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更新，虎虎生威：民间美术作品中的“虎”
虎年谈虎，恰好“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出的500馀件（套）作品中，不仅包括潘鲁生捐赠给国博的以虎为题材的民间美术藏品，也展出了潘鲁生以虎为元素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直观地展示了民间美术如何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丰厚滋养，如何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为每一位读者、观众提供了生动案例。
“记住乡愁”展览现场
以虎为题材的民间美术藏品中，《山林猛虎》是杨家埠辟邪纳福类年画的典型题材。该作品为母子花斑虎写实造型。母虎为下山虎，白眉长须，身姿矫健，气势如虹。左下角为一小虎，匍匐卧地，昂首顾盼，望向母虎。为了突出虎的威猛气势，山林背景被简化为数丛草木。中国人的观念中，老虎不仅能够驱鬼镇宅，还能保护财富。俗谚“镇宅神虎多清淨，当朝一品封兽王，不离深山和松林，持守金银聚宝盆。”
山西吉祥虎枕（也可作为玩具），为意象化的猛虎造型。其造型元素与民间虎头鞋、虎头帽样式如出一辙。虎呈站立姿态，鼻子造型中融入了艾草叶造型。民间观念中，老虎是百兽之王，人们常用艾草制老虎的形状来驱除疾病，而艾草本身也可治百病，相当于百草之王。虎眼、虎牙、虎耳、虎尾皆用拼装化构件组合而成，身躯上亦分布有花型毛旋，形成了吉祥喜庆的装饰风格，与年画之虎相比多了一份稚拙与可爱。布虎多为母亲为孩子所做，体现著中国妇女特有的心灵手巧和聪明才智。从一针针、一线线的缝制中，将满腔的爱意缝入其中。
“到民间去”展览现场
高密剪纸生肖虎，为民间艺人随心所剪，造型简约率真，有虎猫同型之感。虎的面部造型为剪纸艺人著意刻画的细节。面部多为圆形，额头正中那清晰的“王”字，衬托出无比勇猛威严的气势。身上的旋纹幻化为牡丹等花卉造型，增添了更多吉祥喜气。
虎的形象在民间美术中十分常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民间与虎相关的民俗、生活用品比比皆是。陝西关中嫁女需配送面老虎；孩子小时候要戴虎头帽，穿虎头鞋；土家族则自称为白虎之后，家家户户常年供奉白虎。“虎”在民间美术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刺绣、版画、剪纸、泥塑等艺术形式，应用于玩具、服饰、家具等日常用品，出现在日常起居、岁时风俗、人生礼仪等生活场景，可以说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虎”在民间为什么如此大受欢迎？大概源于远古留下来的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以及世世代代扎根于民众内心的吉祥观念：辟邪、镇宅、佑福。远古时期的虎图腾，是把“虎”形象放在神圣的位置，追求“虎神佑我”，而民间美术中的“虎”形象是为我所用，是物化了的“为我服务”的审美心态，体现著人民群众对生命的颂扬，对幸福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潘鲁生作品《福虎镇宅》纤维手绣
不同的领域“虎”形象有著不同的变化，顺应不同的场景和特殊的含义，“虎”时而威严，时而可爱，时而夸张，时而顽皮，如民间剪纸中的虎大都是调皮活泼、灵活生动的，表现吉祥、与人亲近；在木版画中，虎的形象则偏向于凶猛、威武，表示其震慑四方的威严与不可侵犯，而在服饰等更为实用的日用品中，比如以虎为形象的虎头帽、虎头鞋、虎肚兜、虎枕头等儿童用品，又是集功能性、审美性和文化性于一体的，直接服务于生活。例如兰陵县南桥镇石埠村的虎头帽，在设计上就非常有趣，在头顶上开个大小适中的圆孔，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开窍”，寓意孩子思维敏捷、聪明伶俐，并且由于小孩子爱跑爱跳容易出汗，出汗后立即脱帽怕著凉，所以“开窍”的虎头帽在功能上还起著散热的作用。
尽管这些“虎”形象都被以不同的形式与载体呈现出来，但它们的造型都洋溢著积极昂扬的主旋律。这离不开民间艺人富有创意的生活智慧和哲学思辨，以及被民间艺人外化成物质形态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民间美术的造型形式是精神主导下的产物，任何载体的外在形式不外乎形、色、质的组合重构，这些物化因素之外的精神追求，才是“虎”形象的最高表现形式。民间美术中的虎，并不是指具体的哪一种属科的生物，而是超越虎形象的超然物外的意识再造形象。还是以虎头帽为例，对老虎的造型进行创造性的添加，比如：把鲤鱼、石榴、莲花、寿桃、瓜果、蜻蜓、喜鹊、公鸡等随意添加到老虎身上，根本不受客观物象的拘束，可见老百姓对“虎”形象的运用非常灵活。而虎的形象也就成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吉祥符号聚宝盆”。
民间美术是普通老百姓、民间艺人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的原生态和泥土性。张道一先生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深刻，它指向一种不断孕育出新艺术的可能性，这正是民间美术的魅力。可以说，这种来自民间美术的“孕育”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当代艺术家立足本土文化语境，融合现代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来自“民间美术”这位母亲的遗传。更确切地说，所谓的“当代艺术”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为“民间美术”，只不过是一种“笔墨当随时代”的民间美术。
我们在“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上看到，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潘鲁生对“虎”形象的创新使其与时代相呼应，焕发新的活力，以更加丰富的面貌和崭新的意义呈现给大众。纤维手绣作品《福虎镇宅》，是对民间吉祥瑞虎意象图式的当代转译性表现。整幅作品汲取了剪纸、版画、刺绣等民间艺术造型特征，通过拼贴透迭手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装饰意境。从画面构成角度看，作品的图-底关系十分清晰明确。仔细观察，可见画面底层为蓝底墨色版印牡丹花造型，吉祥富贵花色打底，奠定了整幅作品吉祥如意的表现基调。画面上层图像为剪纸虎造型，下山虎姿态隐没于荆棘丛中，机敏灵巧，造型生动。源自于毕加索立体派艺术的拼贴手法使用，诸类民间艺术造型意象在画面中得以重构，形成了一种融洽和谐的共生关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夫也说，“我们要学习传统、坚持传统，但我们毕竟是新时代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是新时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要拿出来一看还是宋朝的，还是元朝的”。
乡土记忆：从个体美术表达到民间文艺群像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不仅结构化了社会组织运作模式，也深刻影响了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民间工艺，无疑是这种文化乡土性的重要表征，其所内在的造物法度、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物态呈现。
曆史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社会在变迁，急剧转型的时代语境下，来自乡土的传统工艺发展也面临著新的挑战。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赋予乡土手艺物件以乡愁意义，在公共文化空间探讨了传统民艺的价值属性及其进入当代社会的可能方式。整个展览以乡愁记忆与民俗文化为主轴，通过特色民艺专项陈设、生活场景还原、数字技术演绎等空间叙事等手法，以物态“标本”勾勒出了传统农耕社会齐鲁乡民的造物理念和生计模式；在展现山东特色鲜明、生动多样的乡村民间艺术的同时，诠释了“传统民艺的文化原生动力”。
山东地处黄河下游，东抱大海，是孔子的故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一方水土孕育的民间艺术是人民大众在长期劳动实践中以造物活动为中心所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农事耕作，衣食住行，皆以器用为法度，形成了“就材加工、量材为用、适用为上”的造物智慧。
民艺造物不同于艺术家个体化、个性化的艺术创造，某项民艺品从原型初创到最后改良定型，往往凝聚了无数代实践者集体创造的智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东地区农作耕具即是这种创造智慧物化形态。在北方旱田耕作方式中，犁、耙、耧、锄就是最为基础的农具组合。犁是以畜力耕田的必备之具。山东的犁多为铧式犁，由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铁质铧刃构成，通常套上牛、骡类牲畜牵引，用来松土、耠沟、合垄，为播种做准备。构造上，犁把、犁底、犁鑱组成45度前向斜角，能够在耕作时让犁铧轻松扎入土层，翻起底层的泥土。这种犁具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来，结构上没有太大变化，成为北方地区精耕细作农作模式的主流农具。与犁配合使用的农具也各具用途，耙用于耘田，耧用于播种，锄用于除草。借助这些合用的工具，农人可以精心照料农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云，“耕锄不以水旱息功，必获丰收之年。”正是因为这些巧妙智慧的农事工具存在，齐鲁人民才能够“用天之道，因地之力”，遵循著农事节律，开辟良田，精耕细作，通过辛勤劳动收获丰收年景。
春耕夏耘，经过两个季度的精心培育，多数农作物会在农曆九月成熟。农人收获加工粮食所用的农具主要由镰、铡、锨、叉、箕、斗、扇车等。扇车俗称风扇车，结构精巧，是用于清洁脱粒后的小麦、粟米、高粱、大豆等粮食的农具。山东扇车一般高1.5米，长2米，由车架、外壳、风扇、喂入斗、调节门、出粮口、出糠口等构成，西汉时期已经被创造出来。工作时摇转风扇，开启调节闸板，让穀粒及杂物缓缓落下，穀物在下落过程中，分量较轻的杂物被吹出机外，落下的穀粒由出粮口排出。这一操作过程能够去除穀物中的壳和瘪粒，替代了耗费力气的人工扬场劳作，既能够做到颗粒归仓，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筐、篓、蓝、盒皆为盛器，是山东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器。从田间地头的采摘收获到农舍院落的物品盛储均可使用。制作这些器物的草柳苇葛在乡村的河岸、洼地随处可见。农人多于秋后农闲时节，到荒地收割草柳，带回家编织新筐新篓，用于替换或补充在使用中损坏的旧物。食盒是此类盛器中工艺较为複杂的品类。民间艺人常选用深色的蔑片，在器物表面编织出万字纹、双喜字、团花纹等形式简洁的装饰纹样，传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山东地形地貌平原与丘陵相间，为了适应这样的地理环境，该地区发展了种类齐备、样态丰富的交通工具。独轮车是丘陵地区最为常见的轻便型运输工具，它的车轮多为木质，有大有小。小轮型独轮车为平车盘，车轮在结构上位于车盘之下。大轮型独轮车车轮高于车盘，将车盘面分成左右两部分。独轮车车身为双把构造，便于操作者持握推动。大型独轮车车盘盘面大，载物负重多，因而两车把之间配置了“车袢”，推车时车袢搭于肩上，起到了稳定车身和助力作用。太平车适用于平原地区的常见交通工具。车型为长方体结构，通体由槐木、椿木等硬木制成，车盘下有四个木制轮毂。周身用铁铆和木楔固定，轮毂用厚厚的铁片镶边，人力和畜力皆可牵引，运载行进时十分平稳牢靠，深受鲁西南平原地区民众喜爱。由此可见，这些农事器用是人与大自然沟通最为合宜的“界面”，它们塑造了人们的日常起居生活方式。
杨家埠年画《山林猛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潘鲁生捐赠
齐鲁之邦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以“孝道”、“中庸”为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礼”为治国之本，其家国同构的治世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帝制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也以“器以藏礼”的造物理念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型塑人格情操的精神滋养。在展览的“康乐人家”单元，以物件陈设的方式还原了贺寿、祭祖两组民俗场景，体现了山东乡土社会对于“孝道”伦常的自觉尊崇。“贺寿”主题的中堂空间中，高悬“仁宇希寿”大字牌匾，下有锦绣牡丹花型“寿”挂轴，两边对联“奉扬仁风于不尽，感激恩泽永无涯”均为刺绣花型字体，体现了子孙后代对于家中长者的感恩孝悌之情。下方如意云头券腿靠山几上，所有物品按照“东瓶西镜”的模式陈设，前置八仙桌，两边配以灯挂椅，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待客空间，处处渗透著“器以制礼”的文化观念。“祭祖”主题单元是整个展场中最具精神感召力的部分。这是一个典型的胶东地区春节时祭祀祖先神明的神圣空间，祖宗轴居于中心，春节时悬挂于四合院民居明间北牆。画面上半部分的“天老爷爷”和“天老奶奶”画像与姓名代表的是家族中的一众祖先神明。院子中童子与仙鹤、小鹿嬉戏，具有“鹿鹤同春”的意味。高大的门楼外，有一对蓝毛狮子踞守门户。门外宾客盈门，是家业兴旺的象征。条案上摆放了“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天地君亲师”牌位。八仙桌上有香炉、烛台等供奉器物。民众的宇宙观念、伦理精神得以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在人类学家视野中，“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著的社会共同经验”，社会性的审美意识也孕育其中。人们生于兹、长于兹，分享著由共同体内部生成的文化价值带来的精神滋润。浓缩象征价值与审美意识的民艺物态集中展现于女性印染织绣工艺以及乡风游艺品类之中。大红花轿，彩印帐帘，织花格子布，红袄绿裙，如意云肩这些出自勤劳女子巧手之下的手艺品上布满了精美的图案。盛放的牡丹，矫健的游龙，飘舞的彩凤，肥美的鲤鱼，无不在五色斑斓中传递著关于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游艺乡风部分重点展示的是山东民众人生仪礼及岁时节庆中的审美游艺活动。正月里的花灯，清明时节的风筝，夏夜的皮影戏，榆柳荫下的把玩的纸牌，顽童手中的泥叫虎，都承载著一方民众遮蔽于时光之中的乡愁记忆。
山西虎枕（玩具），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潘鲁生捐赠
殊途同归：寻根意识与身份彰显
潘鲁生本身就在民间，他呼唤更多的人到民间去，既是对传承的呼吁，也是对文明发展离不开人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人民这一重大理论主题的生动诠释。恰逢虎年，我们以民间美术中的“虎”，激发起每一位读者干事创业的激情。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万象更新，虎虎生威！
现代人寄居于高流动性的生活形态之中，频繁的空间移动带来了丰富体验感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乡愁意识与寻根情怀。“记住乡愁——山东民艺展”在对传统文化本真性的追求之中，完成了一种诗性精神空间的建构，也促进了文化传统世代绵延赓续。偌大的展览，已然变成了一个凝聚情感认同、承载乡愁记忆的容器，有效阐释了新的时代语境下乡土性文化的价值所在。（顾群业，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摄影/陈义磊 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