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 鲁虹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4月8日晚，上海书画出版社联合嘉德文库在嘉德书店举办了“《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新书发布会”，并邀请作者鲁虹（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徐可（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和郭红梅（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为对谈嘉宾，以新书为契机，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40年来的变化，以及当代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
发布会上，徐可介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和《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两书的写作特点与出版历程。鲁虹结合自身的经验，讲述了自己是如何走进中国当代艺术，并分析了21世纪至今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变化。郭红梅教授则分享了她对当代艺术史研究和写作的观点和看法。
徐可：鲁虹与中国当代艺术结缘
鲁虹老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一共出了两本书，第一本是《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这本书是我和鲁虹老师2011年策划立项的一个选题。
我跟鲁老师相识是2002年，《艺术当代》杂志创刊的第二年，因为经常参加鲁老师策划的展览和论坛，在多年的活动和论坛当中逐渐生发出这样的选题。当时是想做“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2008”，是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历史的总结和评述，但是鲁老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写作过程中内容收集和写作越来越多，超过原来设计的内容极限，所以他把下限定在1999年。因为2000年是新世纪的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我们就把《中国当代艺术史》做成两本书，第一本是1978—1999，第二本是2000—2010。
在第二本写作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鲁老师认为在新技术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剧变，新技术带来的重要的新媒体创作都是在2010年之后发生的，所以他觉得到2008年不能准确表现21世纪的当代艺术创作，于是第二本又变成了2000—2019。
这两本书的间隔时间整整差了十年，都是鲁老师呕心沥血的重要专著。
《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和《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两书在写作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虽然鲁老师坚持文字、图片两条线索，但第一本还是采用了传统的艺术史写作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历史事件、文化事件和艺术事件相结合的方式，对当代艺术的创作的发生、发展进行描述和评论。
文字是需要你比较专注的、长时间的阅读，才能贯连起来，图片则有非常详实的注释，读者想读时可以随时进入，阅读就相对比较轻松。以文字和图片两条线索来进行写作，更方便读者阅读。第二本虽然仍是按这两条线索展开，但行文的结构上是不同的。
《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以时间为线索，它首先提出了中国当代艺术近二十年所面临的七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近二十年来的七个特征。
这本著作一共有三编，第一编是七个面向。第二编也是鲁老师重点要描述的21世纪新媒体创作的重要的发展趋势、重要的艺术家。第三编就是我们的传统艺术创作在近二十年当中的一些发展变化。（文/徐可）
鲁虹：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当代艺术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徐可老师，正是在她的鼓励和启发下，我才把这两本书写完了。这虽然是一个外因，但如果没有这个外因，实际上是不可能写完这两本书的，因为不提供这个出版的平台、出版的机会，这两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从内因来讲，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它经历了1978年中央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启动改革开放后这样一个伟大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当代艺术才应运而生。
1978年，我考取了大学，并亲历了当代艺术的起步，随后又参与和见证了当代艺术发展、壮大的过程。我自己对新兴的改革开放是非常赞成的，在艺术上也比较强调创新。我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一个空白的领域，古代学者不可能做，外国学者也没有深入做，因此，作为中国学者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毕业以后在湖北美协工作，然后又到深圳美术馆工作，如今在合美术馆工作，一直在和当代艺术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直在一线。我觉得我的一个资源和优势就是亲身参与了当代艺术发展状大的过程。并结识了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策展人、编辑、收藏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鲜活的资料，还出版了四套《中国当代艺术图鉴》，说真的，我总感到自己有义务把当代艺术史写作这件事做起来。
《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一书原定写到2008年，但我写到1999年已经50多万字了，我当时就跟徐可商量，干脆把前二十年出一本，后二十年再出一本，徐可对我提的所有建议，包括我对新写作方式的探索都全部支持。第一本书设计是请了广州美院的冯峰带着他的学生做的版式，非常不容易。写作过程中，许多艺术家，如邹跃进、吕澎等都给我提供了图像上和文字上的资料，所以说一本书虽然最后是我来落名，但其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还有我带的好多研究生，都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
《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原定是写到2010年，但我写到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21世纪以后的新媒体艺术，日趋走向成熟，一些很好的作品是在2010年以后出现的，我就把时间从2010年改到了2019年。那时我正好也在看美国学者爱德华·露西-史密斯写的《1945年以来的艺术运动》，他就是写到当下停笔的，我想我就干脆写到2019年。
这本书的写作比较困难的地方还在于，我退休以后本以为我有大量的时间，能很迅速地把这本书完成，但我受黄立平先生邀请在武汉合美术馆做执行馆长，很多精力放到美术馆的行政、展览的策划上面去了，所以花了好些年才完成。
我觉得当执行馆长的优势是可以保持学术的敏感度，总是和最好的艺术家、批评家接触。在《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1999》和《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两本封面的设计中，就包含了“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以史为镜”的理念。（文/鲁虹）
郭红梅：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共同参与的构建者
鲁虹老师是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共同参与的构建者。尤其是他的批评家、艺术史家和美术馆长的综合身份，使他能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各个阶段都有深入和全面的参与，同时还能够保持一定历史距离的反思，这就为他的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在这部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9》新著里，鲁虹首先深入研究了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21世纪以来，就中国当代艺术实践、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的弱化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境形成了鲜明对照。
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面对艺术市场和西方当代艺术形态的双重影响，学者们就中国当代艺术得以产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鲜有能够进行独立而深入研究的，这就使得在西方艺术批评和艺术史撰写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图像、空间和社会文化转向等，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中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深度和广度。而鲁老师则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并且在自身亲身经历和深厚学养的基础上力图补足了这一欠缺。
在具体的艺术史撰写上，鲁老师以名家名作为中心，同时照顾了媒介和主题。这种撰写模式既可以在某一种媒介上看到其历时性的演变，也同时可以在一个横切面上看到整个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宏观的关注焦点，这说明了作为艺术史家的鲁老师既广阔又深远的史学眼光。
“再中国化”是鲁老师对中国当代艺术趋势所作的历史判断。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创造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价值、精神和审美趣味，同时又具有鲜明当代性的国际化艺术样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中被普遍认可的理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深度研究，鲁老师的著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是其中的难度无论对于艺术家还是艺术史家，都是同样的。尽管举步维艰，但它已是正在进行的历史浪潮的一部分。感谢鲁老师给同道中的我们继续坚持的强大动力。
祝贺鲁老师，也感谢上海书画出版社及时的出版和传播。（文/郭红梅）（来源：上海书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