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现代风险社会能否完成“成人礼”？
应对现代公共卫生危机，如何防止再摔跤？
公共政策专家，谈他眼中的风险观
《问答神州》专访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
2020年6月2日下午，钟南山、张伯礼、薛澜等多位专家学者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组织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进行了《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契机，健全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主题发言。薛澜更是强调，风险永远是走在人类经验的前面，我们要提高对风险感知的敏锐度；加强面临风险时，对其进行高效应对和治理的敏捷度。
新冠疫情是中国现代风险社会的“成人礼”
有观点认为：人类也许无法准确地预测，下一个灾难何时发生，以什么样的形式降临。唯有从灾难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才能够穿越灾难，抵达幸福。那么如何织网、筑墙，成为公众极为关注的话题。此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的启蒙课、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成人礼”。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成人礼”。
薛澜：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全球性的，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全新的提醒。各种风险是走在人类进步的前面。虽然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发展，有各种新技术出现，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但同时，这背后潜在的各种风险与日俱增。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觉得高枕无忧，那好吧，那你就等待下一次风险来提醒你。
吴小莉：在疫情初期，中国国家卫健委其实派了三组专家去武汉，但这不是一个机制化的安排。第二组有专家曾对媒体表示，他们到达武汉之后，得到的指示是：“有关风险研判的部分，要尊重地方的判断，专家组只是去帮助。”这是不是也暴露出，我们在风险研判上面的一些短板？
薛澜：目前看是有短板、有缺陷的。对这样新发的传染病的判断，确实是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即使是你很有经验，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判断准确。所以目前我们这个机制，国家CDC只是作为一个咨询性团体，其实我感觉是有问题的。对于这种科学的判断，其实是不应该有等级的。应该是专家们都在一起，不管是国家CDC或地方CDC，它们应该成为一个team。对这个问题进行研判，最后得出科学判断。所以这方面，今后可能需要有所改进。
吴小莉：您也感慨过，非典发生时，我们没做到对早期风险的研判和预警。
薛澜：应急管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风险管理，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前的阶段，这时候做好了，就可以把风险消除在萌芽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应急；第三个阶段是善后学习。
非典事件之后，我们建设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但在风险管理领域，我们还重视得不够。永远不要认为，我们这次学好了以后就高枕无忧，你放心，它一定会有更新的病毒来，让你根本察觉不到，让你的分析整个是错误的，这是完全可能的。
风险管理往往被忽视：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
如何让官员在“太平之时”和“战时”思维迅速地切换，考验着官员的执政素养。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考虑，风险治理存在内生性的治理失灵。因为消除风险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产生的效果是隐性的。而且消除风险所产生的收益，或许在官员离任很久之后才能显现。因此，官员进行风险治理的内生动力可能不足。
吴小莉：有人说，如果疫情发生在北京或上海可能情况会不一样；也有人说，因为武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没有经验。您也说过，即使再有经验的将军碰到不同的情况，也没办法一往如前、战无不胜。
薛澜：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的人来讲，都面临着“治理失灵”的问题。在日常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上，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政资源。但这个投入，它的回报我是不清楚的，可能5年、10年之后才能看到。而且说不定你工作做得越好越看不到。那么从理性官员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不会愿意花太多的钱去做风险治理。
吴小莉：因为看不到政绩？
薛澜：对，老百姓可能体会不到你工作做得有多好。在这样的情况下，风险治理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应有的重视。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组织，都需要高度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干部、地方官员，进行应急管理能力、风险认知的培训。那么，当他们碰到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就能马上意识到，怎么样去采取一些措施。
收益与风险并存时，“听从内心的召唤”
薛澜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做一系列的风险权衡。冒一个风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收益？为此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有的时候，为了消除某种风险，但是摁下葫芦带起瓢，所以很多情况下，人们需要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中做出权衡。
吴小莉：在您的人生中，有没有冒过什么风险？
薛澜：像1985年出国的时候，懵懵懂懂，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当时到一个完全未知的国度，面临的各种情况都是未知的，是有一定的风险。虽然当时我得到了资助去学习，但去前听说，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你要不好好学，随时可以取消你的资助，那你就得有挣钱谋生的本事。那时候据说太极拳风靡美国，要是会太极拳的话，还能教太极拳，所以我出国前还非常认真地学了太极拳。后来我们去了发现，那里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太极拳。但学了以后，也是挺好的一个健身的方式，我现在也继续打。
薛澜：中国是政府发挥作用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我们应该对公共管理有更加深刻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但我1996年回国的时候，公共管理这个学科发展得还不是特别顺利。当时大家说到管理学，那当然就是“工商管理”了，MBA很流行。
1996年我刚回来的时候，跟清华的老师们介绍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大家也简单了解了一些，但是不够深入。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设立的学科门类，在管理门类下面设立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级学科。当时，我觉得应该说也是非常幸运，我们得以很快地在清华建立这样的体系，推动这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吴小莉：您觉得对一般人来说，碰到了风险应该怎么衡量、怎么评估、怎么下决定？
薛澜：首先还是要听从你内心的召唤。你自己到底觉得什么事情是最重要，你对什么事情最感兴趣？这个可能是最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想把什么事情都准确地想清楚，利弊得失都分析得清楚，只能事后，事前永远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在做出一些重大抉择的时候，唯一的就是你得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这个是唯一你不会后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