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成为中国篆刻的高地，名家荟萃，有称中国篆刻半壁江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走进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孙慰祖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篆刻传承基地篆刻工作坊展开的以《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构成与经济生活》为主题的讲座，来一探究竟。
孙慰祖讲座
张索主持
讲座现场
孙慰祖先从上海印章的考古、发现到篆刻的发展，特别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篆刻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从而进入主题，使线上线下的听众寻找到一条海上篆刻的发展轴线，了解这一群体的形成与经济状况。
孙慰祖谈上海印章源流
孙慰祖引用1881年12月10日《申报》《论上海今昔情形》一文“上海当四十年以前，不过海滨砂碛耳，登埠北望，皆沙田花地，南东其亩。所往来者亦不过耕夫馌妇而已”对海上印人群体发育的社会背景、上海篆刻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对印人群体的梯队交替包括早期篆刻市场与新风格的开拓、海上印坛的承前启后以及海上篆刻家的经济生活等方面展开论述。
孙慰祖讲海上印人群体与经济生活
孙慰祖讲到近现代海上篆刻的显著特点是兼容性与风格流派的多样性。篆刻家的双向流动促进了印坛的繁荣与艺术风格共振。回流与播迁的印人也将海上的风习传播到各地。它与周边地区并无特定的风格边界。因此，近现代并不存在风格意义上的海派概念。这个群体的发展与近代书画篆刻走向商业化，存在直接关系。大都市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提升了市民的文化品味。移民城市的特点使受众对风格迥异的艺术家具有很大的兼容性。20世纪上半叶海上印风流派的生成，远非原有为徽宗、浙宗、歙派、邓派等概念可以涵盖。
商品经济世俗化的价值取向若隐若显地影响着印人的艺术活动与创作，影响着印风的时尚。大量个人印信类型的文字题材与约定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艺术家的精神自由。海上社会经济文化的地位，对艺术家的风格与名望具有强势的提升力与传播力，形成他们的超地域影响。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创造的艺术高度，也是一个时代的高度。海上早期篆刻家没有这一方热士的洗礼，艺术史上便没有今天的地位。同样，近现代上海如果没有吸纳他们的生存条件，也就没有我们面对的百年海上印坛的兴盛。
孙慰祖讲解
讲座开始前，孙慰祖在西泠印社理事、华东师大教育部篆刻传承基地负责人、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张索教授的介绍下参观了篆刻文化长廊和近现代名家作品原石珍品展，他对两个展览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孙慰祖参观篆刻长廊
孙慰祖参观近现代名家作品原石珍品展
师生合照
孙慰祖专著
作品欣赏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宁远将军章
石库门
言忠信行笃敬
知易行难
般若波罗蜜多
（来源：华东师大篆刻传承基地）
艺术家简介
孙慰祖，1953年出生，别署可斋，曾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为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印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届篆刻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获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金奖。
已出版主要学术著作有《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集成》《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隋唐官印研究》（合作）《可斋论印四集》《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文选》、《孙慰祖印稿》、《印中岁月》、《封泥：发现与研究》、《邓石如篆刻》等近50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