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要从“四保论”开始
—— 答微友
日前一篇博文是关于生产目的问题的，没有想到发出后，各个微信群的朋友纷纷发表观点，袁大成提的意见有七八条，有1200字。我觉得大家的关心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看来很多人还是有话可讲的。
因为研究国企改革多年，陷入中观思维，这个问题的提起使我这块沉睡的思维土地被唤醒了，把这些观点写在这里面，就不一一回复了，也可能有些想法与朋友不一致，提出来与大家探讨。
我对经济学的一些看法，在此回答微友时一并说出。我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保障主义，就是“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我在此提出“社会主义四保论”，这些观点，也许是有价值的。共同富裕，要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搬走，从这里开始。
微友刘文胜提出，有实践经验的学问家，格外让人尊敬。我也特别尊重有实践经验的学问家。我研究经济学。从来是从实际出发破解国家难题，重在提出思路，表明观点，解决问题，而不是发表论文。因此不够系统，也不算理论。对国家“有用、有利、有效”是我研究学问的基本原则。我的以下观点，足可以改写出五篇以上内参。
因为是微信作答，不求文章完整，仅表达观点。
凯恩斯主义的消极与积极意义
——答复袁大成
谢谢你们对我的文章的关注，并发表那么长的看法，我把看法和你们讲一讲。
我同意您的观点，消费与GDP增长并不对立，实际上，没有消费就没有GDP。那种让人民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发展方式，是无法发展起经济的，除非是外向型经济，才可以把国内生产与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隔离开来，否则，经济发展必然会掉入低等收入的陷阱，GDP不可能增长的。
您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原东方国家的经济失败，就是东方经济的积累主义败给了西方经济的消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败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认为不能这么说。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宏观上讲，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从宏观上、理论上、规律上、方向上起作用回答问题。凯恩斯主义则是在技巧上、策略上、做法上，确实对马克思经济学起到补充的作用。
如您所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史称凯恩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在经济学上与若干传统的标准学说决裂，这些标准学说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这种微观经济学被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下来，也相信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越大，资本增值越快，社会经济发展也越快等学说，所以“社会主义“也就变成了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极端资本主义。
凯恩斯主义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后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阶段。在2008年研究凯恩斯主义消费主导论时，我把凯恩斯作为投资主导论来批评的，而且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批评的。我只是从此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上去讲的。2012年我在《人民论坛》《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后来也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体上，凯恩斯主义还是成就了美国，在第一次经济危机中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造成了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的振兴起了理论支撑作用。
您认为，对于社会经济体系来说，比起体制这个硬件，理论软件更重要。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体制是一个硬实力，理论是软实力。我们的理论还是短腿，研究不够，刚刚铺开又收起来。我在1995年对资本这一个词的解放，2008年对消费主导论的提出意见，后来的种种努力，都是想在破解国家难题过程中，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凯恩斯主义在投资刺激方面为主，我们是批评了。实际上，还应该加上退税、让利这点。投资刺激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没有问题的。而退税让利是凯恩斯主义的另外一端，而我们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刺激主义，以及后来的GDP增长主义而对退税让利，让利于民这一点我们重视不足。并没有吸收凯恩斯主义有用的东西。
在2010年以后，我一直在呼吁退税、让利、放权的治国方略。实际上，我在批判凯恩斯主义时忽略了另外一面。但是，长期被GDP增长主义所影响，直到全世界都用退税让利的方法，我们中国不得不这么做，尽管晚了很久很久，但是终究还是要这样做的。所以，现在我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重新的认识。GDP增长是对的，他为了富裕，让更多的人民得到财富，但是，单纯的GDP增长主义，非常容易背离人民利益，造成两极分化。所以，现在强调的共同富裕思想和生产目的的研究，也还是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回归。
不能把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看成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用呢？凯恩斯主义，我们一方面批判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它，把它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对社会进步有用的东西要吸收过来，不能把它看成马克思经济学的对立物，我认为它是一个补充。
您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多说了。
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四保主义”
—— 答复山石（一）
“社会四保主义”，是我的一个新提法。
我在研究消费主导论，在《金融危机的演变》的一书中就讲过，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保障主义，保障主要是四条，小孩上学、患者治病、老人养老和有吃有穿有住，主要是住房问题，这四个问题解决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就实现了。
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保障主义，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为基础讲这个话的。其实，我最早提出这个观点是在我在2002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发现》中。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幸福这个词太遥远，太空泛。如果从四保，就是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这四保保住了。就是保障主义实现了，这是我一以贯之的看法，我没有改变过。后来有人批判我，说我是伯恩斯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人民的消费是至高无上的，我还是强调这个观点，这是一致的，只是不同阶段的表达不一样而已。
至于保住房，其实应该是吃穿住。吃的问题、穿的问题已经解决，住成为主要矛盾了，所以我把住房放在里面了。
我们一直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前面都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现在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哪里？社会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根据图纸就能人为地构建出来的，从精神层面说，是人的素质提高、人际关系升华、人天关系演变的一个阶段，它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发展过程。而从物质层面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这四保保住了。就是社会保障主义实现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面对劳力、资金、产品、产能的四大剩余和医疗、教育、养老、住宅四大体制性短缺并存的严峻局面，决不能再采取虚无主义、含糊其词的态度对待解决共同富裕的主题。
20大要解决什么？抓民生，搬四座大山可以作为新一届中央的一个重点。如果能够帮助老百姓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就能大获人心。当然重点是解决“难”，而不是“好”。共同富裕不是唱高调的事情，理论上已经解决问题，因为没有对立面，便也缺乏战斗性了，讲不讲，大家都理解。重要的是实践。当然也没有必要制造对立面，就是从正面讲解决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把这个内容写入报告。
共同富裕首先要搬走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
——答复山石（二）
现在强调共同富裕，重点不在集体化，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而在社会保障。
我是研究国企改革的，我认为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是走了弯路的。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国企改革，走单一的市场化取向，不仅没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反而用私人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一种背离。一方面强调国家穷，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市场制度上和国际接轨，于是就只能接了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制度的轨，把医疗、教育、养老住宅中应该属于公共品的部分也市场化了，让这四座大山压在了中国人民头上，并以企业改革的名义把大量产业工人直接推向了劳动力市场。这实际上走的是私人资本主义老路，与国情和时代反差太大，所以才引起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至今连资本主义的和谐都没有达到，按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还十分严重。
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后来在民生领域盲目 “与国际接轨”，导致今天形成了“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我们曾经以为市场真的能搞定一切，然而，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与社会建设上。这是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基层一部分国企，就是为解决“四难”而生存的。
我很担心共同富裕口号空泛化，或者在生产方式简单地转变为集体化。重点是什么？是政府的分配改革，是搬四座大山。方向不能偏。
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答复明天
你提出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矛盾的问题。前一阶段我确实写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章，有十多万人点击，一时颇有影响。
昨天的文章我也同意而且拥护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其实这两个中心是并不矛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而现在提出的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实际上是和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延伸和发展。一个是对前而言，一个是对后而言，这反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如果有意把他对立起来，便是不好的。
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是明显的。从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的讲话，他对待人民的幸福越来越具体，就如王立胜引用的领导讲话。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里，包括了需要保障的内容。
从历史发展阶段、从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畴出发，有不同的表达。我们没有必要对立。
消费主导论朝前走一步，就是人民幸福论
——答复许力天
你同意我消费为主导的实质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观点。很好。
消费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谁，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从政治学上考虑的更多。
我在2008年后的研究是侧重于经济学的研究，在生产、消费、分配、流通这个链条，我从生产中跳出来，把消费放在前端。消费这个环节是联系生产与人民中间一个词，消费主导论，再朝前走一步，就是人民幸福论。你把消费问题解决了，生产是这个链条中的第一步，而消费是源头论动力论这一点，当时是在对吴炳新先生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后来，在他的基础上提出消费主导论。我觉得先从经济学，后从政治学，然后再从政治学倒过来改造经济学，这可能是一条思路。现在讲到人民幸福为中心，共同富裕和供给侧结构改革还是连不起来的，中间应该有一个消费，以后再讲人民幸福，从理论上讲是一个链条，缺了一块。
消费主导型改革似乎比供给侧结构改革更彻底
——答复晓丁
我的消费主导论其实是从吴炳新那边来的，是阐述他的思想的一种升华。
你讲到吴炳新关于消费论的研究问题。我记得那一年吴炳新是68岁，他研究消费论研究了5年。我曾经以孔夫子68岁以后不再出国游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定心写书六年，以此来赞扬和激励吴炳新先生。
吴炳新先生是实践性特别强的人，他当过很多年的老总，晚年研究消费论，我是作为朋友帮忙而参与他的研究。我觉得后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实际上属于消费主导论的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改革，供给说到底还是生产问题，应当属于消费论的范畴，吴炳新的贡献是历史性的，我看比那些很多教授们要研究的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很久没有和他见面了，见面请向他问好。
对解决就业的小微企业应该大规模减税
—— 答复民人
对国有资产租金和利息的一部分，弥补政府财政在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开支的不足，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已经开始做了，山东是做得最早的，国务院国资委后来也肯定了。
对企业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只应该消除超经济剥削、杜绝寄生性收入、抑制垄断性资本的扩张，不要打中小企业主的主意。
中小企业主的主要社会职能是创造就业岗位，为社会积累不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我们不仅不能过早地提高他们的所得税的税率，还应该继续对他们轻徭薄赋，为他们的资本积累、积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对就业为主的企业，不要增加税，甚至要取消。
“四万亿”和经济增长主义
——答复江湖
你说起我在金融危机初期给总理一封信，确实与自己对GDP增长主义是有看法的。当时的理论研究没有白费，对消费论研究对外界起多大作用，我不敢说，对自己给中央一封信转变金融危机的事情，理论上是起到支撑作用的。
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投资，从战略上说是没有错的。后来问题出在策略上，出在节奏上，投得太快，而且对经济增长留下隐患。现在看来，对人民幸福问题，也考虑不够。
GDP增长主义与人民幸福并不能划等号。经济增长起什么作用，对人民的富裕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后来的楼市、股市都是这四万亿抬起来的，通货膨胀也都与这有关系。
实际上，当时的四万亿投资，从战略上说是没有错的。后来问题出在策略上，出在节奏上，投得太快，而且对经济增长留下隐患。现在看来，对人民幸福问题，也考虑不够。
住房问题，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
——答复山重水复（一）
你讲的住房问题，不应该是市场化这么严重，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不能用市场化的道路。吃穿住用行这是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基本的需求，我们社会主义是为人民的，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条件不能保障，那我们搞社会主义做什么的。吃和穿是基本的，正因为饥寒交迫，奴隶们才起来跟革命的，一个是吃饱饭，一个是有衣穿，这是社会主义的责任。
后来房地产发展到这种程度，当初的领导提出来还是有责任的。你明明知道日本、香港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非要走这条路？难道没有想到吗？市场经济是指他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激励机制等等，但是发展道路由市场决定就麻烦了。老板们天生是想赚钱的，所谓社会责任，只是一种文化氛围而已。所以我提倡社会主义“四保论”，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这是一个最低生活性的保，低层次的保，而不是说很好很高。社会主义首先是明确四保的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社会保障主义，按照我现在的话，叫四保主义。
住房的改革只能向社会主义方向改革。还有种种保险，也要改革。政府至今还在企图用强制储蓄、商业保险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实际上是把公共品商品化，把市场经济限定在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如果国有资产不继续流失，在形式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分配，还是不能确保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社会占有。我国政府通过税收已经占有剩余价值的大部分。但是社会保障制度进展还是缓慢，要在这方面要动脑子。
大家看习近平总书记从2013年以来多次讲话，讲到这几个问题，其实领导是要求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只是我们学习的不够，领悟的不够，研究和解读的不够。
搬“四座大山”，不能“不找市长找市场”
——答复山重水复（二）
为什么出现“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市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搬“四座大山”，还是要找市长。
不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政府，肯定不是全民的政府，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微观上的按要素分配和宏观上的社会保障分配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社会为单位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市长把主要力量用在保民生上，而不是市场上。现在常常失衡，原因要找到。
党完全可以利用执政党的地位，凭借国有资产的优势，平衡特别富裕阶层和广大贫困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以直接消灭剥削为号召，而是坚持共同富裕为号召，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上学、保看病、保养老、保住房，使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实际上归社会所有，达到事实上基本消灭剥削，建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社会。
这里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四保”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提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所以，市长抓“四保”，也不是什么都包起来，也不能什么都搞得很高，毕竟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差距大，要一步一步来。这一点，开始就要讲清楚。
来自实践的理论家最管用
——答复刘文胜
文胜好，你说的有实践经验的学问家，格外让人尊敬。我则认为来自实践的理论家最管用。我相信这个话，我研究资本经营理论提出时，是在胜利油田一个花岗石生产线的主张中产生的，后来研究消费主导论是因为吴炳新这个草根理论家，从他的启发中得来的。昨天的文章讲到王立胜他是当过书记县长的，所以他们是从实践中出来的理论家，他们有发言权，也敢于做自己的结论的，他们提出的东西往往比单纯的理论要好。
我这几十年创造的理论，差不多都是实践的总结，甚至谈不上是理论。但是在实践中的影响力超过了许多理论家，我觉得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的。
对袁大成我并不熟悉，我们同时在三个群内。而在经济学家群内，连发8条信息，达1200字。写出这些观点打出这些字，也要费些时间的，谢谢。我选他的观点转录于后，并表感谢。（李锦）
附：袁大成观点
1、消费与GDP增长并不对立，实际上，没有消费就没有GDP。那种让人民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发展方式，是无法发展起经济的，除非是外向型经济，才可以把国内生产与国内人民的消费水平隔离开来，否则，经济发展必然会掉入低等收入的陷阱，GDP不可能增长的。
2、中国人一直所信奉的思想就是：勤俭→干活→积累→富裕，是农耕时代自然经济的经验烙印，并不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聚焦于供给侧的生产，一直强调“先把饼做大”。中国的“大跃进“等等其实都是在忙着搞生产，忙着先把饼做大。其实不止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如此，在二战之前，世界各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都是是追求利润极大化的效率至上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他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要实现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种观念导致了东方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普遍贫困，最后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原东方国家的经济失败，就是东方经济的积累主义败给了西方经济的消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败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史称凯恩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在经济学上与若干传统的标准学说决裂。
5、这些标准学说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这种微观经济学被东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下来，也相信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越大，资本增值越快，社会经济发展也越快等学说，所以“社会主义“也就变成了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极端资本主义。
6、所以我认为：对于社会经济体系来说，比起体制这个硬件，理论软件更重要。原东方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由于在理论上秉承了“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一套原理，为了追求所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极大化，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了“优势”，人民岂能不穷？这必然导致了整个国家掉入了贫困化陷阱，导致了内需不振，经济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7、但是中国那些愚蠢的补课论者还嫌过去剥削的不够狠，因此要补上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课，让中国从原先的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私人资本主义。
8、其实，中国当时需要的并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机制改革，就是把原先靠廉价劳动力省吃俭用的求积累的微观经济学思想，改变为关注整体经济体系的动态平衡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由于理论的贫困，中国的经济改革成了打破大锅饭为口号的体制改革，造成了更多的失业，导致了经济更加困难。改革了十几年后，十亿人口的中国的GDP竟然落在了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的加拿大的后面，农民卖粮竟然得不到钱，只能领”白条”，中国经济更加困难重重。
9、后来适逢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卖不出去的产品，以其低廉的价格打开了国际市场，才开始走出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困境，中国因此成为了世界工厂，GDP可以与国内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脱钩而增长。由于不遗余力的拼命出口，中国经济才缓解了因为自己国内人民收入低下而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让中国的GDP有了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外向型经济模式，也让中国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等巨大的代价，而且特朗普一打贸易战，中国经济马上就会出现问题。
作者简介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