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冷！”
两个字：“真冷！”
问了二十多个年轻人，竟然出奇地异口同声。
其实我早就感受到了。2021年12月29日上午，乘飞机自济南起飞经停大连，我换上了毛裤；抵达加格达奇火车站，我换上了棉鞋，戴上了棉帽。坐上绿皮车，于次日凌晨6点半终于到了中国最北端漠河，我呼出的气把眉毛都染白了，室外是零下37度。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加上，如一只笨熊一样张开嘴，等着核酸检测。
每到年关，我总有想走出去的冲动。偶然听到中国重汽有一支极寒地区试验团队在漠河，去看看他们怎么过新年，如何？一念向北，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踏着冰碴，我跟他们站在了一起。
车流北上。哪里是试验汽车，而是在考验人吧。
油箱盖冻住了
2021年最后一日的凌晨，我走出屋，满眼雪，阳光下刺眼的白，阳光是冰冷的光。44岁的程功元帽子上挂满了白霜，我上了他的越野车，车上空调开到最大，但还是伸不出手。程功元说：“夜里车放在暖库里，都冻透了。开空调都不管用，一上午车内也就五六度。”开到半路，去加油，油箱盖冻住了。程功元嘱咐我，洗了手，赶紧擦干，千万别摸铁把手，铁“咬”手。
泼一杯热水出去，眼前一团雾，瞬间落地的水就成了冰。
这是程功元第7次来漠河，每次来都是一个多月。“前几年的雪，比今年大，最深的时候80多厘米，零下40多度。手机耗电特别快，打两个电话，就停机了。”程功元说，“我是2021年12月21日到的，来打前站，其他队员从25号开始陆续抵达。”
试验最早的有凌晨4点就起来的。程功元所在的团队一般是早晨6点，中午回来简单吃点儿，接着试验，下午三点半天就上黑影，收工。“落了太阳，温度直线下降。队员撤回驻地，整理数据。”
“三高”试验，指的是高寒、高原、高热。程功元一年下来，都经历了个遍。从零上40多度的吐鲁番，到零下40多度的漠河，温差差不多90度。“去年7月12日出发去了热区阿克塞，一个月后接着去了高原区格尔木，9月12日回来。儿子都去上大学了，妻子埋怨我不去送他。”
提到高原，“三高”团队的领头人、产品试验检测中心整车试验所副所长滕帅说，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莫过于高原反应了，高原氧气稀薄，气闷、头晕、头痛是常有的事。通往“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从五道梁到唐古拉山的风口，平均海拔4700米，极易发生高原反应，高原条件下气压低，水烧到六七十度就开了，转场穿越无人区时，吃上一桶方便面都成了奢望，只能带一些面包、香肠等充饥，参与高原试验的所有队员以坚韧的品质抵御身体的不适，每天驱车往返海拔4768米的昆仑山口进行试验，没有一名队员因为高原反应而离开试验队伍。
新一代黄河汽车在雪景下，格外显眼，用试验队员的话就是：“好帅”，它是黄河汽车的升级版，在队员陪伴下进行40、60、80公里恒定速度行驶功能测试，队员们的头包得严严实实，见了我们，挥一挥手，呵气成了一片云。
“在雪地里站时间长了，穿什么衣服都不管用。”陪同采访的资深“重汽”人李庆洋把我让进车里，提醒我戴上棉手套，“抵抗针刺刀削的冷，就靠意志！”
“打死我也不来了”
干硬的雪地上铺着棉大衣，他仰躺在上面，检查着一条条线路，一根根输油管，这是52岁的孙青常干的事儿。差不多忙活一刻钟到半个小时，站起来，上下排牙齿咯咯地打架，他使劲跺跺脚。
“你脊梁骨受得了吗？”我问。
孙青瘦瘦的，颧骨很高，面无表情，皱着眉头，发出剧烈的咳嗽声，厚棉衣跟着咳嗽一拱一拱地动。漠河烧暖气，浓浓的烧锅炉的烟味，很容易呛得人咳嗽。咳嗽声住了，看我一眼，那眼神好像说：“你是干啥的？”
滕帅说他耳朵不好使，没听清问话，让程功元给翻译。
孙青小时候打针落下了严重耳疾，都影响他上高中，但没影响他成为汽车的整车维修专家，一点一点，他自学成才。受了多少苦？孙青自己知道。
孙青是最早的重汽汽车试验人员。2006年春节前三天，他接到命令，“国三”汽车排放发动机要到漠河试验，他参加试验团队。
“时间真快啊，一眨眼16年过去了。当时快过年了，我不想来，领导说，试验紧急。唉！来吧。就一路往北赶。”孙青笑着说，“谁不想在家热热乎乎、热热闹闹过个年啊！”
他们计划是到漠河过春节，没想到路上下雪，车开到长春，央视春晚开始垫场了，他们拐下高速，敲开一家饭店的门，算是吃了年夜饭，正月初一一大早继续赶路，正月初二才赶到漠河，带着一身的雪花，恍若钻进零下40度的冰柜。
“那时路况不好，土路上全是雪，不知哪里是沟，哪里是路，两辆服务车翻到了沟里，好在没伤着人。”孙青说，“太冷了，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当时我三十多岁，我说，来这一趟，打死我也不来了。结果呢，第二年、第三年又派我来了，领导看我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安排我放心呀。在车间，我转着圈找啊，也没找着一个拒绝的理由。”搓着两手，把头埋在两膝之间，“维修通”笑眯眯地陷入了回忆中。
在团队，孙青是吸铁石一样的人物。程功元说：“孙青是组建的所有团队中，逢年必争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他干不了的活儿。”
我加孙青微信，他伸过手机来，微信名是：“一念向北”。
不抽烟、不喝酒，孙青把汽车看成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它，爱它，牵挂它，冰冷冻不住他和它，他与它一起挑战死神，挑战极限。
尝遍了各种型号柴油的味道
趴在地图上，在北纬52-53度线一路找过去，就能看到孤零零的两个字：漠河。孙青没想到他能蹲在或躺在、趴在漠河的雪地上，吸柴油。
在寒天雪地里，汽车油路不通是常事，电机无法燃烧，因为柴油达不到供热效果。“试验人员上车，要挨冻。不能让他们冻着呀。”
孙青来了，他用嘴吸油管，柴油吸不好，就咽下去了，孙青掐住管子堵上。没有专用工具，只能靠人，靠嘴。
孙青最经典的话是：“0号柴油、-10号柴油、-20号柴油、-30号柴油、-35号柴油、-50号柴油，我都尝过了，你们也尝尝它们的味道吧？”
在室外作业，戴着手套拧螺丝不行，摘下来，快快拧上，赶紧再戴上手套。
跨年夜的晚上，在驻地我采访孙青，他正着急地跟在中国重汽总部的同事联系，女儿公派出国手续，差一个章子。他皱着眉头说：“我还是喜欢跟汽车打交道，汽车戳哪儿我都懂。生活上的事儿，一想就头大。”
纪晓岚有言：“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诣极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诣极者，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孙青用青春给这段话做了注解。
“我最爱听到的声音”
宋洪伟生于吉林，在湖南大学上学，又在杭州生活了快20年，基本是个“南方人”了。来到东北，来到漠河，除了饭菜吃着顺口外，对寒冷气候，也不适应了。
他第一次来漠河参与实验是10年前的冬天。“那时测室外温度，看天气预报，不准。咋办？在室外挂个温度传感器，在房间里监控。半夜里要起来看，一天当中，凌晨是温度最低的，达到最低的温度，才能达到试验要求。现在半夜不用爬起来了，手机一搜，温度、湿度、风向、空气质量，就都有了。那时候不行。”
10年前去北极村没有高速路，水泥路也窄，特别是下了雪，手机信号不好，联系不上就有可能出危险。
有一年，两辆试验车联系不上了，信号中断，第一辆车回到驻地，发现后面的车没跟上来。车抛锚了，在零下40度的茫茫雪夜里，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好点了轮胎取暖，冲天的火光，指引着救援的人。幸亏及时赶到，要不，人就冻死了。
宋洪伟说：“每天早晨在最冷的时候进行冷启动试验，保证发动机在气温零下30度及以下的高寒环境下能正常启动。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轰’的一声，发动机启动了，这说明发动机冷启动性能良好。这是我最爱听到的声音。”
“从天黑到天黑”
2022年元旦这天，平均气温零下32度，郭炎和他的队友没有休息，在白屋白地的漠河，依然是“从天黑到天黑”。早晨五点到露天试验，天黑着；下午4点回来，天依然黑着。这就是他们的漠河节奏。郭炎的体会，漠河的黑是真黑，黝黑的黑，漆黑的黑，安静安详的黑。
我在他们的试验车上体验了一段。驾驶室如冰窖一般，郭炎熟练地抱着手提电脑处理数据，他头发上、眉毛上的冰霜慢慢化着，呼出的热气，又蒙了眼镜，他不时取下来擦拭。
郭炎是重汽商用车动力总成研究院性能与排放开发所所长，在德国留学9年，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硕士，学的就是车辆工程。在漠河试验他这是第三次。
“平时我们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就要起来，选择那个时间是因为气温最低，汽车都冻透了，然后进行点火处理，也就是汽车冷启动。”郭炎说，“车冻透了，人在早晨也冻透了，早晨从热被窝里爬起来，一开始不情愿，慢慢就习惯了。”
跟在德国实习比，郭炎说，国内的节奏明显要快一点，“咱们是一种追赶状态，一天当两天半用。”
跟郭炎一起的队员，除宋洪伟外，宋华飞、代玉豪、吕贵重、陈育鹏，都是90后，他们是个快乐的小团队。小伙子们说，除了雪，就爱看星星，那如洗天空里的星星又大又亮，像一粒粒葡萄敲打着窗棂。真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感觉。
这群年轻人虽然很苦，但都很庆幸自己成了有漠河经历的人，漠河的锐利和粗糙，打磨得这群人有棱有角，从温室里的温润，到旷野里的粗糙，打磨出血性！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雪野里、雪夜里，浪漫地把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冻醒，无数的锐利触角，再唤醒汽车的灵性，演绎着车与青春的传奇！
“把汽车当成一个大玩具”
漠河试验团队年龄最小的是陈育鹏和刘建国，两人都是22岁，眼角眉梢的稚气还没全褪去，却已成了试验的熟手。陈育鹏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学的是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我是贵州人，没大见过雪，要不是老搞试验，我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刘建国呢，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出生在赤峰市，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他对漠河的气候还比较适应。
我问：“今年春节要是试验不完，回不去，咋办？”
小陈和小刘说：“巴不得呢，在这儿过年，大家一起更乐和。”
小陈负责汕德卡机车冷启动、驾驶性能、T4T5的标定、碳加载试验，以及怠速稳定试验。
小陈爱笑，说起话来跳跃性大，他说：“来漠河，我就希望天气恶劣一些，越恶劣我们越兴奋，为啥呢？因为天气恶劣，才符合我们试验的条件啊。要不恶劣，就不能达标，试验计划就得改。”
汽车拆了装，装了拆，一开始小陈觉得枯燥，也烦闷。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觉得是在玩一个游戏，“把汽车当成一个大玩具，跟汽车交朋友，和它说话，就觉得一下子好玩起来了。”
当一个人工作痴迷到像玩游戏一样上瘾，忘我，这是最高境界。工作没有滋味，滋味全靠咂摸，咂摸出快乐，就是“游戏”。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就是游戏啊”！
南方人到了北方，什么感受？小陈说，冷并快乐着，忙并快乐着。还有北方的大，北方的辽阔，北方的简洁明了，北方的无所畏惧。
小刘是跟车试验，他说作试验很有趣啊。“试验汽车的操纵稳定性，驾驶着车，反复试，比如在车内正前方放一个小风扇一样的东西，为了测风速和风向，在一个地方转圈，打8字，绕来绕去，觉得很有趣，看着好像是重复，其实每天都不一样。干好自己的事儿，一步不缺，一步不少。”
小刘说，业余爱打篮球，在漠河无法打啊，就在宿舍里躺着看书，偶尔玩个游戏。“很喜欢集体生活，滕帅所长没架子，什么事儿，都可以给他说，孙青老师呢，每天带着我们作示范。很愉快。”
小陈和小刘在白雪下忙碌着，要拍下这个画面，可以用意大利现代诗人翁加雷蒂短诗作为图片说明：“我用无垠/把我照亮。”
休班时，想去“漠河舞厅”瞅一眼
90后帅哥杨泽宇，戴着80元钱买的雷锋帽，很显眼，他朝我神秘地一笑，帽子一摘，光头。漠河的超市晚上不到6点就关门，头一天去买帽子就没买上。现在走在漠河大道上，白雪侧目……“白雪不是美女，就是白雪！美女都躲在屋里。哈。”杨泽宇开心地说。
杨泽宇是山西大同人，本科在武汉理工大学读的，研究生是在吉林大学读的。“我爸是作销售的，经常驻外地办事处，所以我从小一放假就会跟着他全国跑，养成了我喜欢到处跑的性格，选择这份工作也是因为可以去寒区、热区，很喜欢这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除了唱歌跳舞，我平时也喜欢调酒游泳打篮球，喜欢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跑过两次全程马拉松，爬过一山四岳。这次又刷新了我感受过的最低温纪录和最北纪录，累点苦点，都不在话下，都是一个过程。”
杨泽宇负责八个车的碳加载试验。“现在还没开始。开始了之后的话，每天晚上车辆作完试验回来，我要进行试验后续工作，将试验样件拆下来放入烤箱烘烤3小时称重量，再换另一个车的样件进行同样的操作，有六个车同时作试验，（两个烤箱，称重十分钟，每次称重都需要重新调零，多次称重去除异常值取平均值，保证数值的正确性）那我就需要在晚上连续干十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把处理完的样件准备好装到车上，把车辆安全正常地送走，工作才算结束。”
“你一个硕士做的事好像很简单啊？”我有个疑问。杨泽宇说：“这是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设计，这些样件的设计有我的部分在里面，夸张一点就是，这些件是我设计的，所以试验需要我看着。”
2022年元旦晚上，试验团队一起聚餐，杨泽宇一展歌喉，唱了首内蒙古民歌《祝酒歌》，第一遍唱用的是蒙语，第二遍唱用的是汉语。
他说要是休班，就去漠河舞厅看看。
2022年1月14日下午，杨泽宇在微信里对我说：“去了漠河舞厅，一个人都没有，老板都跟我们说这就是个打卡地，看一眼就走吧。”
杨泽宇和同事去漠河舞厅，才知道《漠河舞厅》的歌跟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那场大火有关，大火蔓延了101万公顷的森林。28天不停的大火，吞没了211条生命，266人烧成重伤，5万余人流离失所，50万公顷的森林化为灰烬。
想起脚下曾经是一片火海，吞噬希望的火苗曾经在这里肆意蔓延。杨泽宇心情沉重。
“冻”出了新感觉
85后杨洪强是清华大学博士，先在无锡柴油机厂，后加入了上海德尔福公司，2021年来到中国重汽。他学的就是发动机专业。
杨洪强说：“以前，面对发动机，我们特别重视油耗，降低油耗是大事。我到了漠河，冻了几次后，‘冻’出了新感觉，觉得汽车冷启动，空调取暖性能也很重要，可能耗点油，但耗油耗得值。”
在漠河，看到汽车就是发动不起来。谁不着急啊！这就是他们此次来试验的价值所在。发动机水温热管理项目组在本次漠河冬季试验过程中，主要研究最新的整车及发动机电控智能附件（例如：电控硅油风扇，主动进气格栅系统（AGS），电控硅油水泵和电磁离合水泵，以及电控球阀式节温器等）对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管理的性能优化作用，并通过极寒条件下的原地温升试验和道路循环试验来探究上述电控智能附件的最优控制策略。
2021年1月杨洪强作为人才被引进到了中国重汽，目前的岗位是发动机控制策略研究岗。
“中国重汽文化务实，冲着问题来，以目标为导向。有团队精神，我很适应。”杨洪强说，“跟清华精神是一致的，行胜于言。”
理工男的可爱之处
从2014年开始作为重汽“三高”试验主要负责人的滕帅，是80后，一米九的大个子，大学里的篮球队员，标准的理工男。我问：“能讲讲三高试验的故事吗？”他笑着说：“没有故事啊。都这么干的。脚踏实地干好本职工作，把它做成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因为疫情防控，全员封闭式管理，理工男们干完活儿，都老老实实待着。
我发现，这群理工男到驻地吃饭，几乎听不到声音，都埋头吃，吃完进试验场。我看到偶尔有俩队员用馒头碰馒头，各自憨憨地默契地点一点头。
我发现理工男都嘴笨，在肚子里横挑竖翻，挑不出也翻不出几个文科生张嘴就来的美言。在尴尬和迟疑中拿起脚边的扳手或者螺丝摆弄着，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留下一丝羞赧的微笑。
其实，他们内心都很丰富，平时摆弄机器，计算数据，业余爱好也很多。比如生于莒县的杨洪强博士，却有着文学家刘勰一样的“文心”，他喜欢写诗，在《漠河记事》中写道：“据说这里有极光/在神州北极，亘古冰冻的地方/我们来了/向着光/饱饮了从未经历过的漠北苦寒/还有临近佳节的思乡//长长的车队行进在莽莽冰原上/试验队员平凡的犹如林海中一株白桦树/有人知道桦树泪却不晓得它为何流淌/有人说/北极村的极光只在夏季才有/反季而来的候鸟们注定无缘一睹荣光/我们叹了口气/心里在想/等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又该在吐鲁番的火焰山上吮吸红沙的滚烫//暗夜里/月色悽茫/厚厚的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我们不曾停下/我们不会走错路/因为/心里有光。”
比如，宋洪伟喜欢音乐，他说去格尔木，当时不知道抖音流行的《骁》，“等我到了漠河，才知道。不过，这首歌，在漠河听，也很好。”他打开抖音，歌声飘来：“我走过/玉门关外祁连山上飘的雪/也走过/长城边上潇潇吹过来的风/山河边/英雄遁入林间化成一场雨/天地间， 一柄剑，划破了青天……”
在漠河，巧遇重汽集团总工程师、重型商用车总设计师丁惟云，这也是个标准的理工男。他说：“我进入重汽集团27年，所做的事情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一直在做整车设计这一件事。”
丁惟云主持设计了刚刚面世的新一代黄河重卡，在这个崭新的卡车前，我跟他一起拍了张纪念照。
丁惟云说，在前辈挥洒青春和热血的地方，我又看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默默奔波在吐鲁番的路上、青藏高原的路上、世界冷极的路上。“不争第一就是在混”的激情文化，“一天当两天半用”的效率文化，在塑造着科研人员。他们心无旁骛地去执行整车试验研发任务。他们在盛夏时节去寻找最热的地方接受“烤”验，离开熟悉舒适的家乡前往荒芜缺氧的高原，在最寒冷的冬天奔赴滴水成冰之地，他们就是行业内被戏称为反季“候鸟”的“三高”试验团队。
慢条斯理地说着，我看到丁惟云的眼睛湿润了。
低头雪白，仰头却是一片足以把你融化的瓦蓝，难得的晴空，晴得我都不太适应。突然感觉，厚重的棉衣下的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心里一片明净。盯着丁惟云、李庆洋、滕帅，盯着雪野里队员们挂满冰霜的面庞，我心头一热。
漠河用严寒考验钢铁，他们用意志战胜严寒。
漠河采访札记
我愿意采访普通劳动者，我愿意跟他们交朋友。
五年前的春节，我跟车采访过列车员，数不清的人携着大包小包要回家、回家、回家，而他们要出发、出发、出发，他们默默地送回家的人回家。
两年前的春天，我在黄冈、武汉，采访了迎战病毒的逆行者，他们是女儿、妻子、妈妈，他们是儿子、丈夫、爸爸，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穿上防护服，推开一道道生死门，就气宇轩昂，凛然不可侵犯。
2022年的元旦，我在零下37度的漠河，见到了年轻的中国重汽整车试验团队爬冰卧雪，看到了他们眉毛上的冰霜，我很心疼。远处是喜迎新年的焰火，而他们在默默地坚守。
天是冷的，但他们的血没有冷，心没有凉，他们没有冷眼看人生。我看到他们白头发、白睫毛，但他们没有白眼看世界，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一丝不苟。
我从中国重汽这些普通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光泽，这种光泽就是希望，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面对这些普通队员，我这不会写诗的记者，也忍不住蹦出了几句：
火把亲吻火把
冰雪拥抱冰雪
逆风前进的车队
是穿胶鞋的钢铁
……
抱团取暖
跺脚大喊
娘啊娘啊
我的国啊
敬爱的读者，我只写了普通中国重汽科研团队的点点滴滴。虽然只写了局部，但我看到了全部。只聚焦了一个横截面，但我看到了中国重汽和中国汽车工业这棵参天大树的雄姿。我没有说决策者、指挥者、领导者的忙碌和胆识。但我想，中国重汽有这样的优秀团队，他们的掌舵者肯定更了不起。因为有钢铁战士，必有钢铁将军。我未写到的部分，期待有心的读者去完成。
向北方，我多了些牵挂。过去这么多天了，一想它眼窝就发热。（来源：大众日报 逄春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