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0号开始，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的《新闻1+1》疫情连线报道没间断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在央视前无古人”，但他也不想后有来者，“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
4个月的时间，他用自己的提问作为“武器”逼近真相，把话筒递给钟南山、王辰等专家为公众解惑，也递给深处舆论场的地方主政官员，促使信息公开。
相较于17年前的SARS，白岩松认为信息公开已经提前很多。“但作为媒体人，永远期待的是能不能再快一点、再早一点。不能说与17年前相比较就OK了。”用他的话说，要给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我们的肌体更加健康。
被问及在此次疫情中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他说，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这就是最有价值的。
谈信息公开
要给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肌体更健康
新京报：你曾经全程参与非典报道，对比17年前，如何评价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公开？
白岩松：一方面，这次疫情比17年前的SARS严重得多，波及面大得多。它会成为将来人类历史回望时的一次重大挫折、伤害和灾难。
另一方面，中国说“吃一堑长一智”。2003年SARS时，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问题很多。SARS时正式信息公开起于4月20日，时任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警醒了所有官员。从那天开始，卫生部两名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和毛群安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发布疫情数据。这是直播政府信息公开的标志性事件。
SARS带给国家政府警醒和教训，当年底国务院开始培训“黄埔一期”的新闻发言人，拉开了大规模政府新闻发言人建设的大幕。因此我们普遍认为，2003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元年。
这次疫情，《新闻1+1》1月15日连线专家组成员，当时说存在“有限人传人”，但是否持续人传人还不确定。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告诉国人，明确了“病毒人传人”。
2020年1月20日和17年前的4月20日，相差了三个月。而这两次疫情的起始，都是在头一年的12月份，相差不大。当然，现在还需要对病毒源头进行溯源。
但从信息公开来说，此次疫情提前了三个月。病毒狡猾、波及面广泛，可以想象，如果像17年前那样，推迟一段时间才公布，后果是什么？我们是否承受得了这样的冲击？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前了很多。
此外，这次新闻发布会不是简单播报数据，而是卫健委联合国务院多个部门、专家组成员等，这与17年前的区别非常大。
新京报：你认为信息公开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白岩松：作为媒体人，永远期待的是能不能再快一点、再早一点。不能说与17年前相比较就OK了。我们要思考，如果更快一点、更早一点会怎么样？疫情在全球蔓延，有人说你这不是在给外国人递刀子吗？不，我是给未来递手术刀，刮骨疗毒让我们的肌体更加健康。
新京报：与17年前比，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白岩松：17年前，几乎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范围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灾情。这一次，走过了17年的路程，自然会与17年积累的经验、教训等比较。
过去17年里，有15年我是卫生系统的健康宣传员，总跟疾控中心、钟南山、王辰打交道。连续多年做健康宣传员，也是SARS某种程度上带给我的刺激。
健康是1，对个人、国家都是如此。1在，后边的0越多，才会更有价值。如果有一天前边的1出问题了，后边不管有多少个0都是0。
谈疫情
面对疫情应用更开放和改革的姿态回应
新京报：你认为，从这场疫情中我们能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白岩松：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是最有价值的。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代表专家组告诉国人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这成为一种动员，每个人都开始防范。然后，李兰娟院士提出“封城”，武汉23号实施了。王辰院士到武汉后发现没有“应收尽收”，很多轻症患者都在民间和社会，提出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两天后方舱医院开始建造用以接收病患。
这都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政府决策听取专家的意见，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我当然期待未来中国有更多领域都有钟南山、李兰娟、王辰这样有公信力的专家。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去看谁、问谁、听谁的，专业之路还很长。
新京报：官方应该如何对待专家言论？
白岩松：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领域，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更多、更棒的专家，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可以聆听专家的声音，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于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说太重要了。中国要配得上大国位置的话，相当多的领域都要有自己的钟南山、王辰、李文娟。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如何对待不同的声音？
白岩松：这涉及中国往哪儿走的问题。中国肯定要往更开阔的地方走，更加开放、开明，中间有更多波折，但大方向是这样的。面对疫情应该用更加开放和改革的姿态去回应，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得到了积极回应。
这个世界有很多说中国的声音，要重视但又不能太重视，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一句话，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时候的中国非常需要保持冷静的定力，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们新闻行当，同样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天天探讨新媒体融媒体，但问题是，还有多少记者会问，我们还有多少采集事实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记者？有多少人能坚持一辈子不提拔只做一个好记者。
媒体也应该去思考，我们需要成为极其专业的一群人。不管新媒体旧媒体，还是未来新型媒体，专业精神是永不过时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力量。这次做疫情直播过程中也有体会，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提问。
新京报：连线中有特别想问但没问的问题吗？
白岩松：连线时的问题都是我特别想问的。最初有网友会说“呦，真敢问”，这种评论一开始非常多。有时候我非常惊讶，原来观众期望值没那么高，我认为很正常的提问，居然评价“真敢问”。
其实不应用“敢不敢问”去衡量，而是“该不该问”。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专注于过程，结论不是你能下的，但你必须用你的提问靠近最真实的结论。
谈公益慈善
透明公开要用机制解决而不是用嘴去解决
新京报：你今年两会提案是关于公益慈善的改革，出于什么考虑？
白岩松：我跟公益慈善机构打交道很久了，从希望工程开始到现在近30年。这10来年大家关注中国红十字会，疫情初期大家重点关注公益慈善机构，网友也在骂。我们必须谈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行相关的改革。
这里边的问题很多。一个简单的例子，做公益慈善的社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意思。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是因为整个重大突发事件中公益慈善的响应机制不顺畅。
湖北红会、武汉红会两级红会加起来才三十多人。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物资款项，如果拿一支枪逼在后背上，说你干不好就毙了你，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毙了。这些慈善机构平时应对能力还可以，但面对这么重大的突发事件，付出十倍努力也很难把事情做好。
所以这次我提案的第一条就是各级政府重视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因为它是舆情、民意，发生舆论事件表面上摧毁的是公益慈善机构的声誉，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武汉红会、湖北红会想开发布会都开不了。一月底，我问时任武汉市委书记，能不能让慈善机构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三天一次。书记答应得很爽快，但推这件事的时候，最后也没解决成。
透明公开要用机制去解决，而不是用嘴去解决，只有机制给他们赋权，给它们权利。
新京报：如何看待公众对红会的监督？
白岩松：任何慈善机构必须面对公众监督，这是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事情。过去很多年，有很多谣言伴随着公益慈善组织。这次红会还没开始干，就有谣言说红会收6%的管理费，你为它辟谣，有人就说你洗白。
2011年围绕郭美美事件，监察部等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当年年底，新华社发了通稿强调，郭美美炫富与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可现在去网上看留言，“我不捐红会，免得给郭美美买包”等等，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郭美美与红会是紧密相连的。
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如何推动改革，如何透明公开，如何面对突发事件迅速响应，如何向社会公开。如果闷下头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挨骂时一片委屈，挨骂完了什么都没有变，那下回继续挨骂。
新京报：你同时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疫情初期湖北红会陷入舆论漩涡，也受到了质疑。
白岩松：去年9月，我成为中国红会兼职副会长时，官网已经发布了消息。兼职没有级别，没有一分钱工资，没有办公桌，其实只能算是个资深志愿者。除了骂声，我不会从红会拿走任何东西，我也是一个逆行者。
开个玩笑说，我也是卧底。之所以“兼职”还有监督的意思，要不然为何选择让媒体人来做这件事。当官对我个人来说，十几年前我在书里写了，“绝对不可能当官”。不过，本来觉得兼职就一届，一转身会走，反而因为这次疫情扑面而来的声音，更想做些什么，去推动改革，慢慢去消除这些质疑。
另外，我所兼职的中国红十字会，和地方红十字会之间没有领导的权限，只有业务指导的关系。地方红会的领导权和人事权归地方管理，我们只能是业务指导。所以需要用提案、日常讲座等各种方式推动改革。
是不是有误解、委屈，这些都不重要。这个时代有人骂，也要有人做改革的事情。很多人劝我，“别谈了，又有人骂你”。但很多事是不是有人骂，你就不做了，保全自己。
谈履职
我做政协委员期间没有缺席一分钟的会议
新京报：你前半年都投入在疫情报道中，如何履职，怎么搜集问题信息？
白岩松：原来要准备的提案的都推了，比如关于职业教育的奖励机制，如何让职教学生能得到更多激励，有上升通道，另一个提案就是改革大学生实习的状况。
疫情一来提案会发生改变，我相信这件事不止发生在我身上，相当多代表委员因为这次疫情改变了原来准备很久的议案、提案、建议。很多都与这次疫情、期待社会的进步相关。
这是我的第二届政协委员任期，在我做政协委员期间，没有缺席一分钟的会议，不管是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还是驻地的会议。
新京报：什么时候有改变提案的想法？
白岩松：疫情一来没几天就知道，因为情况发生变化，大家的注意力焦点都在发生变化。恐怕大部分委员代表都有相似的心路历程。（新京报 王俊 逯仲胜 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