭素制品、耐火材料、铁合金和装备制造五大产业发展的规划，以及“打造世界一流钢铁生产服务商”的目标。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要求央企要做大做强，计划将160多家央企重组为80~100家，行业前三名以外的央企或有可能被重组、淘汰。为免被淘汰，唯有做大做强。在此内外因综合背景下，黄天文从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间，中钢集团先后重组了业内的7家重点企业。在海外布局上，中钢分别在澳大利亚、南非等地投资收购了铁矿、铬矿资源基地。例如，2008年，中钢收购了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中钢还在非洲投资和增设10家子公司，以投资铁矿石和镍矿的生产。
在此期间，钢铁行业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受益于钢铁行业的整体繁荣，大举扩张之后的中钢，其年销售收入亦以火箭的速度增长：2003年，中钢集团销售收入只有130亿元，而之后的2004年到2007年，连续突破200亿元、300亿元、600亿元、1200亿元整数关口，4年增长867%。中钢的市场影响也有明显提高，其在中国企业500强排名中由2003年的第150位上升到了2008年的第33位。黄天文治下，中钢很快“做大”了，其发展战略被冠以“中钢模式”的称号。之后，中钢连续两年进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全球500强排行榜。
中钢的败落，也肇于重组。中钢“摊大饼式”的做大并没有给中钢带来较好的回报。相反，在激进扩张过程中，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不力以及管理混乱等弊病逐渐曝光。这1200亿的资产，赚这么快，钱哪儿来的？基本是从银行借的。用借来的钱搞投资、做贸易，砸到项目和民企上，却没有冒出几个泡来，就沉下去了。负债率越来越高，现金流却越来越少，利息高涨，财务费用就越滚越大，亏损就不能避免。此时的钢铁市场亦开始急速滑坡。市场下滑与经营不善让中钢集团陷入了亏损、2010年，中钢集团的财务报表亏损14.7亿元。
国家审计署随即进驻中钢进行审计。中钢集团在财务管理、投资管理、经营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早在审计之前，中钢与民企山西中宇钢铁公司之间巨额的资金往来形成的财务黑洞就曾经被媒体披露过。山西中宇通过收取预付货款方式不断占用中钢资金，累计金额超过60亿元，其中有约26亿元变成了“中宇对中钢的欠款”。回看中钢的扩张史可以发现，在其迅速重组、并购的过程中，因管理能力跟不上，企业“集而不团、管而不控”，实是外强中干。
现在看来，完成扩张之后的中钢，无论是市场还是管理，均无优势，企业效益大幅下跌。而作为央企，中钢高速扩张是依赖高负债实现的，自2009年后，中钢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90%。其背后的依托是央企背景的信用。特别是在2011年上海钢贸事件之后，中钢的托盘贸易业务基本关闭，贸易规模大幅度下降，公司营业规模已经跟一级央企不相匹配。轧钢
2011年5月，来自武钢集团的贾宝军接过了中钢集团总裁。三年积极努力、殚精竭虑，做了大量的工作。中钢负债高企、盈利能力较弱的局面仍未扭转。2012年初，国资委专门成立帮扶小组进驻中钢，要求以贾宝军为首的新班子保证资金链不断，坚决止血，千方百计增加造血能力。2013年通过出售土地获得8亿和申请财政补贴11亿，才勉强将财务报表做盈，掩盖了当期经营亏损。中钢集团的财务报表，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在钢铁行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贾宝军的一系列措施在三年的时间内并未能明显奏效，中钢负债高企、盈利能力较弱的局面仍未扭转，拖延了三年的中钢债务危局再度爆发。
对亏损企业该关闭的关闭，该破产的破产，最终要将中钢的规模缩小。“但关闭和破产带来的员工安置等一系列问题都特别大。在中国，关闭企业很难。人到哪里去？尤其是央企，只能进不能退，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中钢集团走向破产倒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也是摆在国资委面前的问题。
临危受命的贾宝军曾被寄望扭转中钢集团的困局，但三年之后，国资委对中钢的领导班子再次做出调整，贾宝军离职，徐思伟接任。继任者并没有扭转中钢的困局，后来刘安栋继任。
中钢的债转股，难于重组。国资委寄希望于债转股式重组。从2014年12月开始，国务院让银监会法规部协调召开中钢债务会议，中国银行等牵头成立债委会，就如何处理中钢债务问题进行谈判，但由于几方分歧过大。根据债委会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中钢集团及所属72家子公司债务逾10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债务近750亿元，牵涉境内外80多家银行，还有一些信托、金融租赁公司。当时中钢及相关部门希望银行能够消债，但遭到了来自农行等债权行的坚决反对，农行在2014年已将对中钢的50亿元贷款直接划为了不良贷款。轧钢
在2014年底债委会统计的740亿中钢债务中，包括中行约120亿元、工行约110亿元、交行约90亿元、农行近90亿元、国开行近80亿元、进出口银行65亿元、光大银行近40亿元、盛京银行13亿元。由于中钢的业务性质，大部分银行跟中钢做的业务都是开信用证，类似于信用贷款，较少资产抵押，银行追债清偿更为艰难。除此，外资行对中钢集团尚有约20亿元的贷款，中钢还通过信托、融资租赁、企业债等融资逾40亿元。轧钢之家ID
2014年年底，国资委有让银行消债的诉求。当时提出，让银行债务停息挂账在中钢股份，逐年核销，但银行方面如农行等难以接受这个方案，仅同意暂时免息，但免多久、免多少均未达成一致意见。银行很有意见，重组一下就变成一个壳公司，资产腾挪一下，包袱就丢给了银行。当时，我也接受记者采访，开始支持，后来看银行意见，也不再说什么了。为解决中钢的问题，国资委曾想把中钢拆分重组给几家央企，但没人愿意接。中钢自己曾有意申请破产，听说被国资委领导制止。轧钢
中钢的被托管，瞩意重组。2020年10月，国资委决定，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托管，这就意味着中钢集团由一个副部级的央企管理了，所有重要决策，包括人事调整都是宝武说了算了。重要的是，为宝钢重组做了准备。轧
中钢的收盘，成于重组。昨天，国资委终于宣布这个结果。完成债转股的中钢集团随后开启了二次创业，并在2017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4亿元。2021年，中钢集团营收703亿元，净利润4.6亿元，持续五年盈利。刘安栋这几年还是见成效的。
但公司债务负担仍然较重。截至2021年底，中钢集团总资产756.4亿元，负债总额708.4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93%。中钢集团今年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公司债务重组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债委会就转股、留债展期降息达成初步共识。重组后，中钢集团资产负债率预计降至60%左右。
最后这个两年过程没有披露，宝钢托管的经验，其成功的东西值得总结。回顾这个过程，觉得国资委工作也不容易。开始考虑过国资委为中钢补窟窿，因为不符合财政预算，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中钢解决不了债务问题，则可能面临破产或被并购重组。最后，还是以重组解决问题。
这三年改革，可能有很多这样生动的案例。这下子，我们更得高看宝武了。
中钢集团20年发展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发现，重组扩张成功与否在于指导思想与理念。如果以速度规模为主导，在资金链上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授信之后的过度扩张，再叠加市场变化、疯狂的托盘融资业务，终而失去了造血动能。在2007、2008年扩张速度太快，杠杆用得太足，行业一旦下行就暴露了风险。我们理解党中央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期迭加、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2017年确实高质量为主题的意义。们我
中钢集团的变化与结局，不是偶然的，也决不是哪一任经营者的问题，而是历任经营者都需要认真反思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在上升之时，许多矛盾被暂时掩盖了。一旦行业进入调整期，就必然会出现严重问题。中钢被宝武集团重组，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是十多年艰难努力获得最终的结局。
很多产业到了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看似模很大，实则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也会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淘汰、被洗牌。不光是钢铁行业，其它也是如此。在总结三年改革时，通过回顾中钢改革史，我们觉得“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来。所以，我说，把宝武中钢重组视为收官之作，也是可以的。（李锦）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