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下午，周厚健在海信集团每月例行的经营工作讲评会召开之前，宣布自己辞去海信集团董事长职务，正式退休，董事会选举林澜博士接任董事长。在与同事一一告别之后，他离开了海信。
“没有鲜花没有红毯，没有标语横幅与隆重的大会，只有依依惜别的同事情谊和长时间的致敬掌声。”
他挥一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了“终身名誉董事长”的称号，却给海信留下了“五件宝”。
一个属于周厚健的“海信时代”划上句号。
一个“后周厚健”的“海信时代”即将开始。
“我不想赖在岗位上”
周厚健的“退休”并不顺利。他原本于2017年8月年满60退休，可是青岛市委市政府却阻止了他。在他即将年满60的时候，青岛市政府决定，正式延长其退休年龄，退休时间不定，主要看身体状况。
据海信集团高管内部会记录，青岛市政府认为，“作为海信的创始人，周董不能60岁退休，正式延长其退休年龄。青岛市企业只有两个人必须延长退休年限，周厚健，张瑞敏。而张49年5月出生，当时已经67岁。”
“创始人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周厚健延迟退休，“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财富的延续，也有利于海信的持续发展”。
对于延迟退休，周厚健有些不情不愿。在那次海信集团高管内部会上，周厚健表示：自己主动提出且表达了到点就退的愿望，几十年高强度的压力和工作身体也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他同时表示，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是对海信的经营团队的肯定。
周厚健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青岛电视机总厂工作。青岛电视机总厂，就是后来的海信。
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四十年。这四十年里，他从一个毛头小子成为中国家电产业“巨头”，时间催化出了荣耀，也催生出了残酷。他的身体垮了。以前他有低血糖的毛病，算不上特别严重，他口袋里放几颗糖，头要晕了就赶紧吃上一块。后来，更大的毛病来了。
“我有一个病疼得很厉害，这段时间疼得特别厉害，已经疼20来年了，疼得特别厉害也十二三年了。这个病没法治。现在记忆力明显衰退，实际上记忆力衰退对学习、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看了不少，听了不少，学了不少，最后都记不住，就影响决策。所以我不想赖在岗位上。”
折磨周厚健的顽疾叫“晨僵”，一种晨起时病变的关节在静止不动后出现较长时间（数小时）僵硬的疾病。“晨僵”发作时，关节如胶粘着，只有在适当的活动后才逐渐减轻。这是几十年高强度工作给予周厚健的“报复”。每天早上，周厚健为了加速减轻“晨僵”的症状，就会洗很烫的热水澡、反复捶打，在痛苦不堪中等待缓解。
他想早点儿退休，与自己的身体和解。
“实际上我做企业是个错误”
周厚健被“延迟退休”后，我曾问过周厚健：“回过头来看，你怎么评价自己？”周厚健说：“实际上我做企业是个错误，这里面有热爱、有逞能、有责任、有感情。”
周厚健成为海信集团的掌舵人，固然有着强烈的宿命感，像是一桩“包办婚姻”，但究其真实，却是周厚健的自我选择。
周厚健在1957年8月出生于烟台牟平一个工商业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资本家”。在他出生前十年，周家还是当地极为显赫的家族。那时候中国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而他的父亲则极其豁达地看这世道，22岁发迹之后，不买房、买地，而是用赚到的钱投资办企业。
他的童年不很愉快，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其必须面对命运的嘲弄。多年后周厚健回忆往事说：“我认为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头脑的人、有境界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资本家’是个政治概念，没有对我造成一点恐惧感。”
1976年，周厚健去青岛崂山插队，第二年就返城回到青岛,顶替父亲进了工厂当车工。一年后，正是恢复高考的好时机，他投考山东大学电子系。他考得不错，青岛市数理化第一、总分第三。他被录取了。
1982年大学毕业时被导师寄予厚望，希望他留校搞学术，结果他选择了到工厂工作。老师大发雷霆，“因为他觉得毕业之后到了工厂就不如你在学校里面能发挥你的才能”。
老师决定不了周厚健的命运。他选择了尊重。他最后给了周厚健一个建议：“有两件事情毕业之后要特别注意：第一，多学点历史；第二，不要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老师已经从四年的大学生活中看出周厚健不擅处理人际关系。
周厚健的未来，不但要“做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还要做将近十万人的工作。这是他的命运。
1982年，周厚健带着一种怪癖离开了济南——他爱做高考题，这种怪癖并未因学生时代的结束而宣告终结，相反却更加顽固地盘踞在他生活中。在1978年高考之前，他做完了建国以来所有的高考试题；即使读了大学，他每年依旧继续做高考题，一直做到1987年。他的藉口是“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退化了没有，并提醒自己要不断地努力学习”。
周厚健到了青岛电视机总厂之后，做了几年技术员。那时候大学生相对较少，懂技术的大学生更少，又正赶上青岛电视机总厂在1984年引进了松下彩电生产线，周厚健便脱颖而出，1986年被提拔为厂长助理。这是一个让周厚健苦恼的职位。“那个时候我就很不能接受，不能干课题了很不能接受。”
周厚健的父母都是搞技术工作的，他喜欢“干课题”。在做厂长助理之前，厂子里提拔他当设计科长，他当时就问了一句话：“当科长了还能不能继续干课题？”领导说能，他说：“能就行。”
当了厂长助理之后，一下子就“不能”了。这让他很痛苦。“但后来呢也就这么过来了。”
“在此之后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我热爱的。这就是我说的，干企业其实我是不合适的。但是有一点，我挺执着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我的执着而发挥了作用，比如说好胜，包括责任，包括再融入感情，这个执着就变得很有意义。”
1991年底，老厂长李德珍要调往山东省外贸公司工作，临走前找已经是技术副厂长的周厚健谈话，说：“我要调走，你来干比较合适。你要不干的话，就让老刘干。”老刘叫刘国栋，后来成为周厚健最可靠的搭档之一。
周厚健不想干一把手，他当时在准备一个考试，要持续好几年，时间很紧张，但他觉得自己比老刘更合适，就对李德珍说：“我来干。”
周厚健脾气爆烈、性子急，说话直来直去，他的自我评价是，“人事上刻薄”，“人情上豁达”。跟他共事很难，要忍受他的坏脾气；要赢得他的欣赏和尊重则容易得多，只需要把工作干好就行了。他跟别人共事也是同样的原则，把工作干好，用品行与能力赢得尊重。
其实周厚健跟李德珍经常发生冲突。周厚健说：“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说话艺术性比较差，所以我和李厂长不高兴的时候很多，所以我经常这么想，如果弄个副手（像我）这个样的话，谁也受不了他。”
那时候的人就是那么简单，只要你有能力、品行好，能给工厂带出一个未来，冲突、分歧都不算事儿。所以李德珍接受了，临行前跟周厚健说：“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个愿望我没实现，愿你们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做出努力，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前海信时代”一代人的愿望，也成为“海信时代”一代人的使命。
1992年1月，周厚健成为青岛电视机厂厂长。1994年8月29日，“青岛电视机厂”完成使命“退休”，海信电器公司和以它为核心的海信集团同时宣告成立，周厚健也顺势成为海信集团创始人。在这场“包办婚姻”下，他放弃了无数的可能性，沿着企业家的道路一条道走到黑了。
这是他的命运。
“我觉得当老师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职业，当大夫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职业。如果做纯技术的话吧，也可能比较喜欢，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最后没有实现。”
“不做水果贩子，而是要做种水果的人”
从1991年底执掌海信，到正式退休，周厚健已经带领海信奔走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间，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之一，同时在超画质芯片、光通信、智慧交通、精准医疗等领域都奠定了牢不可破的“霸主”地位。
1992年初，周厚健接掌青岛电视机厂时，青岛电视机厂位列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第20位；2022年，周厚健卸任海信集团董事长的时候，海信位列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第6位。三十年间，很多极尽辉煌的企业没落了，很多极尽响亮的名字黯淡了，但海信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顽强向上，与华为这样的企业排列在一起，也与小米、比亚迪这样的新贵同台竞技。
讲述周厚健的“海信故事”是一件苦恼人的事情，周厚健的“海信史”，某种程度是就是他的大半部个人史。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车间、研发中心和办公室里，对自己刻薄到近乎残忍，几无个人生活，经常深夜回家扰民。
他住在海信开发的一个小区，邻居大都是海信同僚。有邻居告诉我，他经常听到周厚健深夜回家，大吼一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没有人提醒他，所有人都报以理解，默默纵容他的“扰民”。他们知道他太累了，需要偶尔抒发一下胸臆。
如果硬要为周厚健进行总结，那么可以确定他在三十年里为海信做了五件事，为海信家底攒下了“五件宝”。
第一件是作为实际创始人创立了海信集团，将其从一家地方小厂变成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将海信带上了世界500强之路。
三十年来，周厚健甘苦自知。他所领导的海信集团，在四川长虹发动的历次价格战中幸存和壮大，成为江北唯一存活的家电厂商。中怡康的数据显示，海信电视已经连续18年中国市场第一，在全球销量也排名前列，与TCL一起，抗衡着三星与LG。曾经的日本品牌已经消失不见，全球电视机市场，是韩国品牌与中国品牌的角斗场。
他所创建的海信空调，启动了空调的变频时代，使变频最终成为了空调主流；他所主导的海信地产，已经成为青岛最具影响力的本地地产商；在光通信领域，海信的光模块产业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全球排名也在前列。海信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5G信号基站的建设，其中5G前传25G光模块发货量全球第一。
在智能交通市场，海信以压倒性的项目数量和市场规模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市场老大。海信的优势还在持续加大，稍早前有消息称，海信拟出资近10亿美元(约人民币64亿元)收购西门子智能交通业务。一旦收购完成，海信不止确立自己在国内智能交通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在全球市场都将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
周厚健所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是在2005年收购了顾雏军名下26.43%的科龙股份，从而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桩“蛇吞象”的并购，而事实上正因为海信的并购，科龙才走出危机，重新赢得尊重。
就我所知，为了说服顾雏军，周厚健多次去看守所与顾雏军对话和谈判。多年后，顾雏军出狱，推翻了当时的约定；风浪过后，一切又重归了平静。一代枭雄顾雏军的时代结束了。
海信并购科龙，使海信从黑电巨头，成为了黑电、白电双巨头，也使海信在A股拥有了两家上市公司，“海信视像”（SH.600060）、“海信家电”（SZ.000921）。经过痛苦的整合之后，海信与科龙终于水乳交融，海信、科龙、容声，三位一体，各自驰名。
海信貌似低调，但却是并购市场上的大买家。日本的三电控股、东芝电视、欧洲的古洛尼（gorenje）、ASKO，如今都已成为了“海信”。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三十年前，李德珍的遗憾和期许，周厚健实现了。他在世界地图上点下一个又一个点，使海信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地图”。
周厚健干的第二件事是作为技术偏执狂，使海信奠定了工程师基因，让创新与研发成为了海信的血脉。
周厚健有句名言：“不做水果贩子，而是要做种水果的人。”周厚健是个技术狂。海信集团一直崇尚技术，这与周厚健密切相关。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如果最高领导者没有技术背景，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出现重大突破。
周厚健是技术员出身，多年来他一直有两个野心，一个野心是建立自己的“芯片帝国”，在技术上进行突破，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十几年前，周厚健去参加美国的CES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与日本、韩国的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
他后来感慨地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企业技术上的差距让人心痛，当然这种差距不是一家的问题，是消费电子产业整体的’软肋’。”
回国之后，海信集团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当然，如果成功了，它也将成为利润空间最大的一款。然后，“信芯”项目便诞生了。2005年，当装有“信芯”的海信电视下线后，中国自主芯片设计从此成为国际舞台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芯”的不断升级，使海信赢得了尊重，但2015年11月，周厚健在内部邮件中说：“如果没有自己的芯片，我们永远是二流厂家。”“芯片的开发与使用，一定要站在海信生死存亡的角度来看待和行动”，“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的资格”，“就海信的发展阶段看，体现差异化是我们摆脱‘跟随’的有效途径”。
“芯片帝国”，成为了周厚健追逐的长梦,“信芯”则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中，成就了海信电视连续的全国销量第一。
将周厚健定义为中国“彩电之王”，已不会再引起争论。海信已经连续18年保持了中国彩电市场第一的位置。如果将周厚健定义为中国彩电的“自主之王”，更是实至名归。
周厚健说：“我一点不夸张地讲，没有海信的话，中国的彩电制造业就没有了。”他像是中国彩电业的堂吉诃德，一个理想主义者，领导海信集团进行孤独的战争。这场战场最初是从芯片开始的，“信芯”使海信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显示芯片。
接下来的战争演变到了模组。周厚健说，模组就是电视的屏，这个屏由玻璃（面板）、驱动和背光灯综合而成。以前模组都是面板企业来做，它们因为相互竞争激烈，就拼命把模组功能完善成一个整体，将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功能都捆绑进去，留给彩电制造商的机会只剩下了机壳。
有一次周厚健参加一个电子展，跟一位面板企业负责人谈，说：“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干什么呢？”
对方说：“周总，机壳也大有可为啊。”
周厚健受到了很深的刺激。他开始要求海信做模组。
做模组就需要面板，周厚健就跟所有面板供应商谈：“我要做模组，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供面板？”
“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不供，斩钉截铁的不供，他不供面板我怎么做模组，如果我做模组的话就把他们整机不就阻断了？”
海信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都觉得做模组很难。周厚健天生犟脾气，他坚定地要做模组。他全世界跑来跑去，寻找面板配套商。一次次碰壁后，他终于获得了突破。台湾一家叫奇美电子的公司同意了，日本日立公司也同意了。
周厚健跑去跟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领导汇报，前后汇报了五次，“最后他们听明白了”，意识到“做模组是唯一可以阻断他们来侵蚀我们电视产业的办法”。海信做成了模组之后，信产部召集7家企业来谈共同做模组的事。
“最后在部里推动下全国都开始做模组，就把全世界的毛病给改了。现在世界上做面板的企业，大量的模组是交给外边做。整个彩电的创新就在面板之外了，主动权又回来了。”周厚健说。
“如果没有这个阻断，那就根本不可能有OLED和我们ULED。ULED就是把背光，按照图像的亮和暗来调整，用面板的图像来调整后面的背光。这个几乎就是自发光。中国电视的创新就在这里。在做模组之前，中国将成为一个电视加工国，因为阻断了，中国有了电视制造业。制造是要伴随开发的，加工是没有开发的。如果没有海信这些创新的话，中国就没有电视制造业了。”
在光通信领域，周厚健同样展示出了其远见卓识。2001年，美国信息产业、光通信产业泡沫破灭，全世界谈光色变的时候，周厚健却看到了“光”。
2002年年底，海信控股成立了两家公司，在美国的公司负责高端技术开发和美国市场，在国内的海信光电负责研发、制造和国内市场。
2003年，海信开始在美国开发第一代产品。此时，光通信行业处于最低点，市场极速滑坡。华为任正非到海信来考察。周厚健说：“我们也准备做光通信了。”任正非脸色都变了：“你知道吗？逢光必死呀！”
2007年底，海信在全球第一家推出了10G非对称EPON光模块，奠定了在宽带接入网行业内技术领先的地位。此后的2012年、2016年，40GPON和100GPON产品相继问世……几乎每一次海信宽带新品的推出都令业内震惊。一系列国际领先的产品使海信宽带迅速成为全球光纤到户所需光模块产品的特约供应商之一。现在，海信宽带建立了从光芯片设计和生长、光组件、光模块到光网络终端的完整光通信产业链，为海信持续占领高端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海信宽带拥有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工厂，海信的光模块产业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是世界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厂商之一。
在海信所有的产品当中，周厚健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激光电视”。在被“延迟退休”的时候，周厚健就说：“延迟退休，我会利用这些时间坚定地把激光电视做起来，使其成为海信传统旗舰产业的新生力量，这是海信难得的领先世界的机会。”
周厚健对激光电视介入很深，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海信“激光电视”项目的首席产品经理。在中国家电企业的最高领导者中，还在研发一线的，周厚健大概是唯一一人。
周厚健告诉我，随着技术发展，显示的清晰度越来越高，因此人们对大屏幕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屏显电视的尺寸和与价格是有极高的关联，屏越大，价格增幅就越高。尺寸增加这么一点点儿，价格却是几何倍数上升，完全不成比例。
“那么激光电视好在哪？它把屏给去掉了，差一寸、两寸根本没有多少成本。它的好处是往上增量那一寸成本很小。液晶电视是往上增量那一寸比下边那一寸高很多。”周厚健说。
周厚健介绍说，激光电视本质上是投影技术的演进。最早的投影是灯泡、投影管，LED。它们的问题在于：第一、亮度不够；第二、色度不好；第三、投影寿命短。
“激光电视”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前的投影寿命只有2000小时，周厚健说，海信激光电视可到5000个小时以上（现在已达到4万小时）。“使用寿命的部分解决了，现在的分辨率也高，它实际就是一台电视。”
周厚健相信，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是成本大幅下降。
“它一定会在大屏上取代屏显电视。这是我的判断。我们从9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
“海信激光电视的做成，对整个彩电行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完全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靠低成本把屏幕做大。”海信人都相信这一点。
自2007年开始研发激光电视以来，海信已经获得超过1000项的相关技术专利，数量名列世界第一，并且将专利技术共享到行业中去，推动了激光电视行业的进步。2020年，海信激光电视在所有激光电视销量占比中达到了53%，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霸主。
周厚健的持续付出赢得了市场的爱戴，也赢得了专业的尊重。去年10月，在美国专业媒体《Value Electronics》和著名消费类电子科技杂志《Dealerscope》联合发起的2021年超短焦产品PK竞赛中，海信全色激光电视L9G经过一系列专业及严苛测试，完胜三星、LG相关产品，被评为2021年“激光超短焦产品之王”。
周厚健终于变成了“种水果的人”，他也终于又在世界地图上点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点。
周厚健干的第三件事是为海信革新了机制，使之获得了长期主义的驱动力。“勇于颠覆传统产业，为海信留下了超前的产业布局；今天，海信已经成为中国家电企业产业转型升级的代表。”
周厚健干的第四件事是，“作为海信文化奠基者，为海信留下了诚实正直的企业文化以及风清气正的组织氛围。这是周厚健留给企业的最大精神财富”。
周厚健干的第五件事是，“作为既得利益的勇于牺牲者，带头放弃可以终身持有的股份，为海信创造了‘人在股在、人退股退’的股权激励机制，让企业发展获得长久不竭的内心驱动力”。
周厚健在1992年执掌海信之初，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国有企业当中，该如何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
他说，经营者只考虑任期内的企业经营，只有所有者关心企业长远命运。“一个企业一定要有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那种定位的人。”于是，他便错位为“资本家”，开启了他的理想主义。
“在任何一个企业里，劳动力商品都有一个特点——能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这就是超额价值，谁使用劳动力都一样是为了获得这块超额价值。”
周厚健以“为政府打工”的身份，幻想自己成为“资本家”的事实，品味着“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的论断。
他在全国人代会上公开宣称要当“红色资本家”，要把国家的企业当作自家的企业来办，像资本家一样考虑资产的保值增值，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经营者的错位，来弥补所有者的缺位。
“经营者”与“所有者”错位显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示范，不能成为长效机制。周厚健一边错位，一边思考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使“后周厚健时代”的海信依旧可以走得更远。
“混改”成为了周厚健的选择。一条“混改路”，海信磕磕绊绊走了二十年，最终在周厚健退休前，插上了一个新路标。
2020年5月28日晚，海信视像（600060.SH）与海信家电（000921.SZ、00921.HK）在沪、深、港三地交易所同时发布公告——海信集团公司旗下海信电子控股公司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获批。
公告披露，海信电子控股公司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增发4150万股（约占17.20%股权比例），引入战略投资者。混改完成后，国有股比例将下降约5个百分点，海信电子控股公司将由此成为非国有控股企业。
与其他“混改明星”不同，海信已经走了二十年混改之路，其漫长的混改史，几乎构筑了新世纪的“海信史”。
海信是山东省最早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2001年，青岛市体改委下发《关于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准设立的通知》，表示“同意以海信集团为主发起人联合公司经营层人员周厚健、于淑珉、刘国栋等7人，以发起方式设立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从此踏上混改路，而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从此成为海信集团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激励的平台公司。
海信一踏上混改之路，便不再回头。“除海信集团保留100%国有独资外，集团所属企业，包括后来成立的企业基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汤业国说。
汤业国是海信集团高级副总裁，是海信混改的主要“操盘手”与见证人，也是海信并购科龙的执行人。
海信混改早期，正好经历了对科龙将近两年的并购。那场并购被认为是资本市场的经典并购案例，不止是因为交易涉及两家大型家电集团，更因顾雏军身陷囹圄，以及旷日持久的矛盾、分歧、冲突和阴谋论，迄今被人津津乐道。所幸的是海信完成了对科龙的整合，使之（“海信家电”）成为了海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汤业国说，自并购科龙之后，除了分别在沪、深、港三地上市的两家公司实现了社会资本参与外，海信集团的其他非上市子公司也都通过引进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资本的方式，实现合资合作。
2013年，海信也曾进行过一轮混改。《中国企业报》报道说，那一年，为响应青岛市政府提出的“加快国有资本从部分传统竞争性领域退出”“深化市直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引入战略合作者、国有资本减持、股权激励等方式，提升企业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海信集团公司将所持海信电子控股公司的国有法人股中的部分股份在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转让，转让价格为经审计评估的净资产。
汤业国回忆说，海信转让国有股的初衷是希望引入在产业链上对海信国际业务有帮助的民营资本战略合作者，因此，在受让条件中明确提出“意向受让方为从事国际物流服务业务的企业”。最终，上海海丰航运有限公司成功摘牌。
“实际上，混合所有制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参与的非国有资本是可以进入、也可以退出的。以海信网络科技公司引进IBM为例，几年后，IBM的产业方向调整了，它又退了出去。这很正常。”汤业国说。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趟列车上，海信是先知先觉、提前上车的“探路者”，甚至早于政府倡导的探索国企改革近20年。汤业国坦言，海信混改并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形势，而是为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混合所有制的主要意义，体现在一个公司的决策机制上。过去国有独资，难免会出现管理僵化、决策流程长、效率低等问题。如果能够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将产业界不同性质资本的不同声音吸收进来，就能够使企业决策更符合行业和市场的规律，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进而提高企业投资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中国企业报》）
混改给海信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中国企业报》的报道称，从2001年到2016年，海信的整体收入增长5.2倍，利润总额增长23倍，所有者权益增长15倍，国有权益增长7倍。
混改给海信带来了活力，也使海信成为了“混改样板”。过去几年，海信一直都是山东省国有企业混改经验的介绍者，海信集团也曾被国务院国资委邀请为百余家央企介绍海信股权激励的案例，用以借鉴和推广。
海信的混改有三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第二个诉求是解放生产力。第三个诉求是起到长效激励作用。
为了让股权永远体现对岗位的激励，海信将“终身制”股权改为“非终身制”的岗位激励。当员工退休、免职、降职时，股权需按照规则转让出去，或者全部退出，或者减持至相应的标准，转让出的股份则再重新配售给其他在岗的员工，这样保证股权的激励效益永远对企业骨干发挥着作用。
“你在这个岗位上拥有股份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但没有支配权，股权不得抵押、继承和任意买卖。”周厚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即便自己退休了，股权也不能带走。
人来人往，股权却停留在那儿，激励也留在那儿。失去了“终身制”的股权，就像失去了枷锁，会长效地发挥着激励作用。
放弃“终身制”是周厚健等人在混改之初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当周厚健他们放弃了“终身制”的时候，海信便拥有了“长期主义”的基因。这是“所有者”的理想主义，也是一代人为产业报国甘愿的付出与牺牲。
对于周厚健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见到海信长久地屹立在蔚蓝的海岸线上，比得到终身制的股权更为重要。
“我一生就干了这一份工作”
从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青岛电视机总厂，到2022年正式退役，周厚健在海信干了四十年。四十年只干一份工作，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几乎难以想象，即使在海信内部，绝大多数高管也都没有这种一份工作干到老的经历。
周厚健所有的情感都铺陈在这里，海信几乎就是他的命根子。他告诉我：“我退休，什么是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想想啊，就是我看着海信一步一步往下走，这可能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说感情这个事还是很难描述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没有对错，它就是无数的存在给你形成这种情感。”
周厚健说，他干企业，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逞强，心里面想别人能干好我凭什么干不好；第二个阶段是责任，感到很重的一份责任；第三个阶段，就是自己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干？“实际上是有浓重的感情的。”
1995年前后，周厚健有很长一段时间兼任了青岛电子仪表局局长的位置。“那个时候仪表局40多家企业，绝大多数吃不好饭，有个别的就吃不上饭。所以我一下明白了，一家企业如果头儿干不好的话，给这个企业员工的灾难，应该讲是不可想象的。能灾难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有一个公司，叫仪器仪表公司，夫妇两个都在公司里面，很小的孩子，想吃肉，父母只能拿两毛钱给他买肉。两毛钱买肉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事。改革开放以前拿两毛钱买肉，改革开放以后再也没听过还有拿两毛钱买肉的，买不起啊。还有一家企业有个技术人员，本科毕业，因为爱人不是城市户口，孩子九岁没上学。我问他为什么没上学，他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上学费用太贵。我想能贵哪儿去？那个年代，1995年能贵哪儿去？这对年轻的夫妇孩子得了白血病，后来就放弃治了。哪有钱治？基本治疗都维持不了啊。这是我到仪表局去我唯一的收获。这种事举目皆是。所以我讲啊，人应该经历这些事，对他会有触动。再往后呢，就是一种情感和责任，交织在一起。”
要成为好的“头儿”，不给员工带来“灾难”，让企业变好，让员工过上好日子。朴素的情感激发出朴素的理想主义，也让周厚健没有做成老师和医生的遗憾变得越来越淡薄。“所以说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合适的最好。”
某种程度上，周厚健就像是一个时代的模板。他们那一代人，有着质朴的情感，有着朴素却真挚的理想主义，以产业报国为己任，以带领员工过上好日子为己任。他们不追求短期的利益，也不冀望获得更高的职位与权柄。他们只想干好一件事，追求企业长期的存续。
“实际上，人们最重要的事几乎都是今天的事，人们很容易忽视还有比今天更重要的事，所以人们往往把紧急当做重要。”周厚健有一次对我说，“海信更大的工作就是研发这一块，研发这块我们还是持续地投入持续地去做，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海信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到今天一直产生着影响，而且未来也会产生影响。”
周厚健经历的“海信时代”，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所以他厌恶那些离开背景谈问题的人。海信曾以很多企业为师，周厚健也从施振荣、任正非、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中国的企业吧，华为做得很好。大家今天批评联想，联想前面走得很不容易，你不能因为后面的路说它前面也错了……”
“现在抓高科技是对的，那个时候怎么不喊啊？它不具备条件啊。所以现在人们老是在讲那些话，实际上是不对的。当然它后面怎么走，我们不做评价，但是前面吧，谁也不能（否认），而且还要看它当时产权的背景，这些东西都不能不看。”
对于周厚健一代人来说，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更有价值，比思考更高的职位与权柄更重要；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无限的价值，比思考突破空间更重要。
有些事情逻辑非常简单。他说：“这不主席讲的么，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企业就是要能挣钱，而且持续挣钱。这是企业根本的定义。但是绝不意味着你一起步就要挣钱，那可能这个企业就死了。我们海信有些企业，一起步就能挣钱，这个企业我盯它非常紧非常紧，在不断地调整它。”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最后没有实现”
列奥纳·多·达芬奇说：“有人能看到，有人在别人指给他时才看到，有人根本看不到。”
在青岛，周厚健带领着海信的赶路人们已经在“无人区”奔走了许久。海信也已经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漫长历史（1969——）。这段漫长的历史，以1994年为中继，前一半属于“青岛”，后一半属于“海信”，属于“世界”。前半部历史当中，海信探索的是生存，后半部历史当中，海信探索的是未来。
1994年，确切的“海信”诞生，工程师出身的周厚健为海信确立了诚信与技术并行的根本。诚信是红线，容不得任何挑战，凡越红线者，“斩立决”。技术是追求，是海信孜孜以求的梦。
周厚健执掌海信的三十年，海信在光通信、激光电视、芯片上的技术突破，以及体现在产品上的创新，已使其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拥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在智能交通领域，在光通信领域，在智慧医疗领域，在画质芯片领域……在无数个人们从未想到海信会进入并赢得未来的领域，海信进入了，并且赢了。
甚至在互联网视频服务领域，海信都建立了其在整个中国不可撼动的地位。海信的“聚好看”，因其软件与硬件的协同，使其迅速拥有了超过8000万用户，并且实现了盈利。对于一家视频服务公司来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但是聚好看却用很短的时间做到了。
我在《海信史》中说：对于海信来说，当它成为了若干个领域的领导者之后，它将变得极度孤独。前方便是无人区，没有向导和路牌，甚至没有任何光亮，只有周厚健带着那些赶路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这是一幅壮阔的画面。它就像是一场长征。一群人义无反顾地走出舒适区、走进无人区。他们并非不喜欢安适，只是他们清楚，中国需要有人探索无人区，需要有人在无人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需要用技术改变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有的人恋栈权力，有的人恋栈名誉。周厚健恋栈使命和道路。如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现在是他寻找自己的生命之路的时候了。
他要走向自己生活的“无人区”。多年来他几乎没有“生活”，如今离开工作重返生活，对他来说不啻于残酷挑战。这条生活之路毫无疑问会更艰难、更残酷，也更充满了挑战与生趣。
但很多愿望终究是无法实现了。就像他曾经的慨叹：“我觉得当老师可能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职业，当大夫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职业。如果做纯技术的话吧，也可能比较喜欢，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最后没有实现。”
人生终究不可能完美，竭尽全力就是最大的胜利。【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迟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