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装配出中国最早的市场经济模型双星
——纪念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30年
30年前的七月，是流火的七月，我每天都是汗流浃背。这些天，回忆当前为市场经济确立而做的努力，心总平静不下来。
当时，因为临近党的14大召开，需要赶快为市场经济拿出一个模型来，以证明市场经济这条路能行得通。为此，我在青岛双星调研42天。
从1978年开始，我总把每年党的全会主题作为研究的主题，从调查入手，通过典型来表达我的思想倾向，为改革方向的探索当好侦察员。
在1992年春节后，发生了一件事。二月份，邓小平到南方去过春节，走了一路，讲了一路，最后整理出的文稿7800字。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要走什么路？当时并不明确，包括著名的皇甫平的几篇评论，光知道思想要解放，但是方向在哪里？焦点在哪里？并不明确，这时候大家都在猜测。
在这时间，青岛双星集团邀请了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人民日报》派了杨振武去，新华社是我在那里。记者都走了，我和杨振武在一起，又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在青岛海边吃过饭，两个人在青岛海边一起散步，思考着中国改革的突破点到底是哪里？杨振武临走的时候，我们断定是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南巡中，7800个字，讲市场经济只有78个字，也没有展开，意思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搞，资本主义也可以搞。
杨振武走了，我就一个人坐在这里研究和思索。去了好多职工的家里，到了现场，我整整待了42天。
中间，化工部长顾秀莲从新华社请人去，这就打乱了我的计划，新华社只能一个渠道发稿。我记得最紧张的时候，我是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嘴上都起了一层泡，没办法吃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市场经济调查一组四篇稿件，为中央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典型。从一个企业来写一个体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我毕竟是完成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的探索不仅是始于南巡讲话，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在1988年已经指向市场经济，当时我的文章，包括在在《家国70年》这里这本书中写的我的思想，都是有来由的。
十四大前后，双星的报道铺天盖地，是市场经济初期影响最大的典型。替我编发双星稿件的，《内参》稿是张述忱、李国锐编辑的；《新华社》通稿是南振中、闵凡路；《经济日报》稿是范敬宜编辑的；《人民日报》稿是杨振武；《中国图片》稿是胡颖；《工人日报》稿是孟东明；《经济参考报》是何洪锡，感谢这些编辑们，一次重大的报道，得到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编辑支持，他们的支持使我这些报道能够锦上添花，焕发光彩，现在仍然怀念这些改革年头的编辑们。
在党的14大前的70天，这个典型的提出，是中国第一个从市场经济角度总结的大典型。引起了轰动的效应，很多领导人批示赞扬。对于党的14大提出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典型无疑起了开路作用。
没有想到，这级调查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山东省政府奖，是山东历史上新闻记者第一次获得这样的大奖，这是山东省政府奖。因此，从1992年，我便跨入了国企经济理论的研究。从那开始，一晃便是30年过去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火烧的日子，心里觉得发烫，甚至要流下眼泪，改革太不容易。这是改革者用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是以政治生命的冒险而换来的。想想当时如火的日子，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我能够走到现在，是因为我陷入太深，拔不出来了，对改革总有话要说，也许是。
现在转发我的《家国70年》第二卷《调研经》第17章——找到市场经济这个目标，这一节全文达20000多字。为了突出主题，我删掉了五六千字。回忆30年前改革的岁月，我总觉得自己的改革精神弱多了，心中不无惭愧。（李锦）
转发《家国70年》第二卷《调研经》第17章
《调研经》第17章：
第1节
内部机制推不动的改革
一、马胜利承包的兴起与失败（略）
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战（略）
第2节
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
一、沉到双星集团的“水底”
1992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改革卸下计划经济枷锁。
1992年春天，87岁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个南方谈话不但在政治上造成空前震动，也在经济上形成强大号召力。谈话指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谈话，自然对僵硬保守思潮是致命一击。
随着南方谈话的传达，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然而，对于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仍在争论，市场经济道路该如何走，当时并无先例。我决定到双星集团调查，做出一个模型来。
此时我担任采访室主任已有5年时间，省里也承认是正处级干部了。当时分社社长是蔡名照，也是新华社最年轻的分社社长，组织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他鼓励大家拿出“打得响”的东西，还特意嘱咐副社长杨凤山发挥我的作用。辞行时，蔡名照对我说：你没有完成发稿任务的问题，不要考虑数量，有事便让杨凤山通知你，没有事便不要回来，蹲在基层调研吧，现在正是国家需要拿出新思路之时，也是你写大文章的时候。有事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你放心。
我去双星的时候带着《剩余价值理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研究》等20多本书，还把1987年以来从报刊上剪下的400多篇关于经济体制论之争的文章贴起来，装了整整一箱子。
1992年夏天，双星集团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企业管理经验。新闻发布会当天，来了60多家新闻单位。那时，尽管南方谈话已经发表三个多月，但还没有人站出来说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真正全党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讨论，还是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后才兴起的。此前，改革开放仍在姓“社”还是姓“资”之间徘徊，媒体上还没有出现像双星这种闯市场的典型，理论界也只是出现一些探讨性质的文章。我决心住下来，解剖麻雀。
我一向认为，调查与理论研究都必须做到扎得下身子，沉得住气。沉到水底，摸清底细，才可能抓到鲜活的“大鱼”。从采访、调查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一种自觉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实践。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中国民间早已暗流涌动，并非始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早在1982年，我调查的山东省商河县白集农民卖羊肉的事例，就发现了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
我的300多本报纸剪贴本，其中有一本是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一名词，虽然只是学术性质的探讨，但是我已经划上好多杠杠，也装在心里。1984年10月，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提法。“企业主体改革派”的代表厉以宁与“整体协调改革派”的代表吴敬琏也是意见纷呈。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一文后的第二年，消费低迷，企业大面积倒闭。这些关于经济体制争论的文章，我都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因为了解了市场经济兴起的历史曲折，后来才能更好地从现实中归纳出问题。有些人怀疑你怎么能敢于肯定这些新东西，口气太绝对了。其实我自己哪有这么多先见之明？很多是报纸上已经提出来过，我只不过是心里装这么多东西，只是肯于学习又能及时从实际中归纳而已。
不能不说的是，我到双星调研，是实现三年前的一个梦想，就是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整个80年代后期都在计划与市场的博弈中度过。198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70周年，山东社科界组织对论，我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现代化历程呼唤新经济、新理论、新观念一一写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时》的论文，文章长达8,900字，倾诉了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梦想。
本来，写的是一篇带政论性质的政治学论文，我却把它写成经济梦想。我在1989年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甚至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
二、实现三年前提出的市场经济梦想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1992年，这是那一次著名讲话的主要成果。而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者，不凡其人。我在小平南巡前三年，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
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山东社会科学界举行一项活动，我写了这篇论文。文章不像通常的论文，像是五四时期的一篇檄文。有点梁启超、陈独秀时期人物写文章的那种壮怀激烈、痛快淋漓的风格。那时我37岁，也还算青年。按照新华社的通常做法，是反对记者心有二用的，只要求记者当好政府的“耳目、喉舌”。而我实在是因为太愿意思考了，导致我成功提出的大思想，主要是研究国家大运动产生于我的头脑的，而不是来自我的上级指示。我写的这些文章没有平时发稿的四平八稳味道，然而这正是这些文章的生命力所在。
这篇文章，我是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150年了。五四运动正处在这个中间点。五四运动的主题是什么？它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当前改革的困难、重点与发展方向有着什么启示，在我们面对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来临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新的经济、新的理论、新的文化。在分析以“物质器用”现代化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阶段、以体制运行为现代化目标的戊戌变法阶段、以社会制度现代化为目标的辛亥革命阶段、以思想启蒙为目标的五四运动阶段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基础与方向，1988年后三年改革难以前行的症结正在于此。
我在文章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切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要从经济中去寻找。对于这点，我们深信不疑。那么“我们的经济体制应该是什么样，谁能说得清楚?”，“可惜在五十年代初，以传统的产品经济为基础，我们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使我国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不久，就象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进入经济缓慢发展阶段，同时使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与日益僵化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实质就是商品经济这个新怪物冲击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局势动荡。这不是一时的阵痛，而是一个阶段的痛苦，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每一根神经的痛苦，是全民族的不适应。岂止是体制性通货膨胀勒抑不住，如果在商品经济冲击前把传统公有制当成铁板一块，不实行调整，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可能整个地被动摇；岂止是“官倒猖獗”，如果在商品经济多元化冲击面前，我们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仍然是死守一元化结构，腐败又怎能避免，党的政府又怎能保持活力？又岂止精神滑坡，如果将传统的儒家礼治与集权思想和50年代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商品经济中又怎能避免各种思潮的冲击，又怎能避免思想观念更严重的对立？这些前辈们没有经历过的新矛盾可以载改革之舟，也可以覆改革之舟。如果不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调整与改革，我们的调整与改革只能是权利推行下的暂时稳定形势的策略，改革也只能是在外围打圈圈。欲进无能，欲退更难。
这时候，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不满，溢于言表。我做出这样的评价，“物质器面的改革行之不远，体制运行也动之无效，改换旗号无济于事，所谓改革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这时，我亮出自己的鲜明立场，“从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反思，去发现我们的失误根源所在。我们的思想解放，就会更深远，更广阔些，也更接近我们追求与探索的核心问题”。
我写道：
“历史的严峻选择是，如果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过不去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一关，就会陷于失败与被动”。“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不动了，需要提出比商品经济更为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必然是体制性的。而且需要借助政论权威公开之，实行之”。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大大地摆脱出新闻记者工作的禁锢，这些思考与新闻无关。当时，我呼吁市场经济，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先知者之一。1989年，我对中国改革前10年提出自己的批评。
从指导思想与战略发展上，这些年的实践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几条教训
（1）从横向看，改革迟迟没有形成一个目标体系，以整体向前推进，单纯的物质层面现代化影响改革的实际进程。
（2）从纵向看，经济改革的发展缺乏长期性的战略，短期行为导致了经济无序状态不断发生，不断被迫进行调整整顿。
（3）从改革本身看，进入商品经济的实质较为迟缓，在新旧体制的消长中旧观念太深。旧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中国已经走不动了，需要提出比商品经济更为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必然是体制性的。而且需要借助政论权威公开之，实行之。
（4）这些年的改革，忽视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提出了一个框架，展示了自己的梦想。
当我们常讲的“中国特色”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释后，人们极易与“中体两用”相混淆，误以为中国已经建构起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整个文化背景。我的推测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便是新思想体系的立足点。从此以后，新的理论将一个一个地提出来，直至形成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以社会主义性质为领头，市场经济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观念为两翼，科技为助推器的腾飞状态将形成，这将载着我们民族150年来七、八代人的愿望与梦想，在现实中奋然起飞”。
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去闯商品经济的波峰浪谷，只要形成现代化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体系，只要造成现代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我们就一定能走出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走向光明的前途。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我的梦想。
这篇文章把我的思想一泻无余地展示出来。我的报道则是几年乃至几十年学习研究的结晶在瞬间的爆发，这是编辑们所理解不了的。后来，每次大的调研，我总要给编辑部写很长的信，陈述自己的政治与理论见解。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终有斩获。特别是张述忱主持内参报道时，对我了解甚深，终至出现90年代有稿便发，成组采用的大好局面。
我的文章，是学习五四期间革命家们风格的。而这时我到双星调查研究，犹如五四革命家们到基层发动革命。不是那种只喊些口号不起来行的口头改革家，而是在实践中拿出引路的样板，让人们在新的旗帜下走路。
三、走投无路时的改革
这次到双星，我还带了一本名为《生物全息学》的书，尝试着把双星集团作为经济改革的全息胚来分析，以回答当时争论很激烈的理论问题。
“生物全息胚学说”由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创立。这一理论告诉人们，一切动植物都是由全息胚组成的；全息胚都是整体发育的缩影，包含着生物整体的全部信息。我将这一生物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典型的调查与研究当中，提出了“新闻全息胚论”。双星集团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解剖”的。
我觉得，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双星集团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全息胚，研究好了双星集团，就能为市场经济的道路幵辟提供一个好的思路。把“双星”作为整个中国企业改革的胚胞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因素，然后推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容与框架。在中央没有肯定市场经济、上级没有提出、报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决心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发现与提出新的主题，并系统地总结出典型经验，把双星集团作为第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型推出来，以事实来回答当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为中央的决策、理论家的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从这时候起装配改革模型，成了我的习惯。
经过一段调查，发现双星集团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1987年是由被迫走向市场到主动适应市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摸索建立起自销市场，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轨变型。同时开始了经营机制的转换。
1987-1990年是从把握市场到主导市场的阶段。成为全国最大的制鞋企业和同行业中最大的出口创汇企业，初步形成了新的市场体系，新的经营机制也已基本形成框架。
从1990年以后的两年，紧要任务是发展和健全市场体系，参加国际市场更深更广的竞争，进入了创造和引导市场的阶段。新机制在大框架构成后，进入具体操作的阶段。他们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市场竞争，围着市场转，而是超前于市场，以新产品开发引导消费，创造新的市场，带动全国鞋业市场的竞争。
双星集团原名为青岛橡胶九厂，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加工企业，在资金、原材料供应和销售方面没享受到计划经济多少好处，又享受不到乡镇企业与“三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1983年底，就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困难。看到厂区内200多万双解放鞋堆得像小山似的，卖不出去，靠借债把工资发了出去，当时连400元的出差费都要提前三天打招呼，财务科才能凑齐。汪海苦恼极了，中国百货站（简称中百站）统购包销，销售渠道单一，产品卖不出去。30年一贯制的解放鞋再也不能生产下去了，可上级仍要厂里按计划办。于是，他们搞起“小动作”，根据市场需求，试制几种新产品，要求自销，商业部门的答复是“不准胡来”。于是他们只得在中百站驻厂员下班后，偷偷把新研制的产品运出去卖。
“好哇，你们敢自己卖鞋。”驻厂员火了，为制裁双星人的“越轨”行为，曾经大包大揽的中百站在销售淡季居然一双鞋也不肯收。汪海也火了，“早就受够你们的窝囊气了!”他与业务员一道扛着鞋上街去找市场。在1984年下半年做出个惊人的举动，在全国首家以企业名义召幵新闻发布会，又在北京建立首家企业经销部，首家以企业独立组团参加广交会和香港展览会。这些在全国同行业中的“第一次行动”，是被逼出来的。
1988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获得全国同行业第一家自营进出口权，摆脱国营外贸系统的控制以后，双星集团又大踏步迈进世界市场。当年就出口创汇69万美元，第二年创汇167万美元，第三年350万美元，1991年是1,400万美元，1992年上半年即达到1,500万美元，年底可望达到3,500万美元。连续4年保持一年翻一番多的势头。开始谁都说“不可能”，最后谁都说“没想到”。思想一解放，做梦想不到的事都出现了。
双星的内销体系也在竞争中形成，他们在北京、深圳、武汉等18个大中城市设立经营分公司，使自营销售由四面出击的“游击战”转为以中心城市向四面辐射的“阵地战”；在全国各地建立十处总经销，委托与代理相结合，联销与自销相结合，国营与个体相结合，在国内建立1,000多个销售网点或专柜，实行到现场、到柜台、到顾客的“三到”服务方式，强化售前、售中、售后三个服务，实现了对国内市场从渗透、扩展、覆盖到占领的全面成功。在全国同行业普遍受产大于销、供过于求矛盾困扰的时候，双星产品却始终产销两旺，年产4,000万双鞋无一积压，内销自销比例由1983年前的零一跃达到1988年的100%。
怎样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经验，他们不假思索地说“闯市场”，“不闯，是死路一条，越闯路越宽，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
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是场革命的转型变轨。必须实行从生产型到经营型、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守业型到创业型的转变，很多人的思想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因此，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全员走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
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科长们一个个被赶上街头，摆摊设点，都卖鞋去。回来时，一个个查数字，问卖得少的原因。有了体会，就有了共同语言，思想观念就容易转了。双星人明确提出：市场是前方，生产是后方，前方是战场，后方要提供好枪弹。要求辅助管理部门提高服务质量为生产服务，生产管理部门提高工作质量为市场服务，前后方一心，保证市场竞争胜利。渐渐地，双星人都养成一个特殊的癖好，信息特别灵敏，出差走在大街上，眼睛也总盯住人家的脚。
全员走向市场，加速了市场体系的全面建设。双星走向市场是从建立“自销市场”开始突破的，销售公司动起来了，技术、设备、供应、劳动人事、财务部门也都动起来了。很快，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都建立起来了。这些市场从不完善到适应企业需求而逐步完善。
就是这样，双星集团通过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诸要素有机组合而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体系。也就是到这种地步，才敢于说，双星是脱离政府搞经营。在过去那种资金不足找政府拨款，原材种不足靠政府调拨，企业亏损靠政府救济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全过程的转变。（略）
四、不能让看的整干的（略）
『1988年8月，青岛双星集团“铁交椅”，副厂长徐淑芳被免职后待岗车间，在车间外修补鞋子。有人告诉我，她原是副厂长，我随手拍了下来。』
『1992年，我找到徐淑芳，她重新被聘为副厂长，受到职工欢迎。』
『青岛双星集团职工培训科科长毕业于某大学，1988年下岗在车间待业，等待安排。1992年上岗，后来成为职工培训科长。四年间表情的变化，很有意思。』
第3节
市场经济的新模型
一、新的经营机制体系的构建
在双星集团的调查研究，我正是采用沉下去的“笨功夫”，完整地了解了双星集团闯市场的过程。然而当时对于双星集团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多的人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去理解的，难免偏于狭隘。如何从更宽广的历史背景去认识双星集团的实践，成为我思考的重点。
我一边调查，了解大量细节，一边研究国家改革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民日报》记者杨振武也在双星进行调查，那时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已散去，杨振武在双星又住了一周时间。我们两个人每天一起吃饭，饭后一起在海边散步一个小时，那时海边是一片荒滩，我们走到填海大坝的尽头再走回来，纵谈中国企业发展形势，交换在双星调查的看法。杨振武对我的蹲点调研深为感叹，并请我写出稿件后先给《人民日报》发一份。后来他收到我的稿件后便将其发表在头版，而且他的通讯还没有发表，先发表我的消息，可见老杨的品德，看出两大新闻单位的记者之间同行相惜的情感。
双星集团的实践蕴含了市场经济极为丰富的内容，研究好了双星集团，就能为市场经济的道路开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佐证，把双星集团作为整个中国企业改革的样本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属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因素，然后推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容与框架。在中央没有肯定市场经济、上级没有提出、报刊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我决心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发现与提出新的主题，并系统地总结出典型经验，把双星集团作为第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案例推出来，以事实来回答当时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调研过程中，我探索性地总结出双星集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三个阶段”“建立产品销售等五大市场体系”“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和“全面换脑筋的二十项内容”等市场经济特征。双星集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以全员、全面、全过程的三方面转变为标志的。所谓“全员”，即“全员走向市场，人人参与竞争”，双星集团动员所有员工一切向市场看齐，一切围着市场转；全员走向市场，也加速了双星集团“原材料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全面建设；而所谓“全过程”，就是从产品的生产、营销到售后服务等所有的企业经营都以市场为导向。
上述围绕市场而展幵的工作，还要依赖一定的经营机制。所谓经营机制，是决定企业经营行为的各种内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主要指企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7月份，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也没有人回答，我就在这里编织起来，制造一个新模型。再说，市场经济体制，与上层有决定性关系，我当时也没办法回答得了，我就从机制上回答。我在调查研究及学习相关著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双星集团“以竞争激励机制为核心的五大机制”：
双星集团是从五个方面创新，终而形成了新的经营机制的体系框架。
经营机制的创新。他们通过兼并联合，走上集团化经营之路，根据市场需求优化要素配置。特别是销售机制由单向封闭的计划一开发一生产一销售机制转换为以市场为龙头，带动了向市场的全面转轨变型。
管理机制的创新。双星集团根据市场经济需要与企业特点，对企业内部配套改革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最终形成“双星九九管理模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哲学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借鉴国外的，继承传统的，创造自己的”。
领导机制的形成与创新。双星集团有一个以全国优秀企业家汪海为核心的决策层。他们这里从来没有过“中心”“核心”的争论，都以市场为中心，形成万众一心奔市场的局面。
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以破除干部“铁交椅”为突破口的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多能少的制度改革，使双星集团及时解决经营机制的核心问题，为其他机制的创新准备了条件。
约束机制的形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做到趋利避害，双星集团注意发挥部门预防风险的功能，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长期见效与短期见效的关系问题上，形成自我约束能力。
我在双星集团住了42天，把这个企业作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样本来研究，提炼与归纳出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三个阶段、“四自情况”“五大市场体系”和机制转换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并从10多件生动具体的事例中提炼出四个结论：必须改变计划与市场并重的双重体制，毫不迟疑地走向市场济；必须构筑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依靠市场调节，使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必须形成竞争激励等经营机制；企业制度创新是一场革命。
上述内容是我在双星集团的实践基础上摸索出来的。其后20年间中国企业研究一直讲经营机制转换，实质上与我在1992年提出的框架是基本吻合的。
二、一个电话急得满嘴起泡
7月25日，在双星调研一个多月后，我返回济南开会。刚刚回来一天，青岛支社社长张荣大就打来电话,说化工部部长顾秀莲从新华社请来王文杰、杨理科等工业报道名记去双星考察，短短几天内便写出了一组调查。
斜地里杀出这样一支实力强悍的队伍，我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最后发稿都要走新华社内参这一绿色通道，这一行人来自北京，与内参编辑室也熟悉，显然处于发稿强势。他们虽然来几天，但是一发稿，我的路便被堵上了。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全国上下仍在争论不休，我原本还想调查一段时间，但“强者”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担心自己一段时间来的研究成果会付之东流，我被迫转变策略，日夜兼程，抓紧赶制自己的模型。
应该说，我的判断勇气，与社会舆论关注有关系。7月11日,《经济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长篇理论文章，使我感到振奋。我与杨振武商量，他也认为，可能这是趋势。当时，中国已经发生可以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但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道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抗性表现在哪？市场经济是什么形态，走向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什么？还没有见到这样现成的典型。于是我一边调查，一边潜心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像制造新机器一样，研究并寻找原料装配，在这个企业终于住了42天时间。这实际上是在总结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理论研究。
时值夏天，济南天气异常炎热，气温高达39度，坐着不动也会燥热难耐、大汗淋漓。7月26日这天夜里，我一口气写出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长篇访谈录。接下来写我调查报告《青岛双星集团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一开头便写“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怎样转向市场经济？应该怎样转换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幵创了一条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
在以后的两三天里，依旧夜以继日地写作，连吃饭也顾不得，也没有胃口吃。爱人端来西瓜，我看也不看就往嘴里递，常把牙签吃到嘴里。为了抢时间，急得嘴唇上长满了泡，也没法吃饭。在高强度的写作状态下，我陆续写出了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通讯特写与访谈录。
不过，一动起笔来，我便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些生动镜头一个个奔到笔下来了。细节，蕴含深意的细节，是我努力追求的境界。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八年前逼双星闯市场的中百公司经理，现在成了双星集团的一个客户，好几年没说话了。最近见到双星负责人时，他打了一拳，“老伙计，你走对了”，汪海也还他一拳，“老伙计，不是你逼，我还上不了这路哇”，两人都哈哈地笑了”。
稿件完成时已是7月29日。
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但此时正处于极度亢奋中，毫无睡意。我找到分社副社长杨凤山，说自己要马上到北京去。社长特批让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党慧破例给我打字。直到1992年，新华社仍然是记者稿件自己抄写，然后用传真机发到北京，通常是单位文件或社长写的材料才由打字员打字。这是社长对我的关照，我心里有数。
当然，生动性是我的写作特色。自从胡耀邦表扬我的写作“极生动、极有说服力”后，我把这种特色引进调查报告的写作。例如，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我通过一个细节来表现机构变化：
在双星集团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内部常发生磕磕碰碰的事。四个人的销售科渐渐发展为400人的销售队伍，销售公司升格为处级单位，而计划科却归销售经营公司管。计划科长很恼火，从来计划在前，销售在后，“怎么让它长大个，让我矮三截？”
老道理讲不通。“计划是人定的，先有市场，后有计划。再说，你出多大力，人家出多大力？”
一席话，把老科长噎住了。不久，山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北京等6个经销部升格为经销公司，都成为处级单位。同时，厂里原来的武装部、安全处、保卫处和车管处则降为科级单位，合并到一个处办公。尽管市里批评他们上下不对口，并因此不许评双星的先进，但双星还是坚持下来。
最后调查结尾时我写道：
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从国外考察回来后说，与“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两种模式比较，双星模式有着鲜明的市场经济特色，它的管理比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还要好，是世界一流的。只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掌握市场经济规律，再把我们的政治优势发挥出来，中国共产党人能管好自己的大中型企业，我们一定会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企业的水平。
确实，写道这里，已经分不清是我的话，还是双星人的话，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三、''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的摩擦
下午下班时稿子打好了。当晚，我便爬上了开往北京的298次列车。30日一早到了北京，直奔二编室，找到主任张述忱。
张述忱看了一下标题，便说“正需要，马上发”。他与编辑说，国务院文件出来了，进入转换经营机制阶段，需要典型来讲话。
7月31日是星期五。晩上，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值班编辑在编发我的稿件时，将其中的“市场经济”一词一律改为了“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体制，市场竞争是经营现象，这一改便把层次降低了，于是跟编辑先是解释后来有争执味道了。
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肯定是市场经济体制。编辑反问，这是谁定的？市场竞争也是市场经济。我着急起来，说市场经济是个大概念，是体制问题，是发展方向与道路问题，市场竞争是个小概念，是经营现象，二者不能互换。邓小平南巡讲话不能白讲呀？然而无论我怎样解释，这位编辑丝毫不为所动，不吭声。我站着，被冷着，很难受。
我研究了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中国市场经济过程，中国经济改革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我们讲话了。我头脑里回顾市场经济探索的艰难，心里不平静。
从实践上，我是从白集农民贩卖羊肉开始了解的。从国家层面，最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说法的。当时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此，确立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
1987年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1990年底邓小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那回事。”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从而从理论上冲破多年来市场经济的束缚，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理论基础。
我了解这些，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典型，是一个方向，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上了。可是一般情况下，记者必须对编辑高度尊重，不能过度坚持自己观点。如果讲这些，像是讲课，甚至有扣帽子感觉，便把编辑得罪了。编辑讲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并没有讲市场经济体制，只是讲市场经济，这也是事实。我们需要达成共识，而市场经体制与市场竞争确实不是一回事。
无奈之下，我当晩硬着头皮摸到了张述忱家中。张述忱是新华社内参部门负责人，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业务干部，认识问题深刻而敏锐，处理事情稳健而厚重。对我的调研从来都是“高看一眼”。每次见面，我汇报不超过10分钟，他便拍板怎样上版面的问题，常常被安排在当天头条。当时内参编辑部有一批这样的编辑，处理过我稿件的有张述忱、李国锐、胡孝汉、李春林、郭君正等。我的内参调研稿，多是一年出一组，每组都是三到四篇。当时，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多的，一般是不让成组采用，一篇不不超过2,200字，对我是开绿灯的。到了九十年代，我觉得自己是专职内参记者。到北京就去内参编辑部去，去国内部与经济参考报，最后再顺便去一下摄影编辑部。
当时是七月底，盛夏时节，天热得很，人们纷纷在家乘凉，没有串门的，更没有因为工作找到家里的。我在他家楼下转一个多小时，最后咬咬牙，上楼敲开门，连声向张述忱道歉。看到我一头是汗，张述忱没有责怪。
他说，不要急，慢慢说。我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并没有讲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结果一定是市场经济体制。新华社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态度明朗，走在前面。听完我的陈述，张述忱马上拿起电话给值班编辑打了个电话，这才将“市场经济体制”一词保留了下来。
我敢于以“市场经济体制”立意，在于政治判断。江泽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这一说法是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天以后，邓小平表态：“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开始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作为十四大报告的主题。不出意外，果然反响巨大。
就在江泽民试探式的“6・9”讲话在社会上层引起关注之时，我的调研报告发表了。我们新华社的报道，是对党中央的支持，帮助中央下定决心。
第4节
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
一、万里说这是抓到根本上了
1992年8月2日、8月3日，内部报道第1,866、1,867、1,868、1,879期以《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一切围绕市场转》《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机制》《创新管理是一场革命》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说明：这是30年前稿件，早已解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此时正在大连休息，辽宁省委书记岳岐峰、《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前去看望。万里说，你们看看新华社的双星调查吧。万里认为，双星经验的总结是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及时说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好的典型，应好好宣传，使人们增强信心。
范敬宜听后，立即赶赴济南，在南郊宾馆里听了我的汇报。范敬宜是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早期为《辽宁日报》记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农村改革初期，写作《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引起轰动。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已经认识。听完汇报后，范敬宜说：“双星是市场经济中最成熟的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报道。”
范敬宜介绍，万里委员长在8月12日接见他和其他同志时说，市场经济关键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青岛双星集团就是这样的好典型，要通过调查研究，尽快介绍双星这样的好经验，宣传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万里委员长是看到新华社内部报道上青岛双星集团公司走向市场经济的成功之路的调查后说这番话的。
范敬宜根据现场记录向我转述这番话时说，万里同志谈双星的经验，讲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万里同志说，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拿出经验来，以事实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首钢的经验不错，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也很有特色嘛，有很多第一手材料，双星集团的工人上街眼睛都盯着人家的脚，看人家鞋的款式，信息意识特别强，内参上介绍不少这样的生动事例。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焕发出来，把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连到一起了，说明这里的改革是抓到根本上了。
他说，我看双星集团的调查，觉得他们的经验比较全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传中一个成熟的典型。他们发展过程使人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条路是应该走，走对了。他们从被迫走向市场到主动适应市场，幵拓市场，这一条路走得不容易。这是一场改革，既然是改革就会有困难，不会那么顺畅。双星冒了一些风险，许多事是别人没干过的，但经过闯，大胆摸索，终于建立了销售市场等市场体系，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的经验思路清晰，有观点，有过程，有事例，现在像这样的典型还不多。
『双星集团公布新的分配方案，职工情绪高涨。』
万里同志在谈到转换经营机制时说，转换机制关键还是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把大中型企业搞好，根本问题是要建立在群众的利益与自觉性上。“破三铁”不是目的，也不是根本问题，何况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调动群众积极性上，我们的宣传也要有这种观点。双星也破铁交椅、铁工资等，在搞市场经济中自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转换经营机制中解决。技术人员住在厂里白天晚上搞设计，是拼命地干，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这种积极性都出来了，人心凝聚到一起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双星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站住了脚，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开始打响了。日本、韩国的老板佩服他们，美国的老板夸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制鞋人，认为他们的管理是一流的。这就很好嘛，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搞得很好，经济上去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发挥出来了。通过类似双星的经验，使人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通过好的宣传介绍，帮助人们树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
关于双星集团的调查是8月3日发出来的，在大连收到要稍后几天。万里委员长在休息期间有时间看文件，我的调查报告中一些细节，委员长都记着了。范敬宜告诉我，听说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也注意这个调查了。
在万里谈话后，《经济日报》范敬宜约请我写出长篇通讯《汪海与双星事业》，介绍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过程和经验，在《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这是范敬宜亲自编发的，首都新闻界在头条一般不采用新华社地方新闻的通稿，范敬宜这样破例处理，可见其胸襟与气度。
杨尚昆、李瑞环、朱铭基、姜春云等中央领导以及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接连肯定了我的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看到《国内动态清样》后的第三天，派秘书打电话给双星集团，要求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转变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继续报道。
朱镕基说，“我看到内参上介绍双星经验，有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指出，现在关键是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怎样发挥好各种生产要素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益，双星经验值得推广。化工部更为重视双星集团的经验。
在调查期间，顾秀莲部长就约见我，交换对双星的看法。在看到内参后，顾秀莲立即做了批示，转发给局以上干部，要求都来看看这个调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形势，并根据这个调查写成报告上呈国务院。顾秀莲把我请到自己家中，听取汇报并一再表示感谢。
辽宁省委书记岳岐峰在看到“内参”后，带人专程到双星考察。他说，双星经验是令人佩服的，看现场后更觉得名不虚传。中国北方的企业都能做到双星这样就大有希望了。他认为辽宁学山东，首先要学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回到辽宁后，他数次在大会上介绍双星的经验。辽宁省各地先后有300多个企业到双星参观，不少单位还组织了“学双星，找差距”的活动。
二、提前了70天
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回头看，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个阶段，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勾画了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对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进了一步。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中国改革之初，首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欧，决心仿照其市场化改革。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人们十分谨慎地对待市场问题。1979年3月，陈云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模式。这一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乎被引入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文献。但两者的结合被解释为板块状的。
(2)“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标志着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3)“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和说明。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兼容问题上的认识有了重大的突破。
『全国报纸刊发的我对双星市场经济的调查。从1992年后，对一个企业的报道在首都各大报全面开花，已经成为我的报道模式。』
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的过程，特别是总结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5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说明：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实现由政府计划管控下的行政型治理向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型治理转型，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总逻辑。
在十四大召开后，媒体再次聚焦双星。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在十四大召开后，又找出新华社内参，连续9天在中午的黄金时间播了这个调查(12.21—12.29)。中央电视台把这组调查缩编为脚本，拍摄双星的新闻片分六次播出。
《工人日报》负责同志看到这组调查后，派副总编辑孟东明带队到双星写稿，他们借用了调查中的许多观点。他们还约请我写一篇通讯，经总社工业室编辑后，作为专稿于11月9日在第三版以整版篇幅采用。
我的双星报道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天天日报》等,以及美国、泰国、日本等国家十多家报纸釆用，其中香港《文汇报》采用我写的5,500字的长篇通讯。外国通讯社也把双星当作“中国市场经济的样板”。
那几年，新闻界也在按市场规律办事。来自基层的同一个典型，出自同一个记者之手，被这么多大报突出地采用，确实是罕见的现象。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收到的来信都很多，有的达到五、六千封。来信中有的认为“树起了市场经济的一面旗帜”。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说：“双星是市场经济开始时影响最大的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报道。”老范说：
“这组调查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超前性，提前了70天。当理论界仍然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显示出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的探索性意义。”李锦你把记者价值推到极致了，九间棚引领全国，双星引领全国，一个记者一辈子有一次就了不起了。”
安徽省淮南市制鞋总厂在看到新华社《内参选编》有关双星的报道后，立即发出文件，号召开展“学汪海、赶双星”的活动，他们把汪海与记者对话的许多观点用横幅标语挂在厂区和车间内。后来这个公司连续四次发出文件，开展“学习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活动，把有关双星的报道文章印刷装订成册，发到每个车间，要求把双星经验作为党的十四大文件的辅导材料学习，理解市场经济。
双星集团各部门仅向外界发放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材料就达数万份。专程来双星参观学习的也络绎不绝，开始是化工系统业务部门来得多，后来发展到由省长、市长和体改委主任带队，企业领导班子一起来。双星的产品也更加紧俏。尽管各分厂加快生产，仍供不应求，春节前在济南和青岛市场，买上一双“双星”高档旅游鞋也变成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三、调研者的''三重境界"
两年后，我的双星集团调查报告——《开拓市场经济的双星之路》，获第8届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评奖时，也有人提出文章权威理论观点引用不够。有评委引用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的话，世界上最难的事，是做前人没有做过、不知怎么做的事；而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事，也是做前人没有做过、不知怎么做的事。李锦的调查，便是属于这样“前人没有做过、不知怎么做的事”，而且提出一套思想体系。什么叫理论？这是最大的理论，最管用的理论。
评委会讨论时认为，这组调查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超前性，较早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形成体系，而且符合资源配置理论。当理论界仍然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李锦却已以第一手材料回答应该和必须“下海”，提出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充分显示出“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的探索性意义。
1992年，我8次去青岛双星集团调查，在这个企业住达42天。新华社共采用包括消息、通讯、调查报告、访谈录、特写等体裁的文字稿16篇，照片32幅。新华社各编辑部评出好新闻稿7组（共7篇文章、18幅照片）,报刊年度获奖作品6组。这些奖中最高奖是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山东理论界的最高奖，是政府奖，这是山东省首次把理论界最高奖授予非专业研究人员。
山东省委宣传部负责理论的副部长赵锦良在全省理论界会议上，表扬我只身住在基层几十天进行蹲点的经历，并号召全省理论工作者学习这种深入改革一线的踏实作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创新道路。
一个奔波在报道一线的记者获得专业性理论大奖，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引起议论。获奖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始终不满足于新闻事实的纯粹报道，总是志于探寻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规律。
『李锦（左二）与同获理论一等奖的卢希悦、徐显明、吴忠民、蔡德贵、郭延礼、陈炎等（从左至右）登台领奖。（张鲁成摄）』
中国古代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虽然这次获奖有偶然性，但我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悟出了当记者的三重境界。我以为
记者的第一重境界是信息层次，以及时报道与发现新信息为乐事，信息量愈多愈好；
第二重境界是认识层次，以挖掘事物内涵、深化新闻主题为要，认识愈深愈好；
第三重境界是理论层次，以研究与揭示事物运动与发展规律为重，理论立足点愈高愈好。
一旦进入第三重境界，记者便可以觉得报道主体发生了转换，新闻事实仅是一种载体，负载的是尚未为人们发现或认定的规律。我对青岛双星集团的调查便是用事实来揭示一种新思路，比较早地印证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道理。
我的新闻报道的目标，在于以新闻渠道传播理论观点，以理论思维提高新闻报道水平，走一条“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道路。
我还有一个典型调查报道的“五个一”工程理论，也是在双星调查后形成的。即一个典型要有一组探讨发展思路的调查报告、一篇推出人物的通讯、一篇阐释观点的人物访谈、一组表现现场的新闻照片、一篇开拓深度的理论文章。调查报道搭建了骨骼和框架，通讯特写勾勒了血脉与肌肉，人物访谈点击神经敏感部位，新闻照片活跃了眼睛等五官，理论文章亮出了头脑灵魂，这样几个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便塑造出来了。这一理论意在表达对一个典型要充分地开发，调研成果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挖掘，有个系统的思维。
一个优秀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他应该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决定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众不同，恰恰是真知灼见，在最恰当的时候传播出去，影响社会、推动历史进步。”这是我在1994年提出的新闻人才的六条标准。
这六条要素中，“比别人更早，问题最重要，报道最及时，社会影响最大”是根本性的，也是我个人奋斗目标的定位。
80年代初，我曾在新华社提出“新闻信息网”“三级朋友网”“第一个浪头新闻”“上得天光，下接地气，以总书记的眼光、农民的心来思考”等一系列理论创见。90年代前期，我开始了第二次理论总结。新闻全息胚论、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五个一”工程、人才的六条标准论，这些不是教科书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在自己实践中提炼出的人生精华。当记者时间愈长愈觉出个中滋味，记者不仅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理论与实践间的桥梁与纽带。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我们就可能不断地汲取新的营养，不断走向新的境界，中国改革的实践与理论呼唤着我们这样去做。
后来答《中国记者》记者问的一篇文章，我回答理论学习与新闻媒介理论宣传问题时说，需要是最大的兴趣，也是最好的老师。从《开拓市场经济的双星道路》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开始，我就不断获得理论成果优秀奖，先是调查报告，后是理论文章，再后来是理论专著。获奖的层次也越来越高，最高的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项成果获得较高层次的理论奖。
如果说理论兴趣的形成也有规律可循的话，自己这十多年来大体上经历了“志于学”“专于研”和“成于道”三个阶段。最初认识的转变便是发生在1992年上半年调查总结青岛双星集团企业改革的时候。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前70天，回答了那些理论家还未及回答的问题。等到“十四大”一召开，这个市场经济典型立即引起全国新闻媒介的注目，报道思路与口径几乎为所有中央重要媒体的报道所接受。
回顾在双星报道中对理论学习兴趣形成的过程，我觉得理论学习的基础在于业务目标的确立，是否高远、博大与深邃。一个记者制定的业务目标愈高，下的功夫就愈大，对理论研究的兴趣便愈浓，才力增长得便愈快，这是我所认定的规律。久而久之，我便把业务重点转移到“谋道”，即探求事物发展规律和对真理的探求上。选择影响并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主题，这个主题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处于决定地位的问题，必是当时的第一主题。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商品经济的提出、初级阶级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与社会新阶层入党的允许等，这些问题往往是全党研究的主题，也是我所研究的第一主题。
为学之道，莫先乎穷理。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把报道分为三重境界，能达到第三重境界的，必是全局性、前瞻性与战略性的重大实践问题。一旦进入这种境界，学习理论自然也会刻苦起来。正所谓，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很多做记者的到了36岁便觉得走上顶峰，便无路可走了，转行当官去了。其实这是个瓶颈阶段。我是从30岁后有一次总结，到了40岁后，再总结归纳出一些规律，确立了一些更高远的标准。到了55岁前后，再总结一次。三次大的总结，每次确立新的目标，寻找到新的动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以上摘自李锦著作《家国七十年》第二卷《调研经》）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