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是正月初二，向朋友们拜年。
我的《中国农村40个春节》从1977年记到2018年，这40年分成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照片，后面我都写了一段话，叫“摄影者说”，也就是我为什么拍下这些照片，怎么留下这些照片的。现在把这些都拿五段话写出来，也是一个曾经的摄影家的心里话，对民族的感情，对农民的感情，对春节的感情。
邓小平在1982年谈起农村改革时对我说“你有发言权”，大概因为我一直在农民中生活。
1976-1978摄影者说：
是贫穷与饥饿，对改革做了广泛的动员
我是1971年4月在部队开始搞报道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是专门跑农村的记者。不过一手拿照相机，一手拿笔，两者兼顾，别人说叫“两翼齐飞”。
那时候，公家配备一台旧的德国禄来照相机，后来用上徕卡，用的胶卷都是黑白的，有照相机的很少。
农村改革初期，李锦骑着自行车到农村过年
70年代拍照片，我在济南军区工程兵还是有点小名气的，摄影技术是很好的了，构图、光线掌握得住，还获过一些奖。那时候，年轻，二十四五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是想拍出好照片，可是我在现实中，在矛盾中，日日不能自安。出现在我们报道的总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这是“文革”的口径，可是看到的想到的与我报道的，反差很大。
我是记者，记者算是自由度较大的职业，通常是一个人下乡，可以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去，有机会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不像机关，层层叠叠，都有好多人看着，要请示汇报。1978年是一个大灾年，农村群众生活非常差，吃不饱，穿不暖。面对农民贫穷落后的现象，我一次一次按动快门，留下农村改革前的照片。
改革不是一下子推开的，有的地方快些，有些地方慢些，沂蒙山区就比鲁西北平原慢些。所以到了80年代中后期，沂蒙山区农村还显得落后些，有一些照片是这一阶段拍的。
从当记者下农村起，我就知道春节是农村最重视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农民生活过得咋样，情绪咋样，这时候是看得最清楚的了。我从1975年回过老家，直到1980年才回江苏老家过年，这几年春节一直是在采访中过的。
从1977年起，一到腊月二十七八，我便赶到农村过年。连续在农村过了23个春节，搞了23年的春节报道。苦是吃了，这么多照片也留下来了。照片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是贫穷和饥饿，对农村改革做了最为广泛的动员。
1978-1984摄影者说：
到深水中“抓活鱼”，抢“第一个浪头新闻”
从1978年到1984年，我每年到农村调研310天左右。
农村改革是在探索中逐步明朗的，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这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作为农村改革过程的参与者，我知道重大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中间遇到什么阻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于探索过程，我有认真的思考。
1984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写过一篇文化文，我强调的重要观点有：一、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替代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是一场亿万农民再次争取主人地位的群众运动；三、农村改革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一套“左”的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四、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与完成的。
从具体报道来说，1979年我在章丘采摄的《棉花姑娘的喜悦》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被评为新华社一等图片好稿。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就是到第一线去抓活鱼，到老百姓中找新闻。1980年，到菏泽、聊城、德州、惠民等鲁西北地区20多个县调查与采访，最早发现并报道“万元户”等现象。特别是1980年秋后，我找到30多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家庭，说明一个观点，这些照片都加上标题，不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作为独立新闻发布。《鲁西北棉花大丰收》大丰收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棉花县长散传单》《冒尖户王本跃与他的书记朋友》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反响。
农村一些新的苗头，很多是我最早发现并且用图片报道出去的。当然，不是我照片拍得多好，我的朋友王建民、钱捍、候贺良照片都比我拍得好，而是新闻抓得好，特别是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引起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关注。报道的茌平县杨庄大队农民写出《庄户人家好记者》的表扬信。1981年12月，高唐、茌平、齐河、平原、陵县、宁津等县相继写信给党中央与新华社，赞扬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事迹。1982年，我向邓小平汇报农村改革情况，被邓小平认为“你有发言权”，胡耀邦总书记对我深入群众调查深入出批示，作为改革开放后新闻宣传工作者的典型开展学习活动。回顾这8年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最没有拘束、发挥最好的时期。
我写了最早的论文《到深水中抓活鱼》《论第一个浪头新闻》。从1979年到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图片与文章达99幅（次），是全国记者中最多的。
1986--1995摄影者说：
“山东出典型”，我是农村典型的调查者
198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接着到中国新闻学院读书到1986年。以后的整整8年，是我的“闭关”时期，长期在基层蹲点调研。从1989沂蒙山区九间棚的调研，到1996西藏农村的调研，每年我都是一个人独自在企业和农村住50天以上。这阶段，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组织建设、农村私营经济，这些变化因为我身处在一线，总是第一时间捕捉到。当时流传“山东出典型”，基本上是农村典型，这些重大典型的调查我几乎都参加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沂蒙山区平邑县九间棚村调查，1989年7月至12月，住到九间棚村调查52天，提出“九间棚精神”，后发展为“沂蒙精神”。还有滨州的“兴福现象”的调查，我一次就在村里住了48天。
1994年2月，李锦在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农村采访。从1993年到2002年，作者在兴福镇蹲点调研8年，总结混合所有制经验的“兴福现象”
从1988年到2004年，我担任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7年，还是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时候，以文字为主，先搞特写，每年春节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特写，在春节写特写，整个新华社，恐怕没有比我写得多的。到了1989年起，我便以调查报告为主了。到1995年，以理论研究为主。不过，摄影也没有丢下，断断续续。这一阶段，农村变得丰富了，也复杂了，毒品、贩卖妇女等现象也出现了。对于农村发展中这种泥沙俱下的情况，我也拍了。
1996-2007摄影者说：
世纪初农村调查，内参被批示37篇
从1996年5月到2000年6月，我到西藏四年。在拉萨过了两个春节和藏历新年。写了很多特写，也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藏历新年与春节是相通的。我也在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侗族、壮族、哈尼、基诺、回族人生活的地方过了春节。春节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传统，春节民俗像一条流动的河，正因为流动着，正因为有许多支流，它才具有了生命的活力。春节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大的河流，它像中国老百姓心上的长江黄河，是任何其他民俗不可替代的。
1997-2008年，是农村改革处在平缓发展的阶段。中国加入市贸组织，加上城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发展很快。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两位高整增长阶段，然而农村改革却慢了下来，城乡差距在拉大，农民生活显得苦了起来。进入21世纪，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发表在春节前夕，政府加大对农村投入，城乡统筹被视为“第三次改革”的主题，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农村改革大改上处在停滞状态。但是有一件事很受农民的欢迎，就是免除农业税。农民作为弱者的现象似乎重返，政府对农村开始关注。这一阶段，我又回到山东，写出兴福镇农村新阶层入党调查，写出《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一组4篇，写出东营和谐社会4篇调查，新泰市农村平安协会调查。其中包括莱州三德建设经验、李沧区网上执政能力调查、武城县监督“一把手”调查、沂水生态养猪经验、青岛法院救助受害人制度、泰安打击黑社会做法等调查报告。2008年，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王鲁平请我帮助办内参，一年37篇内参调查被领导批示。农村的政治、党建、文化、科技、法律、民族与社会稳定，都成为我调查的内容，我拍的照片，也是方方面面都有。这一阶段似乎一直是勤快的，但是轰轰烈烈不起来。
2008年1月，李锦在山东沂水调查农民生物养猪情况
到了2008年，我已经连续在农村过了23个春节。
2008-2018摄影者说：
2018年春节跑了四个省
2009年3月，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中国停止天量贷款，防止金融风险加深，得到高层批示，并引发一系列文件出台。从那时，我的精力与时间转入整个财经与国企研究。我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历史趋势的发展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眼界更高了。尽管仍然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但是仅是挂的名，因为当时我的身份是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从此后，我的事业转移到北京，重点从事国资国企研究。这时候，我离摄影已经愈来愈远。只有在春节回家看望老人时，或者到边疆旅游时，不由自主打开手机。到云南、广西、海南，随手拍些少数民族过春节的照片。常常是以一个退休老人的爱好去拍些东西。不过捕捉时代的形象变化是我难以舍弃的习惯。有时拍照片，自己还是用心的。
2018年2月，在沂蒙山区的费县万良庄，作者李锦向老年农民了解新一轮改革产权制度落实情况
我的根在农村，从2015年起我在沂蒙山区平邑县九间棚村建起书院，这是我蹲点的村庄，我成了山中人，与农民朝夕相处。因此还被评为2015年中国十大读书人物。
到了2017年底，石油工业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40个春节一书，猛然觉出，新时代的变化太大了，自己拍得太少了，不能留下历史的空白。于是在农历二十三从北京直接到沂蒙山，先去山东费县、平邑，后回济南，再经浙江台州，到广东珠海，最后来到河北乐亭，走一路拍一路。这几个点，具有不同特色，还新写50篇文章配上，对我来说，是一次补课。用新时代的眼光审视农村的变化。用一个人拍的照片记录和揭示中国农村40年的变化，我做到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天天是紧紧张张的，5月完成了《中国力量》写作出版，6-7月完成《过年》的整理写作，8-9月完成《见证改革四十年》的写作，接着是中国国企改革40年回顾。忙一点，但是很充实，而文字上精雕细刻，是做不到了。
近十多年，我已经不习惯用照相机了，全部用手机拍摄，像素小一点，不讲究了。不过，这终究是为40年农村改革，能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了。这构成我思想生命的另一世界。
《过年》中的两个故事的案例
三十年不舞的龙灯
1980茌平
来到我的采访根据地茌平。因为人熟地熟的缘故，我很快了解到农村改革中深层次的东西，自己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茌平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比较早，在1980年种植棉花时，几乎全部实行土地包干，农民情绪高涨，都肯往地里投入，有的人家实在拿不出钱，就把门板和房子檩条拆下来卖掉，换回良种。秋收后，遍地出现售棉热潮，全县28万亩棉花单产由35斤一下子增到80斤，预计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由原来的46元增长到80多元。丰收后的农民忙着舞龙灯、跑旱船、踩高跷，宣泄他们的情感，这是沉闷太久的一种爆发，显得异常热烈。
在李寨村，一件小事引起我思想的强烈震动，使我心海起伏，很难平静。
李寨村农民在丰收后舞起龙灯，全村人都跟着忙乎，很热闹。当宣传部副部长窦有德与新闻科张宝海、杜长之领我到李寨村时，群众已在队场上舞开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后便爬到看场人住的房顶上，想拍张大场面的照片。拍了几张，舞龙的人步伐慢了下来，有时绸布缠在一起，拉扯不开。后来，舞龙人坐在地上，不舞了。当时天气很冷，人坐在地上呵的气都是一团白雾，看得见。我在屋顶上站久了，腿酸身子也冷，一会儿手指便冻僵了，不听使唤。陪着我站在屋顶上的窦部长急了，把手套着嘴，吆喝着场上人站起来快舞。这些人舞了一圈又停一来，窦部长生气了，跑下房顶准备训斥这帮舞龙的人。可是，他下去后很快又跑回来，爬上房顶，向我解释，这帮人都是老头，体力跟不上。村里三十年没舞龙灯了，还是“土改”那年舞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舞，这些老人就是“土改”那年舞龙灯的一帮人。
“土改”时舞一次，包产到户又舞，整整三十年，窦部长的介绍，一下子引起我的注意。我马上下了房顶，与这些坐在队场上的老人们聊起来。我先把这12个老汉的年岁问了一遍，最大的是掌龙头的李庆华，“土改”时49岁，今年79岁，最小的“土改”时19岁，今年49岁。12个老汉平均年龄63岁。
李庆华讲起“土改”时那一次舞龙灯的情由。当时每家都分到十几亩到四十亩地不等，平均约30亩。工作队把土地证发给他们，这12个贫苦农民都掉了泪。李庆华当夜把土地证贴在心窝上，睡着了。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大伙都想乐一乐。全村人每户出5斤粮食，第二天买回颜料和布，龙重新舞起来了，引得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大伙一边看，一边喊解放了，翻身了，那场面热闹得很。
打从互助组后，硬要大伙牵牛人社日子一年过得不如一年，想乐也乐不起来。包产到户，土地又是自己的了，出多少力，就收多少庄稼。不搞大呼隆了，人出力，地也长脸，棉花产量去年平均每亩只收7斤，今年一下子涨到109斤一亩。23年没有分过一分钱的李寨人从队里人均分到现金120元。粮也有了，钱也有了，老百姓又过上解放初的好日子了，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了！“土改”时就是这12个人舞的大灯，大伙又相约着，乐一乐，三十年不舞了，路子有点生了，年纪也大了，腿脚不灵光，舞不动了，舞一舞，歇一歇。李庆华说，自己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哪有心劲玩啊，翻身了，图的是心里爽快。
“第二次翻身，第二次解放！”在平农民口说出的，是我最早听到这种意思的话，时间是1980年12月。第一次听到这层意思，确实感到新奇，有种震颤袭击自己的心房。以后，邓小平讲“第二次革命”是1985的事。
“第二次翻身！”我与窦有德、张宝海相视一笑，都体味到这句话的含义。窦部长说：“又翻身了，还不舞欢些？”老人们一个个爬起来也不掸衣裳，说声“加把劲，把三十年的力气都使上”，舞了起来。举彩球的李庆华引龙头追逐，忽而贴地而行，忽而俯首直扑，忽而陡昂头，引得围观的群众眼珠不停地转悠。陡然间，李庆华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其他老汉也一齐跟着喊“翻身了，解放了”，这是1949年冬天他们齐声呐喊出来的。三十年后，他们再次喊着“翻身了，解放了”，周围的群众不停地喝彩、鼓掌，舞龙灯的人情绪高昂，围观的人也兴致盎然。
李寨村的农民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是对他们自己生活质朴的感受，也是理性的归纳。然而，这正是整个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况的写照。在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便是
这两次解放，后来被认为是“二次革命”。
我发现中国最早“包产到户”村庄
1979茌平
这块石碾子，已经转了几百年了。到了1978年12月底，这块石碾子突然停了，石座也塌了。这里的农民搞包产到户了，搞的时间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同一个冬天，同样是在1979年春节前。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是1979年5月后才被公社书记发现的，而在平马坊搞包产到户的时间比小岗村早半年，发现人是我和在平县委书记管春梅。
茌平是黄河北边一个穷县，出义和团的地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后，我到这里了解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没想到碰上马坊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事。
到马坊调查也是一种偶然。在茌平采访七天，确实找不出在学大寨方面有什么值得好报道的。我常到县招待所西边集市上抓拍一些照片，那时集市刚开始恢复，多是露水集，一会儿便散了。无意间，看到两个老人说的很带动，听的也入神，眼神瞟来瞟去，象是怕别人听到什么，不时用手套着耳朵，不知在叽咕什么。
我走近与一个老人背靠着，听得清楚的是“这下好了”，“咋啦？”、“分啦”，“咋分”，“包产”。“上头不查”，“背着”。
发现我在旁边，老大爷警觉了。问“干嘛的？”我脱口问“有红枣买吗？”“没”，老人说了声便骑上自行车顺茌平大街往北踏开了。
我急步跑回县委招待所，在传达室掏出七角钱租了辆自行车，眼盯着前面的老大爷追过去。大概有二十分钟，到了一个村子，老大爷进了巷子一拐，就找不到影子了。
走到村中央，看到一个妇女在石碾子旁纳鞋底，头也没梳，篷头垢面的。走了好几家，发现男人们都下地了，老人多去走亲戚去了。村子断墙残垣，满眼是黄土，有的塌下一块，也没有砌起的。
一个老汉倚在墙根晒太阳，问队长在哪，他说“没啦”；问会计，他也说“没啦”。他说，自个管自个，包地了。看我不走，想和他啦呱，他便说村里有两项是全国先进：一项是计划生育，都是光棍汉，不要抓，人口就减少了；一项是财务管理，队里嘛也没有了，只有几条要死的牛，不要管了。俺是先进，可没有人来为俺来评比。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分开，不行。
经过了解，得知马坊村是三进工作组的“老大难”村，难就难在村政权建设上。这是个由两大姓为主组成的村庄，15户，58人，110亩地。生产队长由大姓轮留坐庄，“你唱罢来我登场”。然而，“文革”后庄里风气变了，没有人肯当队长了。队里没有一分钱公积金，只剩下一把旧算盘，还有十来斤谷子，拿多少工分也没有现钱分，队长说话没人搭理了。何况，县里公社里年年组织到外地挖河，老百姓不肯去，上头派民兵来绑人，队长也得陪着，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骂，把人都得罪光了，谁还愿意揽这个差事啊。
要说难，难在穷上。打从1958年吃饱自产粮食，马坊村已连续21年吃国家统销粮。从1966年起，没有打过油。土改时从地主手里分得九头牛、两头驴，后来入了社，现在大队还是九头牛，不过有三头趴在地上总起不来，瘦得肋条骨挑着一张皮。村里孩子成天围着扔土块，嚷着要吃牛肉。1978年这个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7两，粮食亩产71斤。吃不饱饭，庄子也留下住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村里饿死11个人，为了破产度荒，后扒东屋。社员李德安在两年里先扒南屋，扒掉六间房，最后又出去要了三年饭，保住一家人性命。土地无人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没着落，来年冬春再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这是村里好事人编出的。
转折发生在寒冬里。秋播播不下去了，队里还有不到20斤孬谷子，拿什么去播种？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阵催着。国庆一过就下种，可一个月过去了，马坊地里还是白板一块。工作组要换队长，可全村中年人都轮着一遍当过队长了，谁也不肯出头。
一个老太太的下跪，使马坊人命运发生转机。选举会开到深夜，工作组长说队长选不出来不让回去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谁也不吭声。有人提出，“就像兄弟们一样，日子过不下去了，分家吧”，工作组长不吭声。鸡叫的时候，煤油灯芯跳，快灭了。一个姓王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工作组长面前说：“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说：“你把公社的脸往那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脸转过去了，老太太就是跪着不起来。她是村里辈分高的老人，整个会场开始骚动，有人站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愣了，也不敢发火，光吸烟，不吭声，猛地站起来，推门走了，工作组长脚跟着。有人喊“咋办”，组长甩下一句“看着办”，也走了。精明的会计一声喊，“他们不管，俺分队”。
事情快得出人意料，仅仅几分钟，两大姓就分成两个队。这时有人提出，一家亲戚也不要为早上工、晚下工的事吵了，索性分到底。人们为快要熄灭的灯加上油，也不嫌夜长，当下这十五户人家分成六个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弟兄组，有的单门独姓的，一家就是一组。大伙申明，以后是各家管各家了，自己种自己收，队里不管分配，可土地是国家的，皇粮国税还要交，明年秋上收公粮，按地敛，上河工按户摊。
马坊村中间有块空地，有块石碾摆在一侧，村里人都到这里来碾麦子。可现在没有粮食碾了，石碾子半塌，也没顾得修。他们村刚刚分开不到二十天，队长也找不到了，我拿着照相机在村里转悠，面对这面碾子沉思一会儿，把相机对准石碾子按下快门。一直陪着周主任笑道：“李记者，你成了安东尼奥尼啦。”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摄影记者，“文革”中到中国拍了揭露阴暗面的影片，在西方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面对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玩笑，我口说：“你们这里黑暗面太多，拍不过来。你说，村庄破墙像不像电影《地道战》上的镜头？如果拍解放前的电影片，到你们茌平来，准能行。”他不置可否地笑了起来。
听说84岁的王老太太就在队场东边的小屋，我走了过去。进门就有一股浓浓的霉味朝鼻子里窜，满屋子黑乎乎的，四壁空空，只有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家中，可也被烟熏得黑黑的，猛一看，竟发现不了。床上一张芦席，没有垫被，被子已说不出补了多少层，好像本来就是由无数补丁缀成的，黑黑的，补丁的红布与绿布也早已变成黑色了。旁人说，这“百补被”是大娘16岁陪嫁过来的，盖了68年啦。老太太不在家，到邻庄的闺女家换良种去了。
老太太没找到，我又回到村中心，拍下饲养员与生产队的牛，这是生产队最后的象征。
拍完照片，我便回济南过春节了，带回济南的是一篇内参稿，标题是“还是大队分小好”。
李锦向滕州农民捐赠“蹲点五十年”展览
1月19日，在滕州市鲍沟镇张埠村的杨华红色文化宣传中心建成。《九间棚精神调研展览馆》《李锦蹲点调研陈列馆》是这个农民办的红色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由180多幅图片组成。李锦来滕州采访50年，这是他对农村振兴的支持，也表达他从事农村调研50年的情结。（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
春节，滕州市鲍沟镇张埠村农民到展览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