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
他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世代书香门第。“家庙碑”记载，从祖上第19世到第21世这三代，经文、武两途为官者达31人之众，“从戎仕宦，朱紫盈门”，——朱紫盈门，古人的文字也能如此有画面感哪。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如此优越的家教氛围生养出聪明、乐学之子，再自然不过了。他七岁能属文，便有“神童”之誉。受家风影响，少年时期不苟言笑，只知圣贤之学，开口闭口不离“子曰”“诗云”，以至于乡间百姓开玩笑喊他“圣人为”。
对了，这位主儿，大名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圣人”。
从18岁起，康有为随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从学六年，又经过四年独居的读书生活，再花五六年时间遍游全国，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结交各地人才，康有为得以眼界大开，学问大进。1891年，他回到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教授弟子。他此时学问，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
1890年春，18岁的梁启超经同学陈千秋引荐拜访康有为。此前，梁启超已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33岁的康有为却场屋不顺，仍是监生身份。按科场规矩，梁启超算康有为的“前辈”。不料，这一番“康梁会”一聊几个时辰，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事后回忆文字），不啻当头棒喝，梁启超一下悟到自己先前所学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于治学竟毫无价值。两人关系也发生逆转，梁启超认真拜康有为为师。
1894年，甲午战争使中国惨败，割地加赔款，国耻之甚可谓前无古人，《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令朝野震动。翌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联络广东、湖南两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清政府拒签对日和约。随后，康有为又联合各省入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建议清政府采取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战略，此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梁二人因此进入中国近代史册。
对公车上书之后的康有为，后世历史学家褒贬不一。一方面，他以社会改良家身份承受赞誉，当时有诗赞曰：“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一方面，他又因保皇党身份屡遭诟病，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是其中影响最大者。
吴昌硕应康有为之请，为其刻过一方十分著名的闲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其一生经历之宕荡，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屈指可数。
康有为一生中数次被清廷通缉，流亡异域，比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不知远了多少倍。他在这一通颠沛流离生涯中，得以将中学、西学在胸中交融，既改变着自己的政治观念，又丰富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但也激荡起诸多现实人生的矛盾，其外在表现便是往往言行不一。兹举二例。其一，他谎称手中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吸引海外华侨捐款，公开口径是用于国事，实则以考察为名环游世界，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其二，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62岁时还看中一个19岁的船家女，强纳为六姨太。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如其在《大同书》中所写：“太平大同之世，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现实生活则是他与六位太太都没到“两憎则相离”地步，堪称“喜新不厌旧”的活典范。“唯大丈夫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大概在康圣人的三观中，不如此便不足为名士。徐悲鸿画过一幅《康有为妻妾成群图》，不知是表达赞许还是厌弃。
康有为收刘海粟收入门下一事，表现出其人极善造势、用人的能力。1921年夏天，康有为在画展上见到刘海粟作品《雷峰夕照》，极为赞赏，盛邀刘去他的“游存庐”做客。次日，刘海粟应约前往，康有为请他欣赏自己珍藏的欧洲名画，一番猛侃。康有为列举得意门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译过雨果诗篇为一时之盛……说到最后，竟是一腔遗憾之情：自己竟还没有一位通绘画的学生！他盛赞刘海粟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作阔大雄奇，前程远大，进而提出收刘做学生。于是，刘海粟成为康门弟子。
康有为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自信、坚毅，认准方向，便百折不挠。梁启超曾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他更进一步称有为康是“最富于自信力之人”的“自信家”。康氏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是其自我营造出来的“圣人气象”。比如，古代对孔子尊称“素王”，意为未践帝位之王。康有为乃自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是也。并且，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字或号：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是超车之义，轶赐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也；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孔伋即子思，是孔子之孙、孟子之祖师爷，越伋即超越子思；韩文举号乘参，用唐德刚开玩笑的话说，是“把曾参当马骑也”。——以上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绝非捕风捉影，而且章太炎之语可为佐证，《章太炎年谱长编》有引载章氏文字：“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
有意思的是，康师傅即便欲主动结交某人而做小伏低，也一定把自己的博学和超迈志向摆在前头。《潘祖荫日记》有1888年康有为致信求见潘祖荫的记录：“初四日，康祖诒，号长素，友国器之从孙。上书，自称南海布衣。”康有为在信中写道：“仆生人间三十一年矣。少涉百家之言，长通六经之旨。……恭闻明公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有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繣八表之思，好士若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罍耆艾之大臣也。”
康有为晚年热衷于修建住宅和别墅，略举几件就让当今土豪瞠乎其后，比如在上海有愚园游存庐和另外三处别墅，在杭州西湖有存一天园，在青岛有天游园。这些别墅、园林在当年花费也是巨资，而他的经济来源也够多元的：一是海外宪政党供给，二是家产增息，三是买卖古董，四是卖字。前三项来源，不完全由自己控制，而卖字，还不是自己高兴了想写多少幅写多少幅，想写多大平尺写多大平尺？康南海一是本身在社会上的名气大，在书法方面，既有《广艺舟双楫》代表晚清时期书法理论的高度，又有他实际达到的书法高度，字自然卖得不错。但在同辈遗老当中，他却处得比较孤独，甚至颇遭厌恶。许多种谈对联的书中都收了嘲弄康有为的一副嵌名联，其由来是这样的：
一天，陈曾寿邀请陈三立等人饮酒作诗，康有为不约而至，进屋便自说自话滔滔不绝，话题不离新弄的宅院。大家听得不耐烦，陈三立于是径直告诉康圣人大家正在作诗呢，康有为打住话头，识趣地起身告辞。他刚出门，座中有人便做了一副对联：“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此联也有传说出自章太炎手笔。上下两联均是截取自古代名句，一是“国家将忘必有妖孽”，一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截去了“妖孽”“贼”三字，而以“有、为”二字作结，诚为一副精妙的嵌名联。
当往昔历史尽皆沦为灰烬，康有为留给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主要是在书法艺术方面。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撰成的《广艺舟双楫》一书，是全面、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理论著作，主要观点是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书法研究领域，学者多将康有为作为清末继承阮元主张而张扬碑学的一面大旗，其书中行文不啻如排山倒海之势，十分雄辩：“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康有为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尚碑”的同时，主张“卑唐”，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给人矫枉过正之感。
其实在康氏论书文字中，也有关于碑帖兼融的明确主张。他说过：“自从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即张裕钊）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即邓石如）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即包世臣）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从其书法的代表面目看，碑与帖的成分兼而有之，大的方面如气格张扬气象，自然是由碑派而来，而小的方面如笔画连带、顾盼有情，又是非涵泳于帖派所难为。
在书法创作上，康有为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加上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参以泰山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充分发挥出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写字体势开张，中上部收紧，下部笔画敞开，结体略呈左高右斜之势，一派雄阔恣肆，苍古生涩。尤其是大字作品，数丈开外看去，满纸大气磅礴，有不可一世之概。此正如李一先生所说，康氏书法“极白虹贯日、苍虬横海之观，虽贻枵虚隘陋之讥，要不失宗匠气度，以较余子，脱然驾而上之矣”！
（注：原标题为《书家康有为（1858—1927）：大言能耸众，碑学集大成》，现标题为编者自拟。）
王谦简介：
王谦，教授，美术学博士。山东曲阜人，现供职于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为美术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创作与技法研究，导师李一先生）。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150余篇。博士论文《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获首届“沈鹏民生奖学金”特等奖。《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202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