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得所：编织视觉艺术的生态经纬——评张嫣格《介入性观看：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卓著。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阐释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公民塑造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态艺术批评是塑造生态公民的重要途径之一。优秀的生态艺术批评著作一方面为公众阐释了生态文明主题艺术作品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也为生态审美意识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生动丰富的理论话语。值此契机，及时跟进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生态转向的理论研究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颇富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张嫣格博士的新作《介入性观看：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于2022年6月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流畅的叙事逻辑、扎实的理论支撑与严谨的案例论证，探讨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生态转向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生态话语建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关键词如“新生态语境”“绿色审美观”“生态审美关怀”“视觉生态转向”“生态价值”“语言生态”等等，都指向前沿热点问题，让人忍不住一窥究竟。许多值得学界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在本书中都可以找到极富启发性的答案。

嫣格所做的研究工作正如培育了一棵参天大树，不仅枝繁叶茂，拨开叶片望向内里，枝干其间芽点重重，充满研究增长点和学术生命力。她在书中建构起了一箭双雕、一举多得的理论体系，通过讲好视觉艺术的生态故事，兼论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学及艺术美学等领域的若干学术问题。在导言的最后，她将本书的构架阐述为两个维度三个层面的经纬编织图景，经线为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纬线为历史、理论、作品三维度。但其中包括而不限于“生态艺术与艺术生态”“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中西对话与古今互鉴”等诸多叙事线索，使其为视觉艺术编织的生态经纬细密而结实。

从宏观角度来看，通过撰写本书，作者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层层递进地兑现深耕本领域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首先是在艺术批评领域之内，一方面以艺术创作看生态审美问题，另一方面是聚焦生态艺术批评，兼顾创作与批评的双重维度，这也是本书理论体系构建的两大支柱。其次是在艺术美学领域之内，以艺术评论的具体案例为基底，但不止于此，“本书最终目标是促进我国艺术美学研究的生态转型”。[1]换言之，转型要有相应的视野、方法、话语与言说主体，先从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论起。再者便是推及更为宏阔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既是整部著作诞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也是为之奔赴的终极目的。如此，不妨依循她为视觉艺术编织的生态经纬发散出去，延伸至以下范畴及问题。

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中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是伸手可及——的范围内”。[2]不论有意识与否，人们通过视觉对事物的观照都是有态度、立场和视角的。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在《艺术视知觉》中指出，“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它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3]

这些论述证明，“观看”从来不是只靠眼睛和视力在生理层面便可完成的行为，尤其是在观看艺术作品时，这一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更为突出。如果将审美主体的特定态度、立场、视角和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整合起来反观“观看”这一行为，即是介入了“观看之道”。以生态视角介入视觉艺术的观看之道，便见出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

以下辖门类勾勒视觉艺术的全景是融合本体论研究与艺术批评的可行途径。张嫣格为“视觉艺术”研究下了工作性定义，她指出，“视觉艺术的涉及面颇广，融合了传统绘画与书法、当代艺术、当代水墨以及诗歌等艺术门类”。[4]这些艺术门类便是本书所涵盖的研究对象。关于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第一辑“身体内观：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自然生态观”研究了中国古代画论的“气”与“气韵”范畴所体现的自然观、两汉兽纹装饰的视觉审美与生命维度，从身体书写的角度探讨了魏晋书法形式的视觉审美观等。

作者指出，对视觉艺术的产生与转化问题的阐释必须建立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资源的基础上”。[5]这是开篇第一章选定上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为视觉艺术的生态经纬编织奠定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基础。从而，先贤的生态智慧在整个经纬布局的核心地带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渗透在视觉艺术生态维度的每一处分析中。

当代艺术与新水墨是张嫣格着重论述的重点。中国当代艺术评论的专著本就不多，以生态人文关怀观照艺术创作与传播问题的更是少见。本书从多个侧面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比如第三辑“观看的策略：当代视觉艺术的生态价值”探讨了当代艺术的“中国形象”、中国当代绘画的符号化价值、数字化公共艺术的生态理念、新水墨的“图像转向”及中国当代油画的新文人精神等问题；比如，在第四辑“知觉的觉醒：视觉艺术与自然生态关系”及第五辑“审美自觉：视觉艺术家的新生态语境”中，张嫣格进行了四次个案研究，分别是《王沂东写实油画的自然生态观与民族化语境》《自然的内观：常朝晖山水画的生态观》《观看的自由：郭振宇当代艺术时空观的生态演绎》《镜观：杜小同水墨画的生命自由与真实世界》，以小见大地描画了山东画家的新生态观。

在为生态审美活动建构理论维度的研究中，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成果是可贵的。虽可大致归为一类，这一部分所聚焦的研究对象却是富有层次的，从架上绘画到综合材料、装置、影像、行为等实验艺术形态。更难得的是，在绘画之外，作者还探讨了诗歌。通过分析海子诗歌作品中的生命意象，打通了“生命”“身体”“知觉”“生态”等多个关键词的内在脉络，使之变得具象生动。

将多元形态的艺术聚合在一处展开分析而在逻辑上依然自洽，源于张嫣格所选取的“生态”内核。这不仅是一种主题视域，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在它的观照下，视觉艺术的多个层面彼此共生、互鉴、对话，达成艺术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和谐交往的局面。“介入性观看”一词实际上是对她所做的这一工作的整体性描述。看到书名，读者不禁要问，何为介入性观看？为何介入？如何介入？作者似乎并不想直接告诉读者答案，而是待其贯穿全书之时，给出了总结性的界定。

在本书后记中，张嫣格以简洁而深刻的语句阐述了“介入性观看”的概念。她提出了关于“介入性观看”的四个层面。首先，从审美主体与宇宙生命的关系维度而言，“每个图像都有自己的生命力，介入的观看是对宇宙生命的‘见’与‘识’”。[6]艺术的创造是个体生命向物质材料及艺术语言等媒介的注入。“没有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能够否认，个人和文化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图式’来塑造世界的。”[7]视觉艺术的审美欣赏活动亦然，介入性观看即是对作品的重构与再造，其所倚靠的能量来自观者生命本身。对宇宙生态心怀悲悯的欣赏者自然不难在视觉艺术作品中见出艺术家对万物生灵的生态人文关怀，因而生态维度上的介入性观看便是以作品为纽带联通作者与观者内在生命能量的过程。如果在每一次的艺术审美体验中都能实现每一位观者与艺术家的“生态对话”，艺术便可以成为一股冲击力，用震撼灵魂的强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生态公民群体。

其次，从审美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维度而言，“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审美趣味、情感体验、精神诉求等综合因素，是作为视觉审美的必经途径”。[8]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则艺术是总和的总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审美观照的范围。阿恩海姆说，“观看完全是一种强行给现实赋予形状和意义的主观性行为”。[9]但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是不可忽视的。这其中存在着一对矛盾，社会关系与艺术作品的互渗关系孰先孰后？即观者是先具备了生态审美意识而后在艺术中见出生态维度，由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引发对艺术作品的介入性解读，还是先观看了大量的生态文明主题艺术作品而后被塑造为现实中的生态公民？实际上，在艺术审美欣赏实践中，更常见的是二者彼此循环、互相强化的过程。无论从输入还是输出的角度，以生态审美观介入视觉艺术观看体验都是具有社会价值的。

再者，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维度而言，“‘观看’一词不仅理解为观看之人对观看之物的直观性视觉过程，更重要在于寻求眼中的‘真实’。” [10]艺当如镜，照见自我。当观者涤除一切先见与知识的幕障而直面艺术作品本身时，看到的“真实”是不假包裹的自我存在，是纯粹的生命形态。同时，当艺术作品也凝聚着生态审美的内核在观者心中照见自我时，对作品的介入性观看就是平等生命的自由对话。嫣格对包含生态审美元素的视觉艺术作品的阐释让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艺术与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置身于这类艺术作品所设定的审美情境中，观者、作者与作品之间达成了一种生命互证的关系。因而最终，就审美主体这一行为的目的与旨归而言，“‘介入性观看’宗旨是归向生命智慧”。[11]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脉络有许多，生态是其中一条。但生态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而是一种思维方法、言说话语、存在方式与文化视野。将“视觉艺术”与“生态维度”关联起来，作者实现了对视觉艺术的生态审美观照。在“视觉艺术通过生态维度陈述自己的文化立场”的同时，一方面，以生态维度重构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另一方面，也创造性地建构了“基于视觉艺术的生态艺术批评”，拓展了“视觉艺术的生态发展空间”。[12] 

诚如嫣格所言，“这是一个跨媒介艺术的多元表达时代”。当代视觉艺术的跨界性体现在材料媒介的复合运用，也体现在关注视点的碰撞叠加；体现在思维方法的多元化，也体现在言说方式的多样化；体现在对传统界域的突破，也体现在对既有范式的超越。在“生态”与“视觉艺术”之间实现跨界，不仅承袭了上述三方面的价值特征，也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程相占教授指出，“我们理应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高度来看待新文科建设，建设好我国的生态文科”。[13]可以说，嫣格这部新作便是建设生态文科的成果之一。

如此，明确了何为“视觉艺术”，何为“介入性观看”之后，便进入写作动机层面的分析。读者首先产生的困惑必然是，为何选择了“生态维度”作为阐释视觉艺术的出发点？

首先，以生态之维的时代性观之，嫣格在本书多篇文章中都梳理了新时代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伟大目标的提出过程，而艺术作为社会美育的主要载体自然是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从研究对象上看，国内学界对生态审美问题的思考既指向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在哲学思想中找到许多关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也指向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生态解读，在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找到丰富的事实文献支撑。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理论界对中国当代生态艺术的关注不足，当下正在进行的大量艺术实践未能得到理论跟进与批评阐释。

要阐释“生态”一词对全书的重要性，要从“当代性”这一范畴入手。那么，如何理解“当代性”一词的内涵？谈到“当代性”，嫣格如此表述，艺术与生态都具有当代性，所谓“当代性”，指向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表达观念、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现形式、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一种挑战传统的创作意图。她还强调一个根基，即对于视觉艺术与生态维度之关系的研究“必须实实在在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旗之下”，视觉艺术之生态维度的阐释与建构“不仅需要在传统艺术中寻找生机，更应该是激活民族艺术精神的过程”。[14]

在思考当代性问题时，不忘延续文化根脉，在立足当下的同时回望过去，目的是重塑文化身份，树立文化自信。从各篇章的布局与笔墨篇幅上看，嫣格虽将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分析放在开篇，虽通过塞尚的绘画阐述视觉艺术在现象学视域下与自然生态的知觉关联，重点却在深入挖掘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后者的独特性在于“当代性”，而“当代性”又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精神内核之一。因此，把握住了“当代性”，将之与“生态”关联，便可掘出去往视觉艺术生态之维的通衢。

鲁虹在区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差异性时谈到，“如果说现代艺术家是想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形式与视觉媒介本身，那么应该说，当代艺术家则是想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与形式、视觉媒介相关的内涵与生活经验中，进而使观众在与作品进行对话时领悟意义，并进行互动性的再创作。”[15]

这说明，艺术内涵与生活经验是当代艺术家借助艺术语言强调传达给受众的，其中便包含了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及对生态桃花源的创想。拉平艺术与生活的缝隙，使作品意义的沟通与阐释变为一片坦途，向欣赏者开放共同创作权，增加社会参与艺术的比重，使艺术项目走入社区生活，都是“当代性”的典型体现。而这些特征在中国当代生态艺术实践中尤为突出。因此，将生态艺术作为观照对象开启中国当代艺术之当代性的研究是颇具价值的。

其次，以生态之维的批判性观之，批判性是当代性的基本层面之一，其根基在于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王志亮指出，“前卫既反思外部世界的合法性，又反思自身体制的合法性，这表明前卫具有彻底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反过来又成为当代性的一部分。”[16]在这一层面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是颇有对话基础的。立足于对艺术批评本体问题的思考，这部著作富有问题意识。比如，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使命是什么？艺术批评如何言说？话语权如何建构？批评滞后于创作的现状如何改变？嫣格认为，视觉艺术的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创作与批评两个抓手，“批评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对视觉艺术的阐释，甚至对整个艺术界起到了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17]

进一步说，生态危机时代的艺术创作应有何担当？生态艺术评论肩负何种使命？面对“生态”“当代”“艺术”“介入”等多个关键词，读者对本书的思考转入艺术创作的担当与艺术评论的使命等问题。鲁虹指出，“事实上，自博伊斯以来，大多数当代艺术家都持有这样的观念，即重要的不是作品的形式风格，而是题材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等。

艺术史证明，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已经造成了大多数当代艺术作品需要阐释的客观情境”。[18]如此一来，在整个艺术审美活动的诸多环节中，从创作到欣赏的道路上，需要艺术评论家填补的孔隙更多了，但另一方面，在评论中引领公众进行群体性的介入性观看也成为常态。这对于生态公民的塑造必然是有益的，呼唤更多的艺术学人关注并解读生态艺术作品，也期待更多艺术家能以生态艺术批评反哺生态艺术创作，吸纳更多受众进入生态艺术的审美活动中。

可见，本书以生态艺术批评为环节，在艺术家、欣赏者、批评家及艺术作品等艺术审美活动要素之间编织起了纵横经纬，呈现出艺术生态系统的全貌。张嫣格于此领域深耕多年，作为“生生之介——后疫情时代生态美学发展国际研讨会暨生态艺术展”的策展人，她指出，生态艺术是富有生态精神的艺术，以生命最原始的力量，呈现一种克服与超越的理想秩序。

生态艺术家旨在探讨人类以何种方式介入自然，并构建一种全新的艺术理念，目标是重新建立智慧与大爱，最终在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等多个维度建构生态审美共同体。[19]在本书中，她又旗帜鲜明地重申这一观点，指出“当代艺术要以主体从生态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塑造个体的身与心、知与行等成为符合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20]

这一艺术生态系统观与当代生态哲学理论所强调的整体性思维是一致的。比如，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指出，“生态”一词指向人类、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社会关系等多重元素所构筑的整体，应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主体精神生态等三个基本层面。[21]查常平也指出，生态艺术拓展的价值域界包括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及社会生态等三部分。[22]所谓自然生态是指“人与自然（物质在者、植物生长者、动物生存者、或成为物质自然体、自然生命体、肉体生命体）之关系”，[23]人文生态是指“人与自身的关系即面对自然所形成的关于面对者自身的思想观念体系”，[24]而社会生态是指“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即人类对待自然的制度、方式”。[25]这些代表性的观点划定了“生态”及“生态艺术”的价值域界，也体现了深刻的生态人文关怀。

由此可见，生态人文关怀是生态艺术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的共同基石。曾繁仁先生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意味着一种新兴的以生态人文主义为根基的生态美学的产生并逐步走向兴盛”。[26]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生态美学历经深厚积淀与充足准备正式登上中国美学史舞台的时候，充满了生态人文关怀的中国当代生态艺术创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它充分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审美活动的生态转型是学术群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而积极地应对生态危机的成果。“西方生态美学的思想和观念大量涌入国门，中国生态美学兴起，视觉艺术迎来了生态维度的新转向”。[27]嫣格敏锐地把握住这一趋势，这部著作对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进行介入性观看的目的正是助力艺术美学研究与当代艺术批评的双重生态转型，“增强中国生态艺术批评在国际生态批评界的阐释力和话语权”。[28]

翻开这部著作，读者第一眼看到的是“生生得所，谓之生命智慧”，不禁联想到《诗经·硕鼠》中那句“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乐土”是生态乐土，“乐国”是绿水青山的美丽中国。以此语作为开篇，足见本书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担当。疫情持续的几年间，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反思逐渐走向日常自觉，从未曾像当下这般向往众生喜乐和美的桃花源。这正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施生态审美教育的最佳时机，而生态艺术的创作与批评应当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王林认为，“批评是对感性创造特别是深刻的感性创造进行理性思考特别是理论的理性思考的思想活动。”[29]简言之，批评家的使命在于以理论理性深度结合感性创造，使批评成为一种介入性观看。批评家引领下的介入性观看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以助力人类共同发展进步为旨归的群体行为。因此，他又指出，“批评活动永远是一种社会活动——守护人的生命需求和精神尊严的社会活动”。[30]对社会与群体的关怀是生态艺术批评的题中之义。生态艺术批评守护的不仅是生态艺术审美活动本身，更是一种生态家园意识。“生生得所”强调的正是这种生态家园意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宇宙生态共同体的高度，希冀所有平等的生命都能如其所是地共生于和谐永续的生态家园之中。

要使塑造生态家园意识的任务在全民范围内落地，真正实现“生生得所”，须因地制宜地打造生态社群，并在生态艺术创作、参与及策展、批评等环节中充分发挥美育的效用。曾繁仁先生指出，“生态艺术家的创作是典型的生态视觉化实践，……提升生态社群的重构，帮助界定社群概念本身，并且弘扬一种生态责任感，……”[31]近年来，生态艺术逐渐走入社区，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国当代社群生态艺术行动的倡导者与领航人，靳立鹏认为，人类集体文化重建是破解人类世环境危机的途径之一，“艺术家在这一何去何从的临界点上扮演着重要的‘文化重建者’角色”，原因是其具有“跨界思考能力、想象力和文化上对公众的感召力，能够将诗性与责任融合去重新思考人类的新起点”。[32]若“新起点”通向生命共同体的永续未来，那一定是一个生态的新起点。

生态家园意识的构筑与对视觉艺术之生态维度的“介入性观看”皆深深植根于生命意识的土壤之中。嫣格自述到，“我从生命维度出发，怀着一种对生命永恒的敬畏心态，在视觉艺术中探寻生命之美，找寻生命的维度”。[33]在探讨“生生”之“生命”维度时，“身体”与“知觉”是研究的切入点，因为在审美主体与被感知对象之间，二者是无法绕开的关键。阿恩海姆说，“人的诸心理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着，一切知觉中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中都包含着直觉，一切观测中都包含着创造”。[34]对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审美感知关系贯穿全书，比如第一辑“身体内观：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自然生态观”中的《身体书写：魏晋书法形式的视觉审美观》，第四辑“知觉的觉醒：视觉艺术与自然生态关系”中的《知觉的觉醒：西方现代艺术中艺术与自然新探》及《生命意象新维度：以海子诗歌为例探析身体知觉论》等。从知觉出发，论述了审美主体对与之共生的万物的感知，充满了生命审美意识。她认为，“审美大众需要以‘身体化’的原则参与艺术审美过程，塑造自我的审美感知，推动甚至改变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存环境”。[35]

从阐释并传达生命意识的层面来看，中国当代生态艺术是具体的渠道与载体。嫣格指出，“当代艺术传达的是一种生命之间的包容、生机、平等的理念。这意味着当代艺术观念的创造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问题”。[36]党的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又值文化惠民政策落地，当代艺术创作群体为公众设计的多样化审美活动正是塑造生态公民的有效途径。在本书中，作者抓住了数字公共艺术作为新兴艺术形态的独特性，分析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友好性，并期待“数字公共艺术应该……基于生态理念弘扬城市的文化记忆，培育生态伦理的认知度，呼吁大众积极参与到艺术作品中，加强对生态观念的宣传与传播，从艺术互动参与中增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关注”。[37]

无论是生态艺术创作与批评的蓬勃发展，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与深化，都要深刻地影响、改变并塑造起公众的生态人文关怀与生态审美意识。由人类社会超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最终还需人类自身转变观念，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履行生态公民的义务与使命来解决。程相占教授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在每一个公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只有当绝大部分公民都转变为生态公民之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有可能成功。”[38]可见，艺术是实现生态公民培育的重要途径，不只在高等教育层面，而是在全社会范围的社会美育层面，尤其是儿童美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使自然之爱深深扎根。

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到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落地，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展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论断，我国在生态文化重建道路上取得了丰硕的思想成果。于其中，在生态公民的塑造层面，中国当代生态艺术贡献颇多，价值颇高，功不可没。

赵奎英教授指出，“当代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无疑应该承担起更广、更高意义上的生态责任，为塑造新时代的生态公民、……更具生态人文关怀和生态审美精神的宇宙生态共同体而努力”。[39]从撰写初衷到传播效果，张嫣格博士的《介入性观看：视觉艺术的生态维度》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社会价值。

作者在书中写到，“艺术家在生态审美视域下引导、拷问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整体性的生态审美将升华成一种文化生态解读，力求通过艺术作品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提升艺术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感，从而完成个体、社会、自然间的平衡与和谐”。[40]这一阐述既是对艺术创作的生态转向提出了要求，也是对艺术批评生态转向的诚恳期待。而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率先垂范地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领域呈现了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