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花绚烂，2020年全国两会如期召开。在这万众瞩目时刻，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教授。他对当下中国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的观察，并提出了独到的建议。
部分外企确实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客的压力
记者：近期，美国有官员呼吁在华美企撤离，引发市场对“外企撤离中国”的一丝担忧。接着，美国商务部又出台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新规，流露出与中国高科技领域“脱钩”端倪。我们知道，今年两会上你提交了多个提案，其中就涉及“外企撤离”的问题。你认为该如何面对有关“外企撤离”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否可能对外企或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抑或根本不用管这些声音？
金李：其实，这些声音，可以说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挑战，背后有美国政府深远的政治考虑，这在此前就有了征兆。疫情，只是加剧了部分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客对我们的遏制，（其中）包括制造各种舆论挑衅。
我觉得，这些往低了说是不负责任，往高了说是用心险恶。我们需要应对得当，因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美国这一做法，舆论认为这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因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就张开双臂欢迎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至今外企在中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并且有着非常好的积累。外企对中国国力提升固然有巨大帮助，也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但同时外企自身也在不断创造利润，并通过各种形式回流到母国，这对他们的母公司、母国经济都有巨大助力。实际上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而现在，美国有政客要求美企撤离中国，在政治家层面上发出这种噪音。应该说，一些外资企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各种压力，包括来自舆论上的压力，以及受到疫情的影响等等。这对部分外企在心态上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部分企业会开始考虑，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要被迫做出一些很艰难的决定——比如离开中国市场。若最终果真如此，对这些企业来说，固然是巨大损失，其实对中国经济、中国的就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从实际来看，首先压力确实是存在的。据我们了解，部分企业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
从中国老百姓角度来看，不少人对此感到愤怒：这些外企在中国赚了钱，现在就要跑。甚至有人会说“不要让外企跑了”！
从外企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不想走！它在这好好地赚钱，对自己来说不好吗？有的时候，它面对的是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压力，最终可能被迫无奈做出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一想，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要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真正对中国怀有深刻敌意的是少数的美国政客，而不是这些企业家。企业家到中国来是为了赚钱，他不想离开中国，也是因为留下来继续能赚钱。所以他本不想走。
因此，我对这个事件性质作出的解读，就是外企本不想离开，我们也不愿意看到它离开。谁真想看到他们离开呢？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少数美国政客。
假如美企要撤离，我们不能情绪化应对
记者：那如果真有少数外企撤离，该如何理性应对？
金李：首先，如果我们认为“他现在要带着钱跑，不能让他们跑了”，我觉得这是情绪性的反应。不否认这种提法也是出于爱国的想法，但如果带着情绪去看待“外企撤离”问题，很可能就把我们本来的朋友推到了对立面。
我还是想说，企业家本身希望在中国赚钱，他不会自愿撤出，如果最终撤出，这时就碰到问题了：他的店怎么办？存货怎么办？员工怎么办？一些存货打折还能卖掉，但生产设备可能无人接盘，产能就废了，生产线就只能被当作废铜烂铁回收。
如果我们真抱着“设置障碍不让外企跑了”的心态应对，让他走投无路，没有做妥善安排地落荒而逃，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对我们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直接的结果是，国内这些产能被损失掉，很多就业被牺牲掉了。外企员工被解雇，伤的是谁？很多是我们的老百姓。
间接的影响，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可能受到冲击。这些企业如果因此在中国发生巨大损失，回到国外觉得，中国当时对他们毫不留情，撤出得非常狼狈，以后可能不愿再和中国打交道，比如从中国采购物资等等，可能供应链体系对我们不再继续开放。
更进一步讲，不了解情况的一些国际机构和民众，可能会说，在吸引外企进来时，中国好话说尽，这叫开门迎客；走的时候重重受阻，这叫“关门打狗”。留下了这种印象，我们以后再怎么去开门迎客？形势好转以后，我们和外企说：欢迎你们到中国投资，我们会善待你们。有人可能会说，你看那谁谁谁，他们当时撤离得多么狼狈。
我们讲，信任建立起来不容易，但破坏掉非常容易。一旦破坏，再想建立就更不容易了。
我是从我们国家的利益，从中国民众的理性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不是最终考虑为了让外企撤离。只是说我们要考虑长期利益，以及怎样尽可能让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因此，我们的应对不能过于情绪化，要想想什么是我们最终想要的，对这些我们去做；什么是特朗普想去做的事情，那我们尽量不去做。
特朗普其实巴不得看到我们对准备撤出的外企赶尽杀绝，把他们收拾得非常凄惨、狼狈。如果真是这样，他便可以给他的民众说了：你看，我提醒你们，不要到中国投资，被我说中了吧！不听我们美国劝，你看，下场多么悲惨！你们其他人谁还愿意步他们的后尘？我想特朗普可能觉得：这太好了！中国民众帮了我一个忙。
但在情绪状态下，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谁要是为外企辩护，那就是不爱国嘛。可稍微冷静以后，我们该考虑得更周全、更长远，该考虑怎样才对我们有利。我们如果不妥善处置，就可能把本来对中国心存善意，到中国营商时希望双赢的外企，硬生生推到了特朗普那边去。我们就做成了特朗普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制造中国的负面形象。因此，事情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不应该抱着“来我这的，就是好人；想从我这撤的，就是坏人”的想法，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粗暴的情绪反应。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记者：假如最终真有外企撤离，理性地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吗？
金李：第一，肯定是尽量创造条件，不用撤离最好。
其实，一些外企还是有点忧心忡忡：当前形势下，中国会不会不坚持改革开放了？会不会不坚持深化市场经济了？那我们应该让他们吃一颗定心丸，就是不管全球形势如何变化，不管美国少数政客如何坚持去全球化的逆潮流做法，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深入改革开放，深入市场化。我们拥抱全球化，我们追求用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绝不动摇。
具体表现在，我们对外商投资领域，尽可能地减少行政干预，比如金融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等等。通过这些具体工作，将外企的顾虑和担忧，尽可能打消。
当然，很难说这都可以通过做工作的方式解决，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或者个别外企，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最终还是要撤。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还是应该抱着“来我们欢迎，走我们欢送”的心态面对，也就是说：我们很遗憾你要离开，但也理解你的难处。不为难你，让你走得心情舒畅，尽可能不狼狈。
毕竟在仓促撤离的过程中，其生产线可能没有合适的下家接盘，已经在国内投入的科技研发、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也可能因处置不当而大伤元气，甚至灰飞烟灭。
因此，假若他真的要走，这个过程我们（让它）尽可能不对双方造成大的冲击和伤害——这除了指心理层面，更指实体层面。
具体的建议是，比如企业撤离时，需要找合适的接盘企业，将存货、员工以及商标商誉等无形资产，转让给市场化力量民营企业，把资产尽可能盘活。很短时间内，合适的企业不一定找得到，中国官方可否提供一定的协助，比如帮他吆喝几声：嘿，这有一家外企，因为种种原因很遗憾要撤离中国，现在想找下家。他们有好的资产，我们的民企，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是）政府鼓励民企接盘。
再往下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民企现在日子也不太好过，第一季度，元气大伤的民营企业较多。因此，一些行业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民企接盘。
我们最希望的是，代表市场重要力量的民企出面——因为我们希望中国的形象是坚持市场化、坚持改革、坚持开放，但如果民营企业实在接不了盘，我们很多国企是有这个资源能力的，这时可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以类似于经济领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来防止产能被拆散而最终灰飞烟灭。
进一步看，假如外资卖了企业，他可以带着资金撤走，我们也可以和他商量，一个想法是：现在你不能在中国做实体企业，担心特朗普对你不满，但如果你依然看好中国发展，我们允许你做金融投资。比如外企卖给民营企业是3000万元人民币，民营企业说，你换作美元带走，没问题！但换个思路，假如并购后的企业价值1亿元人民币，也可提议将交易额折合为30%的股权，让外资做股权投资人，继续在中国获益，同时继续发挥国外供应链体系价值，帮企业对接产能到国外的消费渠道。如此，大家更是利益共同体。这正是我前面说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最后一点，假如美国政府继续深化脱钩，外资被迫连金融投资也不可以做，那又该怎么办？此时，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想）直接从美国市场上抽回，则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阻挠，可能也会来一个“关门”。而且，我们投在美国市场上的国债，因为是政府的外汇储备，美国阻挠起来可能一点道德上的犹豫都没有……假如真到了刚才说的那一步，我们便可以拿出外汇的一部分成立基金，专门用来整体交换和承接外企在中国几十年积累的产能、营销网络、技术，包括员工体系等等。最终，这依然比较合算。
走到这一步，我们政府也就仁至义尽了：在外企仓促撤离下，我们最后帮了一把，把这些企业买下来。好合好散！将来条件允许，我们依然欢迎他们回来。其他外企看到这，会怎么想？想必会说：中国做得真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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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储正当其时：政府下单，外储买单
记者：说起外汇储备，我国外储处于高水平，受到疫情和全球供应链重整影响，我们部分出口企业及其上游企业订单下降。在国内经济恢复方面，外汇储备能否也发挥应有的作用？
金李：外汇储备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这是我们口袋里储备的钱，若有困难，现在拿出正当其时。
现在受疫情影响，我们经济需要恢复，我们的困难企业、困难家庭需要救助，谁来买单？现在有各种说法，有人说财政赤字采用央行货币增发的方式来完成——现在美国就是这种做法。但大家最大的担心是，一旦赤字货币化，实际上我们就没有什么财政纪律了，可以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短期看，这解决了眼前的财政困难，但长期看，这对我们的货币信用是巨大的伤害。当初国民党在快要失败前，滥发金融券，扰乱金融秩序，那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的政府现在非常谨慎，但又不得不去救助困难的经济。
这个问题从哪破解？我认为其中可以做的一点，就是利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可以测算一下，（然后）拿出一个低比例的部分，来支持出口企业复工复产。
政府可接手出口企业的部分订单，用于公共开支或者国际援助。谁来付钱？对策就是政府下单，外储买单。
既然是应对不时之需，现在不用，留到什么时候用？而且前面也说到，一个担心是，外汇放在美国国债市场，美元通货膨胀很容易击穿它的价值。（毕竟）仅这轮疫情救助，美国预算就增发了2.3万亿美元，主要就是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因为美国政府无力支付。因为它解决经济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就靠这无限量的量化宽松。
记者：对于国内经济恢复，请问还有更多建议吗？
金李：国内经济恢复，主要问题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早期主要是复工复产过程缓慢，现在主要集中在订单不足上。订单，一个来自外需，一个来自内需。国外疫情仍在延续，很多订单被取消，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及其上游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这一部分，刚才已提到，政府可以依照企业先前的订单产能，给一个补缺，把货物买下来，解决外需订单下降的问题。内需的订单，也出现需求下降，主要是因为部分老百姓生活出现一定困难，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正好2020年也是我们赢得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疫情加重了他们的困难，我们义不容辞地提供救助。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低收入人口的需求恢复了，内需也就逐渐稳住了。内外需求终端一旦稳住，它的上游产业链中的企业也就有了订单，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就激活了。（张寿林）
金李教授简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曾任哈佛商学院金融教授兼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现兼任牛津大学商学院金融教授（终身教职正教授兼博导），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
金李在哈佛商学院、牛津和北大，向MBA、EMBA、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资本市场、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等课程。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投融资、风险创投和私募股权、对冲基金、财富管理、家族企业治理与传承、国内以及跨境并购、资本运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