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见天下——篆刻艺术家张建平访谈（上）

周伟：张老师，首先感谢您送给人民美术出版社（以下简称“人美社”）的这个十分有意义的礼物。“人民美术”这方印作为人美社的Logo已经伴随了人美社几十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具有很高的社会辨识度。人美社有人认为原来的印章由钱君匋所刻。后来听您说您曾见过这方印，边款说明是刘冰庵刻的，我们的一位老同事谷谿也说是刘冰庵刻的。不管以前的那方印章是钱君匋还是刘冰庵所刻，印章早已遗失，现在您为人美社复刻的这方印章又将开启人美历史的新篇章。您刻的这方印章线条和布局都很好，既保留了原印的特色，又有新的时代气息，所以您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真的很有意义。

张建平：人美社现在用的这方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主要因为两件事情：一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买了人美社出版的邓散木的《篆刻学》，书的封底印有这方印章；二是2000年我在人美社做编辑时做过一本《二十世纪篆刻名家作品选》，书里也印了人美社现在使用的这方印章。这方章特别有现代感，因为其中既有“人民”，又有“美术”，有点超脱传统印章内容的特征，同时在形式上又具有古典印章的流动性，设计感也特别强，所以它应该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方篆刻作品了。

张建平  人民美术  印章

周伟：这是您给我们刻的第二方印章了。前不久，我们专门请您为人美社出版的“大红袍”系列画集刻了印章。原来“大红袍”系列画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一个是《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现在改版后，两个版本合在一起，叫《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将“大红袍”系列画集的两个版本合在一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现在我们对能够归入近代的名家已经应收尽收了，如果再把年龄不是很大的艺术家归入近现代也不太合适。第二，原来有两个版本时，艺术家的入选是有年龄限制的，七十岁以上的才能归为近现代，七十岁以下的只能归于当代，但艺术家的艺术水准并不能完全按照年龄来评判。第三，“中国当代名家”和从西方传入的“当代艺术家”的称呼容易混淆，会让人觉得含混不清。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大红袍”系列画集将启用您刻的印章。“大红袍”系列画集是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所以您刻的印章就更有意义了。它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社的形象代表。

我们都知道，篆刻是一门小众艺术，但它也是中国在世界上称得上独一无二的一类艺术。对于篆刻艺术及其创作，您一定有很多认识和体会，所以想请您谈谈您的成长与工作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篆刻艺术道路的影响。

张建平  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  印章

张建平：我从小就对书法、篆刻等传统艺术比较感兴趣，在我的学习成长过程中，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人主要有三位。第一位是我父亲。他喜欢收藏一些古典家具、古籍和字画等。这让我从小便深受传统艺术和文化的熏陶。第二位是我学习书法篆刻的启蒙老师刘铁宝先生（刘冰庵先生的侄子）。他的书法和篆刻创作虽然受齐白石的影响，但他内心比较喜欢古典、秀美的风格。第三位是荣宝斋的熊伯齐先生。1982年高中毕业后，我便拜熊先生为师学习篆刻了。熊先生理解和吸收新东西、新元素的能力比较强，对古典元素的融合做得很好，这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1985年我考上了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篆刻专业。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学习氛围很好，老师和学生对教学、学习都很投入，能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是很幸运的。浙江美术学院1963年在潘天寿先生的提议下设立了书法篆刻专业。1979年，这个专业便开始招收研究生。我们1985级是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批书法本科生，也是浙江美术学院继1963年、1964年后的第三届。当年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沙孟海先生、刘江先生、章祖安先生和陈振濂、王冬龄等，师资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师生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在生活上，老师们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关照，回想起来，迄今都还很留恋在杭州读书的时光。

张建平  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  印章

1989年毕业回到北京后，我被分配到荣宝斋出版社工作。在王铁全、边平山和马健培等前辈的帮助指导下，我做了很多书法篆刻方面的书籍。针对当时图书市场上篆刻类图书比较稀缺、难以满足爱好者需求的现状，我相继策划、编辑推出了一批篆刻类图书，如《齐白石印影》、《齐白石印影·续集》、《黄牧甫印影》（上、下册）、《沙孟海篆刻集》、《诸乐三篆刻集》、《古印集萃》（三册）、《鹤庐印谱》等。1994年，我们创办了《中国篆刻》杂志。《中国篆刻》杂志作为当时唯一在全国发行的篆刻艺术专业刊物，对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这个时期我们社还策划推出过一套“荣宝斋印谱·当代系列”丛书，到现在已经编辑出版了二十多位篆刻家的集子了。3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入编这套丛书的年轻作者，如邹涛、王丹、来一石、陈大中等，都已是书法篆刻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当初的努力也算功不唐捐了。回顾我30多年编辑工作的经历，虽然其间静心创作的时间相对较少，但编辑工作确实开阔了我的眼界，也为我今后的艺术创作储备了能量。

从篆刻的风格上来讲，我从一开始就喜欢典雅和古朴的风格，比如吴昌硕、赵之谦等人的篆刻风格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并且我也积极地从他们的篆刻作品中汲取营养进行创作。在艺术技法上，我也乐于借鉴齐白石篆刻的构成、刀法，所以我的篆刻风格是在吸收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形成的。

张建平  中国现当代名家画集  印章

周伟：您在人美的名气还是很大的。我到人美社后不久就听到很多人提到您，关于您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喝酒。其实喝酒和文人、艺术家是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我不反对在艺术创作时适量喝酒。古代就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王羲之如果不喝醉是否还能写出《兰亭序》也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有时酒与艺术家的创作兴致是紧密相关的。而艺术家在创作时，只有兴致到了才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明朝周应愿写的《印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佳兴，然后有佳篆；有佳篆，然后才有佳刻。”这就是在说文人和艺术家需要有兴致，有了兴致就能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峰。我觉得周应愿说的这句话也符合您的创作状态，那么您觉得您什么时候创作欲望比较强烈，比较有兴致？

张建平：我同意您刚才说的这些，不过饮酒后做篆刻通常是不太行的。它不像写诗作画，而是一个相对谨慎、需要操刀的工作，要在清醒的状态下去创作才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但您说到的“佳兴”还是需要的。我觉得当阅读一段时间或思考一段时间后，或者在繁忙中静下心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创作的兴致和欲望。但如果刻意要在一段时间里让自己产生创作的兴致，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过于刻意地去做一些创作的时候，不但不会形成好的创作思路，而且很难有好的创作灵感。实际上，如果创作者想要达到不断有想法和思路涌现的状态，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深厚传统文化的积累。

张建平  惟我坐忘怀  印章

论及篆刻作品，其本身的艺术风格、特点等是一方面，从作品中反映出的创作者的创作状态又是另一方面。平时有较多文化和知识积累的人刻出的印，与文化和知识积累不够的人刻出的印在精神气质、艺术效果上通常都有较大的差别。其实，我认为多接触传统艺术或阅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不仅有助于我们刻出好的印章，而且对我们形成良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包括在为人处事和待人接物等方面修养的提升都是有好处的。同时，学习传统艺术和读书也能通过感官滋养我们的内心，对我们艺术和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非常有帮助，还能促使我们以平静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以上这些都是比较符合中国古人生活习惯的事情。我觉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总是蕴含着一种“静”的东西，或者一种“静”的状态。多接触这些，人的整个状态会变得很好，而这样的状态也会反映在篆刻作品中。（来源：人美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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