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下学期的时候，班里转来一个男生跟我同桌。这个男孩留着长及脖颈的头发，平均每分钟要习惯性地甩两三次头。据说他在原来的乡镇中学是个爱打架的孩子，被开除后转学来的。这位同学的姓和名我都记不清了，却记得他在课间非常喜欢唱歌。一边陶醉地轻唱，一边摇着他的长发。也许是因为离开了一帮义气相投的兄弟，唱歌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方式。
有一次课间，他又哼唱起来，那声音让我感觉颇是奇怪。我问他：咦，你还会唱戏呢?他猛地一甩头发，很认真地对我说：这是摇滚!崔健的摇滚!崔健你知道吗?中国摇滚之父!
这是我第一次间接地接触摇滚。说间接接触，是因为他唱得确实不太像，我后来听到崔健的唱片，竟也陶醉得像那位同学唱歌时一样。
读大学时张惠妹的歌风靡华语乐坛，我在这个时候开始认真地听崔健的摇滚，才发现这种发源于美国乡村音乐与黑人布鲁斯相结合的歌唱形式并非颓废和喧嚣，它同样深刻地表达出心底的热爱、抗争、放下的人生态度。
每一个唱歌的人都会说唱歌是自己情感表达的方式，但我觉得摇滚更是歌手内心表达的方式，因为摇滚歌手往往是内向的，自恋且自卑，他们不喜欢也不擅长用语言去争辩去抒发。于是，在变幻的灯光下，在金属震动的乐声里，他们撕心裂肺地吼唱，放肆地展现自己的追求、伤口、卑微和种种不屑。
后来听郑钧，听许巍，听汪峰，他们都喜欢自己写自己谱自己唱，这样可以更准确更彻底地去表达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我们听到了太多的赞颂和热爱，却往往只能从摇滚里才能体味最原始的人性。歌者和听者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唯有摇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只自负的小蚂蚁，内心有自私有彷徨，有执着有追求。这样的表达更贴近内心，也更贴近真实。
在《中国好声音》的四席评委中，我最喜欢汪峰的点评。汪峰写过很多歌，唱出内心的孤独和彷徨，热爱和执着。所以他更在意歌手演唱时的情感投入，会反复地问学员“为什么来这个舞台”。最好的歌唱不是或华丽或典雅或狂野的表演，而是基于内心情感的表达。所以，在音乐的国度里，汪峰无比认可帕尔哈提，这种认可似乎无法用言语表达，于是，他说帕尔哈提是“我的中国梦”。
我在一些场合听过一些民间摇滚乐的表演，多是个性突出的年轻人。他们非常陶醉于电吉他的刺耳声，架子鼓的耳膜冲击，他们在舞台上嘶吼，唱的词多半被伴奏湮没。这样的表演仅仅是让观众看到了歌手的激情，却无法让观众被感动到。因此，当节目最后，摇滚歌手大吼一声：“摇滚就是用来发泄的!”随即将一把吉他在台上摔得粉碎，我仍无法随之疯狂。
歌必有所表达。这种表达要被人接受、感动，就要求歌者必须用自己的情感、经历，对人生的思考来演唱。如果不能打动别人，上台唱歌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被打动，听人唱歌还有什么意义!
摇滚很少柔情地表达情感。迈克尔·杰克逊可以豪迈地呼吁《拯救地球》，汪峰可以刚强地歌唱农民工的《春天里》，许巍可以孤独地怀念《故乡》，即便迷茫，即便受伤，也绝不流下一滴泪。世界多喧嚣，我们都应平静地去思考，坚强地去热爱。这一切，摇滚都给了我们。
然而，我们并没有生在一个摇滚的国度。国人传统的保守思想将个人最本真的一面深压心底，猛然间一股浮躁的思维涌入，又无法理解摇滚热烈背后的内省。
真正的摇滚可以撕开虚伪的面具，往伤口上吐一口吐沫告诉自己很快会好的;可以在孤独里吟唱内心的彷徨和不甘，表达社会个体的倔强和向上。我又想起那位高中同学，或许他一直在用心地唱，遗憾的只是他没有坐在一个摇滚的教室。（丁厚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