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年份，无论对我们国家，还是我个人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前者而言，是由于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就后者而言，是由于我荣幸考入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1】而后者不仅使我的人生发生转折性变化，也使我有幸认识了洪耀老师。
一
虽然在恢复高考后，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潮的不断批判，中国美术界对“文革”创作模式的反拨，越来越向纵深发展，而且，围绕现实主义的问题、题材内容和形式美的问题、自我表现的问题、美术的功能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极为广泛的讨论。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全国各艺术院校基本遵循的还是由徐悲鸿先生所创立的现实主义教学模式，特别是到了上创作课时，老师们反复强调的是如何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何注重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与真实感，还有如何按内容决定形式的金科玉律办事等等，自然，学生们参照或借鉴的也多是俄罗斯巡回画派、前苏联时期与我国美术界的相关作品。
在上大学期间，学校教育处并没有安排洪老师上我们班的任何课，可因与洪老师的宿舍同在一个筒子楼里，所以我们常会去他的宿舍“蹭”画看——起先，多是借他房门未关时偶尔挤在门口看看，后来就被请了进去。洪老师那时还单着，房间里除了一张小床和简单的桌椅、衣柜，全是与画画相关的道具。由于为人随和且不装，所以大家一下就与他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与任课老师所讲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洪老师反复向我们说明的是：美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主要依赖于其形式美感，如点线面等能否独立发挥作用。倘若只是依赖于题材的社会性或文学性内容搞投机取巧，其就变成了其他学科的附庸。正是从此角度出发，他坚持认为绝对不能用美术作品去讲文学性故事，更不能受制于“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说法。他还认为，展览会上作品众多，凡形式上没有特点的作品就不可能抓住观众的目光。“要新、要奇、要怪”是他经常说的口头禅，并在各班同学中广为流行。按今天的情形看，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为奇，但在当时却带有颠覆的意味，因为其更重艺术的形式本身，与我们老师还有课本上讲的“内容决定形式。”论完全不一样。据洪老师介绍，在进行创作时，他常常是按先形式，后内容（意境）的方式作画，即在找到好的表现形式以后再想办法配上合适的内容。按我的理解，当时他仍然是在现实主义的框架里作画，且多为“小品”，而这就在题材上巧妙回避了时兴的主题性创作或重大题材创作。不过，虽然在洪老师的那些作品中，特定的画面形象对于提示审美意境与人文意义尚具有一定作用，但它们往往依赖于绘画自身的形式因素——点、线、面等起作用。这也意味着，在洪老师作品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通过视觉美感所传达出来的意境，而不是“画面以外的文字内容”，故他作品所表达的美学信息纯粹是视觉的。至于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洪老师常常会根据不同画面需要与艺术感受来寻找相应的笔墨方式。为了达到特殊的审美效果，他一向是不择手段或不受传统约束的，甚至在水墨表现中还加入了丙稀或油画的材料。加上他还会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元素，如构成、变形、色彩等有机融入创作，故使得他的作品既在各类美术展览中很为抢眼，也令我们几个同学极愿意与他接触，且越来越深入。
1979年3月，学校为我们班安排的是上创作课，据任课老师讲，教学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掌握有关美术创作的技巧与方法，另外是为了配合当年年底要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也因为后者，全班同学都攒足了劲，希望能借此次难得的机会搏一搏、冲一冲。而我和几个同学，相当于“一仆二主”，即一方面要听任课教师的意见，另一方面还要听洪老师的指导——但我肯定是把后者的意见更当回事。那时我想了好几个创作构思，洪老师看了都不太满意，倒是对我在速写本上随手画的一幅小速写引起了注意，其内容画的是时任图书馆馆长王道明的小儿子正爬在椅子上取书，洪老师感到这既很有情趣，也借一个生动细节体现了全民读书热的大势，故建议我深入发展一下。此后，我不但将图书馆场景转换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房里，还让一个穿着破裆裤的小男孩爬在了沙发椅上取书，为了暗示小男孩爷爷的身份与他对小男孩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有意在旁边茶几上的一堆书上放了一只老花镜，洪老师看了感到比先前好多了，可认为画面上书架部分应该有意拉长些、夸张些，因为这样既可以深化标题《在知识的海洋里》的寓意，又可以使画面构图显得奇特。接下来，按照洪老师的意见，我根据写生画了一幅白描大草图，自认为还可以，便上交了作业。记得评审那天，负责教学的刘依闻主任带了一大帮老师到场，气氛显得很有点紧张。其程序是首先由每个同学在自己的草图前做自我介绍，然后请到场老师进行评议。谢天谢地，我的作品草图顺利通过了，只是做雕塑的刘政德老师说，画面中的那个小男孩穿破裆裤很不雅观，建议改一改。他提的意见让我纠结了好久，我问洪老师怎么办，他说，改不得，一改画上的情趣就会少很多，于是我终究也没改。所幸，此作品先是参加了“第二届湖北省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并被《湖北日报》发表；接着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那年冬天，当我冒着严寒，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中国美术馆二楼自己的作品前，内心相当激动，大有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洪老师其时正好在北京中国美协办事。他对我说，有人画了一辈子的画，也没能参加全国性的美展或将作品挂到中国美术馆，而你在读书时能够做到的确不错，但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努力——他的话我完全认可，所以我很感谢洪老师！
从北京回武汉不久，洪老师召集我们几个同学到小东门边上的蛇山顶开了小会，主要是结合全国美术创作的大势对我们创作上的不足做了分析研究，进而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他还希望我们今后要保持长久的学术联系，以相互促进。应该说，这次小会让我们与洪老师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我们就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不仅走得更近，碰头的机会也更多，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有好几个同学曾向我转达说，洪老师在与他们的谈话中，认为我头脑很好用，以后可以成事的，这当然对我是很大的鞭策，更是伴随我终身的精神暗示，以致让我战胜了很多人生中的坎坷。但世事无常，随着国家门户政策的不断开放，洪老师于1984年离开湖北美术学院去了香港，于是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联系。1993年，他和夫人重回大陆发展，其事业发展甚是红火，在汉的个别同学也与他取得了联系，我因其时已调往深圳工作，故只是到2006年，才借一次偶然机会，与他重新有了交往。
二
洪老师原名洪耀华，1939年出生。其父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与国民党高官。1949年去台时，由于其母正生妹妹不肯随行，于是就带洪老师与其弟妹留了下来。在特别强调家庭出身的大背景之下，其成长之艰辛完全可以想知。1954年，时任武汉七中的教务长见洪老师擅长画画，就推荐他考入中南美专附中——中南美专于1958年搬至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洪老师直接升至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于1962年毕业。
粮船数不尽，1973，年画，洪耀
尽管受特定教学背景与政治背景影响之故，洪老师一直遵循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业绩：首先，1957年，即还是在做学生时，他与别人合作的年画《庆祝长江大桥通车》就被湖北出版社发行全国，而他于1959年创作的中国画《阿姨好》也入选了广东美展与中南地区美展；其次，毕业后，亦即在“文革”期间，他于1974年创作的中国画《新书添不尽》、于1975年创作的水粉画《粮船数不尽》等等先后参加了全国美展。许多过来人都知道，在艺术作品出路甚少，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情况下，这是极为不容易的，也足以说明其艺术才华。
在折叠宣纸上弹线，1999，洪耀，水墨
改革开放以后，天生敏感的洪老师艺术追求与兴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显然与当时大的文化背景有关。从政治上讲，是思想解放运动与门户开放政策彻底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的思想牢笼；而从艺术上讲，则是求新求变的艺术浪潮则极大地剌激了艺术家们多年被压抑的创作冲动。恰如许多有想法、有追求的艺术家一样，洪老师当时着重思考的乃是如何冲破极左、僵化的创作模式，以使自己的艺术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与现代意味。因此，从1979年起，他既借助引进的国外画册与展览，深入研究了西方现当代艺术，也在积极参加湖北中青年画会“申社”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时，【2】连续推出了很多超越传统创作模式的水墨新作。比如，他用“弹线”手法进行抽象绘画创作的尝试最早是在1977年，据知，当时他用竹制弹弓绑上麻线，并以水墨在宣纸上做了名为《弹线系列》的作品，并在1980年在“申社”组织的一次展览中对外展出，可惜当时没有受到重视。
擎天，1981，洪耀，水墨
洪耀与夫人移居香港后，不仅周游了欧美等国，亦对西方现当代艺术进行了全面、认真、严肃的考察，进而开始了全新的艺术探索之路。受至上主义艺术家马列维其的影响，1986年，他创作了《架上绘画的终结》之一。虽然这带有极简特点的尝试被不同探索方向所取代，但对他后来的创作有重大的影响。我注意到，从1997年起，他在进行相关实验时，重新使用起了弹线的手法，并加以成功转换，于是也确立了他的独立艺术面貌与风格。
所谓“弹线”手法最早是由春秋时代优秀的建筑家、发明家、木工先祖鲁班创立的，而他发明墨斗“弹线”，主要是为了便于木工切割木料时画出所需要的标准直线。洪老师的智慧就在于，受西方极少主义、几何抽象、构成主义与荷兰画派的启示，他巧妙地将传统的木工弹线技术转化为了一种绘画手段，再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其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五角星，1979，洪耀，水墨
资料显示，洪老师在重新使用起弹线的手法进行抽象绘画的实验时，起初更多是采用油画媒材。而且，为了在大幅的作品上进行自由的弹线，他还发明了特制的弹线机。从洪老师那十多年创作的众多油画作品看去，我感到，他其实是在两个不同方向上进行创作：第一，他是沿着荷兰艺术家蒙特里安创立的几何抽象——也称冷抽象——的传统前进，但与前者习惯用单纯的直线、矩形、方块与红黄蓝白等纯色块展现北欧民族特有冷静和严谨不同，洪老师只是利用单纯的底色与弹线手段，将画面推进到一种十分纯粹的状态；第二，他是将俄罗斯艺术家康定斯基创立的表现抽象——也称热抽象——的传统与几何抽象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了中国式、个人式的转换。其具体方法是，先以水墨、国画色、水粉色与染料等等在生宣纸上进行自由表现，继而以白乳胶将画好的宣纸装裱在油画布上，最后以括刀、油画笔与油画色从事二度创作。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艺术家接着以非常理性的弹线在基底上创造出耐人寻味的线性结构。从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激情与理性的交融；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偶然与必然的相遇。（如作品《鲁班弹线30》、《鲁班弹线40》等等）
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从2007年起，洪老师更多是以传统水墨材料进行创作。按我的理解，他如此而为至少包含如下四个原因：一者，与他大学时所学的中国画专业有关；二者，由于水墨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所以有着体现中国身份的特点；三者，以传统水墨材料进行创作更容易成功地拉开与西方抽象绘画的距离；四者，利用水墨材料创作，也有利于他将冷抽象与热抽象的做法更好结合。由此看来，洪老师是通过西方重新发现了东方，然后又通过传统重新创造了当代。也正是由于他的探索极具个性，前无古人，且视觉品质又很高，所以先后受邀在世界各艺术机构举办了个展。2010年，其作品还获得台湾文建会艺术类银奖——此次评奖没人得金奖，著名艺术家刘国松仅得铜奖。令我深感欣慰的是，2009年11月，我在上海美术馆策划了“原创·弹线——洪耀艺术个展”，其后还邀请他的一系列新作参加了由我所策划的好几个水墨大展，如“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展”【3】“再水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4】“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5】“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等等。【6】这绝对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学生对于一个老师在友情上的回报，而是我对洪老师艺术探索意义的发现与推介。于我看来，他给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大启示是：在推进传统向当代换的历史进程中，一定要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模式。即除了要大胆学习西方艺术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努力从传统中寻求具有当代因素的东西。而这一切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才可以做到。与此相反，顽固坚守单一的、原生态的民族价值观念的做法，或者是盲目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做法，都是断不可取的。
三
《中国先锋艺术1978~2008》，台湾艺术家出版社，2011年11月
2006年1月，由我撰写的《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说起来，本书的雏形原来只是为我以后撰写中国当代艺术史准备的提纲而已，但由于采用了文图相配的方式，故时任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冀少锋，敏感发现其内容与结构都很便于读者阅读，并希望我稍作润饰马上安排出版。他还对我说，中国一直有文图并茂的出书传统，比如《朱子治家格言》中用的就是上图下文的方式，而近代一些儿童启蒙读物则常常会用左图右文的方式，相信在“读图时代”，本书会成为一种适应广大读者文化需求的有效出版方式。经他启发，我在接下来的撰写工作中更加注意相关方面问题，而后来的事实也的确给了我很大鼓励：一是本书当年分别在在北京三联书店（9月）、北京798的罗伯特书店与北大“风入松”书店上了排行榜；二是本书尚荣幸获得了当年的国家级图书奖——金牛奖；三是有人说我发展出了一种新写作模式，因为其融学术性、知识性、历史性、文献性、直观性与可读性于一炉。当然，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洪老师看了本书，不仅大加赞赏，还说，台湾方面对大陆当代艺术的发展还不是很解，也有相关需求，因此有必要将这本书推荐到台湾去，也许还能影响到海外。我答道，能这样做当然很好，但我完全不知如何操作。洪老师笑曰，此事就交由我与夫人来做好了。此事过了两年，一直没得到洪老师的答复，我想也许难度太大，就没好再问。2010年7月，我终于接到洪老师夫人电话，说是已经与台湾艺术家出版社负责人何政广先生联系好了，接下来的出版事宜，他们会与你谈。不难想见，洪老师与夫人为此必定花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过不久，我又收到了台湾艺术家出版社负责人何政广亲自打来的电话，并详细谈到了将本书放在该社出版的若干细节，其中包括增加新的内容与授于大陆之外的台湾版权问题等等。于是，《越界：中国先锋艺术1979~2004》出版的第五个年头，《中国先锋艺术1978~2008》在增加了四年新内容的基础上，于2011年11月出版，当年12月，除在台湾的所有诚品书店隆重推出外，《艺术家》杂志上还连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评介文章与海报宣传，这一点国内好多同行赴台看到了都对我提及过此事；另外，后来我去台湾参加艺术活动时，常有一些读者拿此书来请我签名，可见该书的出版发行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文革与后文革美术：1966-1978》 台湾艺术家出版社， 2014年11月
2012年，洪老师与夫人到深圳与我见面时，得知我对十多年前撰写的书稿《文革与后文革美术1966~1978》作了一定修改，并加写了一些文字与图片，希望我将电子文本传他们看看，我便照吩咐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收到台湾艺术家出版社负责人何政广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是看了我的书稿《文革与后文革美术1966~1978》，感到甚好，很想给予出版，而我也正有此意，后经签订相关出版合同，遂于2014年出版。需要说明一下，此书原来是岭南美术出版社于1994年定下的出版项目，即为《新中国美术史1949~1978年》中的一部分。【7】组织者是时任副社长的杨小彦先生，按当时分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16年由陈履生先生负责撰写，【8】而关于“文革美术”则分为两个部分：总体部分由王明贤先生、严善淳先生共同撰写；我则负责撰写“文革”期间的四次全国美展。本来，由黄专先生负责撰写“后文革美术”，【9】可因有事，应他的要求，我就将他那一部分也接了下来。不过，虽然各人的写作任务都按时间完成了，但对外正式出版一事却由于难以说清的原因打了水漂。过了一些年，陈履生先生、王明贤先生与严善淳先生所撰写的部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他们的启发，我也曾经联系过好几个出版社，终因太麻烦而未果。于是只好在出版《鲁虹美术文集》时，【10】将我撰写的那一部分内容全部放了进去。此外，在当时多期的《西北美术》与“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中，我也选发了其中一些文章。毫无疑问，没有洪老师和夫人的隆重推荐，此书得以正式出版是根本不可能的。
2013年，在刘国松画室，从左至右，刘国松，鲁虹、洪耀，徐力田
2013年，在台湾3从左至右，罗际鸿，徐力田、洪耀，鲁虹
当然，洪老师与我的学术互动远不止于上述事实。因文字受限之故，最后仅举一例，即2013年10月6日至8日，经洪老师牵头，由台湾知名画家刘国松和书法家罗际鸿共同安排，我连续三天分别在台湾师大、新竹教育大学和高雄师大，做了专题演讲《中国新水墨的形成与发展》，参与者除诸多学生之外，还包括刘国松、袁金塔、洪老师与夫人、蔡长盛、叶俊显、高荣禧、陈明辉、罗际鸿等多位知名书画家与学者。不仅受到相当的重视，大家讨论也相当热烈。此情此景，我永记于心！
2013年，在台湾师大讲座《中国新水墨》
如今，我家与洪老师家都在武汉东湖周边的一个小区里，彼此之间经常有走动。难得的是，洪老师虽然已经80多岁了，还在执着地思考如何进行艺术新探索的问题，而这也一直在促进着我继续努力，不断前行！（鲁虹，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2022年12月16日于武汉东湖）
注：
【1】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于1985年正式改名为湖北美术学院。
【2】“申社”是当时湖北中年著名艺术家的组织的，成员有洪耀、唐大康、刘一原、陈立言、贺飞白等人。曾与“晴川”画会共同或分别举办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探索性展览。
【3】“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展”由文化部与深圳文化局合办，2009年4月在美国费城展出，9月在波兰展出，10月在匈牙利展出，11月在罗马利亚展出。2010年1月在克罗地亚展出。
【4】“再水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于2012年12月在湖北美术馆展出；2013年4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
【5】“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于2016年3月在深圳关山月馆展出。
【6】“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2018”于2018年12月在北京民生美术馆展出。
【7】1949年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而1978年则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因为这与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是一致的，所以深为参与者所认可。
【8】1966年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
【9】所谓“后文革”是一些历史学家们的说法，指从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到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
【10】《鲁虹美术文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艺术家简介
洪耀，原名洪耀华，1939年出生，湖北武汉人，196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
主要致力于洪耀弹线艺术研究：1977年，第一弹线作品《五角星》问世，1981年“鲁班水墨弹线”在湖北申社展出，2009年上海美术馆个展（弹线原创），2013年《再水墨》2000-2012邀请展；北京画院美术馆个展——洪耀弹线；台北国父馆个展——洪耀弹线；2008-2009年先后出版《洪耀弹线原创》画集一、画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