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目标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尽管改革了37年，我们今天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基本思想，这个必须改变。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于3月26日-29日举行。在题为“经济学家谈经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废除GDP增长目标，如果这个GDP增长目标不废除的话，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好多地方为了增长然后就破坏环境，生产的好多东西毫无用处，但是放在那儿，还有对人权破坏，好多地方为了增长他要拆迁，人不走他有强制的方式。
以下为实录：
主持人：张维迎刚出了一本经济书叫《市场的逻辑》，这几个专家好象在讨论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他都是假设当初让雷曼兄弟倒台是错误的决定，他们已经这么说了，但是我也看过鲍尔森的书，他不承认那是个错误，但是我想问你，从你那本书叫《市场逻辑》里头还是回到我最早的问题，宽松、救，这个问题怎么看，就是大家不愿意受苦了，曾经也有一度我记得是美国，到全世界各地都说你们出现问题，你得勒紧裤腰带，但是现在出了问题好像到外面吃顿鱼翅，日子过得更好了。
张维迎：首先我们应该分两类的不确定性，一类叫自然的不确定性，另一类是人为的不确定性。人为的不确定性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认知错误，我们的政策错误，至少从短期来看，我们经济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是我们人造的不确定性，而人造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政府的政策，特别是政府的货币政策。回到你刚才讲的2009年、2008年的危机，为什么发生这个危机？还没有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结论，在我看来，那个危机本身就是政府政策造成的，而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又会造成新的不确定因素，这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有时候因为政府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它必须用另外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但掩盖错误的方式就会制造未来新的错误，我想无论美国的政府还有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有这样一种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清楚，2008年、2009年，如果当时不采取那么强的刺激政策的话，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应该比那时候小得多，像我们今天面临的好多所谓的产能过剩，这些东西都是那时候给进一步强化的。
回到市场的逻辑，我想解决不确定性是要靠企业家，如果政府试图干预企业家的行为，政府认为自己可以用政策去解决的话，只能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真的解决这些不确定性，然后我们经济学家也一样，我们经常想出一些预测，但是基本上能预测准确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而真正有意义的，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好比我们预测中国的经济2015年增加多少，有人说增加了7.1%，有人说增加了6.9%，有人说增加7%，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就是6.9和7.1有什么真的不一样，我认为你在中国情况下，你要预测中国经济增加多少的话，你就按照总理的报告是多少就预测多少，那是发生错误可能性最小的一个预测，这个因为有两个原因，它本身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连续性，它下降有个连续性，另外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情况下，一旦我们定了一个目标的话，我们看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一定让它差不多达到这个目标，做得好看一点，当然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制定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如果它制订了这个经济增长的目标，其实就会使得经济出现太多的波动，就人为的波动，我们还是让市场，让它自然的力量，按企业家精神去做，哪一天我们有了新的技术，我们就会有很好的增加，如果我们长期没有新的技术，我们就会长期在一个比较低的地方。
主持人：张维迎你给评论一下潜在增长率，基本上这五六年时间快滑到底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改革的问题，就是咱们总理，咱们中国的政府不断的在说改革释放红利，这里头包括增长红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维迎：我还是先重复一下Paul SHEARD刚才讲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必须废除GDP增长目标，如果这个GDP增长目标不废除的话，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好多地方为了增长然后就破坏环境，生产的好多东西毫无用处，但是放在那儿，还有对人权破坏，好多地方为了增长他要拆迁，人不走他有强制的方式，这个后果太严重。而且，GDP增长目标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尽管改革了37年，我们今天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基本思想，这个必须改变。
我可以提醒大家，像樊纲刚才讲到，在八十连续的时候，凡是中国经济增加超过6%的时候，中央领导都特别担心，说太高了，一定要往下压，而且中央政府一直在担心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到2008年之后完全逆转过来了，我们现在是低于8%就担心，并且中央政府出了好多鼓励地方政府不断的去投资。
前一阵我们所有的计划做的都是有问题的，未来中国的增长我认为它肯定要往下降，从一个超赶型的经济走向自我创新的经济，我觉得6%也挺好的，甚至5%可持续的话也挺好，人为的非要把它达到某一个高的水平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不论是6%、7%、5%，货币政策驱动的增长一定是失败的增长，是低质量的增长。
我们要靠创新，要靠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说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两个东西，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法治，有了自由、有了法治之后，世界上有好多聪明的人，他们会想怎么去创造自己的市场，所以我说改革的重点还是废除各种各样的政府审批、政府管制，真正按照宪法、按照法律来治理这个国家。目前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大量的不确定性全是与政府相关的，这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企业家总是成天在猜政府政策是什么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的经济环境是有问题的。
在座的我知道有好多国外的企业家，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如果一个企业家主要是根据宏观货币政策做决策的话，他一定不是最好的企业家。乔布斯从来不关心什么货币政策，真正的企业家、最伟大的企业家真正关心说我怎么能创造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消费者会买单，他喜欢。企业家是要自己创造市场的，而不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把利率放低，扩大货币，然后给你创造虚假的市场。由政治风险的四个分类中等收入陷阱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集体行动的逻辑货币政策创造的市场最后一定是导致危机的市场，真正企业家创造的市场不会导致危机，而且会导致大量新产业的出现，价值链条的延伸等等。
最后这个回到所谓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我们人类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政府会犯错误，企业家会犯错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问一下，这些错误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必须要承担后果的话，他一定尽量少犯错误；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不承担后果的话，那他就没有积极性去减少错误。这就是政府和企业家最大的不一样。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犯了错误就亏损，甚至破产，政府货币政策错了之后它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它从来不会承担责任的。
第二点，企业家犯的一些错误可能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经济危机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企业家突然都犯错误了！怎么所有的企业家都那么笨呢？是因为他被货币政策误导了，比如政府定了很低利率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家都去拼命的投资，结果投资了以后危机就出现了，所有的人都没钱了。我有句话，没钱是因为过去钱太多，任何扩展性的货币政策都会导致危机。在现实中好多企业家犯的错误，如果是系统性错误，十有八九是由于政府政策导致的错误，这类不是一个简单的和稀泥，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这是没有错的，我们需要分析，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保证自由和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不断的改变货币政策的政府，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张维迎经常给大家描绘一个理想世界。
张维迎：我觉得不是理想，但是人如果没有理想我们讨论这些干什么呢。
嘉宾：我问个短期的问题，在最近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周小川行长谈到中国要在一年以内达到资本帐户的开放，我想这引起了不少的疑问和担心，我想请樊老师和张老师对这件事情做一个评价。
张维迎：我更不知道了，但是我想提醒一点，我们经常谈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我觉得一半是经济问题，另一半是非经济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得到大家信任，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在多长时间内真正的变成可兑换的货币人民币，不仅取决于中国经济本身，也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张维迎简介
张维迎，经济学教授，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
（原文发表于finance.sina.com.cn 2015年03月27日16:00；本次转发时有错别字修订。张维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