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我与孙振华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两个散步者的对话》，是由北岳出版社出版的，收集了我们多年来的学术对话计21篇。其中，有关中国当代水墨的探讨占了一半以上，余下的则涉及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在此书的《跋》中，孙振华开门见山就写道：“在我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中，认识了鲁虹是一件大事。”【1】其实，认识他对于我亦特别重要，否则我的学术之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30多年来，我们既合作撰写过两本学术著作，也一起策划过多个学术活动——包括数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以及一些当代艺术展览等。故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常有人说我们是“黄金搭档”。
《两个散步者的对话》孙振华、鲁虹著，2018年1月为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比如，批评家刘淳在《两个散步者的对话》的《序》中就这样说道：“鲁虹与孙振华的合作，缘于深圳……他们在‘深圳速度’的背景中风生水起，声色俱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道别开生面的风景……”他还指出“30年来，大批优秀人物在深圳脱颖而出，走在时代前列。他们创造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对国人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许，深圳不缺少人才，不缺少引领时代的杰出者，但论艺术上的竭诚奉献和硕果丰厚者，鲁虹与孙振华当属无法绕过的人物。”【2】
1993年7月，我从湖北文联借调到了深圳美术馆，记得是在一个展览开幕式上，经人介绍认识了孙振华，当时只知道他是浙江美术学院【3】毕业的雕塑史博士，后留校当了副教授，前不久调入深圳雕塑院。起初，我们交往并不多，仅仅是在一些学术活动中见面时打个招呼而已。次年我正式调入深圳美术馆，第一项着手的重要工作就是编辑《深圳美术馆》馆刊，为了集中讨论美术馆的各项功能——包括收藏、研究、展览等，我特向孙振华约了稿，此外还向迟轲老师、范景中老师、皮道坚老师、杨小彦、邵宏、黄专与严善醇约了稿。孙振华很快将稿子写毕寄来，文章的标题为《美术馆与观众》，讨论的是美术馆的公教问题，文章不仅写得很好，文笔也特别流畅，一看就可感到，他是有着丰富阅读经验或对美术馆建设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此后，我们的交往就变得多了起来，有时是在深圳美术馆，更多则是处于园岭的老深圳雕塑院。
1994年，为鲁虹编辑的《深圳美术馆》馆刊，发表了孙振华撰写的文章
孙振华受过中文、美学与美术史的正规训练，阅读极为广泛，谈问题总能高屋建瓴，一下即切中事物的要害，所以与他交流，我总会有受益匪浅之感。而且，没过不了多久我还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集学问、智慧、义气、趣味、责任感于一身的人，综合素质非常高。与我一向只是小范围交朋友的处世方式不同，他广交各界朋友，既包括各个专业的优秀学者，也包括学术研究领域之外的多层面人士；另外，他那时特喜好喝酒，经常会在酒桌上成为“酒司令”，并“力压群芳”、妙语连珠，这也使得气氛总是特别活跃。近年他开始对喝酒进行了必要控制，于是有人笑称，如今与孙振华同在一个酒桌上再没以前好玩了……完全可以说，即使没一点学问，他仍然是值得交往和信赖的好朋友。真的，在功利滔滔的深圳，不少人更关心的是如何赚钱，能与这样的朋友经常进行精神方面的“聚餐”，实在难得！
恰如孙振华在《两个散步者的对话》一书的《跋》中所言，我与他的学术交往是从“对话”开始的。
1994年，左二为李媚、依次为鲁虹、杨小彦、孙振华，于河南巩义
1996年6月，皮道坚老师在广州华南师大主持召开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活动，分为研讨会和展览两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家与艺术家——共有40多人参加了这一重大活动。由于此前孙振华更多是关注当代雕塑，较少关注当代水墨，故没有被应邀参加活动。
回深圳不久，我到老深圳雕塑院去玩，很自然谈到了在广州参加活动的情况，而且结合相关展览介绍了出现在研讨会上的不同学术观点。也正是在此过程中，通过相互碰撞，我们不由得产生了要联名写篇文章的念头，其基本思路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水墨进行当代性转换是很有意义的，但仅仅是从借鉴西方抽象主义绘画的观念与图式入手远远不够，更应从当下中国文化的情境出发去寻求探索的方案。就我们而言，是希望能对水墨的边界以及多种可能性产生一种推动作用。经由讨论，我们决定采用“对话”的方式进行，其具体做法为，先以录音机录下对话，然后进行一些修改与整理。在我们看来，“对话”虽然算不上十分经典的文体，可这种古老的形式却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不必顾及书面语言的修饰性与文章起承转合的程式，以面对面的方式直指问题，明心见性。
文章写好起名为《寻找新文化的切入点》，发表在了《美术观察》1997年第5期上。接下来，我们又结合当代水墨创作中出现的问题，继续以“对话”的方式撰写了《关于水墨艺术的对话》，此文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主义的困境》；二是《超越“精英情结”》，发表在了《美术研究》1998年第3期上。此外，还有一篇《破除玄学、解放水墨》的文章亦发表在了中国美术网站上。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经常进行的此类“对话”就像人们所说的“头脑风暴”一样，既滋生了一些涉及不同话题的文章，也滋生了一些展览与研讨活动。因相关事例太多，下面仅举几个简略谈谈。考虑到学术关注点不同，那时我们曾约定：凡涉及雕塑或公共艺术的活动与文章，他的署名在前，但涉及水墨或绘画的活动与文章，他的署名则在后。
2006年10月，左为孙振华，右为鲁虹，于北京宋庄孙振华的作品《超女》前
2001年3月，时任湖南美术出版社总编的李路明先生因公来深，孙振华在园岭一家湖南餐馆招待了他，我也被请去作陪。席间，孙振华谈到了深圳雕塑院将要搬到北环大道旁中康南路雕塑家园的事，他还说，新深圳雕塑院会有一个较大的展厅，可考虑办个有意思或好玩的当代艺术展，他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好的或有具有新意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围绕策划什么样的展览进行了探讨。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即在创作中，不少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所使用的文化资源——包括观念、题材或表现的手法，其实主要来自于西方，这就既与传统文化产生了断裂性的关系，也出现了与西方当代艺术同质化的趋势。
因此我们很想策划一个有针对性的展览，而从此入手，又经商讨与否决，遂而决定策办一个与转换借鉴传统水墨有关的展览，其展名“重新洗牌”为孙振华所起，副标题是“以水墨的名义”。至于为什么要由水墨切入，孙振华在与我的对话中解说得很清楚：“水墨的背后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我们的立足点是当代文化的建设，水墨的文化意义在目前远远大于它作为一个绘画门类的意义，它的启示性也超出了画种、材料、技法、笔墨，而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的话题。”【4】这也意味着，我们之所以要策办此展乃是想挑起以下话题，那就是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思考一下：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传统的文化资源？又应该如何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言说方式？
2015年2月，孙振华作为策展人，在合馆举办的傅中望手稿展的开幕式上发言
非我们之所料，此展览邀请函与相关奉告在网上一经发出，我们很快就收到了一些艺术家发来的参展方案以及一些批评家的积极反馈信息，总体看来，这个展览的构想极受欢迎，其重要原因显然是大家对我们的想法持有很强的认同感。后经周密准备，展览遂于2001年8月在新深圳雕塑院的展厅举办，同时还推出了展刊，而同名画册则在10月推出。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下午，出席广东美术馆学术活动的20多名批评家还坐大巴到了展览现场，大家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较为普遍的反应是：这个展览充满着活力，给当代水墨和当代艺术都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新方案。不久，各个学术刊物和网站均出现了相当积极的报道和评论，更对后来出现的很多新水墨展乃至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先前曾出现的所有新水墨展不同，虽然此展的全部作品都与水墨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水墨绘画展。因为参加展览的45位艺术家中，除了有20位是从事当代水墨创作的，其它都是从事油画、雕塑、版画、装置、等其它门类创作的。而我与孙振华之所以要如此选择，乃是希望非水墨艺术家能从外部进入当代水墨，并为当代水墨发展带来全新的可能性。事实上，我后来策划或参与策划的一系列当代水墨展览一直贯彻了类似想法，比如在国内各城市、美国、欧洲巡回展出的“墨非墨——当代水墨艺术展”、在深圳与德国展出的“墨变”展、在武汉与北京展出的“再水墨展”、还有在北京展出的“中国新水墨作品1978-2018”展等等。
《重新洗牌-以水墨的名义》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0月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与孙振华联手策划的多届“深圳美术馆论坛”。
我们知道，在欧美，一些优秀的美术馆都有着常设的学术论坛。比如英国史论家贡布里希的名著《艺术与错觉》就是根据他于1956年春天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梅隆论坛上的七次讲座扩展而成。而此举不仅对美术馆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对扩大美术馆的文化影响力都是很有好处的。当初调到深圳美术馆时，我曾与老馆长谈过此构想，但由于他认为办论坛与挂画扯不上什么关系，结果没能办成。2002年，王小明女士刚调到深圳美术馆就任馆长，立即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希望我在业务上多出好点子，而她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于是，我就向她谈了希望能举办深圳美术馆论坛的想法，听毕，她不但非常同意我的想法，而且让我立即着手实施。后经认真准备，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于2003年12月15日在深圳市贝岭居宾馆召开，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共生与互动”，由皮道坚老师和我主持，其成果发表在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文集《艺术新视界》上。
不过，自第二届始，深圳美术馆论坛就一直由孙振华与我联手策划与主持，其主题多为他所出，既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与批评现状有明确的针对性，也广受好评。每届论坛都分为上下两场，一般是请孙振华负责开幕式或上半场的主持与相关总结，我则负责下半场的主持，主要是因为他对会场的调度自如，既流畅又从容，另外，他尤其善于归纳总结会议成果，而这在当代批评界也是公认的。
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于2005年11月30日、12月2日分别在深圳与澳门举办，学术主题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第三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于2008年1月13日举办，吴鸿也参与了主持，主题为“媒介”“图像”“市场”，第四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于2010年1月23日举办，主题是“当代艺术与艺术史写作”；第五届深圳美术馆于2011年12月22日举办，主题是“社会主义经验与当代艺术”，第六届深圳美术馆于2013年11月20日举办，主题为“数字时代的艺术批评”。与以上论坛相关，所有学术成果都发表在了不同的6本文集上。
当然，再美好的宴会也有散席的时刻，第六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结束后的两个月，也就是2014年1月，我按国家规定退休。有资料显示，到那时为止，在中国当代美术馆界，本论坛是唯一能够连续做下来的。相比起来，有些馆只是做了一、两届之后就没有延续做下去。很明显，深圳美术馆论坛之所以能坚持六届办下来，也因得到两任馆长、各位学者、深圳文艺事业发展基金，以及各艺术媒体、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否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异化的肉身：中国行为艺术》，2006年6月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下面转而谈谈我与孙振华共同写作《异化的肉身——中国行为艺术》一书的事。
2001年初，在写完《现代水墨20年》一书之后，按计划，我本来是想开始编写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史提纲的，但我意外收到了湖南出版社老友邹建平的来电，他说，批评家高岭因故不能撰写《中国当代艺术倾向丛书》中有关行为艺术的一书，希望我能接下这一任务。而他请我写此书的理由，竟是我交稿一向提前，即信用比较好。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比较犹豫，因为我对行为艺术并不太了解，故没马上答应。可邹建平态度不仅很坚决，还反复劝说。盛情之下，我实在不好推脱，只能赶着鸭子上架。考虑到以我个人的精力，要想保证质量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于是便请了孙振华一起参与写作。此后，我们各自花了一些时间熟悉行为艺术的材料，而通过认真思考、仔细筛选，我们一方面确定了写书的基本框架与相关问题的链条，另一方面也选择了一些已经产生客观历史效果的作品作为分析的重点。在开始阶段，我们本是想做成“对话”的形式，可后来感到做不下去，改而根据8个相关问题列出了写作提纲。
按照分工，孙振华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与第六章；而我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与第八章。附在书后面的《中国行为艺术创作年表1979-2005》则请冯博一撰写。在正式开写之前，我将长期收集的相关资料与书籍装了一大箱，让孙振华的司机拖到了深圳雕塑院。他写得很快，3个多月就完工了，在他让司机将相关资料与书籍还我后，我马上接着写了起来，又过了4个多月，我也写完了。但为了保持文章的通顺性，我们接着采取了汇总讨论、相互修改的方式。总之，我们合作得极为默契，以至迄今很多人都难以判断，究竟那一章是那位写的。但没料到，在我们上交了书稿后，湖南出版社因故一直没能出版此书。2005年，我向时在河北出版社任职的冀少锋谈及了此事，经他向社里争取，此书终于在2006年6月对外出版。我们也曾想再补充一些材料或内容，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批评家朱青生这样评价此书：“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这本鲁虹和孙振华写的《中国行为艺术》，作者下了很多功夫，把与行为艺术有关的概念作了一个梳理，把现象做了一个总结，提出了中国‘行为艺术’的定义，或者对此作了一种理论上的归纳。”【5】
2006年6月24日下午，河北美术出版社当代艺术编辑室在北京朝阳酒厂国际艺术园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结合本书与行为艺术家苍鑫的个展，邀请相关人士针对中国的行为艺术展开了严肃认真的讨论。主持人是朱青生先生，参与的人员有10多位。我与孙振华因故没能出席会议。会议对如何界定行为艺术、中国行为艺术的现状与今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尽管大家远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对行为艺术的健康发展显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后来，也就是2014年7月，一些批评家在神农架出席“中国行为艺术30年”学术讨论会时，亦对这本书给予了肯定。
行笔于此，我与孙振华曾经合作的许多学术项目不禁一一涌上心头，如：1997年在深圳一起策划的“永远的回归——’97南山雕塑展”【6】、1998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策划的“第一届当代雕塑展”【7】、2004年在深圳一起策划的“公共艺术在中国”论坛、新世纪以后在深圳美术馆共同策划的多个学术展览等等，而且还有他为我的几本专著撰写前言……受文字所限，就不一一赘述了。需要说明的是，因本文偏向写我与孙振华的学术合作，故没详细介绍他的学术成就，而这显然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仅引用批评家刘淳曾简略评介他的文字：“孙振华始终行走于雕塑研究与雕塑史写作之间，敏感于雕塑与装置、与环境的再生关系。同时触及油画、水墨以及更多的视觉领域，2003年出版的《中国雕塑史》，是他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的成果，这部图文并茂的教学参考书，堪称第一部图像中的中国雕塑史，在国中曾引起反响，成为专业领域不可缺少的教材与读物。除此之外，他将笔端伸向当代社会与现实，观察细致，大胆方言。几年下来，出版了《广场操练》《十年而已》《处处尘埃》等随笔集，艺术界有人惊讶并困惑，分不清写作者的孙振华是否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孙振华。”【8】不过，如果还要有所补充的话则为：他亦策划了多个有影响的大型雕塑与公共艺术展，如“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1992、杭州）“深圳人的一天”（1999、深圳）“雕塑百年--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开馆大展”（2005、上海）等等。
六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文集
最后强调一下，即我与孙振华虽然在一起多是进行学术交流，但当我在生活中碰到了一些困惑时，也会求教于他。有这样一件事，2004年老馆长调离之后，深圳美术馆来了一个新馆长。本来，作为艺术总监，我是负责业务方面工作的，但由于他是搞传统山水的，而我是做当代的，业务方向不太一致，于是给展览与活动的安排带来了一些麻烦，即再也不能像老馆长在时那样专门做当代艺术了。我当时认为问题很严重，就找孙振华聊了此事。他说，好办得很，你可向新馆长表明，因要完成重要的写作任务，你希望从此不再负责馆里的业务工作了。后来，我按这一思路找新馆长谈了话，结果为自己赢得了8年多的时间，也做了不少想做的事情——不但出版了一些专著，也策划了不少展览与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为馆里的工作你争我夺，只会两败俱伤。此次转机对我来说相当重要，那就是把身心从权力的游戏中撤了出来。
古人说“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如今，我们因为退休都选择了回武汉，这就使得一些专业上的合作，又有了继续的机会。比如，这些年，我与冀少峰就一起参与了由他和傅中望策划的两届大型“东湖生态雕塑展”等。
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除能联手再做一些有意义的展览和活动之外，还能争取一起出版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鲁虹，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2022年11月6日于武汉合美术馆）
注：
【1】【2】见《两个散步者的对话》，（孙振华、鲁虹，北岳出版社，2018年1月）
【3】浙江美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4】见《重新洗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0月。
【5】见《一次关于行为艺术的高峰讨论》，载于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网站，2011-04-15 10:17:15
【6】严善醇也参与了此展的策划。
【7】黄专也参与了此展的策划。
【8】见《两个散步者的对话》，（孙振华、鲁虹，北岳出版社，2018年1月）
孙振华，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深圳雕塑院院长。
1981年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助教；1984年读该校文艺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6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为我国美术院校所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讲师、副教授；
1993年调入深圳雕塑院；
1997年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2006年起，连续受聘为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起，受聘为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