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艺术的极简主义者”丁乙：艺术家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坚定

他的绘画元素是极简的，两条线交叉，“十”或者“X”字，然后以不同的颜色填充这个符号。按照不同的组合和变化，以四方连续的方式构成了整个画面。连作品题目都是“十示”+年代编码。

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要改成笔画最少的，“丁乙”，仅仅三画。

丁乙是个智慧型的艺术家。他身上有着对于艺术家的另一种想象：坚定、理性、严谨。从年轻的时候，丁乙就坚定地要成为艺术家。哪怕他的画当时没人看得懂，也一直坚持在纯艺术创作，在一个个“十”和“X”字中不断反思、求变、自我营造，最终构建出中国抽象艺术的一座高峰。

他的人生准则是：艺术家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定。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你画的、做的，你要相信那是对的。

本次对话是就丁乙已经画了36年的“十示”系列，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个人足迹与艺术旅程，以及他在艺术创作之外的上海Art Deco（装饰艺术）家具收藏，展开的新一轮对话。

丁乙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在他10多岁时已经明确，他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且，20世纪80年代在艺术生涯之初，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理性主义抽象艺术家。1988年，他以三张“十示”作品，启程了自己的抽象艺术之路。

丁乙：很早，20世纪70年代，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我到底要做什么？但那时艺术家的样板，就是画铁皮宣传画、连环画的画家，还有电影院的美工。小时候我家对面是一个文化馆，张贴的电影海报都是手绘的，我经常看着他们站在脚手架上画宣传画，一站就是很久，沉醉其中。

这让我很着迷，也让我有了唯一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画家。

1982年，丁乙在普陀山写生

采访者：人的梦想，一般会随着成长而改变，你一直没有过其他想法吗？

丁乙：没有。从那以后，我实际上再也没有其他的梦想，没有想过要做其他的职业，我就觉得是艺术家了。所以我在历程里面所有的选择，都是围绕着做艺术家来选择的。

1980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年，当时可以报考的艺术专业非常少。我最想考的其实是油画专业，但当时大概只有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开设了油画专业，太难考了，所以只能“曲线救国”。我高中毕业去了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学装潢设计，那是一个中专学校。

毕业之后，我在上海玩具厂做了三年的包装设计工作。但我很清楚我的梦想还是要做艺术家，唯一的办法是再考。后来我终于考到上大美院。毕业以后，我的同学基本都进了出版社，但我要做艺术家，需要大量的时间，我得选一个既能保障我的生活，又能有大量时间创作的工作。正好我原来毕业的上海工艺美术学校领导问我，要不要回学校任教。于是我回到了那个学校，作为助教一待就是16年。

采访者：你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用抽象的语言来创作吗？

丁乙：我从1988年三件“十示”作品就已经明确了，我要从理性主义抽象开始。

“85新潮美术”时期，我正值学生时代，也有一些参与实践，比如行为艺术，也尝试过早期的抽象绘画。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中国艺术创作，整体比较具有宣泄性和表现性，即便是抽象也倾向于意象。在这个背景下，我也在思考自己的道路该怎么走。

我在1987年初准备了一系列草图，到了1988年1月，画面就开始出现了“十”字。这并不是无缘无故或偶然画上的，它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没有任何含义，规避了所谓的人文和政治这些东西，包括意象性的联想，让艺术回到最纯粹的状态。第一件作品的颜色是红黄蓝三原色，第二件作品是七色光谱，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宣言，就是“我要回到艺术的原点”。

采访者：但当时并不被主流艺术界看好，是吧？

丁乙：的确。这样的作品画出来以后，周围的同学、老师都不太认可，觉得不像绘画。我创作完成后拿到楼下去晾、去拍照，邻居会围上来看，以为我是个花布设计师，指指点点说设计得好看。

其实丁乙很幸运，他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赢得主流世界青睐，逐渐成为艺术界公认的大艺术家。

不过他仍用“长跑型选手”形容自己。三十多年里，他将自己投入极高强度的工作中，至今充满激情。当身体不可忍受时，艺术或许就有了革新的动力。

采访者：36年了，你一直在一寸一寸的格子内部画“十”字，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丁乙：其乐无穷！在格子和粗细虚实线条的限制内，就需要找出技巧，让生机在一格一格内出现，不停地演变，要想办法不画死。每上一层颜色，线条走到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效果都不一样。就像挖隧道的工人，不知道挖到哪里才会看到天空，但是就要每天不断挖掘。

采访者：对观众来说，可能你的绘画有一种迷惑性，但似乎一旦知道了“十”，会不会就好像瞬间手握密码一般掌握了你的作品构成？

丁乙：“十”其实只是笔触，就像塞尚喜欢用斜笔触，梵高喜欢用短促的线条，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最初我用这样一个符号是为了避免联想与所谓的叙事性。我把它看成是一种笔触的习惯，或者是组织画面的一种手法而已，由笔触构建的整体性，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我所有工作起头的方法全是很理性的，对吧？所有的单元都是在格子里面。但我用两种方法来缓解这种所谓的绝对理性：一是不做草图，它的生发是偶然性的；二是它有一个总体的色调，但是它很多的细部有更多的随意性。这样下来，画面能够呼吸，能够有新的生命力。

我的这些作品是没有焦点的，所以观众很难一下子掌握它或者看完它。因为看不完，视点就很容易从一个点跳跃到另一个点上，并蔓延开，所以作品看起来会是呈现出一种闪烁的、波动的状态。

采访者：你有好多年不画荧光了吧？

丁乙：荧光后来基本上都在颜色的底里面，隐藏到过去的历史中间了。但最近两年用蓝色荧光比较多。

我的“荧光色时期”里没有一张蓝色的画，因为觉得蓝色荧光不够亮，所以当时是弃用的。而最近因为画黑夜、天空、大海，然后就觉得这个蓝荧光够亮了，所以现在用了很多荧光的蓝色。

丁乙：所以我的眼睛是一直有问题的，但是眼睛的问题会带来你创作中的技术革新。很多东西并不是非黑即白，它是会转换的。因为眼睛不好，你就要用新的方法，比如我后来就开始用长线。原来都是很短的线用方笔去抠的，画画时跟画面的距离就始终保持着二十公分、三十公分，它对眼睛很伤害。

这个眼睛不能持续了，你肯定要改变，后来我就先是调整成画黑白色调的，再后来又改变成用长线。画长线的时候，你的头、你的眼睛就跟着线走了，它就调整了原来那种姿势。

丁乙的创作，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变化发展，也伴随着上海这座巨型都市的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

他在过去的30多年间也用自己的方式见证了上海的建设速度和消费速度，描绘了一幅幅属于他的城市地图，凝聚了对当代社会和艺术创作的切身体验。

采访者：你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丁乙：对我来说肯定是找到了某种方向，这个方向是你的语言，是你的阐述。在这里面，你说出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表达了一种先见之明。

采访者：许多人都说，你的“十”字背后隐藏着上海的发展，荧光的元素就像城市化的喧闹。是这样吗？

丁乙：2008年，我在德国科隆做过一个个展，几个观众都问我相同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颜色画得这么亮？我很奇怪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晚上在科隆街道上漫步，发现只有教堂和一些橱窗晚上是亮着的，城市最终归于安静。

而我们在上海不是这样的。过去从外滩下高架，有一个“上海第一弯”，下去的一瞬间能感受到浦东浦西两边扑面而来的强烈的灯光。其实我也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游客的外来感，它并不是为老百姓存在的。我也差不多花了12年的时间（1998年到2010年）画荧光色，那12年也是上海城市化建设最厉害的一个阶段。

前20年的城市变化，上海变成了某种样板，无论是灯光工程还是夜间的办公楼。上海实际上是学了纽约，但是用了一种非常上海人的方式。外滩陆家嘴所有的办公楼，晚上10点之前必须开着灯，但是实际上没有开，他们在窗户的窗帘上放了一根日光灯代替。

全国各地向上海学，它变成了一种模式，一个城市繁华的模式。昆山像是小上海，模仿上海，但是规模小很多，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原本的城市特征消失了。

实际上到了荧光色后期，对我来说也是开始有反思的。学界也有很多反思，关于城市化的进程，千城一面。

采访者：你曾经提过，在绘画中寻找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巨大的转型有关。你现阶段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丁乙：我大概总结了我作品的三个阶段：平视、俯视、仰视。实际上仰视也回应了某种时代性，这个时代性可能更加宏观。当代艺术要进入到西方的平台，和他们为伍，但是随着这种频繁的打交道，视野也在不断扩大，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扩张。

不仅仅是西方最近200年的繁荣，还有繁荣背后更多厉害的文明，我们需要去探寻，获得新的经验。这个问题也使得我去更多其他的地区旅行，了解不同的文明和文化。

去欧洲很多次之后，我开始比较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东南亚、阿拉伯、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在那里你会看到另外一种活力，哪怕是“很土”的一些做事方式，但它隐藏着生长的活力。

同时那些土地上也有很多古迹和博物馆，尽管它们普遍存在着“未完善”的状态，但它会激发你想到很多关于这个世界、关于社会的问题。

你会想未来能怎样，也关联着你的创作的未来是什么。你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所谓的视野，让这个视野更加的通透、更加的宽敞，你才能够想得更远，才能画得更大。

丁乙近年在西藏“十方”与青岛“流动的无限”两个展览中的作品，相比过往绝对的理性抽象，其中显现的更加易于企及的感性流露，暴露了丁乙对另一片领域的探望。

对这样一步，丁乙自己认为“尚在实验中”。

丁乙：实际上是打开视野的一种方式。比如我对南美洲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心。

采访者：去两回古巴跟你爱好雪茄也有关系吧？

丁乙：当然雪茄是我的爱好，但在古巴也看了很多东西。古巴曾经留下来的建筑，葡萄牙式的、西班牙式的老爷车，好些东西可以让你回到某种历史状态，让你觉得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古巴是多么的逍遥、多么的快乐、多么的繁荣，但是这一切都翻过去了。所以我去年在宁波美术馆和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两个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展览由四个章节组成，有一个章节讲的是我近10多年的旅行。

这10多年的旅行中，我基本都带着速写本，晚上在酒店没事干，就会在小小的速写本上画画。这些东西经过多年的积累，可能有三四十个国家城市的旅行。

因为宁波展策展的主题是“故乡与旅程”，我就想到了做旅程的地图，把曾经画过的旅行笔记翻出来，也作为一个章节。平时无意识留下的一些痕迹，现在变成了某个展览的一个段落，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丁乙：抽象的，都延续了“十示”，有地域性的感受在里面，可能会回应某种具体的文化。比如我在开罗画过一个类似金字塔的东西，一个几何的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