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8年拍到2022年，拍了43个春节，反映了中国农村由贫穷到小康转变的历史进程。
改革初期，当记者时在农村采访中过了23个春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万元户的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乡镇企业的勃起，农村产业化的产生，民工潮的涌动……我有第一手的原始记录，而且是“第一时间”发现拍摄并向全国报道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用图文互补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中国农民是怎么过春节的，这43个春节有什么变化。对春节文化了解，不仅使人读史明智，知事明理，读图赏目，而且有开启思路之功效。
现在发表《中国农村40个春节》的前言。我从1988年至2004年是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看来照片还是越老越有味道。
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
——《中国农村40个春节》前言
1979年春节前，山东临朐李家庄团支部业务劳动收入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全村人都来看电视。（李锦摄）
这是一本以农民过春节的镜头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书。我是1971年4月在部队拿起照相机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专门跑农村。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便往农村跑，很多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后来拍得少些，但对中国农村的变化一直是关心的。每年春节， 我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专门下去看农民过春节。于是，便有了这本《过年：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看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显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角度。从1978 年到 2018 年，40个春节过去了。过去的40年，在中国历史上将被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留下来。改革开放，改掉什么？革掉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形态出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从春节里能看到什么？这些是我近来经常思索的问题。2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作《大转折的瞬间》。开头一句话是“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农民被认为是“历史的弃儿”。然而， 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蒋介石集团欺压和剥削农民、使农民吃不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把千千万万农民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将西方人认为的“弃儿”视为革命主力军，领导他们夺取政权。
邓小平则依靠和组织农民的力量，掀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农村过春节，使得我对改革开放有着异常清晰的感受。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民过春节的悲惨状况，一直印在我的心中。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拍的《饿昏的妇救会长》《年关》《等待救济粮》《养儿不如养鸡》《搬块石头当凳使》等，我亦感到眼眶发热，再次感受到那种严寒中的酷冷。
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农民过春节开始祭祖了。那时，家里兴挂马克思的画象。山东农民喜欢挂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李锦摄）
在过去的40年里我带着照相机，在黄河流域的乡村过了二十多个春节，在长江流域的乡村过了七八个春节，在珠江流域的乡村过了三四个春节，又在西藏高原过了几个春节，拍摄的多是农历二十三到正月初二发生的事，也有拍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因为要反映农村改革的过程，在“转折”部分，把时间延伸至秋后的政策兑现和第二年的春耕生产，跨度稍长些。
比如说，中国第一个用图片报道万元户的过程，“万元户的发现”在这里便有具体的记录。这本书中，最精彩的照片拍自1976年到1982年。不是说我的摄影技巧有多高，而是这五六年是中国农村变化最大的时期。在改革前，我们面对的是在整体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家庭是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国家种种调整与生产力实际状况严重不适应。政治上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
对“左” 的一套，农民深恶痛绝。他们反抗的办法是消极怠工，“干部打破钟， 社员不出工”。这种全国性的怠工，使得集体化的优越性很难发挥， 人民公社体制演变为僵死的形式，丧失了活力，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不久中国又一次农民革命爆发了，爆发的核心地带便是陈胜、吴广、刘邦、张角、李密、黄巢、宋江、朱元璋等发动起义的黄淮大平原的结合部。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方法近似历史上的“秘密结社”，开始也遇到强烈的反对与抵制。然而，开明而睿智的邓小平支持和引导了这场农民革命，使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以冲天的热情把力量投入到土地上，最终创造出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解决了20多年争来吵去、党内为此发生过多次严重斗争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几年，我一直在这场改革的核心地带奔走，耳闻目睹这场变革。在黄河岸边，我看到“土改” 时曾舞过龙灯的一帮老汉，在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舞起30年没有舞过的长龙，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心潮难平。
1979年，鲁西北茌平县杜郞口农民欢庆丰收。（李锦摄）
可以说，农村改革不仅挽救了农业，而且挽救了中国。作为一个血气方刚、以记录时代为使命的记者，我有幸生活在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且奔行的正是爆发“包产到户”首创之地，我把自己24岁至32岁的最好年华全部献给了这块土地与这场变革。我关心农村改革，关注每一次风云的变幻，感受时代浪潮而一次次感到惊心动魄，目睹那大喜大悲而一次次泪水洗面。
从历史的景深去测量，这场大转折发生在1977年至1984年。如果把焦点对得更实些，1977年至1978年当属酝酿与准备阶段，1979年至1981年为爆发与高潮形成阶段，1982年至 1984年则是改革的展开与普及阶段。而中间3年，是斗争最为激烈、也是决定局势的3年，金镂石镌的日子使人刻骨铭心，中国变化最大的是这一区域。在这期间，我每年都约有310天的时间在农村，先后去过鲁西北的800多个村庄，常骑自行车走村串户，在农家土炕上的报道亦被党中央总书记批示，拍摄的大批照片亦成为这次大转折的原始记录。我的镜头始终对准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是那些扛着锄头、赶着牛车、手上结着厚厚老茧的庄户人。他们爱什么，恨什么，怕什么， 盼求什么，我心中有底。不管是“大包干”发端于凤阳，还是乡镇企业起于苏南、胶东，抑或商品流通出现于鲁北，私营经济兴于温州， 农业产业化盛于潍坊，凡农村改革之首创，莫不先出于农民，后为高层认可，再通达于域中。
也正因为此，这本书中的显赫形象全部是普通农民，展示的是他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在农村改革中，每一个人生活的信息含量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将这些人最震撼人心灵的瞬间集中展示出来，使之内在的意蕴得以挥发，也许能显出伟大和深刻。春节是汉族的第一大节，是中国39个民族共同的节日，也是农村改革最为集中、农民情绪最为活跃、农村变化最为充分的时刻。开始领导总是鼓励年轻人下基层过年，人们下去一次要下很大决心。我是听话的，一到过年便下农村，后来我竟然连续搞了23年春节报道， 这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现象，当然这在新华社是创历史的纪录。
我发现， 春节文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直到宋元明清多种文化思想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才达到成熟和完善，构成了中国春节文化的完整结构体系。然而，历史向前走了。1985年春节，我在乡镇企业的发源地胶东牟平看见身着西装的农民方队在大街上游行，“农民万岁”的列车模型驶进县城……西装、汽车、军号、机器，都是西方传进来的， 而游行也已融入中国农民的春节生活中来了。在 2018年春节，我特意去了鲁、浙、粤、冀四省，发现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与共享单车， 迅猛进入农村，不光高铁的现代设备运用，无人机也进入农民家庭， 这些新时代的“四大发明”，为中国农民掌握和使用，表明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
1985年春节，山东牟平县宁海镇新牟里村农民穿西装游行，表达他们住楼房、用电器幸福生活的想望。（李锦摄）
农村那浓浓的年味总使人怀念，如同浓烈的酒味，那不是勾兑进去的，而是在酿造过程中自然发酵的。从镜头里可以看到过去40年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精神享受。从这些照片中， 既有祭神拜祖、舞龙灯、发压岁钱、写春联、拜年、看大戏、赶庙会等千年不变的民俗，又可以看到电视中春节晚会、手机拜年、上网拜年、旅游过年，这些完全是近40年间出现的新风俗，这些是前无古人的。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应是新潮流的最早发现者。
然而应景式的歌颂早已成为昨日昙花，从自然山野和河边活水呼吸那些新鲜的民间气息，却使我们受益终生。40年过去了，我没有白到世上走一趟，现在我可以说，改革为什么发生，怎么发生，改革到底带来什么，我手中的照片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文化是春节的“魂”。我想把这本书定位为春节文化，照片也是这么选出来的。春节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庆祝宇宙和万物生命诞生、追求人类共同的目标，共享美好新生活。春节，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个节日，一种文化。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生活的文化，后来赋予社会生活的内容。我一向认为中国有两种学问：一种是经过统治者认可的官府学问，例如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包括从欧洲来的种种主义；一种是老百姓创造并为老百姓所享有的民众学问，我们则称之为民间的学问，亦是民俗。而后一种学问，与官府认可的学问也常常是相通的，中国官方一直是尊重这种文化的，只有短暂“文革”的移风易俗破坏了这种文化。以至 1979年春节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责问“为什么春节不放假”，才使很多省陆续发出春节放假的文件，使得春节文化“死灰复燃”起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应当这样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是中国最大的春节，这本书中有十多幅照片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一个月拍摄的，茌平、莱州、费县、临朐的照片多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反映。而以后40年发生的种种变化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亦有着天然的联系，庆祝宇宙万物生命诞生、追求人类幸福生活的目标，这便是春节之魂，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魂。春节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这本书里，有母亲与儿子在一起过年的照片，《妈妈，儿子回来过年了》《回到母亲的炕头》等。这使我想起母亲，心中淤积的感情便想倾泻。我的母亲已经作古18年了，父母给我血肉之躯，那是人类数千年繁衍生息的遗传，而人类数千年繁衍遗传的文化则是我们精神生命的来源，春节便是这种精神遗传的重要象征。我们从小生活在这种精神氛围里，在这种氛围里生存与接受洗礼。
春节本身来自于农耕社会，来自于对自然规律的认可与尊崇，从夏历纪年的开端，出自阴阳和谐的哲学概念运用，祭神、拜祖、拜年是人神关系、人伦关系的重新确证，即对于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确证。春节也是一切开端的象征，春节的日常行为都具有象征性、仪式性。这本书的200多张照片里，是我们经历的200个场面，里面大概有200个故事，既可看到中国古老民俗在继承、发展，又可以看出新生命的诞生。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命运沉浮，看得见悲欢离合，看得出旧的历史是怎样退出舞台，新的历史是怎样走上舞台。春节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是反映民众心理的文化。深入进去，可能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些“核心机密”。精神信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看这些照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春节文化中除旧布新精神、团圆感恩精神、追求富贵吉祥的精神、和谐协同精神、人伦礼治精神以及休闲精神。这六种精神都贯穿着人的主体思想本质，表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一个民族的民俗，不仅仅是样式，还有着更深刻的生存意识积淀。春节意识的积淀有着四千年过程，春节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于当代社会人性价值观、情感价值观、伦理道德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 还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年轻人喜欢过圣诞节、情人节等， 其实，更多的是表现追新求异的一种心态罢了，等他们年纪稍长便会懂得要皈依春节文化。我在西藏生活过四年，觉得藏历新年与春节是相通的，我也在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侗族、壮族、哈尼族、基诺族、回族人生活的地方过了春节。
春节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熔炼出来的传统。例如，高跷、舞狮等百戏形式主要便是满清入关带给春节的。中国不是一元化宗教的民族，春节文化的根源，出于自然文化， 与道家文化有更深的联系，后来儒家把家族政治、社会政治的东西掺和进来了，佛家再把心性文化掺和进来。春节民俗像一条流动的河， 正因为流动着，正因为有许多支流，它才具有了生命的活力。春节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大的河流，它像中国老百姓心上的长江黄河，是任何其他民俗不可替代的。因此，读者可以从这些照片里感受到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感受到汉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农村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更有时代性，更有历史沧桑感。这使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当作史书来构思，因为这40年是要留给历史的，包括“非典”、金融危机、一带一路等重大事件亦有记录。当然我们生活中有些消极、保守的东西，例如迷信、吸毒与贩卖妇女等社会现象，我把镜头里的这些影像也留在这本书里。把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呈现在历史面前，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过去40年，中国农村经历了五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解决了农产品供给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第二次是打破流通机制，探索市场化改革；第三次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第四次是城乡统筹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变革；第五次是扶贫和现代化的农村振兴。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变化的焦点。回顾过去的40年，过年的程序就像古老而深沉的河流在记忆深处不断流淌，然而，叙述出来便变成黯淡无光了。语言总是肤浅无力， 而摄影的功能也是有限的。
真正触动人心的，是生活本身，是热气腾腾的春节文化，是中国农民的善良、勤劳与憨厚，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真挚追求和向往。历史滚滚向前，中国农村山河巨变。此书是农村改革40年历史的观照，是这一时期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者。愿人们记着这场历史大转折，记着推动这场转折的中国农民。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和家人在过去40年的影子。
1978年，一个老光棍汉的春节。穿的是政府救济的军大衣。（李锦摄）
1978年，莒南的高家柳沟村举行集体婚礼，发放毛泽东著作，唱《大海航行行靠舵手》，纸剪的红花。（李锦摄）
出席万人大会的，多数穿戴黄帽黄军装。（李锦摄）
1980年，商河春节的集市。（李锦摄）
邮局的人到集市服务，茌平县菜屯农民给城里亲人寄花生、红枣。那时，城里买不到。（李锦摄）
沂蒙山区村中待嫁的姑娘在春节早上围在一起。村里人说，这是给人看的。（李锦摄）
新女婿上门，组织一个车队。（李锦摄）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同意发展商品生产。齐河农民把一号文件的话写在标语上。（李锦摄）
1980年的江苏射阳县兴桥镇炸爆米花的村民。（李锦摄）
商河县的农村鼓子秧歌。（李锦摄）
过年了，江苏省射阳黄沙港家家船上都插上红旗。（李锦摄）
故事举例
妈妈，台湾的儿子回来了 1987年 济南
1987 年过年前，一位台湾老兵终于回来了。他经日本、中国香港，再回到济南槐荫区家中时，一进门就喊妈妈。他出去38 年了，是1949 年随国民党军队去的台湾。当他跨进家门时，女儿、儿媳和孙女一起喊：“妈”“奶奶”“姥姥”。可老太太没有答应，昏迷过去了。大儿子离家的时候，才 20 岁。从此天各一方，老太太这些年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到过年，老太太在饭桌上多放一双筷子，放上筷子就流泪。儿子出去，还不知受多少罪哩。
她是台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罪太多了， 可她不觉得苦，她没有流泪。可是一想起大儿子，就流泪，大儿子到台湾去， 过年能不能吃上水饺，娶了什么样的儿媳呀，她都睡不着。到了 1978 年 12 月，为地主富农摘帽子，老太太心里舒坦了。又过了几年，台湾的老兵可以回来探亲。老太太过了 80 岁了，越过越有精神了。可她看到人家儿子从台湾回来，自己的儿子怎么不回来呢？春节前几天，老太太总是想儿子，终于病倒了。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 她也不去医院，就是住在家里。他养了一群女儿，都出嫁了，女儿也当奶奶了， 他跟着小儿子过。大儿子回来了，大儿媳也跟着回来了。大儿媳脸圆圆的，颧骨高高的， 嘴唇厚厚的，一看就是南边的人。大儿媳还没与大姑子、妯娌打招呼，便弯腰喊“妈”，一口一个妈。
都是中国人，谁没有自己的妈，台湾的儿媳，在大陆有一个妈，可是妈听不见。大儿媳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金项链，戴在妈妈脖子上，妈妈还没有醒。这时候，一直伏在床边的小儿子连声喊：“妈，妈，妈妈，大哥回来了， 大哥从台湾回来了，大哥从台湾回来了和我们一起过年了，妈——”老太太仍未醒。这时大哥抬头看了小弟一眼，说了声：“弟弟，这些年难为你了，照顾咱妈活这么大年纪呀。”弟弟说：“妈妈总念着你呀，你怎么不早点回来，老人家等着你一起过年呢。”（《中国农村的40个春节》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全书由200个故事组成，一张照片一个故事，此为其中一个故事）（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
