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著史，图绘华章。今年辰夏，西安市文化领域重点工作之《西安美术史》编撰正式启动。全篇计划成书百万字，历时三载以成。在项目启动之初，为广听众翁之智，汲取群贤之识，西安中国画院启动了《从长安到西安—— < 西安美术史 > 编撰名家访谈》专题，在全国范围内遍访美术名家、美术理论及考古研究学者，就西安美术在世界美术体系之地位、西安美术发展脉络及流变、西安美术重要思潮、历史人物、画派、重要事件、发展成就、对外交流与影响、艺术史写作体例与新方法等展开深入探讨。以期能在纵向对比与横向观照的过程中，得以管窥西安美术全貌。本期访谈嘉宾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屈健先生。
——编者按
《西安美术史》编撰名家访谈
问题1：您在文章中提出长安画派是超地域性的，那么您认为在西安美术史的写作中，应该如何体现长安画派的超地域性和传承发展？
屈健：长安画派作为20世纪60年代一个重要的画派，在近现代的中国美术版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一直强调长安画派的超地缘性，实际上是基于一种观察视角的不同。作为一个在长安生活成长的理论工作者，我看到的长安画派，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画派。它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从意识形态上讲、从思想根源上讲，都是由国家命题的。不能因为地貌的这种表面差异，就忽视它对整个新中国所倡导的文艺思想、价值观导向的（认同）。它（长安画派）实际上是与新中国整个对文化艺术的要求同步的，反映的是国家的主导导向，所以说我就强调长安画派的这种超地缘性。
西安美术史的编写，从名字上来讲，是个地域美术史，但是西安具有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比如说周秦汉唐文化，代表的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比如说新中国的美术，也是从我们陕西走出去的。首先延安美术，它是一个根基，和三秦大地的这种关系，是不可割裂的。所以我们在写西安美术史的时候，一定是要跳出西安，要站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写西安美术史，才是一个更真实的、客观的西安美术史。
问题2：您作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对当代陕西艺术理论建构，您有什么样的思路？
屈健：石鲁是长安画派的理论棋手，石鲁的理论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影响，和新中国整个的理论导向是一脉相承的。比如石鲁提出来，“艺术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意义”的主张。他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主张），都是对《讲话》的一个阐释，是一个更具体化的尝试。（后来）我们陕西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家，程征、王宁宇等等，对长安画派又进行阐释，这样就形成了围绕长安画派的一个理论建设，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陕西的理论家围绕传统美术形态的研究，比如说围绕美术考古的研究，围绕陕西美术史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这些年来由于综合性的大学都建立了艺术学院，一批原来就搞文艺理论的，搞历史的学者也进入了我们的美术研究，他（们）用一个跨学科的视角，介入美术的研究之后，开阔了我们美术（研究）的视野，这个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部分艺术家自身擅长理论研究，或者对理论比较敏感，他自己也在总结他的艺术创作，从创作的角度去研究美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能够更精细化、更深入化地去研究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也是新近的一个变化。
总的来讲，陕西的美术理论研究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不断进步的。不同背景出身的学者介入美术理论的研究之后，在美术理论、美术管理等领域都有所推进。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一块（理论研究）能够引起更多社会上的重视，特别是搞创作实践者重视。画家是感性的，画得特别好的画家，他一定是理论很好的画家。比如说石涛、傅抱石、石鲁，他（们）的理论很好，站位很高，才能对整个的美术史，对艺术史、对文化史，对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承，有明确深刻理解。加上他个人的艺术创作悟性还好的话，他就成为大师了。所以说这个关系（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是雨和云的关系，有云不一定能下雨，但是下雨一定要有云，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来源：西安中国画院）
画家简介
屈健，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高等学校美术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教学名师、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带头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