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先生是从西北走出来的篆刻家，作为“60后”印人群体中之成就卓荦者，其自秦汉而入先秦，以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独创新貌，并以恢宏恣肆、别开生面的印风影响了一大批人，成为当代篆刻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生长于西安的魏杰先生身上浸淫着秦汉雄风，其印自秦汉而得正大气象，然其不满足于做传统的“赝古”者，而是秦汉印平正的基础之上寻求通化，通过其早年的作品我们即可以看到其“求变”之思已处处萌蘖。他通过印面空间的挪移、文字形体的解构打破秦汉印的“十字”界格。这种对空间的巧妙处理，正上合先秦古玺的自由精神，下接明清篆刻的审美理想。
魏杰先生对篆刻创作进行过广泛而多元的探索，最终在先秦古玺与古匋中找到落脚点。其作品灵活多变，不拘成法，从古玺中汲取自由之精神，又借鉴古匋印的形式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引领了一股“古匋印风”。当然，魏杰先生的长处还不在于他活用了古匋印的形式，而是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强烈的形式韵味，让“古意”萌发“新生”，他将点、线、面等平面构成语言施之于篆刻，强化印面中的重复、对比、肌理等因素，让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来自西方绘画的形式趣味。
△生欢喜心（魏杰篆刻）
数十年孜孜于此道，愚以为，魏杰先生对当代篆刻的最大启发在于其胆敢独造的探索精神，在其篆刻创作的各个阶段，能常刻常新，如果细而论之，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当代印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一、对“印式”的关注、开发与突破。
自赵孟頫提出“印宗秦汉”以来，“印式”成为印人篆刻创作的起点，元明以来文人篆刻所有的佳作，都基于“印式”这一起点而产生，可以说，对印式的取法与突破是篆刻家绕不开的命题。魏杰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在传统中寻找新的印式范本与形式语言。他提出“印外求印才是硬道理”，不断拓宽篆刻创作的取法范围，并通过这种新的形式锤炼个人风格。凡有志出新的篆刻家，无不殚精竭虑寻找新的形式语言，如邓石如印以个性化篆书入印，吴昌硕取封泥与石鼓文之意，齐白石由“丁文蔚”印而窥单刀之法。在当代篆刻创作领域，魏杰先生较早地关注到古玺印式的可探索性，早在20年前，他就发表《重温古玺》一文，于“印宗秦汉”之外提出“溯源古玺”的创作理念，并将春秋战国玺的地位列于秦汉印前作为第一个印学高峰。在具体的创作中，魏杰先生经由形神兼备进而遗貌取神，他强化古玺的开合关系，借古玺印式构建新的空间关系与印学境界。他还着重关注到燕系的条形玺、楚系的四边逗起玺、齐系的上出形玺等常规方形玺印之外的特殊形式，效法之、挖掘之、改造之，形成了“因字制宜、法在无形、信刀达意、感怀抒情”的强烈个人风貌。魏杰先生的拟古匋文印，借鉴匋文的拓片效果，运用大虚大实的处理手法，呈现出一种新的视觉样式，独树一帜，享誉印坛。近年，他的步子迈得更大了，一方面紧紧抓住传统之“根”，另一方面不断突破篆刻的边界，做了种种“突围”的尝试，实颇可赞誉！
△雪域昆仑（魏杰篆刻）
△长怀古人心（魏杰篆刻）
△弄瓦之喜（魏杰篆刻）
△为五斗米折腰（魏杰篆刻）
二、对边款语言的开发。
边款是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面本体的延展，元明印家都极为重视篆刻边款的创作，其内容或铭记事由，或阐发印论，成为印人表达思想的阵地。清代赵之谦将画像石、佛造像引入边款创作，并开阳文边款之风，拓展了篆刻边款的表现性。时过境迁，当代篆刻边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物勒工名”的简单形式，这种对边款形式的不够重视，消解了边款的艺术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魏杰先生充分认识到边款的可探索性，他将边款作为重要的思想载体和艺术形式。一方面，他延续元明以来的优秀传统，将印论心得铭于石侧，常佳句迭出，为人称道；另一方面更开发边款新的形式语言。最典型的是，他将碑帖的剪裱本形式运用于边款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此外，他借鉴古籍文本中的标点符号，将句号等形式纳入边款创作之中，让人眼前一亮。魏杰先生还巧妙地将佛造像、汉碑、帛书、匋文等艺术形式运用于边款创作，形成典型的“魏氏风格”，一时效者影从。魏杰先生的边款除了用传统的“乌金拓”或“蝉翼拓”之外，还常常结合边款的具体内容，通过墨色捶拓的深浅来表现不同的意象，如其印作“曲阜”的边款，下方实拓表现近景，上方虚拓表现远景，呈现出雾茫茫的雪景意境，恰似一幅曲阜孔庙的雪景图。
△一体同观（魏杰篆刻）
△延安精神（魏杰篆刻）
△天似穹庐（魏杰篆刻）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魏杰篆刻）
三、印从“情”出，充分挖掘篆刻创作中的瞬间情感因素与率真之气。
魏杰先生治印，向来以“急就”为人称道，据言其曾一日治印逾百方；又言，某次雅集活动，其他篆刻家尚在钩图渡稿，魏杰先生已然治印数方；我曾见其治印，不打印稿而顷刻即成，似不假思索而了然于胸，这不禁让人想起“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怀素。这种“快”显然与其经年累月的技法积累和深厚的文字学修养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些素养的支撑，这种“快”就会沦为“胡作非为”。但是魏杰先生追求“快”的目的不是为了逞技法、博眼球、挣流量，而是利用速度这一因素来释放篆刻语言中“情”的因素，用“速度与激情”来消解“法”的羁绊。对于成熟的篆刻家，技法已然不是篆刻创作中的难点，与此相反，既有的技法体系很有可能成为出新的障碍，有的篆刻家以技立世，满足于既有程式，虽“年力久，手指皆实”而仅列于“能品”。魏杰先生则于“法”外求“情”，强化篆刻创作中感性的因素，凸显率真之气，这种观点正通于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
△玉门关（魏杰篆刻）
△墨许山河（魏杰篆刻）
△落花无言（魏杰篆刻）
△静女其姝（魏杰篆刻）
四、以“空”为旨归，对印面意境的成功营造。
魏杰先生在其边款中云：“余作印，不求工，但求空。”其印，处处透露出一种虚空的意境。这种虚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在章法空间上，通过开合之势制造大块的留白，有“月明星稀”之境。魏杰先生的印虚实并用，以虚制胜，纵使文字茂密者，他也常常强化文字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印面空间疏朗，这种特征恰与古玺早期的“散布式”章法遥相呼应，透露出来自商周的悠远气息。其二，强调刀法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其用刀不作笔法的附庸，“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朱简在《印章要论》中云：“刀法者，所以传笔法者也。”在其看来，刀法的目的在于表现笔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刀法是笔法的附庸，至少是处于次要的、被动的地位。但魏杰先生并不如此看，他的印中，文字造型处处显示出一种以刀法占主导的状态。他的用刀，不刻意诠释文字的笔法，而是在一个可以被大致接受的幅度内，着重强调刀法的自由，朱白之间，处处可见刀刃的悠游与挥洒。其三，“做印法”不拘一格，“不择手段”地强化印面之苍茫浩渺。魏杰先生善用浅刻的刀法，这种刀法的优势在于文字边缘能够呈现出毛而虚的状态，但是依赖刀法而形成的虚实程度是有限的，故而他曾试过多种其他方法，无论是敲、刮还是磨、啄，只要能达到目的，魏杰先生都不排斥。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拟匋印之作，那种本由墨拓而形成的虚化边缘是单纯的契刻无法达到的，他自创“剁刀法”，以刀刃急速而高频地剁于石上，来虚化印面，甚至在钤盖时通过按压的力度来调整虚实关系，使其印呈现出一种“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的玄妙虚阔之境。
△门与白云齐（魏杰篆刻）
△风吹草低见牛羊（魏杰篆刻）
△道在瓦甓（魏杰篆刻）
在早年的创作和教学中，魏杰先生曾提出“以展览促创作，以速度促率真”的理念。他将展览作为创作的推动力和的试金石，但又不为展览所束缚，能在时风之外保持自我的率真之气，这种与展览的若即若离或许正体现了魏杰先生的大智慧。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其身上始终有着一股传统文人的清气、静气与骨气，他因印而名，却未因印而傲，常常自谦“雕虫之技，不足称道”。魏杰先生不耽于浮名，不为俗世所累，处处谦让，事事淡然，唯孜孜一心耕耘于这方寸之地，用刀与石、笔与墨，创造出大美的艺术之境、人生之境。（文/陈维，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讲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金石印坊·西安报业全媒体）
艺术家简介
魏杰，号冰轩，一九六二年九月生于西安。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现为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陶瓷印艺术研究中心艺委会委员、京华印社副社长、终南印社社长，担任文旅部“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艺委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