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谱，是汇录古今玺印、篆刻作品的专书。它既是历来篆刻艺术成果的汇辑，也是攻习这门艺术不可须臾短缺的临习范本，故素为印人和篆刻爱好者所宝爱，甚至古来不乏有终生以集谱为乐趣的文士学人。
然而，印谱的地位在往昔却有过颇为寒酸的一段历史。在《四库全书》里，一无收录印谱的类目，在《四库存目》中也仅仅收入明末《印薮》等五部印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印谱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
一、印谱的起始与发展
印谱的起始，历来以《宣和印谱》为权舆。其书早佚，明来行学称，此谱“所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清初徐真木称：“《宣和印谱》，宋徽宗作，其书长八寸，黄朱为格，泥以麝粉，澄心堂纸，首以秦九字玺，后玉钩‘万岁'二字，乃反文……余官印五百有奇。”两说多抵牾，唯能录以存考。然而，认为《宣和印谱》是我国印谱中的最早的一部，似乎是千秋定论。若《辞海》释印谱条称：始于宋徽宗《宣和印谱》，后有晁克一《集古印格》；早在明代，沈明臣亦断论：“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其实不然。历史上确有早出于《宣和印谱》的印谱，这就是晁克一所汇辑的《集古印格》（亦名《印格》《图书谱》），不过辑者应是杨克一。“杨”冠“晁”戴的讹误，出自南宋的晁公武，他在所撰的《郡斋读书志》中称：“《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张文潜（耒）甥也，文潜尝为之叙。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案，克一应姓杨，名道孚、吉老，善画竹，得文同法，父杨补之历官鄂州支使。黄庭坚《山谷集》有题他画作的文字：“观此……知其人有韵，问其主名，知其为克一道孚，吾友张文潜之甥也。”同时的大文士晁补之更有《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的古诗一首，载《济北晁先生鸡肋集》，由诗题即可表明，晁补之否定了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而佐证了张耒之甥姓杨名克一。而相去未远的晁公武熟晓有晁补之而生疏于杨补之，由张耒印谱序“其父补之”句，主观臆断推去，误定“其父补之”当是晁补之，遂以“晁”易“杨”，铸成了一个历史莫须有的人物“晁克一”汇辑了一部《图书谱》。这宗错案，若起古人而询之，当会使晁补之大不安而令杨克一大不平的。又考，张耒殁于政和四年（一一一四），距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早出多年，虽《印格》成书年份不可详考，但以生前作序的常识推论，也可佐证由张耒撰序的杨克一《印格》，问世必先于《宣和印谱》，这是决无疑问的。想来，古人未必尽然不知杨克—《印格》的早出于《宣和印谱》，在印谱史上造成“始自《宣和印谱》”的讹谈，与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观念不无关系，因同是出现于北宋的印谱，《宣和印谱》是“敕撰”，杨克一《印格》为私辑，在次序上必然会出现这种“合法”的颠倒。问题在于后来者，“熟视无睹”，不加深究，以讹传讹，使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成了衍传至今的事实。
此外，以笔者所占据的史料考核，宋宣和间并不存在《宣和印谱》这样一部书，它纯粹是后来者的臆托。对这一较为复杂的积案，当于日后专文论说。
由杨克一首创汇印成谱，继之又有“上之所好”，“敕撰”《宣和印谱》，开始了汇辑印谱的风气。在宋、元到明初的近三个世纪里，先后有十六部印谱问世。数字虽不大，却是一个启闸前泛出的潮头。
明 顾从德辑《集古印谱》
印谱的汇辑成风，而风靡天下，当以明代隆庆壬申年（一五七二），上海顾从德辑《集古印谱》为标志。案顾氏此谱今天下仅存一部六册完整本，为永嘉谢氏秘藏。谢氏本首册存辛未年（一五七一）黄姬水短序一则。吾曾有幸寓目另一部残四册本，而首卷居然在黄姬水序前冠有沈明臣壬申年（一五七二）长序一则。可知谢藏本短缺沈序，故成书年份，定为壬申年（一五七二）为妥。当时顾氏以家藏秦汉印，及商借亲戚友好的部分印，约计一千八百方，钤印成书二十部。顾氏《集古印谱》无论是在印谱史上，或在篆刻史上都有其卓著的地位和贡献。明甘旸称：“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成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决非溢美之辞。《集古印谱》问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三年后，顾氏又以《集古印谱》为基础，删去少许而增添良多，集印计三千有奇。于万历乙亥年（一五七五），翻刻枣梨版的《印薮》，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令人惊愕的是，彼时人们对印谱的爱好实在是盛况空前。时人称：“及顾氏谱流通遐迩，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复称：“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不遗余力，印传宇内，名顾氏《印薮》，家摹人范，以汉为师。”社会的需求，反之推动了印谱的繁荣，在顾氏《集古印谱》问世至明末的七十四年间，据笔者考察，出现的印谱有八十余种。如若下限到民国间，则较可观的印谱，大致有一千四百种。这无疑是一片葳蕤葱笼的书林，可见《四库全书》对印谱的怠慢冷落，却奈何不了这门学科的勃兴！
二、历来印谱的版本
印谱的成书，其版本大致有木刻翻摹、原印钤盖、摹刻、制版印刷四种。
（一）翻摹木刻的印谱
我国早期的印谱，多采用枣梨木翻刻，如上述的宋、元至明初的印谱多是。顾氏《印薮》，亦属此类。这类印谱，将古印依样画瓢地摹勒到枣梨木书版上，由于摹勒、刻版的失真难免，加以刻工的不熟谙篆刻艺术，所成印谱，均去神存形，乃至于其形也大失到鱼鲁难辨，每每使篆刻行家懊丧惋惜。诸如，对于翻摹的《印薮》，甘旸即发表了意见：“秦汉以来印章已不无剥蚀，而奈何仅以木梓也。况摹拟之士，翻讹叠出，古法岂不澌灭无遗哉？”张所敬亦谓：“吾邑顾鸿胪汝修氏所刻《印薮》，诚宇内一奇编也。第古者印章以玉以铜，故其文遒劲中浑融寓焉；古朴中流丽寓焉。遐者邈乎不可及矣。而汝修氏仅仅翻刻于梨枣，则气象萎索，浑朴流丽之意，无复存者，譬如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非不俨然，乃神气都尽，去古远矣。”是的，要在木质上圆满地再现古印的神气是困难的，而彼时尚未进入以花乳石（一称“花药石”）一类的石章来摹印刻印的时代，印泥的制作也未趋完善，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这类印谱的辑者是功不可没的，而其中的印作则是不堪恭维的。换言之，这类翻摹木刻的旧谱，在印谱史上自有其地位，在印章考证上也不无作用，而就篆刻艺术的借鉴而论，实在缺乏价值，倘作为摹习的范本，则更是误人不浅。
（二）原印钤盖的印谱
这是以周秦两汉古印或篆刻家原作钤盖的印谱。而集古玺印的印谱较之篆刻家的印谱出现，要早近二十年。顾从德是历史上最早专注于汇辑古印并原拓成谱的功臣。明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里就透露过他热切搜集古印的消息。张氏称：“上海顾氏所藏汉铜玉印最多，有印谱行世，而实始于河庄之孙。嘉靖间，外大父石云孙君，好古博雅，藏秦汉时玉印三十余方，铜印七十余方……后为上海顾氏购得。”顾氏《集古印谱》的可贵，在于首先突破前人摹印刻板的陈式，以周秦两汉古印，用调制日见精良的朱砂印泥，钤盖于善楮。这类印谱真实地映现了古代玺印的本来面目，如实地保存了古印的艺术内涵，成为明、清两代印人借鉴古代篆刻优良传统的第一范本。借鉴摹习这类印谱，如“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这是十分中肯的心得。在明代，原印钤盖印谱尚不多得，主要的有四部，顾氏《集古印谱》外，尚有成书于万历丁亥年（一五八七）杨元祥所辑《集古印谱》（世称《杨氏集古印谱》）；万历丁卯年（一五九七）范大澈所辑《集古印谱》（世称《范氏集古印谱》）；万历乙酉年（一六一五）郭宗昌所辑《松谈阁印史》。这四部印谱，共存古玺印约六千二百方，这众多而古意盎然、精采奕奕的玺印，无论其形式、风格、气质，均呈现出斗艳争妍的百态千姿，有着惹人动情的艺术魅力，成为何震、苏宣、汪关、朱简等明代印人追秦摹汉，自成家数的，最丰盛的也是唯一的艺术营养宝库。
明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序
（三）摹刻印谱
它区别于枣梨木的翻刻，印材多用利于奏刀，饶有笔墨刀石情趣的石章；摹刻者，也多是颇有名声和艺术水准的印人。这类摹刻印谱，水平与翻摹印谱确有上下床之别。诸如批评翻摹本《印薮》的甘旸，他的议论就阐述在他以铜、石章摹古印成谱的《集古印正》里，不无自诩的意思在内。又如贬论翻摹印谱“神气都尽，去古远矣”的张所敬，也正是以奖褒苏宣、杨汉卿所摹刻的《泰汉印统》为旨归的。摹刻印谱，在明末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时期，一时所作不下三十部，就摹刻印谱本身论，它下真迹一等，不可轻视，当刮目相看，而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它造就了一批卓有大成的印人，给人以启迪，难怪乎以后的印人，无不以摹刻大量的古玺印作为得道立身之根本，作为自创新面之源头。
（四）制版印刷的印谱
这类印谱出现于照相术的昌明之后，是近几十年间的新品种。早期制版印刷的印谱，往往以原钤印谱的面目销售于书市。因为，这类印谱，是逐一将原印照相，较精确地复制成铜版、锌版，印刷也采用手工的以印印泥，钤盖于连史纸上。如吴隐创建于光绪末期的上海西泠印社，早期发行的《赵㧑叔印谱》《求是斋印谱》等均属此类，的可乱真，唯边款多易露出破绽。稍后，则有玻璃版（俗称珂罗版）、石印、胶印等方法。玻璃版印刷，可与原印毫黍不差，足资借鉴，如马衡所辑《封泥存真》，即用此法。胶印便于大批量印刷，唯印章的字口稍有外溢，以致白文印线条较原印微瘦，而朱文印线条较原印微粗，临摹时反此意而运之，则所作会恰到好处。
马衡辑《封泥存真》
三、历来印谱的品类
考历来印谱的品类，约可分列如下九种：（一）集古印谱，（二）摹古印谱，（三）摹印人印谱，（四）自刻印谱，（五）汇辑印材的印谱，（六）以时代断期的印谱，（七）文赋印谱，（八）汇各家印人印为谱，（九）汇数家藏古印为谱。值得说明“古”字在篆刻领域里有着特定的习惯概念。它一般泛指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降迄于元代的官、私印；明清两代的官印也属于集“古”的范畴。有趣的是，早于清官印的明代文彭、何震的印作，却不冠以“古”，通盘划入“印人”的范畴，或列入“明清流派篆刻”的范畴。何以清官印入“古”而明文、何印作不入“古”呢？究其原因，一是，集“古”摹“古”之风，昌盛于明代中后期，热衷集“古”摹“古”的印人，当是以“古”为师的今人，显然是不能并驾“古”人、列入“古”的行列的，清代至民国的大量集古印谱，似乎正是遵循这一“传统”。二是，明代文彭在印坛广泛引进石质印材，替代了往昔惯用的金、玉、银、珉。石章的广泛采用，印人的大批涌现，印谱的层出不穷，印坛由先前的铜印时代，进入了石章时代。此说虽为笔者近年所悟出，此义理却是明清人多深晓熟知的。“古”以时代为特征，今以个人为风貌，“古”印多以铜玉铸凿，今印多以石章镌刻。这似乎也自然地将刻石的印人撇在“古”藩篱之外。我们只消翻阅古来的集“古”印谱，这条“分水岭”则是显而易见的。
（一）集古印谱。以汇辑古玺印为内容的印谱，最早的集古印谱，如前所述，当是杨克一《印格》，在自宋至清的漫长时期里，集古者对“古”的理解表现在编次上，多属似是而非，最典型的一例，即对周代的古玺一无认识，一些印谱不作择用，或作择用也作为未识印而系于谱末。至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吴式芬辑《双虞壶斋印存》，方始恢复了历史的真面，将古玺列于卷首。而较为严格的按玺印产生时代编次的，当数成书于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陈介祺汇辑的《十钟山房印举》。集古印谱的汇辑，非但有艺术价值，且有学术价值。正如罗福颐所称：“予于前代遗物，尤嗜古玺印，非但重其雕篆之工、冶铸之精，可考见古代技术也，古玺文字与传世之金石刻辞或异，有关于考证者至巨，艺苑之精华，学术之重宝。无待赘言者也。”正缘于此，罗氏所辑《印谱考》，收入印谱一百三十余种，都为集古印谱，此外所收也是摹刻的集古印谱。
清 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
在清末民国初，由于大量古印的出土，是集古印谱汇辑最夥，奇品迭出、钤拓最佳的巅峰时期。如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宝琛《澂秋馆印存》即被罗振玉称为是最精美的两部，此外郑鹤舫《望古斋印存》，以响拓法将印章钮式，一一精拓系于谱中，汉篆汉画，朱红墨黑，相映成趣，精妙绝伦，旷古未有。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二）摹古印谱。这是艺技不凡的印人摹刻古玺印的汇录。以明末为极盛时期。最早的摹古印谱，是明代张学礼集辑的《考古正文印薮》。张氏一生嗜印成癖，尝游齐、梁、燕、赵间，积印蜕七千有奇，择其精者，出石属吴丘隅、董玉溪、何雪渔等名手摹刻，获印一千三百三十八方，于万历己丑年（一五八九）成书。在明末，著名的摹古印谱，尚有甘旸的《集古印正》、陈钜昌的《古印选》、潘云杰的《秦汉印范》、程远的《古今印则》、朱简的《印品》、徐上达的《印法参同》等若干种。
（三）摹印人印谱。文彭、何震作为明代流派印章的开山鼻祖而享有盛名，深夺晚明印人之心，一些印人以至于弃秦汉而取法文、何。特别是何震的印作，“得力汉官印，亲炙文国博。一剑抉云开，万弩压潮落。中林摧陷才，身当画麟阁”。在彼时印坛影响尤烈，拥有大批的私淑弟子。诸如，海阳程基于天启辛酉年（一六二一），摹刻何震的印作八十四方，成《何雪渔印证》一册。嗣后寓居浙北的歙人程原、程朴父子更变本加厉，于天启丙寅年（一六二六），多方集辑，得何震印蜕五千余，由程朴摹刻一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心虔意诚，所摹也近乎毫发不爽，可赞可佩。然而，摹印人印谱之风，较之摹古印之风，总逊一筹，这也许是摹古玺印是探其源，而摹印人印是涉其流的缘故罢。在这类印谱里，清人王尔度摹刻邓完白的《古梅阁完白山人印賸》，也算是得其大略的一部。
清 王尔度摹刻《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賸》
（四）自刻印谱。这是明代文人治印的必然果实，亦是历来印谱中为数最多的一类。作为开山祖师的文彭，并无印谱存世，周亮工针对明末清初印谱的迭出，尝称：“印至国博（文彭）尚不敢以谱传，何今日谱之纷纷也。”其实，文彭的未曾辑谱，并非“不敢”，而是压根儿没有考虑到可以汇印成谱，因为，印人以自刻印汇谱是史无前例的。况且，顾氏的首创秦汉原印钤为《集古印谱》，也已是文彭快谢世时的事了。历史上第一个以自刻的印作作谱的是何震，他曾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何雪渔印选》，想其成书年代可能是在他的晚年，约一五九五年。自何震开创自刻印成谱，文人随即踊跃风从，在截止于明末的短时期里，这一类的印谱即有三十部。此风传衍到清代，则可谓无一印人无谱传世，至此，明珠与鱼目混杂，难怪周亮工会痛快地发出：“何今日谱之纷纷也，亦自愧矣”的嘲讽！
前期的印人印谱，往往只钤印面而不附以边款。至乾隆末期，始注意于钤印面、拓边款的兼收并存，惜草创之际，难免墨拓未善，微显粗陋。道光时，因魏锡曾、毛庚辈的刻意研讨，所拓或浓艳如乌金，或轻淡如蝉翼，臻于完美，印家纷纷风从，方始精进可观。
在这类印谱里，印文内容最为丰富多方，计有姓氏、斋室、里籍、官衔、诗词、格言、吉语、鉴藏、图案等多种。而印章边款的内容或叙情记事，或行文咏诗，或鉴真别伪，或施展书法和绘画的技能，它不仅是印文内容的补充，且为聪慧的印人，提供了一个不算广袤，但也足以发挥才智的理想场所。这类印款，无论其艺术性和史料性，都是篆刻艺术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对古代印章全新的发展。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袖珍的碑刻，精微的图画。
（五）汇辑印材的印谱。这类印谱旨在搜集印材中的珍奇品种，甚至有时很少顾及篆刻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搜索枯肠、标新立异的当数乾隆时代的汪启淑。此人一生汇辑印谱达二十八种，有一些即是从印材着眼的，特别是成书于乾隆丁亥年（一七六七）的《退斋印类》十卷，分别为金银、宝石、晶玉、名刻、冻石、牙角、瓷器、名印、竹木、杂石十类，诸如晶玉类收有白玉、黑玉、黄玉、雄晶、茶晶、玛瑙、珍珠、蜜腊等多种；牙角类收有象牙、犀角、雕漆、小鸡骨、羚骨、驼骨、虎牙、鹤项骨、鱼骨等多种；杂石类则收集了寿山、青田、昌化、楚石、辽石等多省市多品种的石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足以令人大长见识，叹为观止。此外，尚有专门汇辑一种印材的谱录，如约成书于光绪中期的吴式芬的《海丰吴氏藏汉封泥》，即是第一部专辑封泥印中的印谱；成书于一九二六年的方德九的《德九存匋》，即是专辑右匋文字的第一部印谱；成书于光绪丁亥年（一八八七），陈介祺的《簠斋藏古玉印》，即是专辑玉质印章的第一部印谱；铜印为古印中大宗，而专辑铜印又直呼其名的最早的印谱，是成书于乾隆壬申年（一七五二）汪启淑的《汉铜印丛》。
清 汪启淑辑《汉铜印丛》
（六）以时代断期的印谱。印章广泛使用于社会约有两千七百年的历史，不同时代的印章，用字不同，制作不同，形式不同，风貌也不同，诸如采用金文，形式奇诡，风貌高古的东周战国的古鉨、小玺；采用缪篆，形式庄重、气格恢宏的两汉印章；采用楷书标姓，以花押标名的形式生动简漫、气格浑朴天成的宋元花押……均为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各具神理、各具特色的。古就有专注于集玺、集印、集花押，各尚所好的印谱，而以晚清为极盛。诸如，玺的出现最早，而被人们真正地认识则最晚，因此，吴大澂辑于光绪己丑年（一八八九）的《千玺斋古玺选》，存玺九百五十六方，开启汇玺成谱风气之先；为人们所熟知的秦汉印章，在明代就有专谱，其中以潘云杰摹辑的《秦汉印统》为领衔，成书于万历丙午年（一六〇六）；最先大量汇辑花押印的印谱要数杨守敬成于光绪丁丑年（一八七七）的《印林》，花押印占据了十四册中的二册，存印达五百七十方。但作为专辑，当属成于一九一九年的《元押集存》，西夏官印，悉用西夏文字，多不为人辨识，至一九二五年，罗振玉在其子罗福成破译的基础上，成《西夏官印集存》，虽存印仅三十三方，毕竟是古所乌有的印谱一格。此外，尚有专辑历代官印和私印的印谱，官印谱领先的当是徐坚摹成于乾隆甲戌年（一七五四）的《西京职官印录》，私印谱夺标的当是吴大澂约辑于光绪初期的《续百家姓印谱》。
（七）文赋印谱。董洵尝称：“成语作印始于贾秋壑‘贤者而后乐此’印。”周亮工在《印人传》里也涉及到这一题目，他说：“文国博为印，名字章居多，斋堂馆阁间有之，至何氏（震）则以《世说》入印矣，至千秋则无语不可入矣。”综合董、周两家论说，综观历年来成语、《世说》印章，这是客观的分析。在明代，有采撷自文赋的丽句俊言印章，但尚未形成以通篇的文赋诗词刻印汇谱的专书。以采撷同一篇文赋镌刻印谱的，当以许容成于康熙年间的《谷园印谱》为先鞭，在这部受邀于胡介祉而镌刻的印谱里，他镌刻了宋代张炎的《山中白云词》。印文可咀可嚼，印作可观可赏，自此遂在清代中叶的文人印家中形成风气，如稍后的王玉如在《研山印草》中就一句一印镌刻了《读书十八则》《四时读书乐》《陋室铭》《春夜宴桃李园序》及《阴骘文》等多则文赋，无论是文句、印作，都可玩味，扩充了印章艺术的表现力。历来的印谱，还有另一类从内容出发而创作的印谱，如明代的何通，别出心裁，选择由秦迄元的历史人物九百余人，一人一印，于万历庚申年（一六二〇）成《印史》一书。接踵效法者则有明末的邵潜，他采录有明一代的文人学士约四百五十人，于天启辛酉年（一六二一）成《皇明印史》一书。此外，巴慰祖以“寿”为题，于乾隆甲午年（一七七四）成《百寿图》印谱，也颇为后世所仿效。
（八）汇各家印人印为谱。明代石章的广泛使用，文人的耕石不息，乐此不疲，从而涌现出了一批批的印人。除却印人以自刻印独自汇谱的，也不乏汇各家印人印为谱的。早在明代万历丁巳年（一六一七），太仓张灏即集辑了文彭、何震、苏宣、李流芳、归昌世、沈野等二十二位印人的作品成《承清馆印谱》正续集。嗣后，在崇祯辛未年（一六三一），又辑成《学山堂印谱》，此谱汇辑了明代约六十家印人的作品近二千方，无啻于是以印作撰成的明代印史。汇辑各家印人印为谱的巨著，当推汪启淑成书于乾隆丙申年（一七七六）的《飞鸿堂印谱》，此谱汇辑了彼时印人的印作近四千方，全谱二十册，四十卷，洋洋大观。也是这位汪启淑，颇多奇妙的主意，曾集辑了《锦囊印林》，此谱与《飞鸿堂印谱》饶有对比性，共二册，四卷，开本高二寸许，阔一寸余，收印二百二十八方，印皆微如豆菽，整部书完全可以覆盖在巴掌底下，是地道的袖珍本。
清 汪启淑辑《锦囊印林》
（九）汇多家藏古印为谱。应该说，汇多家藏印为谱的兆头可从明代的顾氏《集古印谱》中窥出。顾氏曾商借了项元汴等人的为数不多的古印，合辑于《集古印谱》中。真正地汇辑几大家的藏印为谱，当数陈介祺集辑的《十钟山房印举》。此谱荟拢了李璋煜、吴云、吴式芬、吴大激、李佐贤、鲍康及自藏的七家古印，于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成书，全书一百九十一册，存印一万另二百八十四方，使汪氏《飞鸿堂印谱》相形见绌。成为轰动印坛的壮举。在九百年的印谱史上，至今，它依然是空前的，无匹的。
四、印章的传世与印谱的汇辑
前面已经提及，历来的印谱约有一千四百种之多。然而印谱的日益增多，并不意味着存世的印章的实数也日益增多，这种谱多而不见印多的现象，在集古印谱和已故印人印谱类里尤为突出。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奇怪事儿，其实，却是并不奇怪而可以理解的。世称：收藏不出三代，玺印的易主，往往会另钤印谱，印是旧时印、谱是新出谱。同是这些个玺印，有的古往今来，甚至先后再现于多种印谱里，真可用得上“换汤不换药”的这句俗话了。黄易曾有一段记述文字，他说：“济宁吴氏所藏古铜印章五百余，谱首郑居实序。汪水部讱庵、潘中翰毅堂见而心艳，屡求卒不可得，近时印渐散失。易初得十余，居实子鲁门自金乡持来六巨椟，为印五百四十，又小匣为印二十有七，吴氏物居多，易力薄，留小匣，趣王刺史莲湖购六椟官印。”这里交待了一宗古印转让的故事，讲的是吴好礼藏辑于乾隆壬戌年（一七四二）《世德堂秦汉印集》中的六百方印，久令飞鸿堂主人汪启淑、看篆楼主人潘有为动心，惜求之不得，而不出五十年，这批印就聚而复散了，少量的归黄易，集于他的《黄氏秦汉印谱》里；大宗的则成了王莲湖的法物，于乾隆乙卯年（一七九五）辑为《莲湖集古铜印》，存印五百二十四方，全部是吴好礼的旧藏。这还不是典型的。何昆玉尝称：“番禺潘毅堂舍人官京师时，广搜古铜印，得一千三百余事，拓为《看篆楼印谱》，与《程荔江印谱》中相同者十之七八，荔江积蓄十余年，所得三千有奇，择其善者一千二，舍人盖尽得之矣。舍人殁后，其侄季彤观察得之，更其名曰《听帆楼古铜印汇》。……观察已殁，古铜印为人窃去，入质市中，……予乃以重价得之，欲拓为谱。”何氏的这段文字，叙述了程荔江的这批藏印，三易其主，四辑为谱的事实；即程从龙于乾隆丁巳年（一七三七）辑为《程荔江印谱》（亦名《师意斋古铜印谱》），潘有为于嘉庆戊辰年（一八○八）辑为《看篆楼印谱》，潘正炜于道光壬辰年（一八三二）辑为《听帆楼古铜印汇》，何昆玉于同治己巳年（一八六九）辑为《吉金斋古铜印谱》。可见，这批古印流传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过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程从龙《程荔江印谱》中的古印，又多为《稽古斋印谱》中的旧物，向为长沙吴均观藏弆，这是论其前因，倘要言其后果，何昆玉宝爱的古印不久即全部地转手于陈介祺，成了陈氏《十钟山房印举》中的一部分。这类印易故主，辑为新谱的事例甚夥，恕不一一赘述了。
发生在古铜印方面一再成谱的事例，反映在印人印作方面则愈演愈甚了。例如，在乾隆以后的大篆刻家中，当以蒋仁的遗作最少，仅存二十余方，可是这二十几方印，则先后在十几部印谱里反复出现过。再如，去今未远的赵之谦，生平印作仅三百余方，但或聚或散的汇辑印谱也不下十余种。又如生平刻印一万余方的吴熙载，今天汇总他的遗印也不足八百方。因为反复再三地出现在众多的印谱里，给人以一种眼花撩乱、不可胜数的错觉。此外，如清初程邃镌刻的“徐旭龄印”，邓石如镌刻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仅此二印，其在印谱及印学等著作中的“登场”次数的密集，则是无法一一统计的。
从以上的阐述中，我们揭去表面的现象，可以了解到历来的古印和印人印作，并非是多得出奇，而是少得可怜，是值得我们一一珍爱呵护的。然而，印谱，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原拓、初拓的印谱，也是稀若凤毛，难能得见的，对于上述言及的理论上存在的一千四百部印谱，有些已属名存物亡，如若能够寓目到十之七八，也是够幸运的了。诸如名蜚海内外的顾氏《集古印谱》，原拓仅二十部，至清代中叶，唯存二部。传至今日，人间仅存一部完整本；诸如印人辑谱的祖本《何雪渔印选》，今也仅见残本一册；诸如笔者近得清初傅陛所刻《深柳堂图书谱》，其书不见史籍，其人不见《广印人传》，仅此孤本一册，岂不宝哉？！由此而想到珍爱古印、旧石，珍爱古来旧谱，使其免遭碎骨焚身之厄，当为我们时代的责任，而印坛人士尤当亟力恭行，责无旁贷！
正因为旧印、旧谱的屡遭毁损，而历来又不乏好古之士，就必然有作伪印谱的行世。印谱作伪之风，始自明末，明万历丙申年（一五九六）萧山来行学诓称于石箐山畔桐棺中得朱筩一函，内为《宣和印谱》，摹辑成《宣和集古印史》八册（外有二册本），当是马首。而伪造篆刻家的印谱约始自清乾隆、嘉庆之交。其中成书于嘉庆初期的《文三桥先生印谱》及《董巴胡王会刻印谱》，或许是最早的二部。如《董巴胡王会刻印谱》汇辑了董洵、巴慰祖、胡唐、王振声四家的印作。嘉庆甲子年（一八○四）陈豫钟曾在陈鸿寿的书斋里读得，并追述说：“昨过曼生种榆仙馆，出观四子印谱，乍见绝汉人手笔，良久觉无天趣，不免刻意，所谓笃古泥规模者是也。”老实的陈秋堂，当时只对印作作了艺术上的评判，而忽视了对印作、印谱真赝的审定。倘使，陈氏能对与他相去不远的这四子的印作稍加回顾，就会发觉他们的风格绝非清一色的“汉人手笔”，特别是董洵与其余三子更是大相径庭的，何以四子的印作，如出一手？且这如出一手的整部印作，又与四子平素的印作相悖不类呢？疏忽了。这样，作伪的《董巴胡王印谱》第一次胜利地蒙混过关了。在民国初年，热心于印学的吴隐，又将它翻印再版，以飨同好，以至于近代的许多印谱和印学工具书里都将其间的印作作为四子的代表作推荐给了读者。作伪者居然取得了持久的成功。此外，曾享有盛名的《七家名人印谱》，汇辑了丁敬、金农、郑燮、黄易、奚冈、蒋仁、陈鸿寿的印作和边跋，其中除极个别的作品，余皆赝鼎，成书似在道光间，它的命运并不佳妙，它仅得意到光绪初，就遇上了不善治印而深悟印学的魏锡曾，魏氏称：“近见传抄丁、黄蒋、奚、板桥、冬心、曼生印谱一册，面文皆闲散语，款则纰缪支离，并诸家时代先后，交游踪迹亦未稍加考证，妄人所为，诚不足辨。”此外，笔者曾见过两部《聊自娱斋印存》，一专辑古印，一专辑印人印，而所取之印十无一真，印谱而冠以“聊自娱”，也许是辑者真印难得，自我作古。“聊自娱斋”的名称，隐约包含着不问真伪，不计真伪，有聊以自娱的解嘲意思在。较之上述的两部印谱，“聊自娱斋”主人在狡诈里毕竟还透露出了一点诚实。印谱作伪更有甚者。如一九二三年满人庆宽委托篆刻家赵仲穆子小铁辑成《松月居士集印》，全书洋洋十六册，收入自元代赵孟頫至清末翁同龢等七十余家的刻印一千一百余方，中所收浙派人物丁敬、陈鸿寿两家印作均逾百方，竟百无一真。此书居然有学者印人况周颐、张謇、吴昌硕、陈三立、朱孝臧等十余位名人的序题，岂不荒唐得有趣哉！
清 严信厚辑《七家名人印谱》
印谱，更准确地说，它不仅是古来人在篆刻艺术领域里倾注心血的结晶，更是蕴藏着无数珍贵史料的宝库。如果说，在艺术上，我们对它的借鉴达到了“十”的指数，那么从学术上去开挖、提炼这宝藏，它的指数是还未达到“一”的。罗福颐先生尝称：“古铜印谱的内容和明清人刻的石章印谱，学术价值是大有不同。”其实，就笔者浮浅探索的体会，古铜印谱和明清印人印谱，并非是学术上价值的大有不同，而是同具学术价值，仅是学术的表现方面大有不同，厚此薄彼，似少裨益，且有后患。罗先生一生研讨古铜印谱，成果卓越，诚为一代大家。而所著《印章概述》，论及明清印人则终觉隔膜，所采用的印章也偶有以假充真的，这或许正是此老忽视了“明清人刻的石章印谱”，以为“学术价值”不大，而铸成了常识上、学术上的讹误。
对于印谱史的研究，古来未见专著，笔者不揣谫陋，吐抒一得之见，差误不免，尚乞专家贤达教我。
（文/韩天衡，来源：书法研究杂志，刊于《书法研究》1986年第2期）
艺术家简介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别署百乐斋、味闲草堂、三百芙蓉斋。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
现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韩天衡艺术教育基地校长、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吴昌硕纪念馆馆长、中国石雕博物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温州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作品曾获上海文学艺术奖、上海文艺家荣誉奖等。2010年被专业媒体评为“2009年度中国书法十大人物”，并由《书谱》社三十五周年海内外五百七十一家专业机构署名问卷公布为“最受尊敬的篆刻家”及“三十五年来最杰出的篆刻家”（书法为启功先生）。2012年首届《书法》杂志论坛被评选为当代三十家优秀范本书法家之一。2015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艺术奖”榜首。2016年被命名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上书法”代表性传承人。担任第一至七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大赛总顾问。2019年担任“全国大学生篆刻大展”评委会主任。荣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中国书法风云榜——杰出老书法家称号。2023年荣获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2024年荣获首届上海杰出人才称号。先后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举办个人书画印系列展览。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艺术馆收藏，曾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
出版有《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辞典》（主编）、《韩天衡画集》《韩天衡书画印选》《韩天衡篆刻精选》《天衡印话》《天衡艺谭》《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韩天衡》（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荣宝斋画谱·韩天衡绘花鸟部分》《画舫——当代美术经典入史艺术大家·韩天衡卷》等专著一百五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