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新路，似应主要在中国本有的理论形态和中国本有的基本结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在《中国美学的产生特质、定型结构与话语体系》一文中，已经进行过初步论述，即中国原有的理论形态由三大要素组成:一是中国具有“虚实—关联”内容的概念，在语句表达上要用“者……也”句式。二是中国具体“虚实—关联”内容的理论，要用精炼性词组和比兴性类似感受去表达。三是理论整体的呈现要用“虚实—关联”结构。另一方面，即如何突破艺术美中心论而走向接近中国美学原貌的本有结构，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一方面，中国学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上面讲了关联型和跨越型，还有各类审美文化史的著作，以及各种与审美和艺术的专门史、审美民俗史、审美地理学相关的著作，都可从美学的观点看成走向新美学史写作的关联推进。在美学领域，刘成纪等学人以美学为视点，把艺术之外的一系列课题，如器物、礼乐、天下、地理诸方面，纳入中国美学史的领域内，每一方面都溢出艺术之域而相对独立地呈现，对中国美学本有的丰富性作了多方面的凸显。沿此之路，一种新的中国美学全景会呈现出来，不以艺术美为中心去组织中国美学的概念、范畴、命题，而以古代文化整体为结构去呈现其原貌。本来，如果从中国美学史的材料原貌出发，可以发现，中国的“艺”是在文化整体之中并与文化各方面关联在一起的，有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工之艺等。正史的“艺术传”，就与“方术传”“方技传”“方伎传”基本同质异名，正史的“文苑传”“文学传”“文艺传”也基本上异名同质，在材料上，中国的文和艺都是包裹在文化的整体之中，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关联乃至交织在一起。这从历代正史和各种类书的结构中可以看出。因此，不从文和艺的概念、范畴、命题，而从中国“虚实—关联型”美学自身的结构去组织和书写中国美学，可能更接近中国美学的原貌，更能凸显一种与西方升级了的美学思想相会通的性质。从文化整体出发，从整体到部分去组织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呈现了至少由以下七个方面构成的相互关联、虚实相生的网状结构。
1.宇宙整体的气化和谐之美。《庄子·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讲的就是宇宙的整体性，这个整体性是四维时空的整体性，是太极之气生阴阳二气进而为五行之气，形成宇宙万物。简而言之，宇宙之美，体现为于民老师所讲的气化谐和之美。这一整体之美，首先体现为清人姚鼐所总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两种大美运行于天地间，体现在宇宙的自然、人体、社会、政治、艺术等一切方面，是中国之美的基本大型。阴阳可展开为五行、八卦，以及“二十四”“七十二”“一百零八”等各类“静态之相”和“动态之象”，形成一个超越艺术中心论的具体宇宙整体的时空合一、动静合一、互动互渗的范畴体系。最为重要的是，阳刚和阴柔的两种美在展开和运行中，其一是按太极图的时空模式，互渗、互动、互换，特别是强调在虚实的结构与运行中呈现的美。其二是按周易模式和五行模式，简繁运行，伸缩变化，相生相克，互显互衬、互补互转，特别要强调克生之间的丰富关联和微妙内蕴而产生出来的美。其三是按中和模式，以有中心的方式追求多样性，这里特别要强调由空间的不变性与变动性、时间的直线性和圆转性而产生出来的美。
2.天地人一体的运行之美。具体体现为岁时节庆之美，自然的节气与社会的节庆之间的丰富关联。宇宙中包括自然、社会、主体在内的运行之道，以春夏秋冬流转中的节气运行而呈现自然之美，以及以一年的节气运转为基础，把社会在此之中的活动，特别是重要社会内容与节气中的关键点结合起来而构成的节庆之美，汇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岁时节庆之美。它从《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时训解》《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在汉代崔寔《四民月令》、六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唐人关于一年节气和节庆的诗文、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明代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等众多著述中体现出来，构成中国之美的独特面相。
3.天下一体的地域之美。从远古时代的宇宙求中和天下求中，到大一统形成时出现的《禹贡》，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地域之美。这一地域之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地理，把自然和人文统一了起来。在《禹贡》中，政治文化由中而四向展开的甸、侯、绥、要、荒的“五服结构”，与自然地理(由马融、王肃阐释后凸显出来)的“三条四列”结合起来，这一文化与自然交织一体的结构，再加上《诗经·公刘》和《管子》中的《度地》《乘马》等，构成了中国地域之美的基本构架。之后，从《青乌经》到六朝郭璞、唐代李淳风、杨筠松、宋辜托长老、元李秉忠、明王士性等名家的风水堪舆著述，加上从《周礼》到史书的地理志，再加上从十五《国风》到明清时东西南北的地方戏曲，形成了中国天下一体的地域之美。其特色不仅特别体现在朝廷体系中以五岳四渎为核心的地理祭祀体系中的地域之美，还体现在从先秦到明代形成的以三龙为代表的华夏地理整体观而来的风水体系的地域之美，也体现在道教以福地洞天为核心和佛教以五大名山为核心的宗教美学的地域之美。以这三者为核心的中国地域之美交织一体，又与士人的宦游体系和各种地方志中的相关论述结合，构成了中国美学地域之美的丰富性。
4.天下中和的王朝政治之美。中国远古，由立杆测影而来的“中”的观念与由东西南北各族群互动而得来的“和”的观念，形成夏商西周的早期文明，其核心是以大一统王朝为中心的求天下安和的政治体系，其美学体现就是朝廷的审美呈现，即以中和为核心、以等级为结构的朝廷体系的威仪。具体呈现为四大方面:一是祭祀天地山川神灵祖先以体现人与天神地祇祖鬼物魅关系的仪式系列(以器物、饮食、香气、服饰、祭祀结构、运行程序表现出来)。二是以朝廷所在的京城为中心，以府城县城为基础，以四夷为展开的制度型建筑体系。强调中和之“中”的体制秩序的等级威仪与强调中和之“和”的化外政体的多样美感，共同构成了天下建筑美学的中和之美。三是朝廷行政的等级尊卑系列，不仅以建筑形式，还以制度服饰、器物系列以及各种政治礼仪体现出来。这里一方面重在以中为核心的等级区别，另一方面又强调区别之后以中为核心的等级和谐。四是朝廷和士人的宴乐系列。包括皇帝与各级官员以及各级官员与民间士绅在政治体系运行中的各类以中和为核心的宴乐活动，关联到建筑体系、舞乐体系、诗文体系、饮食体系。以上四个方面，以正史中的礼仪志、舆服志、祭祀志、乐律志等文献，地方志中的相关文字，以及广大士人与之相关的诗文，丰富地体现出来。
5.士人之家的典雅闲适之美。中国远古，从方国到王朝中的大夫之邑和士之家，在远古礼制的形成和演进中就呈现了上流社会的家之美。其流风逸韵在《左传》中尚有体现。从春秋战国的众士崛起到秦汉的新型士人阶层，士人的家蒙育着新的形式；魏晋士人产生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使士人的家之美有了新质，这一新质到唐宋得到了内容丰厚的定型。从白居易、刘禹锡、李德裕、温庭筠到欧阳修、蔡襄、晏殊、苏轼、米芾，以士人庭院为围界，以文房为中心，以诗、词、文、曲、琴、棋、书、画、茶、香、器物之娱、花木之赏为展开的士人的典雅之美，有了自身的结构和体系。白居易的闲适诗、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蔡襄的《文房四说》，特别是苏轼的相关论述，展开为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众多的著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体系。士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上通朝廷下连四方的作用，因此，士人的典雅闲适之美，通过上下关联而影响到了朝廷之美和东南西北的生活之美；又通过这一上下八面的关联，把朝廷之美与生活之美在士人庭院里提升为一种最具中国美学代表性的美。
6.中国古代后期以都市为核心的社会生活之美。中国文化生活之美，从远古起就嵌在朝廷皇家与士人之家的网络之中，《考工记》的六大门类和30个工种的工艺之美皆附在皇家之中；各类月令型的民俗，也以朝廷和士人为核心。这一漫长的演进到了宋代发生了质的变化。宋代城市的瓦子勾栏中名目众多的商业演艺，使之有了一种新的不同于朝廷宴乐之美和士人典雅之美的生活之美。这从两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文献中体现出来。都市商业性的表现之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如《东京梦华录》讲瓦子勾栏的“伎艺”就有七大类(歌舞、戏曲、傀儡戏、影戏、杂技、笑类节目、说书)30余项，凸显了为大众欣赏的俚俗趣味。这里的趣味又与民间民俗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美关联起来，有七十二行的工艺之美，有市井乡村的节庆之美，有各地城乡的民居之美，有与官窑相对的各类民窑的器物之美，有东南西北的地方饮食之美和服饰之美。这一相对独立的下层民间生活之美，又与朝廷之美和士人之美有着多方面的互动，并与之形成一个和谐的关联整体。
7.中国宇宙之美的变的一面:宗教之美。中国之美的宇宙结构，以北极为天上之中和京城为地上之中，在天地的运行中，其变的一面，呈现为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之美。中国文化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接受了佛教，佛教思想与中国思想的互动，成为中国庙堂山林(或方内方外)的思想结构的一种补充，从而使中国思想更丰富了。佛教又具有美学内容，寺庙建筑、雕塑、壁画、音乐、仪轨，构成一个佛教之美的完整体系。同时，中国的本土宗教形成了道教，佛道互动，产生了道教的美学体系，道观、雕塑、壁画、音乐、仪轨等形成了道教美学体系。佛教和道教美学，在宇宙观念和神灵观念上，是朝廷天地山河祭祀体系的补充；在思想观念和生活观念上，又是士人和民众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的补充。佛寺和道观在以京城为中心的城市体系里，是朝廷之美的补充并与之互动；在以名山大川为核心的山河体系中，是士人之美和民众之美的补充并与之互动。以佛道为主的宗教之美，其人物、思想、故事，佛国境界和神仙世界，一方面从建筑、雕塑、壁画、音乐、说唱文学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在《大藏经》《道藏》里内蕴着观念体系。佛道之美，构成中国美学的又一重要面相。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宗教的主流，以及各类地方宗教思想，都由中国宇宙美之变而产生出来，其内在理路应与佛道之美所由形成的规律基本相似。
以上七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美学整体的基础。这七个方面形成一个虚实关联的结构，这一结构超越艺术中心，又把艺术包含在其中。从这七个方面去建构中国古代美学，意味着要:第一，重划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材料范围；第二，重设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第三，重寻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结构；第四，重观中国美学史的演进逻辑。这四个“重”，应会形成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方向。（张法）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作者简介
张法，男，毕业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导，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30多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年度），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2008—）。主要研究美学与思想史，独著有《美学导论》等22部，合著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论》等5部，主编有《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9（艺术学卷）》等6部。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首席专家（主编）、《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等4部著作入选国家级外译项目（英语，俄语）。独著《中国美学史》《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有韩文版，文章300多篇，16篇为《新华文摘》转载，12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