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白“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有感
春节前，山东大学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山大南路27号》发表两个学生采访我的文章，题目叫“李锦——蹲点记者的33年”，长达39000字。
山大学生刘鲁倩、张雨在李锦的书房访谈
从2008年年开始，我带了多届研究生。感觉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最好，肯用功，动手能力强。10多年前，山东大学为了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办了《未来记者报》，开篇写的是我。后来办《山东大学南路27号》微信公众号，开篇也是写的我。我素来是支持他们的。我从来认为“不想写文章的学生，不会是一个好学生”，对文科学生更是如此。读书是输入，写文章是输出，输入的目的是为了输出。你的书读得怎样，写出一篇文章，我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因此，我鼓励学生们写作，也喜欢写文章的学生。尽管不会写文章的文科学生也可以当很大的官，我是不大说好的。
山东大学这次出题目是写新闻名家，也拿我开路，把我列在名单前面，我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年轻人写文章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要支持他们。想当初我们刚上路的时候，找一些名人都有敬畏与怐谨之态，不容易啊。因此，当年轻人求到我们的时候，我总是一口答应他们，把这作为一件善事。
昨天一个朋友来拜年，我也讲了这个意思。人在30岁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是到60岁后，也是最好的时候。30岁前就好像《西游记》第六回孙悟空大闹天宫，在没有封“弼马温”之前，他是精神气十足的，敢于大闹天宫。给他一个小官，他就开始变化了，进入官场，被安上“紧箍咒”，就异化了，不再是原来的孙悟空了。到了60岁以后是解脱了，没有“富贵”二字干扰，也可放手大干了。孔子在30岁前在汶上封上养马的小官之前，也就是三十而立前，学问做成了。从30岁到54岁，被人家搞下来后又想到外国当官，周游列国14年。到68岁后，他不想当官了，也是学问大长的时候，最后6 年整理六本教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烧了一本《乐经》，余下五经，加上一本论文集《论语》，有了四书五经。我也是30岁前、60岁后出好文章的时候，再度进入青春焕发的时期。
本来到57岁那一年，也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一年，我觉醒了，以“历史趋势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可是，我干到70岁的时候，又想我到底是为什么要干？干到那一天？我总是想，我总有力所不逮的时候，我总得留下什么，近来这个想法越来越重了。
那天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古诗词欣赏，里面朗诵了李白的《短歌行》，我豁然开朗，读出人们未曾有的新境界。
李 白《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
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
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
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
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
你看他写得多么夸张，白天何其短暂，百年光阴很快就过去了。苍穹浩渺无际，万劫之世实在是太长了。就连以长寿著名的仙女麻姑，头发也白了一半了。天公和玉女玩投壶的游戏，每中一次即大笑，也笑了千亿次了。我想驾日车揽六龙，转车东回，挂车于扶桑之上。用北斗酌酒浆，每条龙都各劝其一觞酒，让它们都沉睡不醒，不能再驾日出发。太白的诗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他参考《乐府诗集》《楚辞·远游》的意境，但是超出其境。最奇妙的是最后一句，富贵荣华非我所愿，只愿为人们留住光阴，永驻青春。
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不是为了富贵升官发财，与人驻颜光。就是为别人留下青春不老的光芒。李杜文章光芒万丈长，为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这就是李白的最高追求。
这是李白的核心思想。可是，天下人理解李白的有几个？实际上他就是要把他的诗文为为人民留下光辉，这是最高的境界。他参考曹操的《短歌行》句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对酒当歌”的境界，李白是“与人驻颜光”。境界自然要高曹操一筹。包括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
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李白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
皮日休对李白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他只看到李白的语言而没有评价其心境。我则认为，世人理解李白“与人驻颜光”的意境莫过于我。这是李白后期的追求，是他的世界观。
想到李白的境界，我的脑门大开。对待年轻人留下一点帮助，对历史留下一点思想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当学生提出采访，我是一口答应的。我把思想留下来，是该上日程了。
李锦书院门前的诗句“百尺高桐筛月色，一片孤心留书声”
我又想起了在在沂蒙山李锦书院门前留下的诗句“百尺高桐筛月色，一片孤心留书声”。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10多米高的梧桐树，在我读书玻璃房上方。一天晚上，月光从上面梧桐叶的空隙缝间洒下来，像银子一样洒在书桌上。想到这个梧桐树叶间透下来的阳光，就是生活中留下来的精华，我要把它写成书，我是提倡我手记我事，我笔写心的。一片孤心留下读书声，是在这荒山野地的孤独的书院，也是我选择历史的精华写下来，流传于世的书。写成文章，在这里留下朗朗读书声，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和李白“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的心境是一致的。
李锦家的阳光房在一棵梧桐树下。
孩子们提出来采访，她们是做了功课精心准备的。我又让她们写出两篇文章试试，这样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我要把自己调查研究的思想传下去，这也是“与人驻颜光”的一件功德。
人生易老，年华难驻。我要把我调查研究思想留下来。当他们写下“蹲点记者33年的李锦”，我是答应了。我在外面的书籍材料总得有几百成字，学生们选出这个点也是不易的。一问，孩子们的爷爷，岁数与我相差不大，看着像孙女一样的可爱的面孔，我俞是觉得该把这些好的东西留下来，传下去。
细心想一想，我的许多做法，是天下少有的，我连续40年在舆论界保持影响力，每年在基层一二百天，在基层过了几十个春节，在一个村庄从蹲点到扎根整整30年，三届国家主要领导人对调查研究的赞扬，还有十多家发文件表扬我调查研究的决定，如此等等，恐怕是中国新闻界和人类新闻史中所没有过的，被别人称为“活化石”。我要把它写出来，留下去，让他们知道调查研究的新闻记者有这种“活法”，以弘扬中华民族调查研究的精神，这是我的职责。对我事情的介绍，对升官发财是没有用的了，与富贵没有关系，也不影响别人官路财路，对年轻人能提供精神滋养。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调查研究的真人与真事情，与李白的“富贵非所愿，与人驻颜光”意境是相通的。
现在转载这两个学生写的文章。因为文章有39000字，将分期转载，今天先转载前面介绍、评论与学习写文章的体会。（李锦）
业界、学界评价
李锦是党的好记者、农民的好朋友，这是人民给他封的。自己说自己是高级记者、特级记者，那不行啊。深入生活，这条路子一定要坚持，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穆青，新华社原社长）
20年前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李锦是这批有作为记者中较为年轻的一位，可贵的是后来的20年能一直在农村基层坚持调查研究，成果甚多，积累也甚丰。他能够学会用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与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范敬宜，《人民日报》原总编辑 ）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批始终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他们目光如电，洞明世事幽微，文思纵然，谋划国家天下，影响着中国政经走向和民族复兴进程。李锦先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市场经济的发轫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从新阶层分析到信贷危机的预告，他始终在惊涛骇浪中站立船 头瞭望，30年间不断提出新的对策、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充分体现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臧旭恒，经济学者）
举旗与传承：从柳青到李锦
要做什么样的新闻工作者？怎样做一名高价值的新闻工作者？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习近平同志也强调，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发扬优良作风，“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扎根基层”“增加见识、增进感情、增长才干”“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走到群众中去，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才能开花结果，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在中国的文艺工作史上，有这样的两位前辈，他们是“深入生活”这一响亮口号的积极践行者，是“扎根群众”这一理念的坚定实践者，他们是两座绕不开的丰碑。这两座丰碑，一座是柳青，一座是赵树理。
柳青是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柳青为了创作《创业史》，辞去了《中国青年报》的职务，放弃了优越的待遇，把全家从北京迁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村，把家安在了终南山下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皇甫村。把一幢破庙只稍作修整，当成了自己的住所。柳青在这个山村里一住就是14年。在这里，他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个阶段。他将自己融入农民之中，白天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旱烟锅，和农民一起开会聊天，睡在一个炕上。直到他被迫离开皇甫村时，很多村民都不知道柳青是个大作家，因为他的形象太过一般，与当地农民别无二致。柳青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剃着光头，穿着对襟黑袄，他也常戴一顶当地农民喜欢的帽子。柳青就是这样的一位人民的作家，自觉地、全身心地扎根群众、融入群众，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给予人民群众真诚的无私的爱和不计回报的付出。他的精神，他的格局，他的风骨，影响了后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
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
赵树理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享誉中外。他出生于农村，在农村长大，在农村生活，以后又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下乡工作，他对农民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审美心态以及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了解。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赵树理运用通俗化大众化和富有浓厚地方气息的创作手法，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塑造了三仙站、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赵树理写作有一个特点，“一定要让农民都能看懂”，他的文章写出来总要先念给身边的农民听，农民听不懂的地方他就反复修改，直到农民能全部听懂。他对民间语言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凭借地道的“农民身份”，建立了一种清新、自然、朴实、俭省、淳厚、幽默的大众小说语言，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是小说流派“山药蛋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采用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运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散发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
山西作家赵树理在农村。
20世纪50年代，“深入生活”既是响亮口号，也对所有的文化工作者构成了一种规约。现在看来，当年的“深入生活”业已形成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柳青式的——直接到皇甫村落户；另一种应该是赵树理式的——户口虽在北京，但他常年“下乡”。广袤的农村基层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饶富矿和不竭源泉。
而在今天的山东，有这样一位记者，他是“当代的柳青、赵树理”，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他就是李锦。
40多年来，他始终坚持深入农村，坚持为农民讲话。他总是走在时代前列，也总能沉入最基层的社会实际中。他从乡下归来总能带回来自群众实践的新情况以及自己的新见解。他搞调查研究的艰苦深入程度，实为今人之罕见，亦为今世之少见。他每年有200多天在农村、企业调研，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采访中过了20多个春节，仅过夜的村庄就有200多个。他几乎每年都抽出五、六十天住在一个村或一个企业，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体察民情，研究民意。
在他一生无数的蹲点调研中，九间棚无疑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时日，李锦在四面是悬崖峭壁的九间棚村独自住了52天。他白天黑夜地在村里访问，为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他每天只吃地瓜秧就咸菜。没出几天，因为吃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连续半月，人也瘦了一圈，走路都要拄着拐棍。夜里晕倒在山坡上，被冷风唤醒再爬起来。就这样，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他在这里找到了“大洼风波”，又挖掘刘嘉坤和村党支部化解风波摆脱困境的过程，提炼出“九根擎天柱”的主题，同时又提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九间棚精神，回答了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此后的30多年，他心系九间棚，每年都要到九间棚住上几十天，甚至上百天。前前后后他去了九间棚几百次，在九间棚，他调节邻里纠纷，发展九间棚的经济，带九间棚的乡亲们看病，他总是和最苦最难的人交朋友，为九间棚的乡亲们解难题、做实事。村里的人对李锦的称呼也变了又变，从称呼他为“李主任”“李记者”，到后来喊他“李哥”“他哥”，最后直接喊他“济南儿”，拉着他就回家。“九间棚是我终生的事业，不是故乡，胜似故乡；我和九间棚的乡亲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李锦在九间棚的扎根调研，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座宝库，他在新闻实践中表现出的“顶天立地”的格局与抱负，“扎根蹲点”“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忘我奉献”“水乳交融”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新闻人去深思学习。
李锦的新闻工作有“顶天立地”的格局与抱负。“顶天”就是指调查研究的站位高、立意深远。“立地”就是要扎根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发声，为人民群众服务。李锦说，一个记者，他头脑里应该像总书记一样思考问题，头脑里要想着总书记的难处，心里面要装着一颗农民的心，为农民讲话，农民要解决什么，新闻工作者做调研就要说什么，要沟通两头，一个是上头，一个是下头，做调研的新闻记者就是中间的桥梁。李锦做调查研究就是把基层的东西反映到中央去，再把中央的思想送到基层来解决问题。为了做到“顶天立地”，李锦把能收集到的领导重要讲话都订成本子，最后，李锦订了三百多本。正是这样顶天立地的思维，才让李锦的调研总能切中时代的脉搏，总能反映时代最真实的需求。李锦深入人民群众从来不是去享受的，他总是在研究，在调查，在思考，在学习。
李锦的新闻调研是扎根人民的调研。扎根是李锦深入调研的工作方法，“扎”是蹲点，“根”系人民，扎根是深入百姓生活、把新闻工作做深做实。李锦在蹲点调查时，敏锐觉察到九间棚并非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村，而是全中国社会的缩影，他想“扎”破基层的血管，抽取出九间棚这滴“血”，化验得出关于党和国家“全身”问题的结论。九间棚这个小山村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是否有借鉴意义？在党的领导及自我建设方面，九间棚的生产生活故事能不能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整个景象呢？扎针取血就要刺入皮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李锦也“扎”进了九间棚，刺破表层土壤，把“根”“扎”在基层这片沃土中汲取营养，寻找答案，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正所谓根深叶茂。李锦正是因为常年在农民中“扎根”，才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新闻调研方法论。在沂蒙精神提出25周年的时候，李锦同志写了一本名为《蹲点》的书，书中写到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挖掘与提炼过程。原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同志听取汇报后说，挖掘与提炼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过程，也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的过程。在九间棚精神调研展览馆与李锦蹲点陈列馆，陈列品中有一本李锦调研笔记，是1989年10月15日至11月3日的日记，20天记了5万多字。李锦同志蹲点住在九间棚，挨户走访，实地调研，大人、小孩名字都说得出，画出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网”，写出长篇调查《九根擎天柱》，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由此，九间棚精神作为沂蒙精神宣传的先声在全国传扬开来。在总结九间棚精神的同时，九间棚的干部群众也熟悉和了解了李锦。在九间棚精神的鼓舞下，李锦更坚定了扎根九间棚，向群众学习的决心。“扎”入基层，“根”系群众，李锦调查研究深入，时间长，影响大，30余年，他心系九间棚，前后来了100多次，每年总要在九间棚住上几十天,写了上百篇报道与论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感人事迹跨越世纪，影响了知识界的数代人。为此，新华社党组、山东省委、临沂地委、高唐县委等14个党委（党组）与部门发出文件开展向李锦学习的活动。退休后，李锦把自己的家安在了九间棚，成为了九间棚的“村民”。
商河群众把李锦1982年写的调查报告雕刻在村头。
李锦的新闻工作运用了“解剖麻雀”式的思维。“解剖”就是要深入事物的内部，条分缕析地将事物的结构、内容摸索透彻。李锦在九间棚的蹲点调研是解剖式调查，他“解剖麻雀”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个：在九间棚挨家挨户地走访和在纸面上一枝一叶地梳理关系树。李锦的走访基本上没有用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一家一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交流、去调查。这种方法使得他接触得透，了解得细。李锦住在一个点上，全村54户，他去了50户，一户一户地走过去。谁家有几只羊，种几亩地，媳妇从哪个庄嫁过来的，谁家媳妇最孝顺，哪个党员私心少，村里吵过什么架，这些他都事无巨细地进行了解，这使他掌握了县里、乡里也不了解的情况。李锦先后与刘嘉坤、刘德敬谈了七八次，还对天宝乡、交通局、派出所、学校等机关单位的很多人调查。一个54户人家的偏僻贫困小山村，他整整住了52天，他也因此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为总结经验、抓取典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天李锦挨家挨户地调查，晚上回到小屋就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姓氏、辈分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支，画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用这种方法拆解九间棚村的人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力量分布。接着分析村里办了几件大事，产生了什么矛盾。这样呈现在李锦面前的九间棚，就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的大剧。这种基本分析使李锦能准确地作出判断，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种方式大大有利于李锦在其中发现矛盾，在李锦发现“大洼风波”、理清党群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锦的新闻工作具有忘我奉献的精神品格。坚韧不拔是李锦调查研究的内在支撑，李锦多年来为总结推广九间棚精神，推动沂蒙精神的发扬光大殚精竭虑，也正是因为他具备了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精神，显示出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优秀内在品格。蹲点调研之路，历尽坎坷，1989年秋天，李锦不要人陪同，自己带着被包、蚊帐与手电筒住进九间棚，吃在农家，一家一户走访，每天如此，病在山上半个月。为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把全村54户人家，列出村民联系表，把祖宗6代都列出来，连谁家几只羊都说得出来。他在村中病了，连续8天腹泻，晕倒在山坡上，仍然坚持拄着拐棍一家一户走访，最后眼镜片碎了用胶布粘着，裤子破了自己用白线连着，皮鞋跟掉了，胡子长得很长，但他硬是咬紧牙关坚持着。随着调研的深入，终于挖出表现九间棚精神的关键材料，推出了九间棚这一典型。而后坚持在九间棚调研30多年，无论是九间棚精神，还是沂蒙精神，都体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他公而忘私，殚精竭虑，为人民无私奉献。李锦一生都在调查研究，他以调查研究闻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宣传界的标杆式人物。1982年5月，新华社党组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相继发出文件，号召学习李锦调查研究的事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李锦同志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舍弃安逸的城市生活，毅然下沉到艰苦的基层山村，一门心思地进行调查研究，把自己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总结推广了九间棚精神和沂蒙精神，其先进事迹感人肺腑。尤其在九间棚蹲点调研期间带来的四大变化，使九间棚精神得到了升华：九间棚精神内容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转变为开拓进取、党员带头、无私奉献为主；由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党群关系；九间棚典型的传播，由地方传播转向中央媒体，在全国推开，并引起高层重视；九间棚由典型事迹总结转向党委推广阶段；九间棚典型宣传转向沂蒙精神宣传。九间棚典型对沂蒙精神概念的提出起到了开启、推动、基础、载体和榜样作用。而李锦同志呕心沥血的工作，对上述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退休后“处江湖之远”，也时刻不忘操着“庙堂之上”的“忧国忧民”之心。用九间棚老百姓的话讲“好事做成一座山，自己不带半根草走”。
李锦与他的邻居在一起。
李锦的新闻工作的灵魂是水乳交融。水和乳经过混合搅动后才会交融，交融即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信任，同呼吸，共甘苦，心连心。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沂蒙地区浴血奋斗，其间始终守初心、践使命，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因此，人民愿意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习近平总书记把沂蒙精神的特质高度概括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核，生动诠释了党和人民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李锦同志到九间棚蹲点调研，既是带着问题去，也是带着对老百姓的牵挂去的。李锦的调研工作，被认为“带来了老八路的作风”。他在沂蒙山区农村采访和生活40多年，特别是在九间棚的33年，达到与群众水乳交融的境界。为了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他说自己只吃地瓜喝小米粥，只要有咸菜就可以了。他在扎根中发现群众的困难，又亲力亲为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村里谁有重病，谁家日子过不下去，谁最能吃苦，他总是找这些人家去交朋友。李锦是南方人，讲话时吴侬口音较重，与沂蒙地区方言差距较大，但不妨碍身为“外乡人”的李锦用他的善良和热忱与九间棚群众实现“心连心”的交流，他的一腔热忱打动了九间棚的人们。了解到九间棚抗旱过程中因群众和党员之间发生误解而引发的“大洼风波”，李锦找到了党群关系从“水火不容”变为“水乳交融”的密钥，即从党的自身建设抓起，从党的先进性抓起，从党支部书记的核心作用抓起。村里人说：“李哥是好人啊，九间棚30年了，离不开他。李哥每次从济南来都拿东西来看俺，俺能给的只有山里的山楂、核桃、鸡蛋，不值钱，就是想让尝尝俺亲手种的，没有农药化肥。”九间棚的老人亲切称呼他为“俺的济南儿”，支书刘嘉坤与他“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李锦在九间棚居住，清晨总能看到窗台上挂着露水的瓜果蔬菜。谁家做了可口的饭菜，也从忘不了叫上李锦喝杯酒。九间棚人身上穿着李锦的衣服,李锦吃着九间棚人送来的瓜果蔬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是对李锦和九间棚人关系最贴切的表达。
李锦在九间棚安家，去年在村中住了8个月。
李锦说：“山有多高，花有多高；谷有多深，情有多深。我的书院建在了九间棚，就是要把根扎在这里，一辈子在这里。九间棚就是我的事业，就是我的家，九间棚的父老乡亲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与老少爷们一起读这些书，把九间棚建设得更好。”现在，他在九间棚村买了房子、建起书院，长期跟踪调研九间棚。他说：“我是九间棚人，九间棚就是我的事业，九间棚是我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把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的研究弘扬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此生不离不弃。”
李锦沿着柳青、赵树理等前辈的足迹，继续举起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面旗帜，弘扬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事业精神，做红色新闻人，接过调查研究的接力棒，以“顶天立地”的豪情扎根到人民群众当中，不断创新调查研究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克服各种风险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赓续红色血脉，唱响奋进凯歌，凝聚民族力量，续写新时代红色华章。（《山大南路27号》评论员 刘鲁倩 张雨）
李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改革开放来所写“思路型”调查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
出版专著《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深度》等3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