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外文局办的《中国报道》就中央企业总部问题对我进行专访。这个访问3200多字，加上照片，篇幅很大了。因为回答了好几家媒体，我又做了一些新的思考。第三个小标题，实行“大企业带动战略”，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大城市战略，我认为“大企业带动战略”可以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们国家实行大城市带动的战略已久，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说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带动是非常明显的，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实，大企业带动战略也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把它确立起来。一个城市的发展主要是经济的发展，其带动力在于经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其本质是企业的带动战略的实施。很多城市就是靠一个企业起家的，中国钢城、煤城、石油城案例屡见不鲜，一个城市就靠着一个企业，这客观是存在的。
然而，从国家层面提出“大企业带动战略”还没有过，这是因为过去的大企业没有大到这个程度。在2003年以后，中央企业名词出现，这种现象日益明显起来。当前世界进入了大企业的时代，中国的大企业已经在“五百强”中处于世界第一位。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排行榜中数量增长加速，相继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后来超越了日本。在2021年世界500强榜单里，中国大陆（含香港）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居世界首位，达到135家，比上一年增加11家。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43家公司上榜。而美国共计122家公司上榜，比上一年增加1家。这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为世界所关注，也就是说大企业带动的客观条件具备了。这是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的客观依据。
大企业的带动，有时候甚至比大城市带动的战略要更为显著。城市的带动本质上是企业经济的带动，是企业的带动。当然，这种带动和大城市带动是并行不悖的，相互支撑的。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更取决于经济水平与企业发展水平。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大企业带动战略实施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一家央企，GDP能达到三四万亿，远远的超过了西部几个省区的产值，而大企业本身带动的力量将远远超过西部几个甚至几十个城市的带动。如果实现大城市带动和大企业带动的双带动战略，我们的十四五规划，我们现代化强国的步伐是不是能更快一点？
这些天，每当一个大企业落脚在一个省市，这些城市的领导，都是欢天喜地，莺歌笑舞，高兴的了不得，这里的老百姓也高兴得很。我在连续发表央企总部迁移的时候，写在读者附言几乎说每篇文章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希望西安有一个，希望内蒙有一个，河南有一个。譬如说，稀土总部到了赣州，这对江西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像江西这样的省份，在北京当官的也不多。资源的利用有限，如果说大企业放在这里，也不用跑关系了，很多资源就自然而然来了。发挥大企业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让全国的优势资源向这个省区流动。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甚至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
当然，我们提出大企业带动的战略，是从经济发展、从共同富裕、从整个国家的强盛考虑，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多种角度来思考的。大企业本身具有这种能力，它的客观客观性具有这种作用。大企业主动走出去，强大产业链，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我们也应该指出，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多数是这个行业的领头企业，承担着这个行业国家队的功能。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央企业承担着“主力军”、“压舱石”的作用，也不能因为带动一个地区而伤害中央企业本身的使命与责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是所有省市都适合中央企业生长，从整体上、长期性和本质上影响大企业生长，则不能考虑。如果这个大企业本身就困难，或者承担着国家重要支柱任务，就更不能考虑了。
我的意思是作为现代化国家发展规划的一个因素考虑，而不是说只是单纯为了带动这个区域去考虑。这种因素具有客观性，它自然会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包括资金、人才、资源和当地的自然资源、市场资源结合起来，使得人才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对这个区域自然而然的发挥带动作用。发挥大企业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
我们并不是过于强调中央企业为了带动区域经济的任务，中央企业确实有政治责任、社会责任，首先是中央企业自身的发展，有些中央企业的发展，常常比一个省重要得多。有一次，一个央企董事长与我闲聊时说，一个省安排一家新华社分社，有必要吗？我也觉得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央企的发展牵涉到国家核心竞争力，不可以削弱。
但是，大企业带动的战略的提出，还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中央政府来定。发挥大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国家冶理者思想上更符合新的形势和操作上展现长久需要的表现。肯定不能刮风，不应该刮风，现在只是把这个思路提出来，先认可这个思路。至于实行，肯定要由国家发改委做规划，要做顶层设计，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总体布局。
因为央企总部的新闻因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被认为是2021年国有企业十大新闻。因为一家一家媒体提出来，我们不能说同样的话，每篇文章总要有一点新意。所以《中国报道》向我约稿时，我想了一会，提出了大企业带动战略，并建议他们把这个观点作为文章的小标题，他们也这样做了。我今天在这里把它作为一个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次的考虑，提出大企业带动战略为国家战略的建议。
其实大企业带动的战略在基层已经是明显的了。但是作为国家层面提出来，确立为国家战略，我还没有听到过。如果这样做起来，使得我们央企总部的迁迁移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一层意思，就更全面了，也更长远了。也许上面已经考虑到了，我们这是从学者角度提出建议而已。
现在转载《中国报道》对我的专访，后面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报道，这两家报纸最近几天都对我采访，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
央企总部离京加速，背后有这些“大文章”
原创 陈珂 《中国报道》
国家提出“北京市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核心”7年之后，央企总部的外迁进程在过去一年明显加快。日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的总部分别从北京迁往深圳、武汉、上海，新成立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户江西赣州。时间再往前，重组而成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在雄安新区选定新地址。“老”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新”央企也在京外寻找栖息之所，系列变动背后有哪些考量，承接央企总部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抓好入迁机遇？日前，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
疏解非首都功能提档加速
全国央企分布图上，北京是央企总部的扎堆之地。截至目前，96家经营性中央企业中，除上海、深圳、广州、武汉、雄安新区等地以个位数分布外，其余均在北京。
这一局面何以形成？李锦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称，央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原属于国务院下属的各个部委。2003年以后大规模的政企分开，企业脱离部委成为独立的央企，由于主管的行政机构设在北京，央企总部也顺势留在北京，“甚至二级总部、三级总部也集中在一起，摊子越来越大。这背后不仅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还与政治体制、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有关。
北京道路交通状况。图源：新华社
大量央企总部的存在，让北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弊端也逐渐显露。由于过多资源集中一城一地，催生出人口剧增、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城市运行负担加重。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贴近市场、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需求使其坚守北京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2014年2月26日，中央发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动员令，并界定了首都核心功能的范围。次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北京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
实际上，部分央企总部也自此开始搬离北京，但7年间的进展可谓缓慢。李锦分析原因有三：首先是央企离京的积极性不高。“央企在北京的生产部门相对比较少，主要是一级和二级部门，这些部门员工的户口大部分在北京，优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是实际条件，使外迁内在地缺乏动力甚至是有阻力”。其次是缺乏顶层设计和具体的政策安排，不足以形成央企总部外迁的推动力。再次，将总部和主管机构设在北京，央企向上汇报的行政沟通成本会小很多。
雄安新区承担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使命。2021年5月10日，中央企业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持雄安新区发展暨央地合作座谈会在雄安举行，值得关注的是，有50余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在李锦看来，雄安新区是我国在2017年提出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顶层设计，这可能是央企总部青睐雄安的一个主要原因，凸显出中央政府在央企外迁中扮演着强烈推手的角色。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2021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截至目前，共有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三家央企入驻。
落地在哪不能拍脑门决定
并非所有央企都要搬离北京，在李锦看来，央企总部外迁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搬出去的或者留下来的应有所筛选。
“外迁主要是疏散非首都功能，这样的话北京会留一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军工、科研类央企，其他的恐怕多数要外迁。”他表示，外迁的重点区域是雄安新区，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把接近市场、产业链上下游，技术集中型、传统产能集中型的企业搬到合适区域去。
目前央企总部的外迁承接地主要是雄安、上海、深圳、武汉，新成立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地在江西赣州。
其中，深圳凭借电子制造业的深厚基础吸引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部的迁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回迁至湖北武汉，将更好服务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长江大保护、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
上海在此轮外迁中吸引力超群。2021年9月，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上海成立；12月，中国船舶集团总部从北京迁往上海。目前，上海的央企数量达到8家。李锦表示，上海位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也处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交接点上，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门户枢纽的区位优势加上经济基础、人才优势，使其成为央企外迁的理想之地。
2021年8月24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签署合作协议。图源：中国船舶集团官网
以中国船舶集团为例，把总部迁往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口城市、全球第三大航运中心、中国最大航运中心城市上海是顺其自然的选择。李锦向记者分析，对上海而言，头部企业加标杆城市的组合，既擦亮了“上海制造”的名片，又将助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从当前趋势看，上海还可能承接更多企业。李锦强调，央企向上海集聚，无疑遵循了从市场要素出发，同时也满足了上海重组产业链的需求，但在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我们的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建议这些领域的央企外迁，以重组为主要驱动，“等条件成熟了，才让过去”。
李锦提醒，上海要有“天花板”观念，“央企总数不要超过10家，同时尽可能放在郊区，避免成为第二个北京和第二个‘堵城’。”他建议，目前央企的地域分布，在政策上应该是雄安要“保”、上海要“控”、中西部要“驱动”、东北要“稳”。
“都集中在东部，集中在上海也不行。”李锦支持将中国稀土集团总部放在江西。他指出，江西在中部省份中存在感不强，但所辖赣州素有“稀土王国”“世界钨都”之称，整合后的稀土行业在资源地入驻，有助于加强对稀土资源进出口的控制，科技投入、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央企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治组织，要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角度，在布局上给予倾斜。”李锦希望未来中西部还有更多央企进入，借总部外迁的机会调整中西部经济结构和布局，强化中西部发展力量。
“大城市”与“大企业”双带动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局集团三亚深海装备产业园项目正在有序施工。图源：海南日报
国资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近八成中央企业净利润同比正增长。尽管数量有限，但在过去一年，央企创下的经济效益比肩一些省份的GDP之和。
对地方政府来说，央企总部入驻绝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了一家龙头企业。李锦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央企总部迁入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产业链的重组，还是城市经济的布局和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都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大城市带动战略已经有了好的示范，还应该启动大企业带动，实现大城市和大企业双带动战略。”李锦指出，央企是国家的产业龙头，产业链的“链主”，利用这次央企总部迁移，对于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资源配置，形成新动能，从而带动中西部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机遇。
外迁的央企已经用行动表明，选择在哪“安营扎寨”，与地方省份的市场潜力大小、资源丰富程度、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互为因果，政府在奋力相邀的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工作。
“客观来说，雄安的基础设施处在开发建设中，很多配套条件不成熟。同时，由于雄安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够，对央企的资金支持也不够，需要依赖中央给钱或者央企自己拿钱，资源配置能力不强。”李锦认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与其他城市相比发挥的余地比较大，接下来要创造条件，把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用新的方法循序渐进地进行规划和解决。”
可以预计，这一轮央企总部外迁对当下的区域经济竞争发展格局会带来不小影响，但李锦认为影响不会很快显现，“未来二三十年里会比较明显。”
他总结说，我国正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大规模的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阶段性重组的关键时刻，以央企总部调整为切口，可以说是使相关工作取得进展的一个推动力。“要把央企总部的调整自觉地作为国家‘十四五’时期的一件大事来做，尤其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什么时候拿出来，是值得期待的。”
2022-01-13人民日报
近期，多家央企总部陆续搬离北京，落地上海、深圳、武汉等地——央企总部搬迁，选址服从大局本报记者 孔德晨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01月13日 第04版）
日前，中国首制大型邮轮在中国船舶集团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船坞内顺利实现坞内起浮。这是大型邮轮建造的重要节点，标志着该项目向着完工交付的总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去年末，中国船舶集团总部由北京迁往上海。本报记者沈文敏摄
中国目前有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管理的中央企业97家，这些央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总部大多位于北京。近期，长江三峡集团、中国电子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央企陆续从北京搬离，迁往武汉、深圳、上海等地，央企外迁的步伐加快。总部新址选择有哪些讲究？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进行了采访。
上海、深圳、武汉、雄安新添央企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97家央企中，2/3以上总部位于北京。为啥央企总部集中于北京？
“央企总部集中在北京，主要和历史沿革、国家政策等有关。有一部分央企的主体从设立起就在北京，还有相当一部分央企通过行业内国企重组而来，选择总部时也更倾向于北京，主要是考虑到央企承担了国家层面的产业、创新、民生等任务，把总部和主管机构设在北京，与出资人机构、其他部委进行沟通交流会便利不少。此外，北京作为首都，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总部‘扎堆’的情况。”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对本报记者说。
许保利表示，随着各地经济快速发展，这种央企总部过于集中的局面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过多资源集中于一城一地，催生了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加重了城市运行的负担。
“近年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一直在布局，各地也在努力争取央企总部，但最初的进展比较缓慢。”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介绍，去年以来，央企总部外迁进程逐渐提速，既有新央企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安营扎寨”，也有京内央企总部迈出外迁脚步。
看新设央企——去年12月，由多家央地国企稀土板块整合而来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设在江西；同期，中国物流集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星网落地雄安。
看从京内迁出的央企——中国中化、中国华能在雄安落地。去年9月，长江三峡集团总部迁至武汉，业内分析，这对于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湖北尤其是武汉疫后重振具有重要意义。去年12月25日，中国电子集团迁往深圳，并与广东省签署《关于加快打造国家网信产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深圳市签署《关于共同打造国家网信创新策源高地和产业集群战略合作协议》；去年12月24日，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驻上海，全面开启中国船舶集团扎根上海、更好服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的新征程。“中国船舶集团与上海渊源深厚，集团公司总部迁驻上海，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利于更好融入和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将为集团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注入强劲发展动力。”中国船舶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说。
2021年，由中国三峡集团开发建设的乌东德水电站全年发电量近400亿千瓦时，将源源不断的清洁水电送往南方电网。三峡集团去年落户湖北武汉。图为乌东德水电站。许健摄
新址选择背后有多重考量
加速推进的央企总部外迁，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央企总部离开北京，既是响应中央号召，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更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许保利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化，国企已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央企总部结合自身特点，从北京这样的全国行政中心迁往富有活力、更加贴近目标市场及所在行业中心，有助于提升竞争力，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在李锦看来，央企总部搬迁，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总体布局，也兼顾了市场的需要。具体来看，主要考虑了两个因素：
一是全国总体布局。在去年12月国新办举行的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央企总部迁往雄安。除了多家央企总部来到雄安，目前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也已超100家。这些央企子公司、分公司及各类分支机构主要布局在基础设施建设、前沿信息技术、先进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二是从市场出发，结合央企自身发展所需，聚焦主业靠近产业前沿。“比如三峡集团，其主营业务涉及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水资源管理等领域，原本就是从湖北迁到北京，现在搬去武汉非常合适，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同时，央企迁入地方还能加强央地联动，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对当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许保利说。
对于中国船舶集团迁来上海，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上海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全力支持中国船舶集团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船舶集团。“上海将持续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全力保障企业顺利开展运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创新发展，携手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龚正说。
“搬家”后将带来什么？
央企总部搬离北京后，对北京和新址所在地的发展有何影响？
许保利认为，央企总部的搬离，短期内可能会给北京市财政收入带来影响，比如税收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央企总部迁出对北京GDP增长及财政收入的影响有限。“近些年北京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部分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迁出北京的同时，一些专精特新、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企业也成长起来，活力强的初创型企业也不断涌现。此外，在一些央企总部搬离的同时，其研发中心等聚集高层次人才的机构可能还留在或设在北京。总体看，央企搬离不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许保利说。
据了解，去年11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发布，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引擎的目标。《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对于新来的央企，各地都表示了极大的重视，在政策、落户等方面予以便利。多家总部外迁央企表示，搬迁后，将进一步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是中央企业的使命所在。要站位全局谋一域，促进地方资源禀赋与企业产业优势结合，实现二者间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记者从国资委了解到，央企总部搬迁还将视情况继续推进。站在企业角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总部外迁，对企业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许保利表示，目前，多数央企是超大型企业，员工总量数以万计，分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而考察其总部，人数并不算多，不少央企打造小而精的总部，总部员工仅百人左右。企业如何在总部搬迁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安置好员工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日报2022-01-14
央企总部迁哪儿了来源：经济日报 2022-01-14 记者 周雷
2021年底，又有两家央企总部离京。
2021年12月24日，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驻上海。中国船舶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凡培表示，中国船舶集团与上海渊源深厚，集团公司总部迁驻上海，有利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利于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利于更好融入和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将为集团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船舶集团注入强劲发展动力。
2021年12月25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迁驻深圳。“将总部迁到深圳，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实际行动。”中国电子集团董事长芮晓武表示，中国电子将加快打造国家网信产业核心力量和组织平台，更好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网信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述两家企业的动向，只是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或落户京外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央企有97家，其中，总部位于上海的企业有6家、东北三省5家、广东5家、湖北3家、河北雄安2家、四川1家、江西1家、港澳4家，其余都在北京。
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大城市病”，近年来中央对推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出明确要求。央企总部扎堆北京，已不合时宜，进行布局调整势在必行。
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2021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2021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
2021年4月组建成立的中国星网集团，作为第一家在雄安新区注册落地的中央企业，在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起到良好标杆示范作用。5月份，由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集团联合重组的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其公司注册地也在雄安。8月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释放“总部将迁至雄安”的信号，表示要高质量推进搬迁工作落实，做好示范表率。
来自雄安新区的最新消息显示，首批3家央企在雄安新区正式选址。新区还建立了科学、合理、均衡的地价机制，对疏解注册在雄安新区的央企总部实行最优惠地价。
吉林大学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分析认为，接下来将会有多家央企总部陆续搬迁至雄安。未来雄安新区将成为央企总部的新高地，形成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强调，中央企业要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产业合作，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求，助力雄安新区建设。
专家分析认为，央企总部迁址，必须贯彻好中央决策部署，要做到全国一盘棋，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支撑作用。从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角度看，要充分考虑产业基础、区位优势、营商环境、历史渊源等因素。
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搬迁至湖北武汉，为当地疫后重振再添利好；中国船舶集团是全球最大造船集团，其总部迁址上海，可借助上海的综合优势，发展更上一层楼，同时，将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表示，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央企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加巩固，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央企总部选址，进一步贴近市场、贴近资源、贴近企业的核心能力资产，更有利于做强做优做大。（李锦）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