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总结了2023年的经济工作，深刻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对2024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又该如何理解本次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同往年会议相比，今年的会议在表述上有哪些不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就相关问题，《中国访谈》栏目特别邀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进行分析解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摄影：郑亮）
主持人：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认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也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研判？
刘俏：这次会议本身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召开的会议，它一方面对到目前为止整个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了比较结论性的判断，同时对明年，2024年整体经济工作做出了非常仔细的部署，所以，意义比较大。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讲，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其实一直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中国经济在过去，从1978年到现在，40多年时间，推动工业化进程，实施改革开放，保持很高的一个增长速度。但最近一些年确确实实看到因为工业化进程大致结束了，中国现在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上的挑战。我们统计了一下，改革开放前三个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概是4%以上。一般来讲，生产率增速占到一个国家GDP增速40%左右，所以有一个4%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基本（就可以）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是比较合理的。
但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制造业最大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将近30%的比例，是美国制造业+德国+日本+韩国制造业产值的总和，这种情况下工业化进程本身已经接近进入尾声。按照产业演进的规律，生产率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确实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过往4%左右降到现在只有1.7%、1.8%这样的一种平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要保持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动能。这一点中央在二十大甚至在更早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都做出了部署，提出高质量发展。本身它的一个核心之义就在于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像中国这种情况，我们的增长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驱动的。从这个角度讲，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处在新旧动能转化（时期），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在未来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的这样新的一些发动机，新的动能。这一阶段可能一直在进行之中，它有挑战，特别是疫情，包括现在国内外环境的一些变化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它的方向本身是很明确的，而且动能本身也处于在蓄积的状态。
所以，我想高质量发展，我再强调一下，它的核心之义就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来驱动的。在中国，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潜在的新动能，举个例子，像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这块，另外像碳中和。碳中和不单单是能源的变化，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它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个过程中会带来大量的技术突破，会带来大量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讲制造业强国，讲航天强国，战略新兴行业，讲未来产业，这些的崛起本身也有助于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我们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是两个来源，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高水平的开放，我们能够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找到新的动力和新的来源。这种情况下，整个主题还是围绕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围绕高质量发展来进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这些终极目标，实际上想把经济增长动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动能进一步地挖掘出来，这些工作部署本身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终极目标来安排的。
主持人：可能不太深入研究经济的朋友不太了解全要素生产率，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刘俏：驱动一个国家增长的一般有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要素投入很重要，比如我们每年增加多少的劳动力，每年增加多少资本投资。除此之外还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激励机制，更好的经济体制机制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同样的要素投入会带来更高的一个增长，额外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所以，你可以理解它是衡量要素的使用效率。同样一个人，一台机器某种情况下只能产生五个单位产品，但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就能够产生更多的产品，更多和这个额外的部分我们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它基本上和技术进步有关，用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生产范式，使整个生产全流程中各个环节效率更高一些，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样的要素可能放在它该去的地方能够带来更大的产出。所以，这两块就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
这三个加在一起之后就等于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增速。我刚才讲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讲，按今天的数据，在中国过去40多年的时间中它贡献了将近40%左右（的增长）。但现在，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原因，我们高速增长阶段快结束了，工业化进程、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这个大周期已经进入尾声了。这样一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降下来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依赖度就变得更高了。比如为了实现一个5%的增长或6%的增长，可能需要全要素生产率占比能够达到50%，另外两个要素的贡献就可以下降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高质量增长不是简单的靠要素投入，一定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连在一起。我们强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义是在于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创新驱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拉动，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在经济学上的等价关系。
主持人：我想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发展面临的困难，并且也非常肯定了发展积极向好的一个方面。会议还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进行了规律性的认识，提到了“五个必须”，您能否谈谈您的理解？
刘俏：刚才我提到，其实在整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在“质”和“量”之间有一个平衡关系。如果数量很大、速度很快，但速度背后没有质量肯定是难以持续的。所以，回归到最根本的硬道理，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看未来培育的新动能当中，哪些是能够有力推动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来源，这些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
简单讲，这背后还是创新驱动，对创新的依赖。因为创新本身，技术进步本身是全要素生产率最可靠的来源，这块可能是在规划新一年的经济工作时，应该说在过去几年都特别强调的一点，今年把它放在首位。通过创新驱动来推动这些新的模式、新的动能、新质生产力出现，他们带来大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使得）我们的增长其实是比较有质量的，同时是可持续的。这块还是围绕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这样一个核心命题或者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硬道理来部署。
主持人：我注意到这“五个必须”当中有一点是必须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您对此作何理解？
刘俏：从经济发展阶段性上讲，我们面临一个挑战就是新旧动能转换，旧动能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失去它原有的这样一种作用了。比如我们讲大投资周期的时候，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块对资本形成、资本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它是要素投入。而现在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增长来拉动经济。
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保持增长，到2035年，假如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意味着全世界有14亿人加入到现代化人口序列里面来。西方现代化发展到现在200多年时间，到目前为止进入现代化的人数是10亿人，我们是要增加14亿人。而且中国的模式本身有很强大的示范效应，（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很少，也缺乏供大家学习的一些模式。当然我不是说中国模式就一定是唯一的，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模式。所以，我们强调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第一大特征，它背后隐含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选择，我们是通过高质量增长来拉动人均GDP，拉动人均生活水平、福祉，达到现代化。这背后我刚才提到的通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未来的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新模式、新动能来驱动变得很重要。
同时，我们也看到，对过去制约我们经济发展，制约我们生产力提升的这样一些痼疾和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本身它不单纯是一个独立问题的解决，而是解决问题过程本身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助于释放生产力。
像我们讲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有很大的城乡差别，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5倍，现在农业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另外还有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因为没有户籍身份，其自身对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生产力的释放是受到制约的。没有户籍就得不到平等的公共服务，就和有户籍的城市居民之间在教育投资方面是有差异的，这种情况下潜力的释放、生产率的释放是有天花板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其实是对这些制约我们生产率提升的结构性因素开始彻底改革。通过这种方式释放出它的活力、生产率，最终还是回归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本身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环环相扣的，本身逻辑上是一个闭环，而且底层逻辑是高度一致的。
主持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和前些年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相比，今年的会议似乎从更加侧重于“稳”转变为更加侧重于“进”和“立”，这样的转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刘俏：从工作的迫切性上来讲，现在到了急需新动能、新模式、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刚才我提到现在工作最大的挑战，其实和美国是一样的，都是生产率增长不足所带来的挑战。因为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现在已经降下来了，降下来的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工业化进程即将结束，需要寻找新的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新动能。美国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美国在过去这么多年，虽然有全世界最大的研发投入，也有相对来说最有影响力的原创研究和技术研究，但因为它确确实实已经完成了规模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大体量的产业很少了，所以，它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足，只有0.7%、0.8%，最近几年降到0.5%左右，这使得美国长期的增长率也就是1.5%-2%，这是美国的问题。西方现代化基本都面临这个问题，完成工业化之后增长就会降下来，（因为）全要素生产率都降下来了。
我们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降下来了，现在降到2%以内了，我们国家的长期增长率如果要保持5%左右，那就需要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一个V型（反弹），再弹回去，弹到2%以上甚至在2.5%以上的年增速。要想形成这样的反弹，就只有靠创新，我想通过对创新的投入，通过对体制机制的改革、高水平开放工作的推进，能够把这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点找出来，把它的潜力释放出来。我想中国是有可能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太一样的现代化路径的，也就是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可能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的增速，最终保持比较高质量的一个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化。因为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我们考虑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有大规模的产业，我们对制约现代化、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领域和痼疾“开刀”，愿意改它、投资它，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刚才一再强调，这个路径选择本身，或者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是因为我们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经济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刘俏。（摄影：郑亮）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看宏观政策，这次会议对宏观政策的要求是要强化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并且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还提出要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些要求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刘俏：今年大家感受到整个经济运行，基本面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新旧动能转换，但是对基本面的前景，我们是处于新动能在蓄积的阶段，基本面是稳中向好，这个趋势没有问题。
但确实今年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疫情之后其实经济要反弹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不是一结束后马上就能见到效果。另外它有“疤痕效应”，疫情带来很多后遗症，国际环境有一些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信心不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是大家观察到的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信心不足包括企业家信心不足，（就会导致）投资意愿比较弱，或者对未来的新增长点、新动能的投资力度不够。我刚才提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和投资率是紧密相关的，投资率高，投资强度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就会提升一些；信心不足，大家投资少，这样我们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工作就会面临一些压力。消费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消费者的信心不足，（大家）可能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对目前收入情况预期走弱。
所以，2024年从宏观政策治理角度讲，我们讲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它应该从提升有效需求的角度入手。从提升有效需求的角度入手，信心变得很重要，怎样能够恢复企业家信心，恢复消费者信心，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财政政策是可以做一些更大力度的发挥，因为财政政策的好处在于它可能比较容易做得精准，比较容易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去支持应该支持的这样一些部门或者领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货币政策，今年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稳健，但事实上存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即使央行增加流动性，但因为企业家信心不足，消费者信心不足，这些货币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其实也很难流向实体经济，流向具体的企业或行业、产业或个人家庭。这种情况下，短期看来，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会觉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效果更好，力度更大一些。
我想大概从2024年对宏观政策的表述上来讲也体现了这个意思。2024年在宏观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的力度会更大一些，具体多大，明年两会对这个体量规模会有一个大致的描述，但是我可能更关心的还是财政政策执行的方式，它的精准性，或者在创新政策的推出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我觉得这是2024年观察经济工作可以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主持人：您提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今年具体的表述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措词上和前些年一脉相承，但是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在您看来，措辞的变化体现了怎样的用意？
刘俏：加力就意味着财政政策体量和力度加大，这是我的理解，我自己感觉应该力度更大一些，像今年增加了1万亿的以特别国债形式发行的国债，解决今年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些开支上的需求。明年，特别国债，特别是长期限的特别国债的发行其实有很大的空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已经是GDP的1.3倍，130%，突破了31万亿美元，我们国债大概只有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0%左右。中国政府的信用跟美国政府不太一样，中国政府信用基础是非常扎实的，有资产支撑，有人民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做支撑，而美国联邦政府债都是信用债。
这种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增加一些特别国债的发行，也不占赤字口径，但这部分资金如果投向比较精准，投向我们认为对恢复国民经济到正常状态所需要的关键领域，有助于恢复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信心的领域，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我理解表述的问题。
我们希望看到，第一，总量，政策力度、总量明显比今年有加大的趋势；第二，它的具体执行方式，这些（政策）执行、精准抵达，通过什么方式抵达到哪里去，这块有一些创新的举措。比如现在我们讲消费券的发行，讲了很多年，不管是哪个群体，针对低收入群体还是针对全民都有很多讨论，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突破。比如针对小微经营者，给他们提供支撑，给企业家一些信心，这些（举措）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体现出来，是减少税负还是直接提供一些资金支持。再比如，我们讲创新很重要，中国需要增加在基础研究和研发方面的投入，在目前我们讲到创新本身有很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很大，企业自身投资力度不足的情况下，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倾斜，增加对基础研究或者是应用型基础研究的投入，通过财政的方式或者国债发行的方式来增加投入。这些都可以理解成是创新的一些政策举措。我自己理解的话它是“先立后破”，找到一个可能起到明显政策效果的做法来试试看，再把以前的做法推翻掉。这些都是我觉得未来讲到2024年经济工作时，透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到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变化。
（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